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神经与文明的孩子（全文）

即将发表在《中国诗歌评论》（第二辑），请勿转载
诗的神经与文明的孩子
王敖
诗歌中的语言剧变，对很多人来说，就像大海深处的地震，经过时间的过滤，慢慢波及到他们的时候，已经缓和成了用来按摩情绪的小韵律，那一点点诗意的小闪光，原本是遥远天空下纵横变幻的极光。下文的讨论将告诉读者，我为什么要以这样的比喻开篇。
在上个世纪的诗歌历史上，最不可思议的事件也许就是艾略特的崛起和迅速经典化。对《荒原》等诗篇的写作，修改与编辑的过程有了具体的了解，对诗人的特殊精神状态有更多的认识之后，我越发觉得诗歌史本质上是一种极具荒诞感的神秘戏剧。用批评家大卫•布朗维奇的话说，艾略特的爆发是一种历史上偶尔出现的很邪乎的事故，似乎可以专门用来挑战人们头脑中的决定论。
艾略特原本很容易就会沦入隐匿或晦暗的领域，跟那些诗歌史无法吸收的怪异诗人们为伍。本•琼森曾提示过，写邓恩那种诗要冒被忽视的危险，尤其是在推崇明晰风格的时代。其实艾略特也是如此。简单的解释是，他经历的时代刚好是大战爆发，帝国秩序瓦解，让精神崩溃的他能够在文学的战场上孤注一掷，并意外地乱中取胜——这也是一个让历史决定论与偶成论妥协的解释。然而，这无法完全解释一个例外如何会转身就成为主流，并顺便统治了批评界，最终被塑造成一个其形象与其诗歌无法互证的经典例外。随着对艾略特研究的不断深入，在各种重构语境的努力下，对这一突发事件的准确还原仍是困难的。威廉•卡洛斯•威廉斯曾用核武器来形容艾略特诗歌的强大力量（这也符合我前面关于地震的比喻）；即使是威廉斯这样的大诗人，几乎一辈子都纠结于针对艾略特的虚拟竞争，哈特•克兰，史蒂文斯，概莫能外。艾略特的同代人对《荒原》既不知所措又难以释怀，各种批评上的误判，以及借此增生出的相关的文化阐释，就是放在震中的地震仪，在测量的过程中也被它摧毁了。文学史有时候就是不断被摧毁后的废墟。
对现在的读者来说，艾略特已经是经典化之后地位相对稳定的诗人。新批评之后他不再是批评界最关注的诗人和精神导师，但他在各种读者评测的榜单上仍然经常占据最显著的位置——英国人对他的热爱至今仍超过任何其他现代诗人，他甚至比拉金更受普通读者的欢迎。世界各国的现代诗人，包括我们大部分读过书的新诗作者都很难绕开他。在近二三十年汉语诗歌的领域里，艾略特经常被看作是一位文化的诗人，他以一种高度抽象，非个人化的权威声音来充当西方文明的代言人。这当然没有错，因为这本身就是作为评论家的艾略特急于想留给读者的印象，它被新批评的诗人批评家们有力地加强之后，让艾略特成为更高的精神存在的现世附体———还有什么，能比这样的形象塑造更适合我们的“知识分子”诗人呢。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所谓“知识分子”诗人包括其部分朦胧诗的前辈，绝大多数都变成了也写诗的文化名流。不管他们表面上多么推崇里尔克，保罗•策兰或庞德，在实际的文化生产的场域里，他们所沿袭的更多的是艾略特的方式。
在很多西方人和中国当代诗人的阅读中，有一位过度“文明化”的艾略特，具体点说，他也是一位被过度新批评化的艾略特，其中的自相矛盾经常明显到让人习焉不察的程度。举一个宏观的例子，艾略特所说的“历史感”，或者他所代表的高级现代主义者所支持的“历史想象”，实质上是一种非常反历史的诡辩术，在诗歌领域内表现为一种虚拟历史的神话，其现实政治功能则是为逝去的帝国梦想招魂。《火诫》里“莱芒湖畔”的哭泣，《水中死亡》里溺死的腓尼基人，《四个四重奏》里陷入黑暗深渊的“戈塔年鉴，证券交易所周报，英国主要股份公司董事指南”，这些都是一个在解体的帝国核心处的诗人／银行从业人员的恶梦。