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exander Korda与英国电影

这是几年前写的一篇学业论文，对英国三四十年代重要的制片人兼导演亚历山大•柯达，以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电影工业进行了简单的梳理。斗胆将拙作贴出，一来希望更多的人认识柯达，二来配合朋友们为英国电影书写的回顾专题。 ------------------ 在希区柯克与特吕弗的那场著名访谈中，特吕弗丢出了一句狠话：“电影和英国是绝对不相容的。［1］”1972年，电影学者艾伦•洛弗尔（Alan Lovell）在《电影期刊》（Cinema Journal）上发表了一篇题名《不为人知的英国电影》的文章，他在正文中细数了英国电影批评和学术研究领域内令人痛心疾首的空白：“在电影批评方面，能作为详细研究一定时间段内某一部特殊影片的范本的文章还没出现。这意味着，至今没有一篇文章能将作者对于独特艺术家的讨论，与自己所研究内容的一般说明结合起来……我们没有一部英国电影史的概述，除了一本价值不高的经不起考究的（《我们从哪里来》，作者查尔斯•奥克利）；雷切尔•洛（Rachael Low）的分卷式电影史还没写到有声片阶段；这里只有一本不错的传记，是关于亚历山大•柯达爵士（Sir Alexander Korda）的；没有全面介绍兰克集团（虽然艾伦•伍德写的兰克传记提供了一些信息）和英国联合影业公司［2］的专著；没有对于英国重要电影人的持续的讨论，比如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英国从影阶段），卡罗•里德，或是汉弗莱•詹宁斯……英国电影被称为‘不为人知的电影’真是恰如其分。”［3］正是有了这样的反省，此后四十年，英国电影学术机构和学者对于本国电影的研究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英国一百年来“不为人知”的光影逐渐清晰。在我看来，这不仅是梳理历史、寻找工业弊病的过程，更是英国电影人重建自信的过程。若干年后，英国导演斯蒂芬•弗里尔斯终于用另一句狠话表达出了英国电影人的决心:“…bollocks to Truffaut.”，洛弗尔将这句话放在了文章《为人所知的英国电影？》的开头，并在全文结束时写道：“Bollocks to Truffaut indeed!”［4］此外，洛弗尔这席话还传达了一些隐藏的讯息：哪些个人和产业团体是值得，甚至是必须去发掘和研究的。 1927年电影法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为了能在好莱坞大举进攻的形势下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欧洲的电影大国不得不暂时打破政治上和民族情绪上的隔阂，联合起来振兴电影产业，“欧洲电影”［5］应运而生。应该说，英国在这场联合当中获益不小，不仅电影产量日渐提高，而且借全欧洲之力，培养出了一批能力全面的电影新手，比如希区柯克［6］，他在德国的学习和实践为日后独特的电影风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英国电影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困境，反而跌至了一战以来的谷底。

从图一［7］可以看出，1914年之后英国的电影生产总数不断提高，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电影年产量迅速下降。战争结束后，英国电影业回暖，1921年的产量超过了150部。然而好景不长，根据统计,1924年只有56部英国电影在“交易放映会”［8］上；1925年是45部；1926年最低，只有37部，而这意味着与观众见面的英国电影还会更少。1914年，院线上映的电影有25%是英国电影；1923年，减少到了10%；1925年只剩下了5%［9］。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很多，我认为核心因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大众对美国电影的痴迷程度日渐加深，好莱坞趁势通过各发行单位的出租附属分支机构强迫英国放映系统接受“成批预定”（Block Booking）的游戏规则：一位放映商如果想要订到一部称心如意的好莱坞影片，他就必须花钱租借另外一批影片，这些影片大都是被美国市场淘汰的烂片，还有些影片甚至根本没有拍摄，存在的只是片名而已。几轮下来，美国电影进口数量的增幅已经远远超过了英国电影产量的增幅。