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消失！？——王汎森北大第四场讲座速记

                
                
                
                
                
                
今天是王汎森院士在北大系列讲座的最后一场，名为《人的消失！？——二十世纪西方史学的一种反思》。作为压轴演出，下午除了余英时的三大弟子聚首二体地下报告厅外，中古史中心的老师们也几乎全来了，的确是阵容庞大。
主持人陆扬教授先做开场白。云中君说自己1991年刚到普林斯顿，9月16日那天新生注册时，即将从余门博士毕业的师兄王汎森，特地来看望两位从大陆考到东亚系的学生（“龙虎榜”）。陆扬说，自己其实当天并未注意到王汎森，直到入学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看书，每次看到王汎森时，他身边都围了一群人，才知道这位师兄并非凡人。
讲座正式开始，王汎森开场便说，历史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从中得到勇气与智慧。《人的消失？！》这一题目，其实来自史语所每年举办的历史研习营的一场开幕演讲，主要回顾20世纪的历史研究中，对非个人性力量的发现。
中国传统史学中，“人”的角色与分量太重。有海外汉学家言，中国传统史学就像格子一样，是本纪、列传等门类先定，再将材料放在里面；西方史学则如河流，以事为主。所以梁启超在20世纪初的《新史学》等著作指出，传统史学太注重个人传记，新史学则应该写社会，写“群”。但他在后来修正了看法，认为中国历史中确实有“首出”的人物，比如王阳明，这类人掀起的风是可以直接影响于整个社会的。1940年以后中国历史研究的主流就是考证，以问题为本位，致力于重建历史。其代表人物傅斯年指出，要把仁义道德从历史中赶出去，即英国历史学家所说的taking mind out of history。
而左翼史学对于群体，对“人民群众对于历史的决定性作用”的强调，比胡适、傅斯年等人更加激进。在《史学要论》里，李大钊认为思想的变迁其实是从物质基础的变化开始的，但他也认为，过于抹杀个人也要不得。王汎森讲了左翼史学一个更有趣的例子，就是柳亚子曾动员恽代英（黄埔军校的学生）刺杀蒋介石，但恽代英的回复却是：马克思主义者不相信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杀了一个蒋介石，自然会有其他人冒出来，所以没有任何作用。但王汎森说自己不相信这点，比如蒋经国晚年有两个继承者（案：应该是指孙运璇与李登辉）可选，最后谁继位为总统，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钱穆的史学思想，受梁启超影响很大。钱穆认为历史上有种人会形成一种“潜势力”，比如孔子在《左传》里只有几句话，但对后来的历史影响却很大；管宁只做了两件事，逃跑和隐居，但却极大塑造了后世士大夫的精神气质。而且有时候失败的人，会比成功的更人有影响，比如文天祥。如果单纯用“事”作为历史本位的话，那么这些没有做成事情的人、这些小人物就没有价值了，但明显事实并非如此。钱穆的这个观点，暗中在批评胡适、傅斯年、史语所、左派史学过度重“物”而忽略“人”的倾向。
1950年代以后，西方史学有几个大潮流：一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回潮，二是社会经济史的兴起，一是由下而上的历史（案：即Eric Hobsbawm所说的history from below）的提出，其共同特征都是“人”的消失。结构主义认为，事情生成有其规律，它不受人的干预，是先于个人存在的。福柯在《知识考古学》的写法，就是非常结构性的，他认为继十九世纪“上帝已死”后，二十世纪“人”也死了。而以Fernand Braudel为代表的年鉴学派，亦深受法国结构主义的影响，认为人和事件只是浮在历史表层的泡沫，强大的是经济等长期性力量。
但后来西方思想中又生出不少反动，比如Richard Rorty曾编过一本《语言的转向》，认为语言这种结构性的力量，才是影响历史的关键。William H. Sewell承认事物有结构，但认为即使这样，人还是能通过结构产生作用，这就是对于“人”的重新肯定。由一批意大利史学家发起的“微观史学”，更是强调个人的重要性，他们认为，二十世纪史学的出发点，本来是反对没有历史的人（people without history），即为那些被传统历史忽略的人发声，但发展到最后的结果，却变成了没有人的历史（history without people）。
王汎森总结道，我们今天讨论历史，不能假装二十世纪西方史学的争论没有发生过。比如皮凯迪去年出过一本非常畅销的的《21世纪资本论》，其实其方法深受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因为书中出现了大量反应几个世纪经济变迁的图标。所以我们今天做历史研究，一方面不能忽略结构的影响，但另一方面必需把人带回来。不能把历史描述得像一场只有球在跑，没有人再踢的足球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