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本文选自《令人反感的妓女，反抗的妓女：为性工作者的权利而战》（Revolting Prostitutes: The Fight for Sex Workers' Rights）一书，如有兴趣强烈建议阅读原文、原书。该书纸质、电子版均可于VersoBooks购买，网址如下：https://www.versobooks.com/en-gb/products/548-revolting-prostitutes

作者：Molly Smith& Juno Mac

翻译：麦可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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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些白人朋友说她们入卖淫这一行是为了那份权力。好吧，对黑人女性来说，做这个是为了钱。

—葛洛莉亚·洛基特（Gloria Lockett）

译注：葛洛莉亚·洛基特于1984年联合创办了“加利福尼亚妓女教育项目”（CaliforniaProstitutesEducationProject，缩写为Cal-PEP），并担任执行主管至今。该项目采取基于社群、以服务对象为中心的工作模式，为尤其难以获得支持、难以获得医疗服务的黑人、原住民、有色族裔中的青年、成年人、家庭、街友、性工作者、跨性别女性、使用管制药物的人等提供关怀、支持、教育。2013年，阿拉米达县公共卫生部门艾滋病管理办公室为其颁发了第五届罗伯特·斯科特博士“开拓者奖”，以表彰项目“与艾滋病毒携带者/患者协作的杰出成就”。了解更多可见网站：https://www.calpep.org/

卖淫不是生产性劳动。性交易唯一的产品是男人的性高潮。那不是生产，不是“工作”。

—莎伦·霍奇森，工党国会议员（Sharon Hodgson，Labour MP）

资本必须让我们信服家务劳动是一种自然、不可避免甚至令人满足的活动，以便我们能够接受这种无偿劳动。反过来，家务劳动的无工资状态也成了巩固家务劳动不是工作这一惯常说法的最有力武器，从而防止妇女展开除私家厨房-卧室吵架（全社会都觉得这种吵架是可笑的，从而会贬低斗争的主人公）之外的斗争。我们都被视为唠叨的泼妇，而不是斗争中的工人。

—西尔维亚·费德里奇，“反抗家务劳动的工资”

（Silvia Federici, Wages Against Housework）

译注：此段翻译直接采用了2018年刊于工潮网站的中文译文（马新 译，朱剑 校），全文可见：https://www.gongchao.org/2018/07/29/fankang-jiawu-laodong-de-gongzi/

工作是好的吗？

我们的社会痴迷于视工作为确立地位、产生意义与身份认同的地方。与此同时，我们挣扎于狗屁工作、低迷的工资，不无道理地怀疑我们许多人为了赚钱所做的事对自己的人生、所在社群而言毫无价值。不如说，我们主要为食物链更上方的人挣取利润。在这个混乱且令人困惑的语境下，从事你所热爱的事一方面非常鼓舞人心，是一个办公室里关于权力的白日梦，一个“向前一步”的幻想，让个人自以为拥有掌控权；现实则是，这是一个重要的阶级标志。接受杂志采访分享晨间生活习惯的女性，她们个个都早起不是因为要打扫办公室，而是因为她们运营着那间办公室——而我们却被上了一堂道德课，即把她们的幸福与她们的生产力、她们美好生活的配置联系起来：高端健身房、面带微笑的私人助理、建筑公司、鲜花。她们亲身示范：工作是好的。

无论是“色情专家”（Erotic Professional）还是反卖淫活动家都接受这样一个预设：工作是好的。我们在上一章看到，色情专家营造形象之专业、经济之成功，凸显其特殊技能、装备和天赋。她的叙事包括与成功挂钩的地位符号：不菲收入、闲暇时间、良好教育、有房产，等等。将自己置于奢侈品与炫耀性消费的语境也是一种宣传策略，以向富有客户表明她跟他们实力相当，故而理所应当为特殊形式的性（或关系）大笔投入金钱。

