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沃什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我的诗始终是清醒的

一、逃离泥淖
             今天我出现在这一讲坛上———这项事实足以证明某些人士所赞颂的“神赐的人生变幻万端，又是不可捉摸”的话。在学生时代，我曾经阅读过当时在波兰出版的一套题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全集》的丛书，那时，我总以为这些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都是大作家———也就是说：写大部头散文体作品的人。甚至当我知道了在获奖者中间也有诗人之后，我还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摆脱不了那种看法。到了1930年，当我在自己求学的那所大学的校刊《维尔诺母校》上发表自己最早期的一些诗作时，我根本就不想要获得作家的封号。后来，隔了很长一段时间，我选择了孤独，并投身于一种奇特的行业———那便是：住在法国或美国，而却用波兰语写诗。我希望借此来保持这样一个理想的形象：身为一名诗人，我若想要博得声名的话，也只愿扬名于我出生的村落。
　　　　在我小时候所读过的诺贝尔得主文集中，有一位———我相信———对于我的诗观有着相当大的影响，那便是拉格洛夫。她的《尼尔斯奇遇记》———我所钟爱的一本书——— 剖析书中的主角扮演着双重角色。他翱翔在空中，从高处俯视地球，不过，确实一滴不漏地观看着。这种双重的视野或许是诗人职业的一个隐喻。此外，我还从一首拉丁文的颂歌里找到了一个类似的隐喻。那首诗出自17世纪诗人沙别乌斯基之手。这位以“卡西密尔”笔名享誉全欧洲的诗人，曾经在我就读的大学里讲授诗学。在那首颂歌里，他骑着天马描绘他的旅行，从维尔诺飞往安特卫普，去拜访他的诗友。和尼尔斯一样，他也俯视着身下的河川、湖泊、森林。他一方面从远处看，一方面却又看得具体仔细。这包含了诗人的两个特性：“不停地看”及“把所看到一切写下来”。然而，认为写诗即是“观看与描述”的人，应该要知道自己会和现代派发生龃龉———因为现代派对于探讨“诗的语言”的各种理论极为热衷。
　　　　每一位诗人都必须依赖曾经用他的母语从事写作的先人，以继承他们苦心发展起来的文体与形式。可是，他却又觉得这些旧有的表达方式无法充分表现自己的经历。在顺应这些表达方式时，他会听到一种内在的声音，警告他不得掩饰和伪装。可是，在反叛这些表达方式时，他却又落入对同代人、先锋派的依赖中。唉，他只要出版过一本诗集，便会发现自己困在泥淖中。因为，甚至在油墨尚未干透之前，那部在他看来最具个性的作品，似乎已经和别人的风格缠绕在一起了。于是，一种遗憾油然而生。对付这种遗憾的惟一办法，便是继续探索，然后推出另一本新书。然而，旧事却会一再重演，因此这场“追逐”也就永无止境。而他很可能就是在为了摆脱前人所完成的一切而不断地前进，并像蛇蜕皮般留下一些书之后，获得了诺贝尔奖。
　　　　究竟是什么样神秘的冲动迫使一个人不断逃离前人已经达成的事物呢？我认为这种冲动便是对现实的探求。我赋予“现实”这个词以一种质朴而严肃的涵义，一种与最近几个世纪以来的哲学争辩毫无关联的涵义。这个现实便是尼尔斯从公鹅背上，同时也是那首拉丁文颂歌的作者从天马背上俯视所看到的那个地球。无疑地，那个地球是“自在”的，她的财富绝不会因为任何的描述而稍有减损。我下这样一个断语，是表示我要先否定掉今天大家经常听到的问题：“何谓现实？”因为这个问题近似柏拉图的那个问题：“何谓真理？”在我们的日常所用的反义词中，生与死的对抗性若是有很重要的地位的话，则真与假、现实与虚幻的对抗性也应是同等重要的。
