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沃什传》第七十五章——“这顶王冠总滑落到我两耳上”
以下译自Andrzej Franaszek《米沃什传》的英译本(Aleksandra和Michael Parker编译),非全译本。对照这一章发现,中译本也有很多删减(环境使然吧)。特译来供参考。
在伯克利,米沃什有时会给朋友看一幅华沙报纸上的三格漫画:第一格,一男子边走边读一本书,另一阴险的人影在角落窥视;中间一格,隐藏的人物从影子中跳出,从背后捅了行走的男子一刀;最后一格,凶手读着偷来的书,从流血的尸体旁走过,书的封面清晰可见:“米沃什诗集”。展示这件小物件时,这位诗人会发出独特的笑声,笑声中既有怀疑,又有无可否认的开心。——罗伯特·平斯基(Robert Pinsky)
要了解波兰在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使米沃什得以重返波兰,并随后导致苏联在中东欧大部分地区的霸权瓦解——可以从1970年12月12日星期六这个合适的时间点开始。当天,华沙国营广播电台宣布,圣诞节前一周食品价格将大幅上涨:“面粉上涨16%,食糖上涨14%,肉类上涨 17%。”12月14日星期一,格但斯克的列宁造船厂约三千名工人前往党的总部,要求取消涨价计划。那里的一名低级官员命令他们返回工作岗位,随后市内爆发了大规模骚乱,连当地警察都无法应对。次日,即12月15日星期二,骚乱愈演愈烈,党部大楼和格但斯克火车站都被焚毁。邻近的格丁尼亚港也爆发了示威活动,抗议活动开始蔓延到全国各地。
得知这些事态发展,以及格但斯克造船厂工人要求在12月16日星期三举行总罢工的消息后,波兰执政党即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认为,是时候结束他认为是“反革命”的活动了。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警察和军队奉命向抗议者开火,他们也照做了。在格但斯克和格丁尼亚的街道上,究竟有多少人丧生,现在已无从考证,因为那些要对国家授权的屠杀负责的人,通常会在夜间秘密掩埋死者,以掩盖证据。
在随后的岁月里,当局越是试图压制对十二月殉难者的悼念,沿岸地区的人民对他们的缅怀就越是强烈。殉难者神话被迫转入地下后,在民族良知的肥沃底土上生长。对造船厂工人来说……被波兰人杀害的波兰人,被“工人国家”杀害的工人,成了他们积怨的象征。
四天后,爱德华·盖莱克取代哥穆尔卡,成为第一书记。他提出了一个五年计划,通过向钢铁和造船等少数重工业投入资金来促进经济发展。与此同时,他还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扩大消费品的供应范围。加顿·阿什(Garton Ash)指出,盖莱克的“大跃进”的独特之处在于其规模,但同时也在于其执行过程中惊人的无能。接下来五年半里,物价一直被人为地压低。然而,1976年6月,政府没有从近期的历史中吸取教训,毫无征兆地宣布食品价格大幅上涨约60%,由此引发的全国性罢工和示威游行远远超过了1970年12月的规模,并很快迫使政府重新考虑其决定。虽然政府屈服了,但当局决心要给某些地区参加罢工的工人一个教训。来自拉多姆的两千人和来自华沙乌尔苏斯拖拉机厂的两百人被捕,许多人随后被迫“在手持警棍的警察之间跑”而遭受毒打。此外,特别速审法院判处拉多姆和乌尔苏斯的许多工人监禁。
正如米沃什在《波兰文学史》第二版后记中所言,他密切关注着这场危机的发展,尤其是1976年9月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当时一群杰出的青年知识分子成立了工人保卫委员会(KOR),最初是为了维护在六月骚乱后受到迫害的拉多姆和华沙罢工者的权利。委员会的创始成员和领军人物包括雅切克·库罗恩和亚当·米奇尼克(两人均曾因参与活动而入狱),以及米沃什的密友耶日·安杰伊耶夫斯基;安杰伊耶夫斯基在1956年波兹南起义遭到残酷镇压后不久,退了党,在那次起义中,有53人因抗议国家严峻的经济形势而被杀害,数百人受伤。在很短的时间内,工人保卫委员会成功动员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参与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从而促进了“苏联阵营中绝无仅有的反对派文化”的发展。尽管安全警察“不断骚扰”,但通过朋友和地下报刊的努力和智慧,部分波兰公众终于能够接触到最新的文学作品,以及奥威尔的《动物农场》和米沃什的著作等被禁作品。