与性积极一样，残障客户的概念对色情专家所拥护的那种工作政治也至关重要。残障客户是比其他男性更值得的形象的化身。他的需求被视作主要是对亲密与连结的需要，而非肉体渴求，这既专业化也神圣化了性工作者，将其不无恭维地描述为柔和灯光下的理疗师、残障权利的倡导人，从这一角度为她的工作赋予正当性。色情专家不仅从工作中体会到货真价实的愉悦，这份经验还有社会价值：这样一个被去性欲化、不造成威胁、值得的男性，谁能否认他对亲密和连结的向往呢？这样以健全主义（ableist）看待残障人士的方式是居高临下的。如此理解性工作者权利也不恰当。性工作者权利应着眼于劳动者是否拥有安全权，而不是这份工作是否具备所谓的社会价值。

通过这类幻想与忽略，色情专家维系了“谁配得上什么”的主流看法。她认同崇高的工作配得上尊重与回报，她只是希望扩大我们对崇高工作的理解范畴，凭借高收入、BDSM的职业召唤、对待值得的残障客户的疗愈方法，以将自己囊括在内。色情专家的政治表达常常包括宣称性产业的工作好极了，比其他任何工作都要好。这类辩词模糊了性工作者权利运动的目的与主张：如果已经这么完美了，那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又是什么？

某种意义上，反卖淫女权主义者与色情专家不谋而合。他们也认为性工作能否成为工作应主要视性工作能否成为好工作而定。他们只是不认同商业性行为能落入“好工作”的范畴里。他们因此将工作大概定位为劳动者应从中获得满足、享受且没有剥削的东西。与这想当然的工作范式稍有偏离就会成为“不足为工作”的证据。“这不是工作，这是剥削”的说法你听了一遍又一遍。一位瑞典的女权主义者政策制定者告诉记者：“不要说性工作，这么糟糕的东西称不上是工作。”糟糕和工作被放在了彼此的对立面，如果卖淫很糟糕，那就不可能是工作。

反卖淫女权主义者，甚至连政策制定者都常问性工作者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没有报酬我们还会不会跟客户发生关系。如此一来，工作就被重写了，它成了个体满足感如此强烈以至于你愿意免费去做的事。确实，这种对工作的理解在很多情况下内嵌在了反卖淫倡导机构随处可见的无酬实习中。拥有数百万美元资金的大型反卖淫组织“平等就现在”（EqualityNow）通知申请人其机构8到10周的实习没有酬劳，并补充“也不会安排住宿”。此类职位很常见：路哈玛（Ruhama，译注：设于都柏林）刊登的大量志愿者工作都跟有薪职位没有太大区别。2017年，一家英国的反奴役慈善机构因刊登无酬实习广遭全国媒体批评。2013年，爱尔兰的反卖淫非政府组织联盟“关掉红灯区”（Turn Off theRed Light）招募实习生，却连最低薪酬都不愿意支付。这些或无酬或低薪的实习职位的结果就是，能够在女性部门发展事业的—开展活动并制定围绕卖淫的政策议程—是那些能够负担得起在纽约、伦敦从事无酬全职工作的人。在这个背景下，反卖淫运动内整体对工作与金钱的关系的抽象理解也就不足为奇了。

对在很大程度上能决定对话范畴的人来说工作也许大体上是积极的，比如知名记者。然而，这却描绘不了大多数女性劳动者或普遍劳动者（甚至包括许多记者）的现实。大多数劳动者都在工作场合蒙受某种不公条件，一般来说也不会免费做工。工作常常很糟糕，尤其当它低薪又不受尊重时。这不是说现状是好的，也不是说因为它从来如此我们就该接受；但假装工作普遍很美好并将不符合此标准的劳动者经验排除在分析与主张之外也是无用的。

如同女性从事的其他工作，对女性工作的性别主义式贬低抹除了组成性工作者实际劳动之大部分的情绪劳动、忙忙碌碌，将我们的工作简化为随时等待被插入。当然，不将性工作作为工作对待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我们仅仅是洞：我们提供可被购买的同意。一位英国女权主义者写道，“男人买春基于的前提是他可以在所购买的时间内对她的身体为所欲为。”尽管人们可能稍不留神就会跟着点头，但仔细审视就会发现，这样的评论助长了它声称谴责的东西。如同性工作者，一位按摩治疗师售卖时间、服务而非某种肉体产品，她的工作也并非基于“客户可以在所购买的时间内对她的身体为所欲为”的前提，以此来描述按摩师的工作显然很可怕。可以如此描述性工作者一事所揭示的恰恰是卖淫女性放弃了所有身体边界的想法是多么根深蒂固。持有这种想法的既包括那些袭击我们的人，也包括那些想象在保护我们的人，他们也彼此强化了这种想法。