通过这样的方式，好莱坞不仅牢牢控制住了市场，同时又严重打击了英国制片业和放映业的热情，使得英国电影在二十年代的发展步履维艰。其次，国力的衰退也加重了英国经济的负担。大英帝国在十九世纪末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楷模，1890年，英国的加工品贸易份额占到全球的35.8%；1900年，这一份额缩减到28.4%，1925年，更是跌至了23.8%［10］,曾经的“世界工厂”荣耀不再。整体经济的萎缩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英国电影工业的成长，再加上英国政府没有意识到电影产业已经成为国家经济利益和文化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未能对其进行及时有效的保护，只能眼睁睁看着“先天不足”的英国电影在全球性的竞争中败下阵来。再者，工艺的落后和人才的匮乏使英国电影“后天失调”。当电影还是新奇玩意儿时，英国人的实力是不容小觑的，无论是“布莱顿学派”（Brighton School）还是拍出了《义犬救主记》（Rescured by Rover,1905）的塞西尔•赫普沃斯（Cecil Hepoworth），都以他们的大胆实践为电影制作开了个好头。遗憾的是，没有后来者继承他们的衣钵。电影在20年代之前的英国始终是上不了台面的闹市玩意儿：没有商人为它做大笔的投资；没有堪称规模制片厂；没有成熟的发行渠道；没有成型的类型片，电影还停留在舞台闹剧、新闻纪录、风景拍摄的初级阶段；没有像样的剧组；没有明星制，有抱负的导演、作家、美术指导、服装设计者和演员都将他们的满腔热诚放在了英国引以为傲的戏剧舞台上了，参与电影制作则是生活逼迫下的无奈之选，并且，前往好莱坞闯荡已经成为一种潮流，致使英国电影人才的流失相当严重。 虽然英国的电影产业前景堪忧，但可以确定的是，一旦国家和个体都致力于去争取这份利益和这份声誉的时候，它的发展空间就会立刻显现出来。直到20年代中后期，英国电影人才迎来了这一关键时刻：电影法的颁布。 1927年电影法是英国政府保护本国电影业的一次尝试，它的颁布是为了确保英国电影能经受得住好莱坞竞争者的进攻，并致力于建立和健全电影制作工业（值得注意的是，政府着重保护制作领域，而非放映。1917年，英国共有19条电影院线，429家影院，1926年，院线已多达139条，影院也增加到了856家［11］。三十年代中期，全英国每周的电影票销售额平均高达1850万张［12］。虽然高上座率依赖的是好莱坞电影，但是只要院线的控制权不被好莱坞夺去，那么放映体系的基本经济效益还是可以保证的）。法案的主要内容包括［13］： 一、 法案的执行期是十年。每年的结算期定在3月31日。 二、 “成批预订”不违法，但是受到严格限制。 三、 责成发行商必须提供一定比例的英国电影，第一年是7.5%，这一比例逐年增加，1938年必须达到至少20%；责成放映商必须放映一定比例的英国电影，第一年是5%，1938年也要达到20%。 四、 属于英国电影的影片必须满足这些要求：由英国公民或英国公司（公司在英联邦地域内建立，公司的大部分导演是英国公民）制作；电影必须在英联邦地域内进行拍摄；电影的脚本由英国公民创］作；剧组将全部酬劳（可除开个别外国大明星大导演的高薪）的75%以上分发给英国国籍的员工。 总的来说，法案对于电影制作、发行和放映领域都有所涉及，尤其是增加英国电影交易份额和放映时间的规定，极大地鼓励了本土电影的创作热情。一时之间，英国电影就像沉睡已久的火山，表现出惊人的喷薄之力，成为三十年代欧洲最活跃的市场之一。仅在1925年到1936年间，就有640家大大小小的电影公司相继建立；硬件方面，1928年，全英国有19个电影拍摄场地，总面积大约是 105650平方英尺；到了1938年，拍摄场地增加到70个，总面积也随之扩展至777650平方公尺［14］。相应的，电影年产量也呈现出直线上升的态势，至1936年历史性地突破200部，这是英国电影至今也无法超越的高峰。 但是，1927年的电影法存在着明显的缺憾，有些疏漏甚至对电影工业造成了相当程度的损害。仔细研究法可以发现，英国政府扶持电影业的主要途径是增加电影在国内的上映时间，试图通过这一硬性要求来推动英国制片业的发展。的确，规定配额的做法并没有什么不妥，同一时期的德国、法国、葡萄牙等国都实施着类似的制度，然而对于基础薄弱、市场机制不健全的英国来说，过分依赖不健全的配额法只会引起诸多不良反应。 首先，配额只针对电影的“量”制定了最低限度，却没有关注电影的“质”，这一点是法案最致命的疏漏。其次，政府虽然列出了许多详细地要求来说明怎样的电影才算是英国电影，却也只是隔靴搔痒成效不大，因为它没有碰触到最核心的问题：电影公司的资金由谁控制？