作为团结工会的先驱,工人保卫委员会与天主教高层的进步人士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尤其是与波兰主教维辛斯基(Wyszyński)红衣主教。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是负责在社会主义和教会之间架起桥梁的人之一,1989年8月下旬,他成为波兰总理,这是自1939年以来第一位非共产党人担任总理一职。
1978年10月,克拉科夫魅力四射的大主教卡罗尔·沃伊蒂瓦当选为教宗,这极大地振奋了波兰人民的精神,改变了波兰的政治局势。一瞬间,这个国家成为国际媒体大肆报道的对象,波兰政府希望从中获益。1979年6月初,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这个四个世纪以来第一位成为教会领袖的非意大利人,回到祖国进行为期八天的使徒访问,当时摄像机和麦克风大开。6月2日星期六,圣灵降临节主日的前一天,数十万人来到华沙胜利广场聆听和观看他的演讲。若望·保禄的讲道,在这么一个庆祝教会创始人赋予教会传播爱、真理和宽恕使命的节日,是完全合适的,但他的话语还包含了一种潜台词,广场上许多人都能领会到。他三次提醒听众,在过去一千年里,基督教一直是波兰文化认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是一段漫长的岁月,相比之下,外部势力将意识形态强加于波兰的时期是比较短暂的:
因此,没有基督,我们就不可能理解波兰民族——这个伟大的千年共同体——的历史,他对我和我们每个人都具有深远的决定性意义。我们如果拒绝这把理解我们民族的钥匙,就会陷入巨大的误解。我们不再了解自己。没有基督,我们就不可能理解这个既有辉煌历史,又有异常苦难的国家。也不可能理解波兰首都华沙这座城市,它在1944年与侵略者进行了一场实力悬殊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它被盟国抛弃,在这场战斗中,它被自己的废墟掩埋。
教宗提到的使华沙沦为废墟的“与侵略者进行的实力悬殊的战斗”,最初可能指的是纳粹对华沙起义的镇压,但也可能令人想起波兰人与苏联人的关系:苏联人曾在维斯瓦河东岸袖手旁观,放任德军将起义者镇压到屈服。当教宗谈到“盟国”放弃波兰,他肯定想到了美国人和英国人对起义军的有限支持,以及他们在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上抵制苏联扩张主义的有限努力。若望·保禄二世在讲话中16次提到“民族”,并在最后明确指出,“没有波兰的独立,就没有公正的欧洲”。紧接着,他提到了与社会民主紧密相关的概念,如“人的权利”、“人民不可侵犯的权利”和“自由”,他完全清楚,在“波兰人民共和国”中,这样的权利和自由是稀缺的。若望·保禄二世的言论和凯旋之行鼓舞了数百万波兰人,其中包括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的前工人莱赫·瓦文萨,他在20世纪70年代末曾多次被捕,其中一次是因为“秘密散发米沃什揭露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的著作《被禁锢的头脑》”。
1980年7月,由于波兰经济状况不佳,政府试图再次提高食品价格,骚乱再次迅速蔓延。次月,在格但斯克,广受欢迎的工会活动家安娜·瓦伦蒂诺维奇被解雇,引发波兰整个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大罢工。由于罢工者的“成熟和自律”、他们领导者的素质以及他们在全国范围内获得的广泛民众支持,盖莱克政府不得不同意他们的要求,其中包括在法律上承认独立、自治的工会,这在苏联阵营是闻所未闻的。9月,团结工会正式注册为这些工会之一,在15个月时间里,它获得了1000万名会员。