艾略特在银行里用了八年的时间来为国际货币的兑换率发愁，在分管殖民地业务的部门里目睹梦想中的现代罗马还没建立就毁在了钱上。在诗歌的系谱学上，他却发明出一种强力的历史神话，其核心是所谓的“感受力的分离”。在早期的批评文字里，艾略特仍然承认这其中存在假设的成分。在1926年的克拉克讲座中，他直接用这种理论构画出诗歌史上的四个时期，即所谓“玄学时代”：但丁的时代，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的时代，19世纪法国诗人拉福格的时代，以及在这个三级跳之后，艾略特本人和现代主义者们代表的时代。这是“传统与艾略特的个人才能”真正的应用。尽管艾略特后来对此理论有过修正，正如法兰克•科默德所说，任何修正都没有这种近乎神话的观念强大。我甚至觉得大概只能用“文化战略”这样的帝国语言才能形容其雄心，但其核心不是任何文学史，而是他自己的诗歌思维。不管艾略特的诗歌理论在具体细节上有多少谬误，它都能直指他的诗的秘密：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诗人肩负起积极扩大人类经验与情感的任务，采取的方式是极端的，而且是最深入的。要深入到什么程度呢，艾略特说，即使是“心灵深处”都不够，“要看到大脑皮层，神经系统和消化道的下面。”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十多年前对艾略特的阅读和后来的印象中，我曾一直以为他是在使用比喻。“心灵深处”一般来说就是诗人和作家们向内探索的场所，而艾略特用这个关于深度的比喻来指示一个更高的层次，说到底就是更深的心灵与精神的未知层面。但事实并非如此。导致这种误读的部分原因是艾略特写诗歌批评的语言和思想风格。跟他的新批评后继者不同，艾略特并不用“细读”的方式来分析前人的诗歌，即使在新批评的领域里，“细读”也是一个较晚出现的读诗方法。艾略特也避免解释他自己的诗，如果有人请他解释《荒原》中的某段，他会把那段诗再读一遍。在《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这首里，他已经提示过，“不要问指的是什么”，这种做法并不是逃避或故弄玄虚。在讨论别人的诗的时候，他只是引用部分的诗节，或者就是一两句诗，他擅用的手段是进行有机的类比，或者说是制造一种认知性的比喻。比如，在《玄学派诗人》里，他提出诗人在感受思想的时候有一种直接性，应该“就像感觉玫瑰花的香气一样”。以这样的方式，思想与情感将融合成新颖的感受力。说的当然有道理，而且在现代诗歌的观念史上已经属于老生常谈。但实际上，艾略特指的不止于此。认知性的比喻并非只是建立在相似性基础上的修辞形式，它也是一种在不同的认识领域间穿梭往还的，互动式的思想方式。“大脑皮层，神经系统和消化道的下面”不仅是在比喻的意义上成立，它本身就是艾略特在物质/身体层面上的关注点，也是他用来颠覆传统诗歌观念的杠杆。在《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里，他早就用诗句明确地提醒过，“不可能说清楚我究竟是什么意思！但正像一盏幻灯把神经的图案投射在银幕上”。没错，这是个比喻，但也是实指。