这类说法不仅厌女，也很奇怪。试想一下性工作者广告、客户评论中常见的性产业缩略语，比如OWO（“oral without”，即不戴套口交）。此类用语的存在即表明性工作者所共享的对边界的预期，她们也认为客户要遵守这个预期。毕竟，如果钱一经易手边界就失去意义的话，这些广告和评论又何必提及米亚要求戴套而贾德提供无套口交呢？这些性产业行话被创造出来的目的就是沟通此类细节。如果米亚与贾德的同意被“购买”了，她们对安全套使用的具体说明也将没有意义。

正如强迫按摩师提供口交会构成性侵，因为她没有给你在按摩服务期间“使用她身体的权利”，强迫性工作者（举例来说）发生无套性关系构成强奸的理由正是因为性工作者并没有将“在购买期间为所欲为”使用她身体的权利售卖给客户。这样一来，演员明白床戏与摄像机停止后被袭胸、与电影制作人强迫她在拖车里给自己“按摩”不是一回事，性工作者也没有什么不同。如果我们当真要严肃对待后韦恩斯坦时代性工作者的安全，我们就应该给予她们与电影明星同样的信任，相信她们分得清工作要求的性接触是什么，以及即便发生在工作场合中也构成性侵的性接触又是什么。

我们能否理解此类人身侵害属于强奸仰赖于不把性工作理解为被购买的性同意，其中性工作者交出自我边界和身体权利的控制以换取金钱。如性工作者尼基塔在2017年国际特赦组织英国年度大会上所言，“当我说自己被强奸了你们信任我，意味着当我说自己没被强奸你们也要信任我。”（“Part of believing me when I say I have been raped is believing me when I say I haven’t been.”）

我们的文化预设性插入的本质即是统治行为，而被插入即等于被居从属地位。这意味着粗暴对待性工作者开始成为自然而然的事。如果卖淫的我们通过被插入就已经堕落，那么进一步的堕落—被写成垃圾桶、人形孔洞、精液容器、开口、充气娃娃—人们也会当这是事实，而不会认为这是在主动地再生产并巩固厌女的话语，且这一切都打着女权主义的名义。

性工作者唯恐因如实讲述糟糕的工作条件而拱手向政治对手递上武器，她们对工作的抱怨荒谬地成了不把她们认定为“真正的劳动者”的理由。一位英国知名的女权主义者曾调侃：“有想过把身体里插进许多生殖器当作职业吗？······ 你做这个越久，你赚钱的能力就越差。但人们常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什么都有人喜欢！”被调侃的是，哪怕性别歧视年龄歧视并存，性工作者仍“错误地”认为她们所做的是工作。当然，如果工作上遭到性别、年龄歧视就可以把一个人从劳动者范畴里除名，大多数年长的女性劳动者都会被排除在外：劳动所得的性别差距会随着年龄增大。如果不遭受工作场合的压迫和剥削才是唯一的“真正的”劳动者，那么所有为劳动者权利的组织工作都变得多余了。

有些劳动者很幸运，拥有不错的薪水，做有意义的工作，能够自己做主，但我们中大多数人都在某些程度上感受得到尖锐的剥削。可能老板拿走你的一部分小费，或是强迫你在伴侣生日那天、爷爷/姥爷葬礼那天继续工作。可能你开始不满自己的工时表怎么总是包括一天到头那15分钟的无酬劳动，或是厌恶你通勤要花那么长的时间—这时间非但不被补偿，还十分昂贵。你需要花钱去上班，而你的公司吸收了这份利润。有薪工作在很重要的一个意义上就是剥削。资本主义经济下，你的劳动所得低于你的劳动产品的售卖价格，老板们以此来获得利润。认为任何类别的工作—包括性工作—总体上很好都是不合理的。

工作是不好的吗？

议会大楼里，顶着雨水来见苏格兰政府部长的一小群性工作者被要求简单讲讲我们为什么踏入卖淫这一行。我们轮番发言。一位有好几个小孩的单身母亲解释她做性工作是为了养活家庭；另一个人解释说作为无证移民，性工作是她能做的为数不多的工作之一；第三个人解释她作为跨性别者出柜并开始性别转换后，失去了主流工作。一位男性谈到了他在其他工作场合遭受恐同的经历。

