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与现象学讨论会小记

从未预料去开这个会。
建筑与现象学讨论会已经开到第三届，主题是“日常生活与建筑”。
由华南理工主办，中山大学现象学研究所协办。
参会的建筑师我就不讲了，哲学界有几位大佬，例如中大的倪梁康、华中科技的邓晓芒、南大的方向红等等。
据闻第一届讨论会两路人马言语不通，鸡同鸭讲。第二届或有改观。到第三届，我的感觉，是在努力对话，虽然沟通得极其不易。哲学界发言大致分为两类，一类努力从哲学话语中脱身而出，一类依然在哲学概念、文献、名词间转悠。听者各异，所得自然不同。后者我不是太懂，所以只记前者。
倪梁康：建筑的政治
倪先生提到了当下的物本主义，以及从“文化”到“文明”（个人到通属）的“退化”。接着他提出建筑师的“左派、右派”之分，左派建筑师面向未来，右派建筑师面向过去。
这个论调本身并无发聩之处，但是却可以引发讨论。因为这里面可以指向建筑学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建筑学的未来，或者说趋势是什么？当时我说了几点想到的：当下即有又没有，说“有”是因为所有人都只活在当下，没有人或在未来或过去；说“没有”是因为当下只是未来和过去之间的界面，确切说只有“过去”是真实存在的，当下和未来都只是过去的延续。从这点上说，所谓左派面向未来的先锋派或者不过是一种抛弃或反对大家所熟悉的“过去”的惯例而已，但他们保留着自己的“过去”。这是否就意味着说，是用个人化的过去替代通属的过去。这是否是从文化返回到文明的企图？如果这样，会出现另一个问题：谁有权力把谁的过去变成他人的未来？如此一来，这真是一个政治问题。尽管倪先生说他说的政治是古希腊那个polis，即众人参与管理的意思。另外，倪先生的文字功夫很不错。
邓晓芒：城市雕塑的意义
邓先生的立论基本有两个，其一，是中国传统上没有城市雕塑，当代的城市雕塑是20世纪尤其解放后受苏联影响出现的（和纪念性的大广场一起出现的？）。中国传统的雕塑是比较平面化的，他所谓“正面律”，这和中国人注重面子和表面观感的心理结构一致。此外，中国传统雕塑如寺院中的佛像，官宦大门口的石狮子等等大多数是要表现一种“威吓”之意。中国当代城市雕塑类似于古代的衙门前的石狮子，是官方意识形态的表现和承载。其二，西方雕塑（我想应该是说古典希罗马的城市雕塑）是以展现人体之美等等为目的，不是威吓之作。此外，它们因为放在广场等公共空间，因此有促进或映照大众公共生活尤其是陌生人之间的公共性之益处。
我大致也想到，说了几点：如果说邓先生的立论主要是想讨论公共性的问题，那么首先，中国传统城市和西方城市空间结构不一样，没有公共广场等等。这正是邓先生提到的空间形式之后政治生活的不同。但是中国传统城市没有公共广场，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社会空间没有公共性。我觉得或许说，中国的陶瓷是一种可与古希腊罗马雕塑相并肩之物。一方面其艺术价值之高已经毋容置疑。另一方面，其所起作用，正是参与构成某种中国式公共性。因为中国人有时候是通过对物的赏玩，及其之后隐藏的文化审美和共同志趣来体现一种文化价值观的。这并不仅仅是熟人朋友之间共赏，也是物件的流传和陌生人各自但共同的审美达成的。只不过他们不去广场，而是在郊野或家里。
最后比较引起争议的是中山大学钱捷先生的人格与建筑，他引用了王受之的材料来指责路斯的素面，歌颂盖里的曲面房子。其后果可想而之，呵呵。钱先生不熟悉建筑文献，所以错不在他。但由此可见研究讨论首先要有相对可信可靠的材料做基础，而一个糟糕的学者带来的影响是多么的坏。
作为最后的报告者，我介绍了生活演习展。一开始说了几句“严肃”的话：从某种意义上说，建筑学一种理解和观察世界的方式，就这一点上而言，建筑学最终也走向哲学。建筑学和现象学因此可以产生对话，建筑师不必依附哲学概念。建筑师正是通过这种独特的方式，从建筑学出发，思考人、意识、身体、物、空间等之间的关系。而这些或许正是“实事自身”，而或许从这点而言，建筑学比现象学更接近现象本身。
很多今天的哲学家是从语言开始，到语言结束。而建筑师必须从物开始，到身体和空间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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