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口述实录 | 那些年，士兵们在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身边贩卖违禁品

我丈夫投奔王懋功之后，在铁路西受训。受训结束，王懋功也调任镇江，担任着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
在王懋功的安排下，我丈夫也随之去了镇江，负责王懋功的安全保卫工作。我丈夫作为手枪队长，手下有二十名左右的队员。王懋功的行踪及个人生活，每时每刻他都要考虑周全。王懋功从早晨上班到晚上下班，从上车到下车，分分秒秒，我丈夫都按要求严格、谨慎地执行安保规定。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在镇江生活了一段时间的我丈夫把住处安排妥当，于腊月把俺娘四个从徐州接到了那里。听说大哥大嫂在镇江有了份不错的差事，我的两个小姑子也追到了那里，正好帮我带孩子。
镇江有名的街道叫大西路。大西路得名于1930年代，此前是一系列狭窄的街巷，从东至西的各段，原分别称为堰头街、小门口、老西门桥、西门大街（武宁街）和银山门。自1861年镇江开辟通商口岸以后，从镇江西门到镇江英租界之间的地段迅速形成繁盛的商业区。1936年，镇江作为当时的江苏省会，将该路拓宽改建成江苏省的第一条柏油马路，两旁栽植梧桐树，并统称为大西路。1937年11月，在中国抗日战争初期，镇江大西路两侧繁盛的商业区基本上被日军烧毁。战后，大西路仍为镇江、乃至全江苏省最繁华的商业街。省政府坐落在省府路。政府工作人员的家属大多住在政府大院的对面。家属院有二栋楼，我们一大家子住前栋一楼第一家。王懋功胞妹和我们紧邻，住第二家。
王的妹婿姓李，是个职员。我家楼上住着王懋功外婆家的侄孙陆英元。王懋功手下有保安队、手枪队，陆英元任保安队大队长。直上三楼是吴玉书，他的老婆是军事厅的，人称吴小姐。吴玉书是双沟有名店号“袁和祥”的后人，在王懋功那里任军需处处长的职务，人称他“吴军需”，等于现今的后勤部长。这些人都是日本乱时跑到铁路西投奔王懋功的。
王懋功家住在什么地方我不太清楚，好像离我们不远。王夫人从小在九顶长大，我们彼此都很熟悉。她经常到小姑子家串门走亲戚。她终究是农村地主出身，虽然使得起佣人，穿得起洋服，但是对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还没习惯，家里一切内务基本上都是自己做。每年四季，必须拆洗缝钉之类的大针线活都到我家请我大姑子帮忙，为表谢意，她常常送些衣料之类给我的姑子们。
在镇江近三年时间，我只做个全职的“太太”，很少出门。生活中的重要物品，如柴米面油之类，都是兵送来，因此，对镇江的习俗了解甚少。只记得镇江市民非常会过日子，每个人上街买菜都拎个竹篮，篮里放着一杆小秤。卖菜的骗不了他们斤两。
1946年农历四月初八深夜，省政府及家属大院都沉寂在宁静之中，这段时间一般都是戒严时刻。我忽然感到肚子疼痛。见红后，腹痛一阵强过一阵，这是分娩的前兆。
晚饭前还没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没有去医院待产。这会到处戒严，也不便外出。我已生过三个孩子，对生产过程和婴儿落地的处理方法也基本掌握，所以，我决定在家分娩。
那时，我们家由于孩子多，常备日常用药，消毒水之类是不断的。丈夫根据我的安排，把剪刀用消毒水擦了一遍又一遍，等待着孩子的出生，他担当着助产士的角色。
凌晨，三儿安全出生。一阵婴儿啼哭声吵醒了楼上的吴小姐。她从窗口伸头询问：“队长，你生个什么孩？”我丈夫说：“又是带蛋的。”
二年多的时间里，我丈夫工作认认真真，从未出过差错。一个偶然又必然的事件，让他失去了饭碗。
1948年春假，手枪队和所有部门一样放假。士兵平时紧张，此时全身放松，尽情享受假日生活。那时士兵们娱乐方式少，几个兵玩起了推牌九。不玩钱不刺激，士兵每月的薪水不断，积累起来也很可观。先是小打小敲地赌，后来越赌越大，越赌越来劲，最后有的人竟输光兜里的钱。赢钱的见好就收，输钱的输红了眼，不服气，不让赢家走。输赢两家吵了起来。赢家讽刺输家：“不服气？就你那两票子还要跟我拼？钱呢？拿钱来，我就和你来！”
输家从内衣掏出一块东西，“啪”一声放到桌上，问对方：“这个行吗？”
烟土。
无论哪路军，这都是违禁品。老百姓有它是犯法，何况是当兵的呢？不知谁把此事报告到王懋功那里，并说队长也贩烟土。
王懋功把我丈夫叫到跟前，质问他手枪队员身存烟土的事，又问他是不是自己也贩卖。在王懋功跟前，我丈夫如实交代了士兵和自己贩卖烟土的事实，不过，他说自己是偶尔贩卖以贴补家庭生活。
贩卖烟土，手枪队长带头违法，真正的屋里起火。王懋功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但鉴于我丈夫是夫人娘家人，只是把他撤了职，没追究责任。
事后，我丈夫对我说，当时，一大屯粮食也不值一碗烟土值钱，所以，只要有点钱的都贩。钱少的一两一两贩，钱多的一碗一碗贩（有大碗，有小碗）。我丈夫说，我们都是小进小出，有的人是大进大出——铁桶上打上“江苏省政府”的封条，谁知道那里边是什么，谁敢查？
任他怎么说，高官是否贩卖烟土，没人知道真相。
队长干不成了，我带着四个孩子仍住在家属大院，我丈夫以回家安排全家迁回的名义回到老家，身上又带上了烟土。
在老家，他见到同学，告诉他这几年干了什么，及回来的原因。谈话的时候，同学的老婆及弟弟在场。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席话后，同学的老婆记在心里。我丈夫刚到徐州，烟土还未出手，再次被抓。
我丈夫被抓住后被关在徐州。他告诉抓他的人，徐州市有自己的一个四姑在某街道居住，请他们去报个信。
四姑听说侄子被捉，急得团团转，彻夜不眠。毕竟她在徐州呆的时间长，不久，她了解到徐州负责关押事项的人叫方先觉，便千方百计想从这里找突破口。四姑娘把情况又告诉了出嫁在褚兰的大姐，大姑的女婿还是什么人认识方先觉。几经周折，货物充公，我丈夫被释放回家。
事发一段时间后，我丈夫见到了同学的弟弟，他告诉我丈夫，徐州一事是他嫂子告的密。到死，我丈夫都捉摸不透同学的老婆为什么要告他。
1946年春末，我们一家从镇江回到双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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