好莱坞只需要将资金投入英国市场，建立起五花八门的公司，再聘用几个英国人当作负责任人，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拍摄“英国电影”作为配额电影了。再者，政府既没有向制作人提供资金补助的专项计划或者专属机构，也不能保证制作方能获得影片票房的分红，因此新的法案并没有降低电影制作的资金风险，这成为三十年代中后期英国电影陷入资金困境，致使大批公司倒闭，最终在这场“战役”中获益的仍然是发行商和放映商。多年之后，迈克尔•培根［15］回忆道:“大部分钱都收归了发行公司和放映公司的囊中，他们稳稳当当地完成了配额计划。这些成为了他们的电影，他们的功绩。他们还通过其他商业利益牢牢地控制着主要的制片人，在这种形势下，不幸的制片人们始终没能逃脱。”［16］ 为了能够完成配额任务，放行商和放映商各显神通，使尽浑身解数。于是，以品质差闻名于世的“配额速成品”（Quota Quikies）应运而生，成为这一时期英国电影不光彩的代言。也正是由于配额电影，匈牙利人亚历山大•柯达来到了英国。 柯达与《亨利八世的私生活》* 柯达是出生在匈牙利的犹太人，原名桑德尔（Sandor），Korda其实是由Sursum Corda变化而来的。Sursum Corda出自拉丁语，意为“鼓起勇气来，别气馁”，这是年仅16岁的“社会主义者”柯达为匈牙利报刊投稿时所用的笔名。出于对电影的热爱，本来立志成为一名伟大小说家的柯达丢下了记者工作，于1911年独自前往法国，逗留在著名电影公司百代的拍摄场地四周，偷偷学习电影制作。回国后，柯达创办了匈牙利第一份电影杂志《布达佩斯电影》，发表了大量影评和政论时事的评论文。柯达正式接触电影制作和商业运作是在一战期间，1917年，年仅24岁的他就成为了匈牙利最重要的导演之一，并且变得非常富裕（曾经非常贫苦），柯达奢侈的生活习惯和经营作风在此时初见端倪。一战之后，由于匈牙利内部激烈的政治斗争［17］，柯达不得不转移到维也纳和柏林进行电影活动，并于1926年获得了前往好莱坞发展的机会。

柯达在好莱坞的第一个东家是第一国家（First National），他拍的电影都很卖座，公司不仅付给他高薪，还同意在他的电影中标注“亚历山大•柯达作品”的字幕，这是好莱坞顶级导演才享有的待遇。1929年，华纳接管了第一国际，柯达便跳槽到了福克斯，然而新东家对柯达的特立独行看不顺眼，一年后他就被炒了鱿鱼。时逢美国经济大萧条，加上他才华无处施展的苦闷（不甘心成为好莱坞机器的一颗螺丝钉），最终，柯达决定离开美国回到欧洲。在好莱坞的四年时间，柯达一共拍摄了9部电影，其中只有1部没有赚钱。 柯达首先回到德国，然而纳粹的壮大使他又辗转去了法国。柯达一开始为派拉蒙翻拍德语和法语电影，在与法国剧作家合作拍摄了一部很卖座的影片之后，派拉蒙派他去英国为公司拍摄配额电影。1931年，柯达拍摄了他的第一部英国电影《Service for Ladies》。 派遣导演去英国拍配额电影并不是派拉蒙公司独创的，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好莱坞公司都选择了这一方法。以福克斯为例，公司购买了大量廉价的英国默片，并与专门生产配额影片的英国公司签约，定时定量地获得“配额快速品”，同时还在英国建立小型的制作公司，以极快的速度拍摄足够量的粗糙影片，然后将这些电影一股脑地丢给放映商，以保证公司优质影片的上映。虽然“批次预订”被法律限定，但是放映商仍然得全盘接收这些差品质的电影，结果导致放映商每年完成的上映比例远远超过了法律规定（详见表一［18］）。也有的公司大量购买印度、澳大利亚产的廉价电影来完成配额，比如环球公司。相对来说，只有联美和华纳提供的英国电影质量较高。

创办自己的电影公司，独立地拍摄电影，是柯达多年来追求的目标。这次英国之行令柯达感受到英国市场的潜力和英国有声片进军美国市场的天然优势，于是他开始认真考虑是否要将英国作为新事业的大本营。其实当柯达还在好莱坞的时候，英国戏剧界的著名人物乔治•格朗史密斯（Geroge Grossmith）就曾邀他去英国参与独立制片，不过这一计划由于条件的不成熟而搁浅了。 《Service for Ladies》于1932年1月在英国上映，获得了不错的票房，柯达的名声在英国电影界渐渐传开来，人们知道了派拉蒙有一位能将配额影片拍得和美国影片一样好的导演。这一成果增强了柯达的信心，他最终决定在英国建立自己的电影王国。1932年2月，伦敦电影公司（London Film Productions）成立。公司的董事长由格朗史密斯出任，柯达担任常务董事，董事会的成员还有：剧作家拉乔斯•拜洛（Lajos Biro）［19］，戏剧家罗德•勒甘(Lord Lurgan)，法国百代公司的雪弗（J.S.Cerf）以及柯达的律师约翰•苏托（John Sutro）。