真正的属于悠久文明的现代诗人，不论对此是否有明确的自我意识，正是那些致力于卸掉所有文明的重负，回到神经与脑电波的原点，从物质的层面进行触底反弹的诗人，而不是布罗茨基有意区分过的“文明化的诗人”。在曼德尔斯塔姆那里，所谓文明之子的工作来源于其头脑中“发声的模块”。再一次，我们不能仅仅把它看作比喻。神经科学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思想与情感的物质性，如果我们暂时不纠缠到底应该怎样定义物质，只要实验手段足够精密，人脑的复杂反应从理论上讲都可以进行图示和重演。这是让任何诗人都会感到头痛的思路，因为它预示着看上去无论多么独特的诗歌都可以用科学方法模拟出来，这可以说是一种关于人文创造的科幻小说。这要比宣扬“原始本能”，“身体写作”或者“反文化”更具有颠覆性，更有对写作者自身的神话进行釜底抽薪的打击的可能。但这种极端的方式也意味着一种对创造力的激发与呈现。因为它既能利用文化，又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已经沉重僵化，以至朽坏的文化中介，在神经的回路上用情感穿透思想，用思想重塑情感，然后投射到意识的墙上，像艾略特做的那样，让莎士比亚也能演奏来自圣路易斯的爵士乐。
艾略特不解释他的诗，或者反对流行的对他的诗的文化阐释，其根源就在于此。他的诗不是针对任何文化危机进行的，那种有学问的意象图解。他告诉读者，即使你不懂，这些诗也已经在跟你交流。艾略特最具创造力的诗，是他在精神崩溃的时刻见证的那些炸得粉身碎骨的意象，以及它们在神经反应的海洋里重新变幻组合的现场过程（在他脱轨走偏的时候，庞德替他扳回）——它要直接表达的就是这个激发性的运动，而不是什么历史意识，他传达的内容拥有意义也积极地涵盖了历史，但更重要的是他模拟了意义重新生成的过程，把它转译成神学语言就是拯救与复活。这种诗就像在黑暗中冲击大陆的海潮，天明之后你可以看到文化阐释的礁石间留下的痕迹，摔碎的贝壳和仍然存活的游鱼。是的，它们都是我们能看到的，文化被诗歌的浪潮冲击后的那些无可辩驳的，但又很有限的证据，就是这些东西充当了制造文学史的原材料。这决不是说艾略特的诗反对文化，而是说这就是他用来更新文化的机制，我们即使没完全理解，也已经接受了其后果。艾略特说《荒原》里只有三十行好诗，也许这正好证明了诗歌的能量引发之后到底是什么样的数量级，用三十行诗的重击就可以改变文学的地貌。
当然，艾略特并非这种做法的始作俑者，他把自己的谱系上溯到但丁（包括之前的维吉尔），在英语诗歌里则追认邓恩等诗人为前导。近年来，一些对邓恩研究尤其肯定了他的诗与神经科学的关联。比如，作家A.S. 拜厄特利用神经科学的成果来解释邓恩的诗歌效果，提出诗歌中有一种“智能/身体”的想象力，能够在复杂的比喻中制造高强度的感性。邓恩本人确实对人体的内部构造非常感兴趣，并吸收了庞杂的中世纪关于早期身体科学的遗产。然而，他毕竟不是一位神经科学的开拓者。有可能启发过艾略特的近现代人是德国作家毕希纳。在毕希纳去世之后，悼念他的同代人主要把他看作一位很有前途却过早去世的科学家。在他的眼里，人的身体存在于永恒的暴力之中，而神经系统就是真正的屠场。那些在惊骇中凝注的瞬间，那些词语滑出时的振颤，就是诗歌与神经元互相轰击的激战。在《丹东之死》中，他借革命家之口说，“要互相了解吗，我们只能砸开头骨，从对方大脑的神经里把思想撕扯下来。”后来，这位“嘴唇上也长眼睛”的丹东又说，“在我们被造出来的时候有个错误，缺少了某些东西，我不知道它的名字，我们永远无法去别人身上搜索枯肠地发现它，那为什么还要互相剖开身体来寻找它呢？”