二、矛盾与背叛
            西蒙娜·薇依————从她的作品中我获益良多———曾说：“距离是美的灵魂。”不过，有时候保持距离几乎是不可能的。我是一名“欧洲之子”，一如我的一首诗的题目所承认的，但那是一种尖刻、讥嘲的承认。我另外还写过一本自传性的书，法译本的名字叫《另一个欧洲》。无可置疑地，确实是有两个欧洲同时存在着，而我们，第二个欧洲的居民，则碰巧注定要沦入20世纪的“黑暗之心”。我不懂得怎么以泛论的方式来谈诗，我在讨论诗时，总是要把诗和特定的时间、地理环境结合起来。从某一角度来看，对于那些在制造死亡的能力上超过一切天灾的事件，我们虽然辨认得出它们的轮廓，可是，诗———不管是我写的，或是我的同时代人写的，不管是继承者的风格，或是先锋派的风格———都不想讨论那些灾难。我们像盲人般摸索前进，同时，暴露在现代人用来自欺的种种诱惑之下。
          现实与幻觉是不很容易辨别的，对于生活在一个大变动时期的人而言，尤为困难。这个大变动起始于两个世纪之前，起始于欧亚大陆西部的一个小半岛上，而在一个人的有生之年内便扩散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使得全人类一致崇拜科技。在欧洲的某些地区，要抗拒知识上的多重诱惑，是格外困难的。理由是：在那些地区曾因醉心于一种与“支配大自然”的理念颇为近似的堕落理念，也就是“支配人”的理念，而引发了一阵阵猛烈的革命和战争，摧毁了数百万生灵的肉体和精神。如今，这些理念都是以最具体的面貌展现在我们面前，然而，我们最宝贵的收获，却很可能不是对这些理念的了解，而是对某些事物的尊重和感激，因为那些事物卫护着我们，使我们免于内在的崩解，免于向暴政屈服。正因为这个理由，某些生活方式、某些制度成了邪恶势力猛烈攻击的对象。而受攻击最厉害的乃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有机地由家庭、宗教、群居生活、共同遗产等所维系着。换句话说，一切无秩序、不合逻辑的人性，经常因为其偏狭的执着与忠诚而被认为是可笑的。在许多国家，传统的伦纲不曾遭到破坏，于是，那些国家的国民就在不知不觉中与传统逐渐分离，在某些地区，情况却不相同。在那些地区，就在情况高度危急之际，这些人际间有机关系的价值，一种卫护性的、蕴含生机的价值，突然涌现了。我的祖国便是如此，因此，我深觉自己应该在此谈谈我个人及我那些住在“另一个欧洲”里的友人，究竟获得怎样的赠礼，同时，我也应该在此高声表达我的谢意。
　　　　能够诞生在一个大自然待人十分宽厚、多种语言与宗教并存了数世纪之久的小国，实在是很幸福的。我一直惦念着立陶宛，一个谜与诗的国家。我家在16世纪便已经说波兰话了，正如芬兰有许多家庭说瑞典话，爱尔兰有许多家庭说英语一样。因此，我是一名波兰诗人，而非一名立陶宛诗人。可是，立陶宛的景观却不曾忘我而去。立陶宛的精神或许也不曾拒绝我。能够在孩提时代听到用拉丁文念的祈祷辞、能够在中学时代翻译奥维德的作品，能够在罗马公教的宗义学及论辩术等方面获得良好的训练，实在是很幸福的。能够在命运的安排下，在一个像维尔诺一样的城市里接受小学、中学以及大学的教育，实在是一种莫大的福气。那是一座奇异的都市，遍布巴洛克建筑，同时也是一座古老的城市，历史刻勒在每一块石块上。一个拥有40座罗马公教教堂及许多犹太教会堂的城市，在当时，被犹太人称为“北方的耶路撒冷”。直到前往美国教书之后，我才充分了解到自己从维尔诺大学的厚情，从牢记在脑海里中的罗马法条文，以及从古老波兰的历史与文学中，汲取了多少东西。最后那两项常叫美国青年感到惊愕，由于它们所包含的特质：一种彻底的无政府主义、一种可使激烈的争吵瓦解于无形的幽默、一种有机的社会观、一种对任何极权的不信任。
