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花砖：一段脚下的建筑史

                
                
2007年中，中山公园西门附近的华新路32号，在这幢愈半个世纪的红砖别墅里，我第一次真正地看见这种令人惊艳的地砖（或许以前曾见过，但并未在大脑储存）。当时，据闻这种地砖乃从印尼进口，系纯手工制作，就更令人惊叹了。
一直以为它是一种瓷砖，后来在鼓浪屿一幢老别墅的装饰设计过程中，我们又想到这种地砖，于是跑了很多地方寻找，甚至向几家陶瓷厂定制，结果都未如愿。最后，在岛上一个收拾旧物的建筑师傅哪里，我们终于拿到几块旧砖，才发现，这根本就不是烧制的瓷砖，光滑的表面也非上了釉的。再后来慢慢地知道了，它乃是一项水泥的艺术，因此又叫水泥花砖，在闽南地区人们称之为花砖，而在广东地区人们则称之为花阶砖或阶砖。
作为一种建筑装饰材料，花砖告别我们的年头并不太远，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厦门还有大量商铺和住宅地板铺设水泥花砖，因此它也成为很多闽南人的亲切回忆，但正当它走向鼎盛之时，也迅疾迎来了彻底的告别，这个告别很是决绝，从此竟在国内绝迹。以至当我们再要执意找寻这种装饰材料时，只能选择进口，价格不菲且费时颇多，最后设计师也只能遗憾地放弃，如今想起来依然心怀耿耿。
然后又发现，在更早的19世纪末，在这种水泥花砖刚刚在欧洲肇始之时，就已经远渡重洋来到厦门。而后来，在鼓浪屿上竟有那么一家国内最早正式投产、也是最富盛名的一家花砖厂。那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鼓浪屿及厦门地区的诸多近代建筑正是那时候大规模兴建的，所以在鼓浪屿老别墅的概述性描述中，你多会看到“花砖铺地”的字样，这是鼓浪屿老别墅建筑艺术的重要元素，然而遗憾的是，今天我们还能看到多少呢？而在华新路及南华路那些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老别墅，我们也不再误会了，那些漂亮的地砖，他们其实是地道的厦门制造。
壹 番仔砖（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
闽南传统的铺地建筑材料多用红砖，它和红色的墙砖屋瓦一起统称为“红料”。根据一些学者专家的考证，其实闽南的红砖文化亦为舶来品，但一经兴盛，再加上历年融合演变，在后世更新的历史中它便成了传统。
到了清末年间，红砖大厝在闽南地区已蔚然成风，以红砖铺地也是一种典型的做法。但美国规正教会牧师腓力普·威尔逊·毕（ Rev. PHILIP WILSON PITCHER ）在其1910年成书的《厦门方志》中，也描述了这样的情形：在其所见当时的厦门士绅住宅中，“这些纯东方的家庭中没有地毯，只盛行花砖铺地”。看来，在那些富有人家的红砖大厝中，再一次地，兴起了洋风。
牧师的描述，在厦港卢厝中得到验证，在思明南路和成功大道交汇处，我们见到了这座传奇的闽南传统大厝。在今时的高楼林立之下，自然难以见到当年的宏状，然而步入其中，我不得不说，这无疑是如今厦门所能见到的最精美最独特的一座闽南古厝，木雕、砖雕、石雕，各种能工巧匠的手艺活令人称奇。更令人称奇的是，这座古厝中还有电石房、储水箱、暗铺的管道等“现代化”供气供水设施，在其走廊和部分厅堂里，还铺设了菱形几何图案颜色灰白相间的水泥花砖。
据卢家后人称，卢厝建于清光绪年间，其花砖是法国进口。卢厝当年的主人卢安邦，因科举不第愤而弃笔从商，下南洋后做船务运输发迹。或许正是这样的背景，让他能够引潮流之先，不远万里从法国载回尚属肇始的水泥花砖。
                