当代德国诗人格伦贝恩对这两段话有一个精彩的评论，在它们之间“一个深渊张开了。那是让身体消失于其中的深渊。从下面升腾起了新的，可怖的亮光，历史就出现在这中间的阶段，最后的动物遇到了最初的人：这个人正是那个最后的动物。在启蒙的黑暗里，在理性的睡眠深处……毕希纳看到了这个生物。”我尚未读到关于毕希纳和艾略特在这方面的比较研究，但我觉得，艾略特多年关注并写作现代诗剧，他不熟悉毕希纳此类思想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格伦拜恩所描绘的人兽之间的，正在从血肉中发明思想的生物，看上去有点类似阿甘本讨论过的“homo sacer”的变体：他既是神圣的人，也是受诅咒的人，一种“怪物般的人与动物的杂合”。在诗歌上，这也许是艾略特这种现代诗人的某个原型。然而，艾略特在政治与神学的问题上完全是另有方向，跟毕希纳的差别极大，这让艾略特更倾向于从象征派诗人那里找更明确的师承。他在撕开跳动的神经之后，花了几十年来把自己缝合，垫高，膨化成一个文化巨人。这是导致我们很容易按照他的希望来误解他的原因。与他的诗相比，那些写性，写毒品和放纵的诗算什么呢，那些传播点反文化情绪的布考斯基，那些基本不懂诗的卡佛，看上去更像是些会分行的道德说教家。他们写的是诗，但就像《肉蒲团》不能算杰出的小说一样，这些诗只能如数家珍地展示已经都麻木了的感官反应，再撒上一点反道德的道德，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样做也聊胜于无。
在此，我绝对无意把艾略特重新塑造成一个崇尚身体高于文化的诗人。诗人超凡的能力表现在他能够拥有深厚的文化积累，也能将其瞬间穿透。我想要强调的是，所谓“诗人是文明之子”本身是一个很有活力的隐喻，我们不要把它错误地理解成“诗人是被文明化的后果”。诗人是文明的发明和更新者，没有他文明会有危险；而不是相反，文明层层包装造出了一批做诗人状的木偶陈列品。当代中国诗的一个明显问题就是搞错了先后关系，或者说只认后者，很多诗人按照既有的文化阐释去把自己复制成高价的赝品到处展览，这是让大部分知识分子诗人雄心勃勃，却越写越不堪的原因。那些欧阳江河，西川们，怎么看都像是打扮成庞德或史蒂文斯的朗费罗。
我也无意用神经科学的进展去比附出关于诗歌经验的一般理论。因为这种思路本身颇有启示性，却并不解决诗歌问题；它发挥到极致的时候，也许能模拟诗歌写作与阅读时的神经反应，但最终那不就是我们在做的事情吗？刘慈欣的小说《诗云》则从计算机和统计学的角度提供了另一种有趣的否定。而且，神经科学与诗歌理论的互相激发，也许只是一个更大的气候下的两片云团擦出电火花。在后现代主义之类的批评理论逐渐退朝之后，西方的批评界出现了向物质主义和经验科学偏转的动向。比如近年来不断引起争议的Affect理论，它结合了认知科学与伯格森，德勒兹等人的哲学思路，在人文和社科领域里提出了若干有启发性的话题。
按照理论家马苏米（Brian Massumi）的说法，发展这种理论的目的在于不通过任何中介就能把物质归还给文化唯物主义。简单说就是要重新把物质绝对化，用其尖利的棱角去刺透各种庞大的意识形态身上的厚皮。我觉得，从诗歌上讲，可以说从卢克莱修到雪莱都做过类似的事情。马苏米等理论家刚好是在批评界出现理论真空的时候来横插进一刀，结果导致这种物质主义的回潮迅速扩散，在多种学科分支里都出现了应用和变形。按照马苏米的说法，意识形态和各种用于给文化现象定位的法则都只是在特定的领域里才谈得上准确性，其具体正确与否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它们划分了各自的应用领域。马苏米并不反对这些文化理论，就好像我前面说的艾略特并不反文化一样，只是要保证物质与身体的特性不被文化淹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苏米认为自己的做法在伦理和政治上具有一种维护思想生态的积极作用。