　　　　在这样一个世界里长大的诗人，应该是一名通过冥思来探求现实的人。古老的秩序对他而言应该是很熟悉的：教堂钟声、远离于他人的压力与永不厌倦的欲望、修道院密室的宁静。摆在书桌上的书，必定是在探讨神造之物最难解的特征，即：存在。可是，突然间，这一切都被摧毁了，被那已经具有嗜血神之特性的历史的凶狂作为所摧毁。就在世人从高处向下俯视时，地球从深渊中大声喊叫。不错，它不允许任人俯视它。于是，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出现了。它确是一个无比真实的矛盾，不管我们怎么看待它。它日日夜夜不让内心获得安宁。它是“存在”与“行动”之间的矛盾。而从另一个层次来讲，则是“艺术”与“融于他人”之间的矛盾。现实需要被命名，需要形诸文字，却不可承受。若是触及现实，凑近现实，诗人的口恐怕连约伯的抱怨都发不出：与行动相比，一切艺术皆一无所是。不过，要想掌握现实的原貌，要想保持它固有的善与恶、绝望与希望的交缠，惟一的方法就是保持距离，也就是翱翔于现实之上。可是，这种做法却又像是一种道德上的背叛了。
　　　　这个矛盾包藏在20世纪所产生的冲突的核心中，而被诗人———属于这个为灭种罪行所玷污的地球诗人———所发现。诗人中的一位———他写过一些诗用以作为一种纪念、一种见证———他的思想究竟是什么呢？他认为，它们是一种痛苦矛盾下的产物。他非常希望自己有能力解开它，而无须去描写它。
三、记忆的坠毁与复原
　　　　但丁一直是所有流亡诗人的神圣守护者。流亡诗人永远只有在记忆中回到他们的市镇和乡村。但在今天，佛罗伦萨的数目实在是太多了！当今诗人之所以会流亡，乃是起源于最近一项发现：谁掌握了权力，谁就可以控制语言。不单是靠检查制度的恐吓，同时也靠改变文字的涵义。而这种情况所以会发生，是因为这样一种特定的现象：被囚禁的人们会养成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若现实未得命名的话，那现实即不存在。有些理论认为：文学即作品，认为语言会自己生长。这些理论和集权国家的成长之间，暗中似乎有着某种关系。总之，国家没有必要禁止某种“实验性”的诗及散文的创作活动，只要这些作品是出自一种自发的体系，只要它们不跨出自己的领域。要是我们认定，诗人必须不断地试着挣脱他那借用来探索现实的风格，那么，这种诗人就真的有危险了。在一个房间里，要是所有人都彼此心照不宣不说真话了，则一句真话就会如枪声一般。可是，想要把话大声说出来的诱惑，会变成一个萦绕心头、挥之不去的东西，使人再无心思去想其他任何事情。而这正是诗人会选择内在或外在流亡的原因。然而，他是否完全是出乎他对真实性的关切，则无法断定。他也有可能渴望要摆脱它，然后在别处，在外国、在海的彼岸，暂时重拾他真正的职责：思索存在。
　　　　这项期待是虚幻的，因为那些来自“另一个欧洲”的人，不管在哪里找到自己，总是很注意他们的经验使他们和新环境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而这往往很可能会造成一个新的意识。我们这个由于大众传播媒介不断急剧增加而变得一年小似一年的星球，正在经历着一个无法界定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特点乃是拒绝记忆。确实，过去的文盲，在当时占人类的多数，对于自己的国家、自己文明的历史几乎一无所知。而现代文盲，他们会读会写，甚至于还有在大、中、小学执教的，认为历史虽然隐约存在着，但却混乱不堪。莫里哀变成和拿破仑同时代，伏尔泰则与列宁同时代了。