此外，柯达的两个兄弟佐尔坦（Zoltan）和文森特（Vincent）也加入了公司，参与制片和美术指导的工作。 三十年代初期，英国本土的几个重要公司已经初具规模，包括英国国际电影公司（British International Pictures，即后来的英国联合影业公司），Gaumont and Gainsborough（由英属高蒙和Gainsborough合并而成），The British and Dominion Film Coporation和Associated Talking Pictures。当有声片刚进入英国电影业时，较高的开支令小公司苦不堪言：默片的平均成本是5000-12000英镑，而有声片的平均开销是12000-20000英镑［20］。许多公司因为没有足够的设备和资金，不得不选择倒闭或是被兼并，勉强通过考验的公司却没有更多的资金去拍摄质量较好的电影，只得依靠生产配额影片勉强维持运转。前面提到的几家大公司会为好莱坞拍摄少量的配额——这对维持双方的合作关系非常必要，但它们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制作和发行质量较好的英国电影上：比如希区柯克、安东尼•阿斯奎斯、维克多•萨维尔、詹姆斯•威尔、乔治•皮尔森等导演的作品。 公司成立的第一年，柯达仍在为派拉蒙拍摄配额电影，只是身份发生了转变。与此同时，他积极地和迈克尔•培根接触，终于获得了与Gaumont and Gainsborough合作拍摄六部好片子的机会。然而这一合作并不顺利，伦敦电影公司由此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员工的薪水都只能用欠条代替。 假设一位英国制片人遭遇如此的困境，那么他很有可能会选择知难而退——长期以来严酷的投资环境令他们变得谨小慎微，只要能迅速收回成本，哪怕将作品以低于其商业价值的价格卖给发行商。伦敦电影公司的解决方法却令英国电影界感到吃惊：濒临破产边缘的柯达奔走于几个重要的英国电影公司之间，希望他们能为自己的新电影投资——这将是一部足以媲美好莱坞佳作的豪华古装片，由英国影星查尔斯•劳顿［21］担任主角。情理之中的，所有公司都对柯达说“不”，他们认定这个计划只是在自讨苦吃，当下的英国怎么可能有实力拍摄出优质的豪华大片，并妄图进军美国市场？无奈之下，柯达只得到欧洲寻找资金，一对意大利父子成为了电影的主要投资人，此外，通过圈内人的介绍，联美也参与了投资并获得了该片的发行权。 《亨利八世的私生活》（The Private Life of Henry VIII）于1933年7月3日杀青，虽然预算控制在5万英镑，然而最终成本却高达93710英镑（此时，英国优质电影的平均成本为３万至６万英镑［22］），成为当时最贵的一部英国电影（这一记录在随后的几年中不断被柯达刷新）。1933年10月，影片在美国和欧洲同步上映，获得了惊人的50万英镑票房，培根对此的形容非常生动：“亚历山大•柯达爵士像龙卷风一般冲击了英国电影工业。”［23］。 事实上，《亨利八世的私生活》（后简称《亨利八世》）并不是英国最优秀的一部电影，然而它在英国电影史上的重要地位却是毋庸置疑的。首先，柯达与联美签定的发行合约意义非凡，这是好莱坞公司首次一视同仁地对待英国电影的发行问题。《亨利八世》没有被降低发行档次，更没有被视作配额电影，而是和好莱坞大片一样，举行了风光体面的首映式，并在全美和欧洲多家影院上映——好莱坞不再像曾经那般遥不可及。其次，《亨利八世》的成功鼓舞了英国电影人的创作热情，他们希望借鉴柯达的经验拍摄出更多卖座的影片——大大小小的公司开始为豪华影片四处融资，新公司不断涌现，设备齐全的电影厂也投入了建设。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英国电影空前的繁荣，但是过快的产业扩张，以及冒险拍摄高成本的电影也带来了很多隐患，造成的后果可能是毁灭性的。并且，需要强调的是，没有一家英国公司参与了《亨利八世》的投资。柯达的合作申请被拒之门外，这不得不让人怀疑他们的商业嗅觉。此外，电影的导演、编剧、美术指导都是匈牙利人，剪辑师是美国人，摄影指导是法国人……全剧组最重要的工作岗位上几乎全是外国人，除了演员。可以说，《亨利八世》的成功依赖的是欧洲和美国电影人的合作，英国提供的只有演员、场地和设备而已（这与好莱坞在英国投资拍片的方式如出一辙），那么英国电影人所表现出来的急功近利和对柯达式成功的狂热摹仿是否会显得太盲目太不理智了呢？当英国电影工业在三十年代中后期遭遇严重的经济危机，致使大量公司倒闭之后，部分人的思考方式变得不难理解：“柯达的批评者们……将对电影业信心的丧失都归咎于柯达的奢侈铺张和他的那些‘效仿者’们，他（柯达）没有对英国电影业的复兴做出贡献，反而毁掉了它！”