部长不为所动。她观察到我们似乎都是为了钱才开始卖淫，语气里不光有一丝怀疑，还表现出在她看来为了挣一份钱而卖淫十分唯利是图。她提起吸毒的性工作者来跟我们的故事做对比：她们卖淫不是出于经济原因吧，是不是？

使用毒品的性工作者当然是出于经济原因才从事性工作—要么是挣钱去买她们需要的东西（比如住所或毒品），要么是直接以性换取所需。部长问出这个问题后，同一时间每个人都想发言，这个重点在你一言我一语的嘈杂声中被盖过去了。

人们为了挣钱而卖淫，这一简单的事实常常被丢失、遗忘、无视。这可能是因为性工作者被污名到她们的动机也被病理化的程度，以致人们无法理解做大众眼里如此怪异糟糕的事是出于同样平凡、可以引起共鸣的理由，那些支配着其他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的理由。（对使用毒品的性工作者来说则更是如此。）有时出于政治目的，金钱的重要性被刻意隐藏。如果右翼政客将性工作事关挣一份体面的收入一事轻描淡写，而着重强调性工作被“地下犯罪世界”所驱动，他就可以回避卖淫、贫穷和政府政策的联系这样尴尬的问题，并把反卖淫措施与民粹主义的“严刑峻法”（tough-on-crime）统一起来。例如，德州有全美针对皮条客、人贩子和犯罪团伙最广泛的刑事法律，但州立法机构却再三未能向援助人口贩运受害者的服务提供资金，更别说资助项目以有效解决贫穷、以及儿童福祉系统中存在的问题。

病理化性工作者，认为她们做不了“好”的决定，不把她们当成基本上被平常的、平凡的需求所驱动的普通人，这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2013年一个瑞典家事法庭认定一位名叫贾思敏的年轻母亲不知道什么对自己最有利；认为性工作对她而言不是一份能提供维持生活的薪水、让她能全职照顾小孩的灵活工作，而是一种“自我戕害”。法官裁定既然她自我戕害，也就不适合照顾自己的小孩。她警告自己的前任有暴力倾向法官也未予理睬。前任拿到了孩子的监护权。当她为了见小孩而与他见面时，被对方刺死了。

是平凡的、物质的原因让贾思敏踏入性工作，罔顾这一因素在政府对她的需求回应如此不足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认为性工作者没有、不能做好的选择，这样的想法不会把我们引向女权主义乌托邦，却会导向强迫性的、惩罚性的“改革”模式。

淡化卖淫之实际、经济维度也给反卖淫主权主义者留下了意识形态重负。例如，凯瑟琳·麦金农曾写：“没有买方，就不会有人贩子这样的卖方。”麦金农将“卖性的一方”错认成“人贩子”，也就抹去了卖性的人可能由经济需求驱动这一事实，试图通过刑事法律根除卖淫无法解决这种需求。毕竟如果我们暂时忘记人们站街是因为需要钱，我们就无需努力解决她们失去收入的问题，当她们拼命试图弥补这份收入时，我们也不用面对这将对她们的安全造成什么影响。

对话中不提钱的因素，性工作者就会显得支离破碎、不可理喻。如一位学者所写，“妓女有不寻常的个人经历，这种令人不快的说法由来已久：关于‘妓女的精神错乱’之男性迷思仍然存在”—而且，这些迷思在21世纪还披上了女权主义的外衣。要么明说要么暗示，性工作者被认为无法理解什么对自己最为有利，行事体现出了童年创伤。例如，反卖淫活动家凯特·班亚德（KatBanyard）认为假定性工作者在童年历经过性暴力“合情合理”，因为“童年被性侵的常见后果就包括无法树立边界”。从事性工作的幸存者反对这种将她们的人生病理化的企图。如LoriAdorable所写，“不是因为什么永久性的“破损”或创伤重演的冲动，而是因为（童年被性侵的)幸存者通常也缺乏家庭支持。”换句话说，逃离暴力家庭环境的人有避免回家的强烈需求，而性交易是许多人避免回家的策略。这是物质需求，不是病。

