外婆口述历史： 1950年，4个孩子的我想寻找出路

解放初期，我已经是4个孩子的母亲了。最小的不足周岁，最大的女儿才读2年级。
那时候，人们的知识比较匮乏，读过书的人很少，新中国的学校广泛面临着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一天，李集小学的校长专程到我家，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是否愿意走出家庭当教书先生。
说实话，自从婚后，除了要孩子，我还真的没考虑过自己将来是否去工作，更别提做个教师。人常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旧社会走过来的女人，只想着做好家务，带好孩子就行。
其次，我那时有点看不起教书的，觉得当先生很寒酸。那时，人们把教书先生和道士、兽医并列。“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后来的说法，我从私塾、小学、初中走过来，整个求学阶段都没感到做教师有多光荣。
所以，面对前来邀请我的那位校长，我以“孩子多、年龄小”为由，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
1950年，我们那“土改”开始。丈夫的亲娘和继母都被划为地主，一大呼啦的家业瞬间一无所有。佣人和丫鬟都获得了自由，回到了自己的家中。继母只剩下3间房屋，房顶还露着天。她后来又分得了八亩土地。这些土地都要靠着我们自己来耕种了。
我和丈夫从小读书，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从未看过耕种收打直至粮食归仓的生产过程，突然改变的生活方式让我们不知所措。怎样摆脱生活艰难的现状呢？思来想去，我俩想到了李集小学校长的邀请，决定利用自身的一技之长，去当教书先生。
丈夫放不下脸面，所以，我出面到区公所找干部联系工作。
一大早，我把自己从头到脚整理一番，尽力让自己不像个旧派的家庭妇女。经过多方询问，我终于找到了区长，说明来意，又介绍了我和丈夫的基本情况。我说：“我们在街上看到了招教书先生的布告，想参加地方的工作。我是1937年从徐州立达女中毕业的学生，丈夫是天津的学校毕业的。我们家虽然是地主，但我俩都不是家庭经济的支配者。如今解放了，听说需要有文化的人，俺俩想参加工作，当个教书先生，你看可管？”
听了我的介绍和要求条件，区长很客气地说：“你俩一回到家，我就知道了。没‘土改’前，我不好找你们，现在‘土改’了，每个人都要自食其力，靠着自己的双手劳动，养活自己，你俩愿意参加工作，我们欢迎！我不直接分管教育，你长找分管教育的张区员办理。”
我根据区长的指点，找到张区员。他听了我简单的介绍之后，让我和丈夫各写一份自传交给他。
回到家，我像参加科举考试那样，做好写自传的准备工作。我有一点小楷字的书写基础，为此，专门跑到街上买了一小瓶墨汁和一支小毛笔。先打了草稿，然后才点横撇捺、一笔一画地认认真真抄写完毕，递交给了张区员。
                
                
自传交上十几天不见动静，我有些着急，怀疑是不是受家庭问题的牵连，不批准我们的要求。我又去区公所找张区员，这次我态度明朗地告诉他：“如果你们不要俺俩，我可以到李集或者高楼，那儿都要我俩。”
现场除了张区员，还有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我的话刚一说完，那人马上说：“不能让他俩走！”
看那人表情，一脸严肃；听那人声音，斩钉截铁。
我的心里“咯噔”了一下，回想着这个人“不能让他俩走”的果断语气，心里直犯嘀咕。到底为什么？不让教就拉倒，话何必说得这么硬呢？怪不得多少天没动静呢！
我六神无主，怔怔地站在那里。还没回过神，那人又冒出下面的半句话：“俺这儿缺人！”
 “哎呀我的妈！”我惊叫了一声，话一出口，我自觉有点失态，马上恢复了平静。这个人真会调戏人的神经，太幽默了，一句话分两次说。他后半句说完，我悬着的心落到地上。
那时，所有能识几个字的人，只要想找工作，都十分容易。你想想，解放前，有几个穷人家的孩子上得起学？只因为知识分子奇缺，用人也不论成分好、成分孬，只要两厢情愿就行。
在李集，女儿的同学，一个姓张，一个姓李，都在学校读书。她们刚刚读到了五六年级，因为实在找不到教师了，政府动员她俩放弃学业，执鞭从教。张姓同学家也是地主，父亲还是被新政府镇压枪毙了的。
那时找工作，被人介绍的、毛遂自荐的、动员的，各种情况都有。在现场，干部问你有多高文化，认多少字，以后拿一份报纸念一段。不磕巴就行。像我和丈夫这样接受过正规教育的寥寥无几。
1952年春节刚过，张区员通知我俩到区公所，接受分配工作。他指着丈夫说：“你，到大刘山小学教书。”他又指着我说：“你到张庄小学。”
没有批文，没有文字通知，全凭张区员一张嘴，我俩走上了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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