［23］ 对于英国电影人来说，柯达经营公司的方式和拍片方式的确非常奢侈。一旦碰到中意的人才，无论花多少钱，柯达都会尽量将其收入公司当中，却既不给活干也不告诉你为什么不给活儿，这令许多员工苦不堪言。对待电影题材也是如此，柯达四处搜集故事并购买版权（他甚至于1935年亲身会见了传奇人物劳伦斯，在付给劳伦斯三千英镑作为版权费用之后，他准备拍摄一部名叫《阿拉伯的劳伦斯》的电影，却由于预算太高而被董事会否决了），然而拍摄出来的却是极少数。为了商业利益，不得不放弃艺术上的追求，柯达自己都感叹说：“我最伟大的电影是那些已经宣布要进行拍摄却没有拍成的电影。”［24］此外，柯达对电影的苛刻要求和精细的工作态度常常令电影的成本远远超过预算。例如，1935年7月，电影《创造奇迹的男人》（The Man Who Could Make Miracles）就已经完工，但是柯达看完粗剪后非常不满意，身为制片人的他亲自带领摄制组重拍了一部分，结果仍不令他满意。1936年4月，他再次进行了重拍和补拍，同年7月，电影终于上映了，票房却是惨败。实际上，伦敦电影公司从建立到1939年二战爆发之前所制作的电影中，真正赚钱的作品非常少，有些影片虽然在英国创造了不俗的票房成绩，却由于成本太高反而得不偿失。这里列出几部电影的成本以供参考：《亨利八世的私生活》（1933），93710英镑；《The Scarlet Pimpernel》(1934)，115000英镑；《Sanders of the River》(1935),153584英镑；《Things to Come》（1936），375000英镑；《无甲骑士》（1937），超过300000英镑；《The Drums》(1938)，136000英镑。顺带一提，一部“配额速成品”的成本平均在5000英镑左右。 高昂的成本，平淡的票房，对公司的管理不善，再加上1935年修建登汉（Denham）电影厂（图二［25］）时贷了大量的款，1936年5月2日的资产负债表显示，伦敦电影公司的亏损达到330842英镑。柯达费尽唇舌才从公司的固定投资方英国保诚保险公司（Prudential Assurance Company）［26］一方申请到新的贷款，以维持公司正常运作，却又由于新片《伦布兰特》的失败而陷入了更严重的财务危机。1936年12月31日，伦敦电影公司的总负债已高达1794222英镑，这种境况在随后两年内也没有好转。最终，柯达为此付出了代价，保诚保险希望重组公司，并将势力渗入了公司的董事会，柯达失去了最大股东的地位，他不得不在1939年3月另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公司：Alexander Korda Produtions。幸运的是，柯达仍然与联美保持密切的关系［27］，这使他有机会制作自己中意的电影并将它投放到美国市场。

从题材和风格来看，这一时期柯达的作品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模仿好莱坞成功影片而拍摄的豪华大片，比如《无甲骑士》（玛琳•黛德丽和罗伯特•唐纳德主演）和《唐璜秘史》（Thr Private Life of Don Juan，1934，老道格拉斯•范朋克主演）；一是以古英国历史和大英帝国殖民史作为拍摄题材的电影，比如《亨利八世》、《战火中的英格兰》（Fire Over England，19237）以及著名的“帝国四部曲”——《Sanders of the River》(1935)、《象童》（1937）、《The Drums》（1938）和《四羽毛》，这四部电影分别将殖民地尼日利亚、印度和苏丹作为故事背景，从始至终都认同并维护帝国的权威。曾经的匈牙利“社会主义青年”于1936年加入了英国国籍，并持续地作品中体现出强烈的金戈主义，鼓吹帝国无上的荣耀，这的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转变。入乡随俗，大胆利用其他民族的文化和习惯来获赚取的利益，同时又保持自身精神和信仰的独立，这不正是千百年来犹太人成功的秘诀么？关于这点，柯达的亲侄子迈克尔•柯达写下的一席话意味深长：“柯达兄弟对于信仰总是保持缄默，他们允许孩子按照英国传统成为国教徒，自己却对英国国教毫无兴趣。”［28］因此，我相信柯达拍摄这些电影是希望通过“政治上的正确”和“民族情绪上的正确”来实现更多的商业利益。 从巅峰到低谷 前文提到，1925年至1936年间共有640家电影公司建立，然而到了1937年，全英国只剩下20家公司能够继续维持经营了［29］。出现如此大规模的倒闭，一方面是激烈的竞争和市场规律引发了英国电影工业自身的调整，垂直整合的大公司进逐步成型。另一方面，三十年代中后期许多公司在投资上的失误也极大程度地导致了自身的倒闭。 