根据英国内政部研究人员，“妇女涉足卖淫的最主要原因是经济需求”。学者朱莉亚·莱特（JuliaLaite）写道，“几项19世纪晚期的研究发现，英国的卖淫妇女中几乎一半曾是家庭佣人，许多人自愿离开家拥工作就是因为厌恶极了这份工作。”莱特引述20世纪20年代的性工作者对实施逮捕的警察的发问：“我放弃这个你能给我什么？当我能轻松赚到20磅时，去洗衣房打一周赚2磅的工吗？”性工作者尼基·罗伯茨（NickieRoberts）在80年代的写作也呼应了这些想法：

“我这辈子做过的最侮辱人、最剥削人的工作就是在破败的工厂为寒酸的薪水劳动······ 我觉得应该有一个专门的词来形容工人阶级的劳动，一个能与中产阶级工作区分开的词，他们有事业；我能想到的词只有苦力（drudgery）。腐坏、没有希望，远远称不上是生活。这是不道德的。但像我说的，工人阶级妇女什么也不要就是社会对她们的期待······ 中产阶级女权主义者问我为什么什么也不做—不刷马桶，却去跳脱衣舞—我为什么要忍受这个？打扫别人的屎有什么解放可言？”

透过经济需求来看，人们做性工作的原因不再显得异常、卑贱，而重新成为在糟糕世界生存的一种合理策略。另一组研究人员提到，女性“相比男性更可能失业，不充分就业、从事低薪工作”；面临这些障碍，“卖淫可能成为那个更有吸引力的选项。”

南非的一位性工作者DuduDlamini说：

“我以前在开普敦打扫人们该死的房子。在不同的房子为别人洗洗刷刷。一大早起来开窗、打扫卫生、做饭、给孩子煮粥、送他们上学，再熨烫衣物。一切只是为了有个地方睡觉，有口饭吃，此外连根香烟都没有。所以我受够了。”

一位在英国公寓里卖淫的移民妇女说，“这个工作更好，钱多也来得快。清洁工作太辛苦了，也挣不了多少钱。我仍然说我是个清洁工，我不得不说谎，但是我不想当清洁工。”

性工作的人口分布中种族和残疾与否是很重要的因素。PlumaSumaq曾写，对许多有色族裔的人来说，“卖淫不是你跌到谷底才做的事，你卖淫才能维持生计，游起来而不是沉下去，反抗而不是就此消失。”一位匿名的毛利母亲写：

“我的身体承受不了每周40个小时的工作，那些薪水不错的工作，我也不够格。我因工致残，而我所在的社会并不照顾我这样的人、我女儿这样的人（也有身体障碍）······ 成为性工作者意味着我能工作的时候就工作，不能工作的时候就可以不工作······ 我能花很多时间照顾女儿。”

一如其他被边缘化的群体，大量LGBTQ人群从事性工作。发生在家中、更广泛的社区中的歧视、拒绝、暴力让他们在这个恐同、恐跨社会的处境更加脆弱、不稳定，这使得卖淫成了为数不多的走出穷困的有效路径。正式就业对跨性别女性而言尤其困难。辍学率升高、没有家庭支持、无法获得适当的医疗保健（包括获得性别确认疗法的资金）置她们于贫穷、疾病、无家可归的境地。伦敦四分之一的无家可归青年是LGBTQ人群，在这个群体中又有70%是被赶出家门的。

通过刑事法律阻止任何人卖淫都是十分困难的。刑事政策会让情况变得更危险，然而政府几乎无法在物理上限制一个人售卖、交易性的能力。因此，长久以来卖淫是那些一无所有的人活下去的策略—那些没有受过培训、没有资历、没有设备的人。走出家门、在街上等客户几乎不需要什么条件。为了生存做性工作可能危险、寒冷、令人恐惧，但对那些只有更差选项—饥饿、无家可归、毒品戒断反应—的人来说，这是救命稻草，一个几乎任何一贫如洗的人都可以依赖的“安全网”。这也解释了性工作为什么“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对一些反卖淫活动家来说，对性产业的担忧取代了对资本主义更广泛的批判。“左派怎么只在女性的身体被买卖时支持自由市场呢？”朱莉·本德尔（JulieBindel）这样问。这个问题要么误解、要么扭曲了论点。左派支持的是劳工权利，重塑劳资间的权力平衡。资本主义社会里，你把一件事定为犯罪，资本主义也依旧会在那个市场运作。当我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要求选择刑罪化还是去罪化商业性行为，我们并没有被给予一个不由“自由市场”支配一系列活动的选项。看看美国就知道，在那里毒品的使用、售卖、分销大都非法。如果按照朱莉·本德尔的分析，因为它被定为犯罪就不可能存在资本主义市场，那么那些活动是在共产主义或是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发生的吗？还是美国的毒品市场是按照礼品经济进行的？