工会为自己确定的第一项任务是建造一座纪念碑,以纪念十年前在格但斯克罢工中遇难的工人。为表达对米沃什的敬意,纪念碑的基座上刻上了他的诗作《你作恶》(You Who Wronged)中的诗句,以及他最近翻译的《圣经·诗篇》29:11中的诗句:“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1981年6月17日,米沃什访问了格但斯克,在会见团结工会官员和造船厂工人时,亲眼看到了三十字纪念碑(Three Crosses monument),还有专门为这一场合展开的巨大横幅,上面写着:“人民将力量赋予他们的诗人。”
米沃什在伯克利时教过的一名学生、美国作家兼译员理查德·卢里是立陶宛裔,他回忆了1980年11月对波兰的一次访问:
我之所以来到格但斯克的列宁造船厂,只因为当时这里是世界上最有趣的地方。我走到一位身着沾着污渍的蓝色工装的工人身边,问他:“在一个米沃什诗歌被禁的国家,遇害的船厂工人纪念碑上为何却刻有《你作恶》中的诗句?”。工人回答说:“他是被禁了,但我们一直都知道米沃什。”这一回答或许会让马克思深感触动或惊恐。我结束这次波兰之行回来时,米沃什正在哈佛大学讲学,住在坎布里奇,我去见他。他一打开门,就热情地拥抱了我,问道:“波兰那里的情况怎么样?”一瞬间,我觉得自己仿佛在接受一次口头盘问。我回答说:“那边没有敌意。”他笑了。我知道我通过了。
波兰船厂工人熟悉米沃什诗歌的故事,在今天听起来可能有点不真实,但在团结工会欣欣向荣的早期,发生了许多不同寻常、令人愉快的事情,当时有一千万人参加了抗议运动,书店外彻夜排队的景象与在肉店外一样常见。尽管有审查制度和严格的边境管制,米沃什的书还是在他移民的年代(1951年起)进入了波兰。
米沃什的挚友齐格蒙特·赫兹,是众多想方设法将米沃什的诗歌录音带运送到波兰的人之一。从1965年写的一封信可以看出,其中一位信使正是红衣主教维辛斯基,他将两盘录音带从罗马带入波兰,并将其中一盘转交给卢布林天主教大学,另一盘转交给一家著名天主教周刊的编辑耶日·图罗维茨。次年,波兰运动员在行李中偷运杂志《文化》(Kultura)回国,目的是在黑市上出售。赫兹向米沃什报告说,载有《诗论》的那一期在华沙卖出了最高价。两年前,齐别根纽·赫伯特给米沃什写过一封鼓励信,信中说:“年轻人把你当作明星一样仰望。真的,切斯瓦夫,你正在塑造波兰诗歌的面貌,无论是禁令还是边界都不会有任何影响。”
许多波兰读者都记得自己是如何偷偷摸摸读到米沃什的书的:从教授那里借一本,只能读一天;手抄本;在二手书店或公共图书馆神奇地保存下来的版本。克日什托夫·切热夫斯基,多年后成为克拉斯诺格鲁达(Krasnogruda)米沃什遗产的监管人,他回忆了这样一个发现的时刻:
那是1977年,或是1978年初……我在波兹南亚当·密茨凯维支大学读波兰文学专业的第一年。慢慢地,我们习惯阅读地下印刷厂印制的书籍,这些书是用劣质纸复印的,装订很随意,为了节约,印刷得非常稠密,让眼睛很疲劳。对我们来说,这些书是真正的珍宝……我们参加了大学在私人家里举行的秘密会议。一天晚上,雷沙德·克里尼茨基来到学生地下组织领导人雅切克·库比亚克的公寓。他没有朗诵自己的诗歌,而是开始谈论一位波兰移民诗人,我们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听到这位诗人的名字。他虔诚地捧着一本书,朗读了书中的许多诗歌,让我们听得如痴如醉。我们迫不及待等着每个人都能触摸到这本书并翻开它的那一刻。这是一本用绿色亚麻布装订的精美书籍,封面上印有金色的字: 切斯瓦夫·米沃什诗集。
亚当·米奇尼克比切热夫斯基年长十岁,他很早就知道米沃什的作品和成就,并拥有米沃什的一部早期作品集《天光》(Daylight,1953年)。他和密友们是战后第一代波兰知识分子,他们不仅不觉得移民写作过时,反而珍视其所体现的文化价值。米奇尼克也是决定由华沙地下出版社诺瓦(NOWA)发行米沃什著作的人之一,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他1976年在巴黎与米沃什会面的结果:
第三瓶葡萄酒下肚后,我开始不间断地背诵米沃什的诗歌。我知道不少首诗歌。突然,我惊奇地看到,眼泪顺着诗人的脸颊流了下来。我尴尬地停了下来……然后听到他用颤抖的声音说:“没想到波兰的年轻人还记得我的诗歌。我原以为自己是个不受欢迎的人。”
米沃什一直在努力寻找一种解释,来说明他的同胞为何如此喜爱他的作品并经常间接提到他的名字,称他是“《三个冬天》的作者”。
在“波兰人民共和国”时期,波兰的作家和文艺监管人员经常发现自己不仅与审查员意见相左,而且还不确定什么是允许的。有时,可以看出政府内部关系紧张的微妙迹象,这导致审查标准被巧妙地放宽。一个例子是,莎士比亚戏剧《皆大欢喜》获准使用米沃什的译本上演;仅仅在海报上出现了他的名字,就足以引发他即将返回波兰的传言。1974年,波兰笔会得到确认,他们将获准为米沃什颁奖,以表彰他将波兰诗歌译成英文。对此,米沃什心情复杂,不知该作何反应,他在书信里说:“ 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不再是魔鬼化身了吗?我很感激笔会的巨大努力,他们只为翻译作品颁奖,这是一项不应轻视的荣誉。”一年后,在给另一朋友的充满思考的信中,他猜想在波兰是否有某种“集体本能”在起作用,渴望找到能够扮演“民族角色”的人。在他看来,目前“很少有”作家能满足人们的偌大期望。
1981年6月5日,米沃什在三十年来的首次访问中,有机会亲身感受人们对他及其文学贡献的巨大敬意。波兰政府不再认为有能力禁止他回国,但还是试图通过做出和解姿态来消解其影响。包括文化部长约瑟夫·特赫马在内的高级官员,很晚才为米沃什获得诺贝尔奖发来贺电。米沃什当月抵达华沙时,正值人们焦虑不安和悲痛失落之时,他的到来使得群情热烈。刚过去的几周,5月13日,罗马发生了教宗若望·保禄二世遇刺事件,两周后,备受尊敬的波兰主教斯坦尼斯瓦夫·维辛斯基去世。在这一时期,波兰国内相当躁动不安,主要原因是政府与团结工会摩擦不断,而团结工会的领导人和成员完全不知道的是,波兰当局已经将他们许多人列为拘禁对象。
在这种氛围下,人们对诗人寄予了很高的期望。米沃什的波兰之行仿佛一次朝圣,他受到热情接待,被当成先知,其到访可能会产生与若望·保禄二世相媲美的影响。艾丽兹别塔·莫拉维茨在《文学生活》(Życie Literackie)中称他为“信众的永恒存在”,而扬·图尔纳则在《纽带》(Więź)中宣称,“有了沃伊蒂瓦、瓦文萨和米沃什,我们应该感到心理上更强大”。
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接受卢布林天主教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为了避免在华沙机场受到官方欢迎,他曾考虑乘车穿越德国前往。但最终,他还是选择了飞往华沙。6月5日,迎接他的接待人员中有一位来自维尔诺(维尔纽斯)波兰电台的前同事塔德乌什·贝尔斯基。在机场见到他时,米沃什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大声喊出了他的名字:“塔德乌什!”。人群用鲜花、欢呼和波兰-立陶宛传统歌曲等着他。在一次即兴演讲中,他表达了对波兰工人的感激之情,“他们会读写、独立思考并推动了波兰经济的发展”。次日,6月6日,他出席了文化部长在华沙富丽堂皇的瓦津基宫为他举办的鸡尾酒会,受到人群更热情的欢迎。他还应邀参加了安杰伊·瓦伊达导演的电影《铁人》(1981年)的私人观影会,该片在当年的戛纳电影节上获得金棕榈奖,并在1982年奥斯卡电影节上获得最佳外语片提名。影片开头是一位女演员,由玛雅·科莫罗夫斯卡饰演,她在广播台对着麦克风读了一首诗,原来是米沃什组诗《世界》中的《希望》:
希望与你同在,若你相信 尘世不是梦幻,而是鲜活的肌体, 所见、所触和所闻,并非骗局; 你在此地见过的万物, 就像从门口看到的花园。 你无法进入;可你确信它存在。 若我们有双慧眼能观察得更清晰, 或许会在这世界的花园里发现 新奇的花和还未命名的星辰。 有人说不该相信我们的双眼; 说除了表象之外皆为虚空。 正是这些人失落了希望。 他们认为,在我们转身那一瞬, 背后的整个世界倏忽消失, 仿佛被精明的扒手窃去。