　　　　另外，由于过去几十年间所发生旳事件实在是太重要了，所以不知道这些事件，对于人类的未来简直就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这些事件过去了，变得模糊不请，失去了连贯性，就好像尼采所预测的欧洲的虚无主义，真的已经实现似的。“一位虚无主义者的眼睛，”他在1887年写道，“不忠于他的记忆：他听任记忆坠地、落弃......他不肯为自己去做的，自然也不肯为人类的整个过去去做。他听任它坠地凋落。”
　　　　今天，我们四周充斥着关于过去的种种杜撰，种种违背常识、违背基本善恶观的杜撰。正如《洛杉矶时报》最近所报道的：在用各种文字写成的书中，有百余部否认曾经发生过的“浩劫”，并宣称它是犹太宣传机构捏造出来的。人既然有可能丧心病狂到这样的地步，那么，永久丧失记忆怎么会是不可能的呢？它所包藏的危险，岂不是要比“基因工程”或污染自然环境要更加严重吗？
　　　　对另一个欧洲的诗人而言，“浩劫”（Holocaust)一词所代表的那些事件，便是现实。在时间上实在是太接近了，所以，他们根本就不敢希望摆脱对那些事件的记忆，除非去翻译大卫王的“诗篇”或许还可求得一时的摆脱。然而，人们不断地修改“浩劫”一词的涵义，好使它渐渐地完全只隶属于犹太人的历史，仿佛“浩劫”的受害者当中并不包括好几百万名波兰人、俄国人、乌克兰人及其他国籍的战俘似的。这时，诗人会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焦虑。他们所以会感到焦虑，是因为这件事情给了他们一种对不久将来的预感：到了那个时候，历史将会缩小到只变成在电视机上出现过的东西。至于事情的真相则会因为过于复杂，所以就算没有完全被销毁，也会被埋葬在档案间里。再加上其他的一些事实，一些对他而言是无比接近、但对西方而言却很遥远的一些事实，使诗人更加相信威尔斯在“时间机器”中描绘的场景，地球上居住着一个叫做“白日之子”的部族，他们无忧无虑，没有记忆，因而也就没有历史。在遭到地下洞穴中的居民———食人肉的“黑夜之子”时，也就没有了抵抗。
　　　　我们正随着科技发展而迈进，我们知道，这个星球正在逐渐步向统一化。不错，我们应当牢记国际联盟及联合国的创立日期，但是很不幸，和另一个日期相比之下，这两个日期却顿时失去了意义。另外那个日期，虽然新生的一代几乎完全不知道，却是我们应该每年加以纪念、哀思的日子。那个日期便是1939年的8月23日。那天，两个独裁者达成协议，并签订了一项密约。他们依照那份密约，瓜分了他们的邻国，一些拥有自己的首都、自己的政府及自己的国会的国家。那个密约不仅引发了一场可怕的战争，同时更重新树立了殖民的原则。这种原则使这些国家变得和牛羊无异，任人宰割，完全听凭它们主子的意愿。它们的国界，它们的主教，它们的护照，全都消失了。而更令人震惊的是：今天，世人在谈论40多年前独裁者的行为时，竟然都是用交头接耳、惟恐第三者听到的方式！
　　　　从未有人表示忏悔、从未公开地加以谴责这些违反人权的罪行，实为一种使国与国之间永无和睦相处可能的毒药。在几本波兰诗选集中，都收录有我的两位亡友塞比拉及匹沃瓦的作品，并附注了他们两人去世的时间：1940年。但没有把他们的死因写出来，实在是一件荒谬的事情。他们是怎么死的，每个波兰人都知道：他们那几千名波兰军官，被希特勒的同谋们解除武装并囚禁，长眠于一座集体坟场中（译注：指卡廷大屠杀）。西方的年轻一代就算读过历史的话，他们会不会知道1944年在华沙，在那个被两名狂凶宣判为该当灭绝的城市，有20万人被屠杀呢？