                
从牧师所言“盛行”二字，似乎可以想象，在清末民初，以花砖铺地的传统大厝应为不少，只是历经百年的世事变迁，如今遗存下来的，卢厝即便不是唯一，也应是罕见的。而同时，随着洋人在鼓浪屿上陆续建起洋楼别墅，那些在南洋经商致富的华侨也开始撇开传统，仿照洋人建起了西式的“番仔楼”，并以海外运来的水泥花砖铺地，这些砖也因此被称之为“番仔砖”。
湖里区枋湖社的廖氏资政第，可谓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座当年的“禾山第一楼”，始建于清宣统元年，落成于清宣统三年，其主人是是南洋归侨廖成力。作为受清政府诰封的资政大夫府第，“万石楼”并未建成传统大夫第的院落式大厝，虽然建筑材料上使用了大量不同规格的闽南传统胭脂红砖，工艺上也将传统的各种雕刻工艺运用得相当好，但其整体却是一栋西式洋楼，其室内设有西式壁炉，并采用大量的进口花砖作为地面装饰材料。
                
                
相比卢厝，“万石楼”所用花砖已有极大变化。其种类颇多，工艺细腻，色彩丰富且艳而不俗。还有一种少见的浮雕花砖，它不像其它铺设于阳台或外廊的浮雕砖，其纹样及色彩更像室内砖，但在其纹样的线条边缘，亦有下凹的纹路，让整体纹样看起来更有一种立体的精致感。这些花砖的工艺水平相当高，即使放在厦门所有可见的花砖当中，也少有超越者。据廖家后人介绍，这些花砖来自菲律宾，从时间来看，这说明水泥花砖的工艺技术在欧洲发源之后很快便传入南洋，而且发展迅速。联系到后来南洋华侨陈森严在厦门创办的南洲花砖厂，这似乎可以勾划出水泥花砖从地中海沿岸的南欧国家，伴随殖民者的脚步到达南洋诸国，再到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传播路线图。
贰 南洲时代（20世纪20-30年代）
厦门最早使用的花砖，是不是洋人在鼓浪屿兴建别墅洋楼时带来的呢？带着这个疑问，我们踏上了鼓浪屿，然而遗憾的是那些早期出自洋人之手的别墅洋楼，多数已经难觅当年，今天留下的多已是拆除重建或经多次翻修用作它途，现场观访已无法知道当年的地板上铺设的是不是花砖了，而在关于英国领事馆的文字记载和现存的日本领事馆中，我们看到的是拼木地板。
考虑到在世界范围内水泥花砖尚属萌芽，未有很大影响力，彼时远道而来的殖民者是否会像本地富商们那样，不惜重金和长途运输，把它们带到鼓浪屿来呢？这个答案今天似乎无从考证。但是洋人的确为鼓浪屿和厦门人带来了区别于传统住宅形式的洋楼别墅，而随着这些建筑被越来越多地建设，一个对于花砖的庞大需求诞生了。
                
                
上世纪20-30年代，原籍闽南各地的南洋华侨把目光聚焦厦门，在这里置地安家，投资兴业，主导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厦门旧城近代化改造运动，并逐渐取代洋人成为鼓浪屿“万国建筑博物馆”的建设主角，留下许多今天令人瞻仰的别墅大宅。相比那些地产大鳄和华商巨头，爪哇华侨陈森严的名字至今已少有人记得，然而驻足鼓浪屿的众多精美别墅，我们却无法忽略他在这些建筑里留下的杰作──他开辟了水泥花砖的国产化时代。
民国八年（1919年），在林尔嘉等人的倡议下，厦门市政会成立，着手厦门的城市改造。同年，陈森严便在鼓浪屿西北的泰康垵买下一块地皮，筹建花砖厂。鼓浪屿和厦门即将掀起房地产建设大潮，而那些建设者和置业者多来自南洋，花砖作为替代传统红砖的新型地面装饰材料为他们所熟知且广受青睐，不得不说陈森严有着敏锐的商业嗅觉。
南洲花砖厂（Nan Chou Pattern Brick Works STD.）于民国十年（1921年）春正式设立投产，据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的《厦门工商业大观》记载，南洲花砖厂“资本十四万元，所有股东皆其家族，经理陈石励，厂址在鼓浪屿泰康垵N字十二号，电话116号，批发处在中山路。”
关于创建时间，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水泥花砖在我国主要兴于闽粤两省，肇始于广州和厦门这个两个开埠城市。清宣统元年（1909年）广州河南士敏土厂（士敏土，水泥的英文Cement音译）原计划利用河南士敏土厂生产的水泥生产花砖，但因引进设备工艺陈旧，花砖投产失败，直到17年后广州才有花砖厂投产。就这样，南洲花砖厂成了第一家。
是否最早或许并不重要，但南洲花砖厂却在经理陈石砺的带领下，以其优秀的品质赢得市场的认同。南洲花砖厂初以国外传入的湿法工艺生产，后来陈石砺自主研发出浆法生产工艺，还亲自配制出39种颜色，设计出200余套花砖图案。南洲花砖厂出产的花砖背后印有“爪哇公司”的标志，这些花砖当时每块价格大洋0.06元至0.2元不等，学校、机关购买时可按九折优惠。
                