她刚把诗读完,众人便就“审查员是否会发现这首诗出自米沃什之手而加以禁止”的问题进行了简短的交流。
当晚,在斯托多瓦(Stodoła)的一个学生俱乐部,1500名年轻人前来见他,其中许多人是从黑市上买到的邀请券。秘密警察马拉特负责监视米沃什和他所接触的人,他立即向安全部的上司提交了一份报告:
一个青年讨论小组的代表企图把这次会议变成政治示威,诱使米沃什发表意识形态演讲……这一策略毫无结果,因为米沃什把这次集会视为一次纯粹的文学活动。他断然拒绝接过指挥棒,不再多说,开始朗读自己的诗歌……读诗过程中,他经常离题发挥,看起来就像个老诗人,一生经历了许多磨难,很高兴有机会用波兰语朗读自己的诗歌。不过,他并不觉得自己有成为“民族先知”或政治家的特殊使命。尽管……要求他澄清自己对俄罗斯、波兰生活条件、移民和类似问题的立场,但他还是坚持认为,当晚的主题是“私事”,是“一个诗人谈论自己的诗歌”。有人直接问他流亡是否正确,他回答说,“我经历了太多事情,这些事情本会让我完蛋。既然我活了下来,那说明它有用”,他用这句玩笑话结束了他的回答。“我无意为其他人树立榜样。我就像童话里的'傻瓜伊万',做了最不明智的选择。它对我有用,并不能证明什么。”
大厅里气氛十分紧张。一方面,听众的期望是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作家本人不愿扮演政治导师的角色,或迎合许多波兰人的二元论心态,他们认为美国是无可争议的“好人”。米沃什并不了解当代波兰人的思维方式,他小心翼翼,极力避免激怒当局,因为他对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波兰的压制记忆犹新。他后来承认,会场的激烈气氛几乎让他喘不过气,让他觉得随时可能会爆发起义。观众和米沃什对这一事件的解读,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正确的。毫无疑问,许多与会者在离开时,感到有些失望。
第二天,与诺瓦出版社成员见面时,气氛有所好转。米沃什第一次看到自己作品的地下(samizdat)版本,深受感动。他说,写诗比出版和分发诗歌要轻松多了,其中一位印刷工回答说,“不是这样的,我们也试过像你那样写作,可写不成”。
此行最重要的日子之一是6月8日,米沃什被重新接纳为波兰文学协会成员,1951年他曾被该协会开除。他在文学博物馆参观了他的作品展览,会见了母校的一批老校友,参观了波兰最重要的两家出版社,国家出版研究所(Państwowy Instytut Wydawniczy)和读者出版社(Czytelnik)。不难看出,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此时已经非常疲惫,不希望有更多活动了。一位希望采访米沃什的报社记者回忆说,米沃什坐在他兄弟的公寓里,看起来非常疲惫……除此之外,他毫不讳言自己没时间接待记者。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天哪,我真不喜欢他们写我”。毫无疑问,最享受诗人所得到的温暖和关注的人,是他的弟弟安杰伊,这不仅是因为安杰伊不常被置于聚光灯下,还因为他性格更活泼、健朗、开放。对他来说,这定是一段异常快乐的时光,是对他多年来作为“那个米沃什”兄弟生活的一种补偿。安杰伊毕业于社会学专业,曾在波兰电台担任记者,1951年,他突然陷入可怕的两难境地:如果与哥哥划清界限,就可保他暂时平安,但他拒绝走这条路。于是,他被列入黑名单,失去了工作,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获得任何工作。最后,他设法进入了一家电影剪辑公司,从事翻译和片头工作,后来又完成了编剧和电影制作课程,这使他能够与老板耶日·贝德纳尔齐克合作,拍摄波兰有史以来第一部关于以色列的纪录片《地中海与红海之间》。1968年后,反犹浪潮席卷而来,安杰伊因与贝德纳尔齐克交好且拒绝指控他,再次丢掉工作。然而,他并未气馁,而是和他的第二任妻子格拉日娜一起出发前往苏联的高加索和格鲁吉亚拍摄纪录片,以此来走出这次挫折的阴影。通过这种方式,安杰伊得以追求他生命中的两大爱好——从父亲那里继承的旅行和电影制作。1980年,他的纪录片生涯达到顶峰,他与波兰电视台的摄制组一起前往伯克利,录制一部关于他哥哥的纪录片。那是几十年来兄弟二人第一次能够“合法”地交流,不过,毫不奇怪,两人之前曾有过“非官方的”接触,主要是在法国。