事实上，美国毒品市场深刻地揭示了非法市场的资本主义在很多方面都是最激烈的。因为非法市场没有监管、没有劳动者权利。商业性行为被定为犯罪，也就不会有劳动者权利；反之当商业性行为不再是犯罪时，卖淫的人可以运用劳动法。左派支持性工作去罪化是因为左派支持劳动者享有权利。

卖淫行业存在大量被边缘化的人群，这被看作是这一行业掠夺成性、异于常态的证据，但其实这反映的是被主流社会视为正常的系统性失败。对现实如此尖刻的反映让人不舒服，不过与其正视这种不适感的来源是经济不平等，与其正视经济不平等造成了这种局面，人们选择“他者化”这个问题，认定问题出在卖淫上。利用惩罚手段回应流浪现象也体现了类似的机制，例如以罚款处置乞讨、露宿街头的人，筑起“防露宿者尖刺”以阻止他们将门廊作为临时住所。一位牛津市议员十分直白地讲明了这背后的逻辑，他表示“我很乐意跟这些露宿街头的人说一句‘你真丢人’。我不觉得这能带来什么好处，但他们应该有更多尊重态度。”很难不察觉到这与应对站街之对策间的共性，尤其是如此多的政策倡导者都强调把减少街头卖淫的人（而不是比如提升性工作者的安全、减轻贫困）作为衡量成功的重要标准。街头出现无家可归的人、性工作者让人们对露宿街头、室外卖淫的人心生愤怒。

当我们说卖淫是工作，我们并不是说这是份好差事，也不是说我们应该不加批判地看待它。比贫穷或低薪工作好是一个极低的标准，这对任何自称是解放运动一部分的人来说尤其如此。卖淫、从事性交易的人属于世界上最没有权利的群体，这些人常常被迫从事最差的工作。但这正是反卖淫活动家应该正视性工作的原因：这是人们获取所需资源的一个途径。可是，我们却被告知，失去一份工作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被告知，失业是我们实现社会变革的方式—事实就这样被轻易打发了。反卖淫女权主义者梅根·墨菲（MeghanMurphy）写道，“我猜我们也不该试图阻碍石油产业了，因为人们会失业嘛。以防人们失业就维护有害的行为······不是很进步。”那些做此论述的人想象“改变社会”是通过剥夺些什么完成的。（当然，许多这类工作都不能直接类比性工作：石油工人、银行家、核科学家没有已经处在社会底层。）但相较之下身无长物的人感到恐惧没有错，他们的生计要被夺走了。80年代的英国矿工不是因为采矿是最棒的工作才罢工，他们只是正确地认识到，一旦采矿从手里被夺走，撒切尔政府就会抛下他们的社群，使他们陷入极端贫困。同理，如果你能确保性工作者不必卖淫就可以获得所需资源，力争以这种方式取缔性产业，那么几乎不会有性工作者会提出反对意见。

然而事与愿违，一位工党政客反而以她认为的性工作者收入“很低”为由，主张进一步减少收入不是什么值得担忧的事。恰是人们的收入低微时，收入可能减少才令人生畏；恰是工作糟糕时，劳动者才最需要劳动者的权利。

外人常常认为性工作一定是份十分糟糕的差事，许多性工作者也同意。不过，这些性工作者也许会认为问题出在工作上，而不是性上。罢工的工人需要拒绝工资的能力：随着手里的钱越来越少，停止罢工的诱惑会越来越强。在任何谈判中，权力都掌握在能一走了之的那方手里。我们也在性产业中看到这种需求的不对称—一如反卖淫女权主义者常爱指出的，没有男性需要买性，这归根结底是一项娱乐。然而性工作者却实实在在地有需求。如DuduDlamini所言，“这一切都跟钱有关······ 我跟孩子要吃什么？我的孩子现在很饿，我需要快钱······ 我感觉‘我会离开，我会活下来，我会带着钱回来。我会照顾好我的孩子。’”在一个很重要的意义上，客户不是需求端，他们才是供给端；对性工作者而言，客户代表着我们生活的资源来源。