                
由于产品质量好，图案美观，再加上公司经营得法，故南洲花砖享誉南国，甚至驰名南洋各地。1934年，南洲花砖厂由新加坡华商陈其焕接手，至抗战前停产。抗战胜利后，厦门有“中南”“华南”“金记”水泥制品商号生产少量花砖，均在1949年前后停产。因此可以说，在今天让我们缅怀的厦门近代建筑史上，谈到花砖，那是一枝独秀的南洲时代。
叁 华侨新村（20世纪50-60年代）
《为适应城市建设的需要，停工二十余年的南洲花砖厂恢复生产》，在厦门市图书馆，我们找到这篇报道，载于1956年11月27日的《厦门日报》。同时，我们还找到了同时期一些关于筹建华侨新村的文献资料。
是的，这两者存在着因果的关联。为吸引侨汇，解决华侨和侨眷的住宅需要，1956年厦门市成立华侨新村筹建委员会，并划出公园西路和赤岭一带作为华侨新村建设用地，经征地拆迁，1957年，华侨新村在4万多平方米的地面上大兴土木。至1961年底，共建设大小楼房37幢，建筑面积1.331万平方米，共使用建筑侨汇154.97万元，这些别墅群初具规模。至1966年初，共吸收侨汇500多万元，为华侨兴建了100余幢别墅及公寓，华新路、南华路二处华侨新村基本建成，这就是除鼓浪屿外，今天厦门的另外两片老别墅聚集区。
这些别墅由华侨新村筹建会提供设计方案，建筑分多户住宅和独户住宅，造价从每套8千余元至6万余元不等，采用钢骨水泥板砖墙混合结构，外墙采用清水红砖或花岗岩石，水泥瓦坡屋顶或红砖平屋顶，楼地面则以水泥花砖、红砖或水磨石铺地，具体因造价而不同。华侨选定设计方案后，将钱汇到国内，由华侨新村筹建会组织建设。
相较于民国时期鼓浪屿和厦门地区的那些别墅豪宅，这些别墅还是较为实用的，没有了繁复细腻的装饰，建筑材料也是为当地多产，但在当时，为吸纳侨汇而建的华侨新村几乎是唯一的高档住宅建设项目，所使用的建筑材料也还是其它不能比拟的，这其中最显著就是水泥花砖，这跟水泥花砖在南洋地区的盛行，以及南洲花砖在20-30年代的盛誉是分不开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因频繁战事而停产的南洲花砖再次现身厦门。
在漳州的华侨新村，可以看到和厦门南华路华新路完全一样的花砖，而泉州、福州等地则少见。据统计，1957年至1977年间厦门总共生产花砖只有435万块（约17万平方米），其中绝大部分是1956年至1966年生产，应主要是被用于厦门及闽南各地华侨新村建设。
南洲花砖厂的复产也是一个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1956年，在市手工业管理局组织下，南洲花砖厂由其厦门的代理人卢宝金等人成立筹备组，向原厂主陈其焕租赁部分厂房和设备进行生产。1957年，南洲花砖厂改名地方国营厦门花砖厂，之后几经搬迁合并（归入省四建）。文革开始后，华侨新村建设停止，水泥花砖也被作为一种“资产阶级审美趣味”列入“封、资、修”产品， 再次陷于停产，而这次是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1973年，陈其焕托人将原租赁的设备产权折价出让，至此，南洲的背影终于也彻底告别了。
肆 盛极而逝（20世纪80-90年代）
相比用红砖铺地，水泥花砖更为坚固且光滑耐磨，其色彩丰富，图案美观，具有很好的装饰效果。上世纪80年代，当这种“资产阶级审美趣味”被解除了意识形态的禁锢之后，再次为大众所追求和向往，而随着水泥产业作为一种基础工业快速发展，其原材料也变得非常易得且价廉。因此花砖伴随着厦门经济特区的身份，再次卷土重来，而其最初的起因和华侨亦不无关联。