切斯瓦夫在波兰的胜利之行中, 安杰伊无时不伴哥哥左右,撸起袖子,跑前跑后,忙得不可开交。他们一起从华沙出发,开始了波兰之旅,首站是克拉科夫,那里的雅盖隆大学正在召开一个专门讨论米沃什著作的会议。在那里,耶日·图罗维茨和《每周评论》(Tygodnik Powszechny)的工作人员,以及两家出版社路标出版社(Znak)和文学出版社(Wydawnictwo Literackie)都在殷切地等着他到来。米沃什最后向记者抱怨说,大部分时间他都感觉像被永久围困了:“我无法在城里散步。直到午夜或凌晨一点左右,我才终于可以在克拉科夫闲逛,不知道接下来会是什么样。”
6月10日,兄弟俩来到卢布林,米沃什在那里获得了卢布林天主教大学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伊雷娜·斯瓦文斯卡发表了赞誉性的讲话。随后,古斯塔夫·霍洛贝克、克日什托夫·科尔贝格尔和丹尼尔·奥尔布里奇斯基等波兰著名演员朗诵了他的诗作。尤其令人感慨的是,庆祝活动中大声朗读了红衣主教维辛斯基的一封信,这封信是他在去世前不久专门为这次庆祝活动所写的:
在孤独的历史之旅中,这位诗人与自我同行,也许有时会受伤,但始终是二十世纪的代表人物,他历经世事沧桑,拒绝成为任何哲学流派、社会方案或监狱体制的奴隶,拒绝成为愈发残忍的无耻统治者的奴隶……他受苦难,主要目的是拯救人类的自由……在他孤独地穿越时间的斗争中,这个叫切斯瓦夫·米沃什的人得到了上帝造人之愿景的支持,其精神存在于每个摆脱奴役的人心中。
这位红衣主教的颂词,大量援引《圣经·诗篇》和米沃什本人的著作,格调非常高,以至于诗人身着毕业礼服站在那里时,明显感到了不安。随后,米沃什在一次讲话中努力澄清他对天主教会的态度:
我是媒介,是来自某种特定文明的声音,这种文明因其基督教渊源,在善与恶之间划了一道鲜明的界限。然而……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声明,我不是天主教诗人。那些谈到文学时使用这一称谓的人,往往将其他人归类为非天主教徒,在我看来,这种做法值得商榷,它与“katholikos”一词的含义相冲突,“katholikos”意为“普遍”……通过强加分类,人们之间的共通点很容易很忽视……通常,一个信徒会在他亲近的人中发现非信徒,反之亦然……我认为,只要这两类人都尊重世界和人类存在的伟大奥秘,他们就属于同一个思想者家族……无论给自己贴上什么标签,他们都是人类的朋友,因为他们对世界和人类的尊重,使他们与那些可鄙的、自以为是的理论和教条的信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幻想一切都可以解释。如果我的书能为广义上的“虔诚信徒”服务,我会非常高兴。如果说我追随了西蒙娜·薇依和列夫·舍斯托夫等宗教作家的脚步,如果说我翻译了《圣经》,这并非毫无深意。我想证明,这些属灵作家和文本并不只是职业天主教徒的专利。
在卢布林的那几天,当时很是激动人心,但也预示了未来的争议。在那里,诗人受到了战后波兰天主教会中两位最杰出人物之一的追捧和敬意。四分之一世纪后,同一教会的“职业天主教徒”试图阻止将米沃什安葬在斯卡乌卡(Skałka),这是克拉科夫最著名的教堂之一,埋葬着其他波兰文化巨匠。他们对米沃什的指控是,他对信仰、《圣经》当然还有波兰持否定态度。