           那两个独裁者都已经不在了。然而,他们的影响是否如他们的军队那样溃败了呢？不管“大西洋宪章”上面怎么讲，把欧洲分割成两半的这种做法，却明确地肯定了殖民的原则：国家即使不是纸牌游戏或投骰子中的筹码，也是一种交易品。波罗的海三个小国家在联合国里没有席位的事实，可用来提醒我们永远记住两个独裁者的遗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那三个国家都是国际联盟的会员国，可因为1939年的那份密约，它们都从欧洲地图上消失了。
　　　　希望诸位原谅我在此像揭伤疤般披露我的记忆。这个题材和我对“现实”一词的探索，并非毫无关系。“现实”一词虽常遭误用，却永远是值得尊重的。民族的苦难、比修昔底德著作中的条约还诡诈的密约、枫叶的形状、海上的日升日落、因果之大网———不管我们称它们为自然还是历史———都指向另一种隐藏的现实。这种现实发挥着强大吸引力，驱动着一切艺术及科学，却难以理解。有些时候，我似乎觉得自己了解那些落在“另一个欧洲”国家头上的苦难究竟代表什么，那便是：在“这一个欧洲”及美洲所拥有的记忆一代少似一代的时刻，它们必须负起记忆的责任。
　　　　可是没有一种记忆比受创伤的记忆还要深刻。至少，《圣经》上是这样教诲我们的———那是一本记载以色列苦难的书。这本书有很长一段时间使欧洲诸国怀有一种“连续感”。不要把这个“连续感”和目前较为风行的一个字眼“历史性”混为一谈。
　　　　在异国居留了三十年之后，我发觉自己要比西方的同行，不管是作家还是文学教师，都要来得更有利。因为不管是最近的或是很久以前的事件，都是以一种鲜明的、精确的形式，呈现在我的脑海中。西方读者在接触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的诗、小说或电影时，可能会在目睹一场创作者与检查机构间的长期较量时，直觉地涌现一种同样鲜明的意识。因此记忆是我们的力量。在它的庇护下，我们的语言才终于没有像找不到树和墙可资攀附的常春藤一样地自己纠缠在一起。
　　　　几分钟前，我说过我渴望解决一个矛盾———“诗人对距离的需求”与“融于他人”之间的矛盾。然而，如果我们把“翱翔于地球之上”看作是诗人职业的一种隐喻的话，那么，就不难看出：就是在诗人比较不受历史羁绊的时代中，这种矛盾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谁能一面翱翔于地球之上，一面又事无巨细地进行观察呢？不过，由于时间的流逝可以产生一种距离，所以我们毕竟还是有可能从对立两者的摇晃不定中获得某种平衡。“看”不仅是指观察眼前的事物，它也可用来指保存在记忆之中。“看与描述”也可用来指“在想象中重组”。由时间的神秘所造成的距离，必然不会使事件、景观、人物变成一团团渐淡的影子。相反，它可以极为清晰地将它们显示出来，使每一个事件、每一个日期都变得有意义，且永远不断地提醒读者，人的邪恶与伟大。活着的人获得了永远沉默的人的授权。他们想要完成他们的责任，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尽力将事物正确地恢复原状，尽力将过去与虚构、传说分开来。
　　　　就这样，两个地球——— 一个在永恒的现在被诗人俯视，一个在复原后的时间里长存，都可作为诗的材料。
　　　　
四、新世纪的耳语
