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徐文医生被砍有感

 有一天爸爸没有准时回家，那时他只有BP机，妈妈呼他回家吃饭，过了很久他打家里电话说医院临时有事他要值夜班。妈妈放了心，张罗我吃饭洗澡。那几年没人家里有私家车，爸爸骑助动车上下班，从家到医院单程一个半小时。许多个夜晚他说了回家吃饭却晚归，妈妈把菜热了又热，我把新民晚报的最后一版看了四五遍，我不着边际的头脑里会禁不住幻想他在漫长的回家路上被车撞了，倒在血泊里，我成了孤儿，就像许多小说电影里的俗套情节。我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哭出来，妈妈惊慌失措地来抚摸我的头，直到爸爸疲惫地回家，抱怨交通堵塞。而那天晚上，分明爸爸打电话回家确认值夜班，我还是害怕地幻想着不可能的车祸，直到恐惧得胃疼。
第二天早上爸爸突然要求妈妈带上我去他工作的医院，“有事。”他简单地说。我们换了三部公交车到医院，在爸爸的办公桌前已经坐着两个人。“嫂子。”他们亲亲热热地叫我妈，把她带出了房间。一个我勉强认识的护士过来，敷衍了我几句大人敷衍小孩时会讲的玩笑话。过了会儿妈妈进来带我走，她神情很怪，对我说待会儿见到其他医生要叫叔叔阿姨，小孩要乖。在走廊尽头转了个弯我才发觉妈妈哭了，她突然说：“爸爸没事，你不要怕。”她擦了眼泪，我们推门进去，爸爸躺在病床上，头上包了许多圈纱布，左手被吊起来。医院的大小领导也在，妈妈忙着去和他们应酬，过一会儿一个大人把我抱到爸爸面前，他指指前方说：“看那里，摄影师要拍拍英雄和他的宝贝女儿。”所有人都哈哈大笑，包括爸爸，我觉得这一切都荒唐可怕，我的胃又疼起来。
那天直到很晚领导才走，只剩下爸爸妈妈和我。爸爸说他饿了，于是我们都觉得饿了。妈妈心情很好地领我去医院边上的小吃店买外卖，那里卖的生煎包子和鸡鸭血汤是人间美味。我们在爸爸的病床前摆了张小桌子，每个人都开始评论生煎包子和鸡鸭血汤，爸爸坚称鸡鸭血汤里放了太多味精，妈妈觉得生煎包子猪肉馅里不该加姜丝，而我相信这家店所有吃食的味道都和许多个月前我光顾时一样完美。那天直到这时候我才觉得安然，甚至有一种巨大的幸福。我已经不再希望有人跟我解释爸爸为什么躺在病床上包了那么多纱布，我只想听爸爸妈妈辩论他们对小吃的见解，而爸爸突然摸着我的头，“看到我这样子你怕不怕？”
他跟我解释，前一天下午他被一个病人打了。这一切毫无征兆，他正在为另一个病人查房，这个愤怒的病人进来，对他吼了一声，手里拿着一根钢管，朝他劈头盖脸就打过去。刚开始他背对着这个病人，第一下打在后脑勺他毫无设防，然后他转过身抱着脑袋（因此手也受了伤），反复叫他冷静下来，直到慌乱的护士叫了医生和保安把他制住。“那时我想我可不能还手。我不还手大概还有几个人站在我这边替我说几句话，我一还手那么所有人都会觉得是病人有理了。”他振振有词地说，这样的委曲求全让我吃了一惊，要知道他身材魁梧脾气火爆，从来都是别人让着他三分。他安慰我们说他伤得不严重，只是皮开肉裂看上去“卖相难看”，昨天晚上卖相太难看，他才谎称自己临时值夜班免得吓着我们。
打人的病人被押到警察局，没有受什么苦，因为爸爸不想为难他。病人对治疗的结果不满意，一时气头上才想打人，那个下午他一定处于半疯狂的状态不知道在干什么，因为他找到的出气对象并不是他的主治医生，爸爸只是参与了他一小部分手术。
这件事的结尾就像中国发生的其他许多事那样变得庸俗而形式。爸爸被大小报纸参访了几次，在全医院职工大会上做了报告，反复描述那个下午每一句言语每一个动作的细节，直到所有的言语和动作都失去了它们本来的逻辑，直到那些下意识的连贯的事实被虚构成经历了无数的思想起伏，按照那些党支部干部所熟悉的流程被制造成一个标准英雄，而那张“英雄和他宝贝女儿”的照片也刊载在从不会被人翻阅的机关报纸的某页。几个星期后的一天，一面巨大的锦旗送到他的办公室，八个金灿灿的大字“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爸爸讨厌锦旗，可为了不得罪领导还是把这几个充满阿Q精神的大字挂在墙上好几年。
我很少对时事发表评论，大大小小的突发事件常让我觉得震惊却无法引起共鸣感怀。而前几天无辜的徐文医生被砍，让我突然记起了许多年前那几次因为恐惧引起的胃疼。我记得推门而入看到病床上包着许多纱布的爸爸，下意识以为我在做一个噩梦，因为总是穿着白大褂站在床前向病人说话的爸爸绝没有可能突然躺在属于病人的位置上。我记得那几个星期我像在经历一场冒险，因为全家都参与进了“瞒着爷爷不让他知道爸爸被打”这件阴谋，我故意在爷爷面前说不必要的慌，完全出于好玩。爸爸纯孝，在我的记忆里只有另一件事调动了全家瞒着爷爷，两年前爷爷查出胃癌晚期，他在半昏迷的睡梦中去世，一直以为自己只是得了普通的胃溃疡。
我看了几个新闻网站为徐文事件做的专版，有一个调查说“七成医生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做医生。”我的爸爸不是这样的，他对我的教育大多围绕着自己工作带来的感触，他也一直唠叨着希望我走上医学这条路。他在我五六岁时带我去人体解刨室看死人标本，在我十来岁时带我去医院的动物房看那些正在接受癌症药物试验的可爱的兔子。有一段时间爷爷走路跌跌撞撞，他向爸爸问病，我因为生物课上刚学了些皮毛马上脱口而出，“是小脑病变！”爸爸爱怜地看着我说，“你那么有天分，你真的应该做个医生。”汶川地震后某一天爸爸突然对我说，“我们都很幸运。”然后他告诉我，他们医院转来了几个汶川的病人，其中一个十八岁的女孩双腿压在石头 下面，拉出来的时候皮肉卡在石头里只剩下骨头。医生还在观察腿部神经有没有反应，能不截肢尽量不截肢，不过“看起来就像《新龙门客栈》里甄子丹演的那个坏人。”我知道他想讲一句聪明的笑话，可是他没有笑，我也没有笑。从小到大我和爸爸间有许多矛盾。争吵，泪水，离家出走。可是每一次他以医生的身份在我面前，我都会觉得安全而温暖。
那天下午，他被失去理智的病人用钢管打破了脑袋，打伤了手。相熟的同事想先包扎脑袋上的伤，他坚持要先查看手，“因为手坏了，就不能再拿手术刀了。”在我心中，这件小事抵过所有的 赞誉和锦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