神经科学，认知科学，语言科学，人类演化研究等学科的发现提示了一个问题，人体的基本反应中拥有深不见底，甚至神秘莫测的可供探索的疆域，它们是不能用人文学说完全解释清楚的。Affect 理论中最有名的例证之一是所谓“失去的半秒钟”，它为人的神经反应划分出一个自治的领域。根据一些尚未被科学界验证的认知理论，人（或者说这种被称为人的生物）在接受刺激之后半秒钟左右的时间里处于一种高强度的应激状态，看上去却似乎是无意识的，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此刻”，它太快，转瞬即逝。这种高强度的直感就是所谓的affect，它主宰了人们之后的喜怒哀乐，我们意识不到它的存在，或者误以为它是看似空壳的瞬间，实际上是因为它过于充满，过于奔溢，以至于可以激发出各种意义。我们称之为“感情”（emotion）的东西，只是事后辨认出来的结果，是部分可以进行理解和诠释的残余物，我们会用智能和经验来继续处理，反思它们。实际上，我们的身体具有一套拥有自治权的，根植于基因的硬件，或者说它们是文化符号生产与交换背后看不见的硬通货，是人文领域无法独自进行探索和估价的。这种新物质主义的看法可以说比各种关于“本能”的理论更强调本能，本能不过是它的一个极为有限且使用过度的比喻，对无意识的解剖则需要依靠真实的解剖，读到这里请回顾前面对毕希纳的讨论。
马苏米显然预见到了人们会对这种观点的反应。所以他说，爱因斯坦的理论并不意味着牛顿力学就没用了，只是让它有了更清楚的应用范围，Affect理论跟以往的文化理论的关系类似。近年来，从基本命题，论证过程到具体实验等各方面，这种翻新的物质主义都受到了质疑，攻击和否定，尤其以鲁丝•雷斯（Ruth Leys）2011年的批评为最，而且这个过程仍在继续。但马苏米提前的自辩仍是有作用的，而且这种理论本来也没自命真理。在知识与思想的生产中，我们面对的是无限复杂的对象和没有清晰边界的情境。从理论上讲，任何论断的反论早晚也会成立。有人说A，就有人说-A；就有人指责你们为什么不说B。争论到下一代人，也代替不了莎士比亚的一句诗。关键不在于谁能活到世界终结的那一刻来做总结发言，而在于这就是我们作为一种智慧生物用来认知并存活的一种方式。
马苏米强调过，他的思想路径在哲学里是有谱系的，但是在文学思想的领域里还是很缺乏，请再次回顾毕希纳。然而，这种思路的好处在于，它可以帮助我们反驳一些关于文学或诗歌的套话，也可以让我们在看待诗歌的时候多一种警醒，不要随便拿文化理论去附和反诗歌的错觉。
比如，在社会批评理论和大众文化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到社会阶层对文学品味的建构和区隔起到多么大的作用，这无疑对拿文学艺术当绝对的超越性的表现，或者当宗教替代品的文化人来说是一种有效的去魅。但如果在讨论诗歌的时候把这种观念的手臂伸得过远，就有可能造成脱臼。比如，关于诗歌在当代沦为“小众艺术”的说法就是一个例子。很多大诗人都反复在说一个简单的道理，诗是个人的声音，也就是小众中的小众，诗人跟自我在同一时间内或不同时间内的各种变形进行对话，所以佩索阿能不断制造出“异名”，并沿着它们反向造出一个跟现实世界互相包蕴的诗歌世界。同时，诗歌也是个人对任何人都可能的发言，你拿到了曼德尔斯塔姆的漂流瓶，你就可能看到他在另一时代向你招手，你没看见那还会有别人。如果你从来没拿起一支海螺倾听，那就不要轻易地指责听到里面有响动并把它比作潮水声的人。
对于诗歌的阅读和写作来说 ，在特殊的个人和任何人之间有太大的伸缩空间，能够扩张极度的个人性，也能容纳艾略特所推崇的非个人性。这种变幻的诗歌疆域在某一时段能用可量化的读者群来粗略地替代，但并不能就此推出关于诗在整个时代里的一般性结论。伟大的诗歌尤其不受这种限制，用精英与大众的对立模式也不能解释它的产生和流传，其写作者在某个历史时刻里是被闪电击中的例外，如前文所说的艾略特，他们经常存在于社会学的误差之中。