我们见过客户利用网络论坛组织起来抵制他们所在地区的陪侍，逼迫后者降价。客户当然可以轻易地放弃商业性行为这种奢侈——相应地，他们的头目也知道做陪侍的女性很可能妥协，毕竟他和他的兄弟们可以无限期地耗着性工作者们。卖性的人远比买方更需要这项交易，是这份需求造成了性工作者的脆弱处境。同样地，一位站街的性工作者在警察打击行动后因为没有生意而心生绝望，绝望让她们更不能拒绝不公平的要求。妥协意味着屈服于客户躲避警察的恐惧；如果他想在午夜没有照明的公园做事，以保持隐蔽，他就得以提出这个要求或不付钱直接走人。人们被北欧模式法律的概念吸引，这个模式只惩罚买方，不惩罚妓女—但是任何旨在减少性工作者生意的运动或政策都会迫使他们消化亏损，要么钱包变瘪，要么工作条件变差。一位世界产业工人工会（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的性工作者的观察如下：

“我发现能否靠目前的收入活下去会直接关系到我的工作是否容易、安全、愉快······ 也许拒绝任何立马对我表现出不尊重的客户会让我更安全，但我也清楚知道什么处境让我有能力设立我所能承受的极限。如果好几周都没赚到钱，我就需要接受那些听起来更危险的客户，我通常是不愿意冒这个险的。”

每当性工作者提到这点，我们就好像总是被曲解为在维护男人买性的权利。实际上，正如家务劳动有偿化（Wages for Housework）运动在70年代明确提出的，将某事命名为工作是—根据自身情况—拒绝它的关键第一步。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理论家西尔维亚·费德里奇在1975年写“要求家务劳动有偿化不是说一旦支付我们报酬，我们就会继续承担家务劳动。意思恰恰相反。表达我们的家务劳动要求报酬是迈向拒绝家务劳动的第一步，因为要求工资使我们的劳动不再隐形，这是展开抗争最不可或缺的条件。”将工作命名为工作在家务劳动有偿化之外也一向是重要的女权主义策略。从社会学家阿莉·霍克希尔德（ArlieHochschild）提出的“情绪劳动”（emotional labour），到记者苏珊·莫沙特（Susan Maushart）提出的“妻子的工作”（wife-work），再到苏菲·刘易斯（Sophie Lewis）对代孕议题以及“妊娠劳动”（gestational labour）的理论化，面对不命名即隐形、即成为“自然的”性别化劳动结构，将其命名对开始思考如何以集体行动抵抗、重塑此类工作至关重要。

仅仅因为一份工作很糟糕，不意味着那就不是一份“真正的工作”。当性工作者主张性工作是工作时，我们在表达我们需要权利。我们不是在说工作很好、有趣，甚至无害，也不是在说它有重要的价值。同样地，把我们做的事置于劳动者权利的框架来讨论也不构成对工作本身的无条件支持。这不是在认可资本主义，也不是要赞同规模更大、更能盈利的性产业。“人们以为扩张玻利维亚的卖淫业使是我们的目的。”ONAEM（译注：玻利维亚性工作者工会）活动家YulyPerez说，“实际上，我们的诉求正相反。我们的理想世界里女性不会因为经济困窘而被迫踏进这个行业。”

该为卖淫的本质感到抱歉的不是性工作者。性工作者不必先为性产业辩护才能论述我们不该因谋生而受惩罚。人们不应该需要先证明自己的工作对社会有内在价值才有资格获得安全。我们无法依靠刑事政策、依靠视被边缘化之人的物质需求、生存策略为无关紧要而迈向一个更好的社会，一个更多人的工作拥有更广阔价值、资源按需共享的社会。性工作者要求即便与工作斗争、甚至讨厌工作也依然被视为劳动者，我们需要被信任具备这种能力。保住工作不需要以喜爱工作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