           我不希望让各位觉得，我思想偏向过去，因为这是一种不正确的印象。我和同时代的每个人一样，感觉到绝望、迫在眉睫的大祸即将临头。同时，我也和他们一样，谴责自己向一种虚无的诱惑屈服。然而，我相信我的诗始终是清醒的，而且在一个黑暗的时代中表达出一种对和平与正义王国的渴盼。在此我应当提及一位教我不可绝望的人的名字。我们不仅从各自的故土———它的湖泊山川，它的传统———获得灵感，同时也从它的人民中获得丰富的馈赠，尤其是一位在少年时代遭遇到极不平凡的人。我很幸运地能被我的亲戚，一位巴黎的隐士与梦想家奥斯卡·米沃什视同己出。要了解他何以成为一名法国诗人，则必须知道一个复杂的故事———关于一个家族及一个一度被称为立陶宛大公国的国家。不过，近期内巴黎的报纸上很可能会出现嗟叹的文字，惋惜一项无上的国际性殊荣未能提早半个世纪颁给一位与我同姓的诗人。
　　　　我从他那儿学到很多，他使我深刻了解了宗教旧约，并教诲我：在心智活动方面，要追求一种严谨律己的体系。这种活动自然也包括与艺术有关的一切。在艺术方面，他认为最不可宽容的一种罪孽乃是将二流的东西与一流的作品混为一谈。但在洗耳恭听时，我基本上还是把他看作是一名爱世人的先知。他说过，“旧的爱已被怜悯、寂寞和愤怒磨蚀殆尽”。因而他力图向这个冲向大灾祸的病狂世界发出警告。我从他那得知，大祸已近在咫尺，另外还听说，他所预测的大祸只不过是一台大戏中的一部分。
　　　　18世纪科学之进步造成一种天崩地裂的后果。关于这一点，他看出较深的原因，和比他更早的威廉布莱克一样，他宣称：一个想象力的新时代、一个第二次文艺复兴时代已经来到。但是，这一想象力如今已遭污染，而污染它的是某种形态的科学知识。不过他相信，并非所有的科学知识，更非未来的人们所要发现的科学。我多大程度上转述了他的预测，这并不要紧，只要掌握住一般性的趋向就够了。
　　　　奥斯卡·米沃什和威廉·布莱克一样，都是从斯威登堡的著作里汲取灵感。斯威登堡是科学家，他比任何人都早看出，隐藏在牛顿宇宙模型后的人的挫败。由于这位亲戚，我成了斯威登堡的忠实读者———我不是以浪漫时期的通常所见的方式去解释他。当时，我绝没想到我会在一种像这样的场合中，首次访问他的祖国。
　　　　我们的世纪已逐渐接近尾声，但是由于上述的那些影响，我不敢诅咒它，因为它同时也是个信心与希望的世纪。一种巨变正在进行中，不时以一种激起普遍惊愕的现象显现出来。这一巨变，我们不甚了解，因为我们是它的一部分。那一巨变，我在此借用奥斯卡·米沃什的话，与“比以往更鲜活、更颤悸、更痛苦的受难民众的最深秘密”有关。他们的秘密，一种对于真正价值的隐约需求，找不到确切的语言可以表达。因此，这方面不仅大众传播，就连知识分子都负有很重的责任。
　　　　不过，巨变持续不断地进行着，使种种短期性的预测归于落空。而我们的时代，虽然充满了恐怖和危险，却很可能会被判定是人类获得一种新的事情之前必经的一个阵痛阶段。然后将会出现一个新的价值系统。而我相信，我以恭顺的态度加以研读的作家西蒙娜·薇依和奥斯卡·米沃什将会获得他们应得的地位，我觉得我们应该公开承认我们对某些名字的倾慕，因为这么做将比宣布一些我们会强烈反对的名字，更可以使我们深深了解自己的处境！那虽然是诗人职业性的坏习惯，但在这次演讲中，至少我已清楚地表达了赞成什么人、反对什么人。因为我们全体，不管是演讲者还是在座的听众，都不过是过去与未来长链之间的一环而已。
建钢、宋喜、金一伟译，我据英语原文对译文略有改动。
原文及诗人本人演讲录音请看：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literature/laureates/1980/milosz-lecture.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