1982年，为吸引外资，厦门市把筼筜港湖滨规划出来再建设华侨新村（今湖滨一里），由香港宝顿公司投资开发，在厦门建起第一批商品房，专门面向海外发售。华侨新村分三期，于1986年建成，总计16栋5层的小洋楼，屹立在筼筜港畔，其客户则来自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等华人聚集的地区。之后，在厦门禾祥西路等地，陆续有港商投资，面向海外华侨销售的住宅建设，在这些住宅当中，多可见水泥花砖的使用。同时，将水泥花砖出口至东南亚地区，也是当时创汇的一种方式。
同是1982年，省四建恢复花砖厂厂名。花砖市场迅速发展，从早期侨房逐渐扩展到整个闽南地区的大批新村住宅，进入90年代更是开始走向农村市场，如今我们在各种普通住宅、商铺以及农村的自建民宅中所见的花砖，多为当时生产。为适应市场需求，省四建曾先后扩建湖东建材厂、建筑装饰材料厂、水泥制品厂等三个下属企业的花砖生产线。据统计，1978年至1990年省四建共生产花砖5379.64万块，平均一年的数量几近前20年的总和，其中1988年产量更高达916万块。
这个庞大的市场，自然不应只有一个供应方，尤其随着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除国有企业外，乡镇企业以及各类私营甚至个体性质的花砖厂也纷纷上马，加入供应者的行列。据厦门市建委1989年的统计，不含同安县，厦门全市共有52家花砖厂，而整个闽南地区则有四五百家大小工厂生产水泥花砖。这时的省四建公司不但输出花砖产品，还承担起技术输出的角色，向云南、贵州、江苏、四川、浙江、江西以及省内各地培训工艺操作人才，提供技术咨询和生产设备。
至此，我们似乎应该讨论一下关于水泥花砖的工艺问题。说起来其实简单，将设计图案制成花格磨具，以白水泥加入不同颜料调浆，然后注入磨具形成面层，再以普通水泥砂浆作为结合层和底层，经加压成型、脱模养护后即可成品。然而，这看似简单的工艺因为大量的手工操作，而变得不再简单。
                
                
和众多手工业半手工业产品一样，由于其技术门槛不高，投资少，在经济放开之后，面对高速增长的市场需求，很快形成了一窝蜂式的上马热潮，随之而来的是工人技术的熟练程度和生产过程的质量细节被忽略了。1986年，厦门举办首次花砖质量评比，22家参与评比的厂家当中，省四建预制件厂、花砖厂和禾山预制件厂质量最优，但得分却只在70分之上。
                
                
品质优良的水泥花砖总是越用越美，这是我们驻足于万石楼、驻足于海天堂构、驻足华新路的老别墅内所感叹和惊艳的，然而在寻访的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很多颜色拙劣、图案粗糙甚至表面磨损透出底层水泥砂浆的花砖，正是这些粗制滥造的产品，带来了整个行业的末日。当更适应工业化的瓷砖等产品在价格上也越来越有竞争力的时候，水泥花砖不得不再次退出舞台，而这一次退出似乎并不令人惋惜。在我们寻访的过程中，很多人对此表露出不屑和难以理解，抛开审美趣味不谈，或许他们觉得这是时代发展的结果，也或许，他们根本没有见过那些图案精美、细心制作并且在使用过程中被仔细保养的水泥花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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