再举一个现代诗歌历史上有名的例子，让我们从Affect的角度来看待诗歌阅读中的反应 。威廉斯的短诗《这就是说》，俗称“便条”。这首诗的不分行的翻译就是一小段话，“我吃了你放在冰箱里的梅子，它们也许是你留作早餐用的，原谅我，它们很好吃，那么甜，那么凉。”在原文里，它分成长短错落，节奏轻巧的三小节，用很简洁的方式突出了跟诗里描绘的感觉相衬的语感。在1934年，威廉斯这样写是具有一定的实验性的，他对具体的日常经验点到为止，但让更多的暗示随着阅读挥发出来，也就是让人“玩味”——体会那么凉，那么甜所造成的效果，再回头去想“请原谅我”这个表达里到底蕴藏了多少意味。这种关于“味道”，“偷吃”，“请求原谅”的意义组合，很容易让读者回顾“偷吃禁果”的古老母题，性的暗示也被凸显出来，我们被告知这个便条是诗人留给妻子的。这种诗可以说是一个小型的感官实验室，读者共享的关于味觉的体验是我们对某种直感的回忆，经过意义的组合与筛选，可以促成一个比较有效的阐释。显然，这个阐释本身是次要的，所谓的语感是成就这首诗的关键，亲密低语中的清甜的愉悦感，轻柔的微颤的吐气间的羞惭唤醒了读者的感官，并在神经的反应中轻捷地制造出一个瞬间的回路，让我们一次次地跟随它的挑逗，让意义在重演的过程中呈现变化的姿态。
这首诗被文学理论家用来示范所谓的“文学性”，或者用来强调形式的重要性，这都有一定的道理 。如果用这种诗来代表一种反对隐喻，反文化的写作方向，那就搞错了。据说威廉斯的这首诗是与艾略特代表的现代主义诗歌是背道而驰的，甚至是一种后现代诗歌的先驱。从诗歌流派对立共生的策略来看，这也许成立。从准确地刺激感官反应，推动意义发生的角度看，它却跟艾略特的诗并无本质区别。我们甚至可以说，这首诗不过是对艾略特的一句诗有意无意的改写或呼应，“我到底敢不敢吃一个桃子”（《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这种诗是独自可以成立的，也是可以有效地组织进更大的诗歌架构。但它在当代中国还有一个功用，就是去跟完全不懂现代诗的读者进行趣味上的互虐。可以是诗的东西，是否能做诗的最低标准，纠缠吧。
我想，理论家称之为Affect 的东西，放在批评理论里可以继续研究下去，但也许永远无法得出理想中普遍的图式和清晰的界限。诗人们一直能够意识到这个领域的存在，那就是他们见证崇高，体验虚无，目击永恒的无限放大的圆点。他们用自己特殊的语汇来表达置身其中的情境， “我所有思想的飞腾都来自于我的血”（里尔克），“诗人是看不见的东西的大主教”（史蒂文斯），“我不死不活，什么都不知道”（艾略特），“上千个梦在我体内轻轻燃烧”（兰波），“如果我身体上能感到似乎自己头顶洞开，我就知道那是诗”（迪金森），“那种背后轻微的颤抖，确实是人类在发展出纯粹艺术与纯粹科学时所获取的最高情感”（纳布科夫）——他们其实是Affect 理论的传染源，翻新的物质主义是他们的想象力掉进理论的人工湖的结果。
诗歌所测量的领域，随着测量的进行而扩张，所以那叫无限。用史蒂文斯的话说，哲学家证明了他们是哲学家，而诗人享受了存在。对诗人来说，享受存在的最佳形式就是诗，“生活中的生活”（臧棣）。在历史标记出的某个时刻里，史蒂文斯正在保险公司忙碌，刚从银行下班的艾略特觉得自己身在炼狱。传记资料和新出版的书信集一起叹气，艾略特那些年过的是些什么日子啊，他几乎就没有写诗的时间。等到在疗养期间写出了《荒原》，为了凑够篇幅出版单行本，他为这首诗补上了经常故意让读者误解的注释。时而真诚的读者，希望你也是我的诗人同行，我的兄弟姐妹，在下一次误解的时刻，希望我们都多一点微妙。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