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历史著作

最近读了两本写于1980年代的历史著作，一本是董守义的《清代留学运动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一本是蔡德全的《汪精卫评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借书的时候，本来有些犹豫，1980年代的书，会不会受文革余绪影响，偏见太深，会不会史料不充分，会不会观点太陈腐？而事实证明，这两本书竟然是我最近看过的最好的两本中文近代史著作了。
先不谈内容，就文笔而言，这两本二十多年前的书就比现在高出一大截。今人写作往往带三腔。一是翻译腔，充满了长句子、插入语、英文句式、新名词，看起来真是让人不舒服，我自己写文章都常夹带着这种文风。二是文言腔，可能是史料读多了，写作的时候也不自觉模仿着史料的文风，最近翻阅《近代史研究》杂志，发觉这样的写作风格竟然还不在少数，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字数限制而故意用文言来简练用语，读起来之蹩涩不在翻译腔之下。三是网络腔，这类作者往往自觉文字通俗易懂，喜欢用俚俗的口语化表达，行文中往往讥讪之处颇多，读起来顺畅是顺畅，但总觉得太过轻佻，而且文笔直白不雅。与今人相比，这两本书的文笔要好太多了，史料都化入了叙述中，行文顺畅，用词文雅，基本没受什么海外理论影响，也因此不带翻译腔。读起来真是让人心生欢喜。
就内容而言，这两本书也丝毫不逊于今人作品。在史料的搜集上，就当时文献流通的水平看，他们已经做到涸泽而渔了。在史料的解读上，两人也都能做到持平之论。尤其是写《汪精卫评传》的蔡德金，并没有被汪的汉奸头衔所遮蔽，从传主所处历史环境来评价其功过是非，尤为难得。在历史观上，两人多少还是受阶级分析的影响，文中时不时出现小资产阶级、官僚阶级之类的字眼，但这些分析并未陷于僵化的历史唯物主义大叙事，我以为作为人物社会背景的分析，还是有助于理解历史问题的。最让我感兴趣的还是这两部书共同的“元历史”叙述模式和价值观。在价值观尚未分崩离析的1980年代，这两本书都带着非常明确的立场和评价标准。改良、革命、科学技术的近代化（即西化）、民族振兴，这些都是好的；保守、反革命、因循守旧、出卖国家民族，这些都是坏的。对留学生和汪精卫的评价是根据以上标准来的，但随着历史细节的一一呈现，对他们的评价并非固定不变，因而避免了贴标签的弊端。而价值观和叙述模式的稳定，也让这两本书读起来没有违和感，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再说说装帧，两书都是朴实的单色封面，铅字印刷特有的凹凸感，让我想起小时候读书的感觉，微黄的书页，对眼睛的刺激远远小于现在的书，对我而言，尤胜于如今电子排版激光印刷的新书。
去网上搜了两位作者的信息。董守义先生是辽宁大学历史学教授。1943年12月生于吉林省盘石县。1967 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1981年毕业于辽宁大学研究生部，获硕士学位。先后任辽宁大学历史系讲师、副教授、教授、系主任、辽宁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从事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经济史、晚清史和中日文化交流史的教学与研究。蔡德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一九三五年七月生于河南信阳。一九五八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先后发表《抗日战争时期的蒋汪关系》等论文数十篇，主要专著有《汪精卫评传》、《汪精卫生平年谱》、《汪伪二号人物陈公博》、《朝秦暮楚的周佛海》等，编著有《周佛海日记》等。换句话说，一个是文|革前培养的大学生，一个虽然赶上了文|革的尾巴，但文革后马上又接续了研究生训练。两人在80年代正是学术研究的成熟期，耽搁了十几年，正卯足了劲做研究。而且这两本书都是他们最初成书的研究成果，为他们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这类开山之作，往往是长年积累的结果，水准自然高了。
有时候我们往往太相信“后出当转精”这句话了，因此对年代相隔太远的著作一般都不太注意，尤其是对所谓“官方史学”的排斥，影响了对早些年研究成果的吸收。其实在评职称、混学位、申请经费都还没成为学术界生存常态的时候，早年作品中的优秀之作反而有种纯粹为学问的浩然正气。而且他们那时还是有师承的，接续的是五四以来近代史学逐步转型的脉络，在史料的搜集、解读，历史观和叙述手法，甚至文风上，都有迹可寻。我尊敬的几位近代史学者，如陈旭麓先生和朱维铮先生，他们最好的著作都写于80年代。
求新求变，若没有坚实的根基，往往会流于浮夸虚妄。五四一辈学人做出的成绩，至今对我们而言仍是高山仰止，我以为秘密在于他们幼时传统教育的根基扎实，与西学激荡而成就其独到见解。而我们如今为学的根基又在哪里呢？直接返回五四，还是直接返回乾嘉，或者索性丢干净了去接续海外汉学？在我看来，好好清理一下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史学史，对我们今天也会有帮助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