有声片进入英国市场以来，有实力拍摄质量较好电影的大公司屈指可数，绝大部分中小型公司都是依赖配额法才勉强生存了下来。他们拼尽全力为好莱坞公司制作“配额速成品”，然而获益极小且精疲力竭。谁不想拍出既卖座又叫好的电影？这一抱负埋藏在他们的心中无处施展。《亨利八世的私生活》的惊人成功成为了重要的转折，它不费吹灰之力地点燃了英国电影人的热情，柯达也在瞬息间成为了英国独立制片的楷模。与此同时，豪华大片的成功使得伦敦金融市场对电影的投资兴趣日渐浓厚，一套新的融资方式渐渐形成——电影制作者可以通过经纪人或信托公司向固定的银行和保险公司贷款，此外还可以到短期资金市场去借贷短期资金。影片上映后，制作方通过票房的分红来偿还贷款及利息，并采用同样的方式为下一部电影融资。然而，伴随着越来越多的资金，公司所面临的风险也越来越高，一旦有一部电影不能收回成本，那么整个资金的运转就会出现问题。 1936年４月，《电影周报》（Kine Weekly）上刊登了一篇名为《神秘的金融家》的文章，文章旨在探讨推动当下英国电影繁荣景象的资金究竟从哪里来。其中的数据显示，1936年1月16日至10月30期间，英国的独立制片单位总共获得了405万英镑的贷款，其中超过2/3的资金是由一家名为Aldgate的信托公司代理的。 事实上，信托公司对其所代理的电影项目不仅没有审核，甚至没有一个严格的资金控制标准，这导致大部分公司的贷款没有计划，有时远远超过了其预算所需，加上票房的失利，这些公司的负债金额越来越高，只能选择破产。例如，City Film Coporation是一家创办于1934年的小公司，起初拍了很多配额电影，后来尝试制作高成本的优质电影。1936年５月，公司倒闭，经过清算后发现，公司的总资产不过100英镑，却通过Aldgate获得了超过233150英镑的资金。［30］不仅如此，大部分公司在破产之后无力偿还高额欠款，这又反过来影响了金融市场的良性运作。如此恶性的循环严重打击了电影业的投资信用和热情，到了1937年，独立制片的资金基本上已经干涸，许多人因为不理智的电影投资和盲目地拍摄大制作影片而弄得身败名裂，电影工业也由此日渐萎缩一蹶不振。 那么，伦敦电影公司的资金危机与其他独立制片公司的投资失败究竟有何关联？难道真是如愤怒的批评者所说，柯达就是这场危机的制造者吗？我认为，柯达只是众多诱因中的一环，造成英国电影大跃进式的扩张以及随之而来的衰退的最根本原因在于电影工业基础的薄弱和政府制度的不健全。通过对19２7年电影法进行分析，我们已经发现，政府的调整未能从根本上保证电影制片领域的良性发展，并且，政府既没有建立官方的资金提供机构，也没有设立相关的监督机构，留下了严重的资金隐患。相较于同时期规范、清晰的好莱坞垂直整合体系，英国电影工业更像是一盘散沙，混乱不堪。 长期拍摄优质影片的大中型公司和只拍摄配额电影的小公司构成了硕果仅存的20家公司。与此同时，1927年法令即将到期，由于不知道届时将会有怎样的新法令取而代之，因此英国公司和好莱坞公司在这一时期都显得极为谨慎，一边缩减生产一边对市场持观望态度。诸多因素综合在一起，造成了英国电影工业在三十年代中后期的衰落。 1938年电影法 1936年，经济部组织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针对1927年电影法的效果进行考察，同时组织各界代表对新的电影法内容进行商讨。委员会成员和代表们重点讨论了如何解决现行电影法引起的“配额速成品”以及投资风险等问题，虽然由于利益的不均而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但是大家在一个问题上达成了惊人的一致：希望政府能加强干预力度。 1938年3月，电影法正式颁布。它的主要内容包括［31］： 一、 “成批预订”违法。 二、 短片也被纳入了配额计划。发行商的配额任务：长片第一年是15%，十年内增加到30%，短片第一年是15%，十年内增加到25%；放映商的配额任务：长片从12.5%增加到25%，短片从12%增加到22.5%。此外，作为发行商配额的电影，每英尺的人工成本至少是1英镑，电影总成本至少是7500英镑。如果电影成本是规定的三倍——每英尺至少3英镑，总数至少22500英镑，这部电影就能以一抵二，算作两部电影。如果一部电影总成本超过37500，每英尺人工成本在5英镑以上，就能算作三部。但是这样的电影不得超过放行商配额数的一半。 三、 限制每部电影的最低成本，以防止“配额速成品”再次进入市场。 四、 Cinematograph Films Council成立，目的是“保持对英国电影工业发展状况的关注，并随时向政府报告”。 五、 在允许的范围内，政府可以改变配额的比例和成本要求。 1938年电影法的整体框架仍是建立在1927年电影法的基础上的，只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上做出了调整。