卢布林天主教大学对他的热情接待,已经充分证明了米沃什的文学创作在卢布林乃至全国的受重视程度。第二天,米沃什与团结工会(苏联控制下的东欧地区有史以来第一个自由工会)领导人莱赫·瓦文萨会面并合影留念,得到了进一步认可。照片中,米沃什佩戴着团结工会的两个徽章,瓦文萨则像往常一样,佩戴着琴斯托霍瓦(Częstochowa)圣母徽章。两人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当一位主持人错误地说成“欢迎切斯瓦夫·瓦文萨”时,他们笑得就更厉害了。谈到米沃什,瓦文萨说:“在我们的运动之前,在我之前,早就有他在了。他的著作确实是我们的灵感源泉。”他转向诗人继续说,“我曾为你写的东西做过两次牢!”米沃什则回应说:“我深知我本人欠了莱赫·瓦文萨和波兰工人很多。与他们相比,我的贡献微不足道。”
在此之前,两人在大学办公室的对话被记录了下来,读起来几乎就像剧本:
米沃什: 请相信我,我非常崇拜作为领导者的你。 瓦文萨: 很早之前我就崇拜你了。我学会了将你视为榜样。我更应该感谢你。也许我们所有人都是……很难估量人们对今天这种局面的贡献,若非如此,这种局面可能会截然不同。 米沃什: 不管怎么说,如果知识分子与工人的合作如此重要,知识分子就没有必要夸大自己的作用。 安杰伊: 等一下,这次会议得有个更大的徽章 [他把一个更大的团结工会徽章 挂在他哥哥的衣襟上]。 米沃什: 这是干嘛?那个徽章是很小,但很漂亮。有什么妨碍吗? 瓦文萨: 你还不熟悉这类额外的小细节。 米沃什: 我不熟悉,也不想熟悉……我这辈子都没想过自己会扮演这样的角色。昨天在一次演讲中,我就说这件大衣太大了。 瓦文萨: 好吧,你会习惯的。一开始我也不习惯,但现在只要不妨事,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米沃什: ……我以前写过各种各样的东西,好的坏的都有。现在,他们对我的一切都深究不已,还因为我的名字而将其发表。最后我羞愧难当,脸红耳赤。现在我不得不咽下这一切。 瓦文萨: 是的,但生活就是这样啊。他们可能会以一种你从未想过的方式来解读某些事。 米沃什: 没错。与有行动力的人在一起,我个人会感到谦卑。我是个弄笔头的。我坐在房间里,写一些东西,从未想过它们会在公众面前被大声朗读。前段时间,我的听众有15人。在昨天的晚会上,当演员们朗读我的诗歌时,我觉得非常感动。 瓦文萨:但很久以前就有人读你的诗了。你知道吗,有一次他们甚至因为你的作品而逮捕了我。 米沃什:是的,但这个责任太大了。这顶王冠总滑落到我两耳上,它太大了。
这次会面后,米沃什回忆说,他坚信瓦文萨将在适当的时候“在波兰二十世纪历史上扮演关键角色,其重要性不亚于科希丘什科(Kościuszko)”。6月17日,他们在格但斯克进行了第二次会面,米沃什向三十字纪念碑敬献了花圈,该纪念碑是为纪念1970年12月罢工期间在格丁尼亚丧生的42名船厂工人而建的。当天,他们的工友和当地民众聚集在一起,聆听这位贵宾的讲话: 如果你们发起的是一场夺权的政治运动,世界对你们的态度就会像对许多参与临时权力斗争的运动一样。但是,你们并不意在夺权,因此受到不同国家、民族和种族的人们的关注。其他运动,不会有你们这般的希望。 在这个曾经洒下太多鲜血的地方,这一选择再合适不过了。
许多年后,当他回访波兰,回想起那段激动人心的日子,他谈到:
获得诺贝尔奖之后,我发现自己被推上了一个我从未预料到的角色,我尽力处理这种棘手的局面。直到最近,我还保留着一枚某人从市场买来的徽章,上面刻着波兰的四个神圣标志:主教冠,代表红衣主教维辛斯基;钥匙,代表教宗;电动工具,代表瓦文萨;一本书,代表米沃什。
诚然,他试图保持其访问的“私人”性质,但参加每次活动的人群所期待的恰恰相反,这一点也不奇怪,他们满怀期待地等待着每一句坚定的、不含糊的、“介入”的话。当这些话没有出现,他们就引用他没写过的振奋人心的爱国诗句。不幸的是,太多人认为“他给人的印象是傲慢、令人讨厌、缺乏同情心”。
然而,他内心的冲突不仅仅是诗人身份的问题,而是他对民族的精神福祉应负何种责任的问题。在米沃什看来,随着当局权力的减弱,民族主义和右翼倾向有重新抬头的危险。他的这种说法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呢?今天,在新波兰共和国度过许多痛苦经历之后,也许我们会比1981年更易于同意他的观点。当然,决定他当时态度的,是对波兰战前狂妄民族主义的深恶痛绝。