在民众批评声最高的配额电影方面，政府适当地缩小了配额比例，并对电影的成本作出了最低限制，保证了英国电影的质量。从法令中也可以看出政府增加干预力度的措施，包括成立电影委员会和允许政府对法律做及时地调整。然而，电影法中有一条规定非常古怪——允许发行商以“双倍配额”和“三倍配额”的电影来完成配额任务。这条规定乍一看是为了保证配额电影的质量，然而仔细思考不难发现，这项规定实际上大大减轻了好莱坞公司的负担。此前，好莱坞公司都不得不拿出部分资金来准备“配额速成品”，以保证其优质影片的正常放映，在这一过程中损失资金是非常正常的，比如福克斯每年不得不为此额外花费13万英镑［32］。通过新法律，好莱坞公司不用再费时费力地搜集“配额速成品”了，只需要让其所属的英国公司生产正常水准的电影即可，对他们来说，22500英镑的成本简直是小菜一碟。 电影法的最初目的之一难道不是限制好莱坞的势力吗？为何又要减轻他们的负担呢？事实上，这是英国政府在特殊的政治时期采用的一种外交手段。首先，制定对美国有益的条款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好莱坞资金投放到境况堪忧的英国工业。希望美国公司能提供就业岗位，帮助英国提高电影制作水平，并获得更多在美国发行的机会。虽然面临着英国电影工业资金的独立性遭受破坏的风险，政府还是欢迎美国资金的注入，作为解决国内资金问题的一种尝试。此外，国际动荡的局势，以及对德日法西斯势力的恐慌，使得这一时期英美的外交关系非常密切，英国不可能非常坚决和严厉地对待好莱坞。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电影工业进入了战时紧急状态，电影产量降至1927年以来的最低。英国电影的再次复兴，已经是十年后的事了。而英国电影业与好莱坞的“战斗”号角，才刚刚吹响。 ［1］ Francois Truffaut, Hitchcock, London: Secker&Warburg, 1968, p.100. ［2］ 兰克集团：Rank Organization，其最早的一家子公司British National Films创办于1934年，公司在四十年代发展成为垂直整合的大型公司，初期的核心人物是兰克(J. Arthur. Rank)和五尔弗(C. M.Woolf)；英国联合影业公司：Associated British Picture Coporation，常用缩写ABPC，是英国另一家著名的垂直整合型公司，1933年由British International Pictures和Associated British Cinemas合并而成，核心人物是约翰•迈克斯韦尔(John Maxwell)。——作者注 ［3］ 艾伦•洛弗尔，《不为人知的英国电影》，《电影期刊》，1972年第2期，第1页。 ［4］ 艾伦•洛弗尔，《为人所知的英国电影？》，收录于罗伯特•墨菲(Robert Murphy)主编的《英国电影》，英国电影协会，1997年第一版，第235页；第242页。 ［5］ 欧洲电影：European Films，这一说法由德国乌发(UFA)电影公司艾力克•波马(Erich Pommer)提出：“……建立‘欧洲的电影’的必要性在于，这意味着这种电影将不再是法国、英国、意大利或德国的电影，而是完全的‘欧洲大陆的电影’。”详见：克里丝汀•汤普森，大卫•波德维尔，《世界电影史》，陈旭光，何一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136页。 ［6］ 希区柯克早期的影片具有强烈的表现主义风格，最富盛名的是《房客》(The Lodger,1926)。——作者注 ［7］ 来自网络版英语百科全书的“英国电影”条目，网址：http://en.wikipedia.org/wiki/British_film ［8］ 交易放映会：trade shown。发行商进行的放映活动，以便放映商选择其需要租赁的影片。——作者注 ［9］ 雷切尔•洛，《英国电影史：1918-1929》，伦敦：George Allen & Unwin 出版社，1971年，第156页。 ［10］萨拉•史翠特(Sarah Street)，《英国电影和国家利益 1927-1939》，收录于Robert Murphy主编的《英国电影》，伦敦：英国电影协会，1997年第一版，第18页。 ［11］ 雷切尔•洛，《英国电影史：1918-1929》，伦敦：George Allen & Unwin 出版社，1971年，第40页。 ［12］ 雷切尔•洛，《英国电影史：1929-1939》，伦敦：George Allen & Unwin 出版社，1997年，第1页。 ［13］根据雷切尔•洛，《英国电影史：1918-1929》第三章《配额》(The Quota)的内容归纳而成。——作者注 ［14］ 莎拉•史翠特，《英国电影和国家利益 1927-1939》，收录于罗伯特•墨菲主编的《英国电影》，伦敦：英国电影协会，1997年第一版，第20页，第22页。 ［15］ 迈克尔•培根：Machael Balcon，英国著名制片人，曾经在BIP、G-G、MGM和伊林担任制片人。——作者注 ［16］ 迈克尔•培根，《英国电影三十年》，《英国电影艺术》，1949年10月刊。 * 本节的主要参考资料是：查尔斯•椎辛(Charles Drazin)，《柯达—英国唯一的电影显贵》，伦敦：Sidgwick & Jackson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 ［17］ 一战后匈牙利建立了短暂的苏维埃政府，“社会主义者”柯达被政府委以重任，然而新政府的政治清理以及对犹太人的种族仇视，令柯达不得不离开匈牙利。值得一提的是，1919年，一位名叫Kertasz的匈牙利年轻人为政府拍摄了一部著名的政治宣传片《My Brother Comes》，呼吁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他就是未来的好莱坞大导演迈克尔•柯蒂兹(Michael Curtiz)。——作者注 ［18］ 雷切尔•洛，《英国电影史：1929-1939》，伦敦：George Allen & Unwin 出版社，1997年，第35页。 ［19］ 拉乔斯•拜洛，匈牙利人，是柯达一生的好友以及合作伙伴，他为伦敦电影公司创作了大量剧本和脚本，包括《亨利八世的私生活》、《鬼魂西行》、《四羽毛》等。——作者注 ［20］ 莎拉•史翠特，《英国电影和国家利益 1927-1939》，收录于Robert Murphy主编的《英国电影》，伦敦：英国电影协会，1997年第一版，第19页。 ［21］ 查尔斯•劳顿：Charles Laughton，著名影星，制片人兼业余导演，以精湛的演技和喜怒无常的脾气闻名于世，一生中只导演了一部电影《猎人之夜》(The Night of the Hunter,1955)。——作者注 ［22］ 雷切尔•洛，《三十年代的英国剧情片》，《英国电影，声音与电视协会期刊》(British Kinematography, Sound & Television Society Journal) ，1981年2月刊，第16页。 ［23］ 雷切尔•洛，《英国电影史：1929-1939》，伦敦：George Allen & Unwin 出版社，1997年，第229页。 ［24］ 查尔斯•椎辛(Charles Drazin)，《柯达—英国唯一的电影显贵》，伦敦：Sidgwick & Jackson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第118页。 ［25］ 登汉电影厂，位于白金汉郡，1936年开始营业，是当时全欧洲面积最大、设备最精良的电影厂，却由于其过分狭长的设计而倍受批评。——作者注 ［26］ 伦敦电影公司与保诚保险公司于1934年建立合作关系：柯达希望获得稳定的资金来拍摄豪华大片，保诚则是商业投资，并打算联合柯达完成该公司的另一个投资项目：彩色电影的实验。二战之前，英国一共拍摄了9部彩色片，其中5部由伦敦电影公司拍摄制作。——作者注 ［27］ 柯达与联美的合作始于1933年的《亨利八世的私生活》。伦敦电影公司没有发行和放映系统，因此一直由联美负责其所有电影的发行。1934年，柯达就持有了联美的股份，1935年9月5日，柯达正式加入联美董事会，成为公司拥有者之一。美国媒体对此的评价是：“英国资本第一次成功入侵好莱坞。”——作者注 ［28］ 迈克尔•柯达，《没有灾祸的生活》(Charmed Lives) ，伦敦：Allen Lane出版社，1980年第一版，第34页。 ［29］ 莎拉•史翠特，《英国电影和国家利益 1927-1939》，收录于Robert Murphy主编的《英国电影》，伦敦：英国电影协会，1997年第一版，第22页。 ［30］ 雷切尔•洛，《英国电影史：1929-1939》，伦敦：George Allen & Unwin 出版社，1997年，第229页。第202页。 ［31］ 根据雷切尔•洛《英国电影史：1929-1939》第三章《配额》，以及莎拉•史翠特，《英国电影和国家利益 1927-1939》的内容整理而成。——作者注 ［32］ 雷切尔•洛，《英国电影史：1929-1939》，伦敦：George Allen & Unwin 出版社，1997年，第187页。 最后提一句，柯达没为劳伦斯和费丽雯的婚姻少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