格但斯克三十字纪念碑揭幕后不到一年,波兰总理沃依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将军于1981年12月13日在全波兰实施戒严令,企图镇压团结工会,阻止苏联可能的入侵。米沃什在美国报刊上撰文预言,团结工会仍将为波兰的未来做出重大贡献:
我不认为……东欧的民主运动——团结工会是其推动力——最后会是一种过眼云烟。恰恰相反,无论他们是公开活动还是秘密活动,他们都将比二十世纪所有军政府加在一起存在的时间更长久。
包括工会主席莱赫·瓦文萨在内的工会领导人被拘禁,数千名被囚禁的会员受到残酷对待,但工会仍在地下继续运作。在美国,米沃什、苏珊·桑塔格、约瑟夫·布罗茨基、斯坦尼斯瓦夫·巴兰查克和托马斯·温克洛瓦立即成立了委员会,代表团结工会进行宣传;委员会呼吁抵制与波兰的所有“经济和其他交易”,直到所有被关押者获得自由。1982年1月的最后一天,美国新闻署通过卫星向全世界播放了一部九十分钟的电影,名为《让波兰成为波兰》,其中包括罗纳德·里根、玛格丽特·撒切尔、奥森·威尔斯、弗兰克·西纳特拉、保罗·麦卡特尼和米沃什的发言。
在接下来几年里,整个欧洲和美国对波兰危机的报道仍然十分密集。据波兰赫尔辛基委员会称,1981年12月13日至1985年3月,“至少有78人因警察和安全部队动用武力而丧生”。其中最邪恶的杀戮是在1984年10月19日,支持团结工会的神父耶日·波比耶乌什科被波兰安全局三名特工杀害。波兰政权虽然成功削弱了团结工会的力量,但却无法启动可能赢得部分波兰人民支持的经济复苏。相反,正如团结工会1985年的一份报告所明确指出的,波兰正陷入日益恶化的危机,外债不断增加,工资停滞不前,食品短缺和污染程度急剧上升,医疗保健水平不断下降。
政府意识到,经济和政治上的唯一出路就是与反对派达成某种妥协,于是在1986年9月颁布了政治犯大赦令。在1987年的一份秘密文件中,党中央委员会的主要人物、1988年9月至1990年1月期间担任波兰总理的米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承认,团结工会是“国家政治版图上的一个持久要素”。就这样,在《格但斯克协议》签署八年后,1988年8月31日,内政部长切斯瓦夫·基什扎克将军正式邀请莱赫·瓦文萨参加会谈,直接促成了“圆桌”会谈。1989年2月6日至4月4日,当局和反对派团结工会成员以及天主教会代表,在副雷加尔宫(现在的总统府)举行会谈,讨论波兰未来的宪法形态。他们于4月4日签署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引入民选总统职位、设立参议院以及自由、独立工会的正式合法化。整整两个月后,团结工会候选人在选举中赢得了新参议院100个席位中的99个席位,以及众议院161个席位中的全部席位。1989年8月24日,经过波兰内部以及拉科夫斯基与戈尔巴乔夫之间的长期讨论,被拘禁的前团结工会成员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成为波兰总理,这是一场史诗般变革的早期信号,这场变革将从根本上改变中东欧广大地区,并终结苏联。接下来几个月里,匈牙利、东德、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政权相继被推翻。
对这些事态发展,米沃什欣喜若狂,于1989年返回波兰,此后在20世纪90年代,他经常在波兰消夏,最后在晚年永久定居在克拉科夫。同样重要的是,他于1991年访问了他的出生国立陶宛,他最后一次见到这个国家是在1939年;这次旅行,写进了他的下一部作品集《面对河流》(1995年)。这次探访之所以成行,是因为立陶宛脱离了苏联,并于1991年9月得到正式承认。然而,赢得独立的过程中并非没有流血:苏联政府于当年1月派遣军队向抗议者开火,在维尔纽斯(原维尔诺)造成11人死亡,数百人受伤。为了表彰米沃什对本国和世界文学的重大贡献,新独立的立陶宛向八十岁的米沃什授予荣誉公民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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