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血流不进书房，死者已计入代价

余华写的《许三观卖血记》我差不多二十年前读的，几乎什么情节都记不得了，甚至忘了许三观的故事发生在哪个年代

说不定，我还曾经张口就来跟人推荐说，这本小说讲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许三观卖血的故事。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记忆偏差，是因为八九十年代是我童年记忆的年代，那些年里，卖血挣钱的事就发生在身边，所谓“胳膊一伸，露出青筋，一伸一蜷，五十大元。

这回重读《许三观卖血记》时，让我醒目到的不再是许三观的卖血，而是这么两句话：

这一天，毛▉席坐在书房的沙发上说：身边只留一个。于是三乐留在了父母身边，三乐十八岁时，中学毕业进了城里的机械厂。

这说的是上山下乡。许三观三个儿子，按照领袖的指示，可以留下一个。这是那时无数家庭面临的现实。电视剧《人世间》第一集讲的就是这种情况。那几年的历史，余华在小说里讲得非常简省，没有情节，没有人物，没有场景描写，连年份都没有。翻天覆地的年代，那么多可怕的可笑的事情，他只写了一件事：说话。

许三观卖血记

9.2

余华 / 2012 / 作家出版社

先写的是许三观说话。他从街上回来，满肚子疑问，跟老婆说：

我这一路走过来，没看到几户人家屋里有人，全到街上去了。我这辈子没见过街上有这么多人，胳膊上都套着个红袖章，游行的、刷标语的、贴大字报的，大街的墙上全是大字报，一张一张往上贴，越贴越厚，那些墙壁都像是穿上棉袄了。我还见到了县长，那个大胖子山东人，从前可是城里最神气的人，我从前见到他时，他手里都端着一个茶杯，如今他手里提着个破脸盆，边敲边骂自己，骂自己的头是狗头，骂自己的腿是狗腿……

又说：

你知道吗？为什么工厂停工了、商店关门了、学校不上课、你也用不着去炸油条了？为什么有人被吊在了树上、有人被关进了牛棚、有人被活活打死？你知道吗？为什么毛▉席一说话，就有人把他的话编成了歌，就有人把他的话刷到了墙上、刷到了地上、刷到了汽车上和轮船上、床单上和枕巾上、杯子上和锅上，连厕所的墙上和痰盂上都有？

接着说：

▉▉▉▉▉闹到今天，我有点明白过来了，什么叫▉▉▉▉？其实就是一个报私仇的时候，以前谁要是得罪了你，你就写一张大字报，贴到街上去，说他是漏网地主也好，说他是反革命也好，怎么说都行。这年月法院没有了，警察也没有了，这年月最多的就是罪名，随便拿一个过来，写到大字报上，再贴出去，就用不着你自己动手了，别人会把他往死里整……这些日子，我躺在床上左思右想，是不是也找个仇人出来，写他一张大字报，报一下旧仇。我想来想去，竟然想不出一个仇人来，只有何小勇能算半个仇人，可那个王八蛋何小勇四年前就让卡车给撞死了。我许三观为人善良，几十年如一日，没有一个仇人，这也好，我没有仇人，就不会有人来贴我的大字报。

这是小说视角和节奏有意思的地方。

许三观的一堆絮叨，把宏大叙事和历史总结给留白了。这个缫丝厂工人生活的意义是什么，生存、婚姻、绿帽子，儿子和面子，为了这些才值得去卖血，为了这些卖血而死也甘愿。这很日常，但绝不是琐事，而是惊心动魄的大事——普通人能把握的不过如此，哪有宏大叙事和历史规律一说？小说写的小民生存之道和日常苦乐，就是时代的真正主干，而惯常所谓的滚滚历史车轮都藏在小民的“说话”里。

按照小民说话的习惯，历史可以如下总结陈词：

后来，毛▉席说话了。毛主▉每天都在说话，他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于是人们放下了手里的刀，手里的棍子。

毛主▉接着说：“要复课闹革命。”于是一乐、二乐、三乐背上书包去学校了，学校重新开始上课。

毛▉席又说：“要抓革命促生产。”于是许三观去丝厂上班，许玉兰每天早晨又去炸油条了，许玉兰的头发也越来越长，终于能够遮住耳朵了。

又过去了一些日子，毛▉席来到天安门城楼上，他举起右手向西一挥，对千百万的学生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一乐背上了铺盖卷，带着暖瓶和脸盆走在一支队伍的后面，这支队伍走在一面红旗的后面，走在队伍里的人都和一乐一样年轻，他们唱着歌，高高兴兴地走上了汽车，走上了轮船，向父母的眼泪挥手告别后，他们就去农村插队落户了。

再然后，就是毛▉席坐在书房沙发上说的那句话。这一句写得很厉害，厉害的地方就是“书房”和“沙发”的细节。书房和沙发是领袖思考和运筹帷幄的地方。人要怎么整，仗该怎么打，钢要怎么炼，挥挥手，闹运动，抽抽烟，搞生产，听听报告，世界大势尽在胸中。

在一芥小民想象力所及之处，世界运转的因果就是这个样子。于是毛坐在那儿说了一句话，许就要坐船去上海，沿途卖血救差点死在乡下的儿子。

从毛到许的因果，源自官僚系统巅峰到谷底的运行。官僚系统善于搞运动，就像一块大石头丢进水里，激起层层涟漪，波纹逐层扩大，同时不断有人学着丢下大大小小的石头，形成无数中心和层层涟漪。有时候，大石头激起的涟漪已经消失了，新的石头还在不断往水里丢。一波未平，又起一波，波波不断。这就是运动。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台机器的运行需要在一波一波中不断进化升级，把不好用的零件替换掉，把马力不足的角落改装一下。

最重要的是，一波波的震慑力像输液一样渗透进人的毛细血管，一芥小民许三观由此学会了自己的生存之道：卖自己的血，做自己的主人。

许三观的鲜血再怎么流，也流不进领袖的书房里。

人的悲欢绝不相通。

兔死尚且狐悲，人何至于此呢？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确实已经不是人了。我们常说害怕机器越来越像人，实际上真正要怕的是眼下的人越来越像机器：官僚系统这台机器的思维逻辑早就统治了日常生活，渗透每一个人的脑子里。

所谓官僚，不是古代说的官员或大人，那些至少还是人。古代皇帝是官员的头子，有时会好奇老百姓“何不食肉糜”，这么想，显然是在拿自己的日常和人民的生活做对比，是无知，是愚蠢，但至少还是从一个懂得饿了要吃东西的“人”嘴里说出的蠢话。

现代官僚系统，或科层制是人类理性的产物，不但不蠢，还过于精明。理性的第一步是抽象，用组织结构和流程把人抽象成为各司其职的符号。目中无人是系统运行的前提，越是组织庞大、权力集中的系统越要抽象。

首先是从身份和语言上就取消了具体个性，你不是张三李四，也不是父母儿女。所谓公私分明，你不要把情感带到工作里。其次是高度的切割，大小事务被理性的结构切割，分层，完整的意义被取消，人当然也被取消，不说别的，我们自己不也常以抽象的市民、用户、客户和消费者自居吗？否则你就发现自己寸步难行——当然，很多时候你在五花八门的身份符号间切换，寻求“有关部门”解决问题，最后还是寸步难行。

因为官僚系统的所谓权责分明，会把你作为人要面临的具体处境切割成无意义的碎片。权责分明的另一个意思就是相互推诿，理直气壮地推诿。

几乎每天都能听到诸如此类的通知：由于接到上级指示，如何如何如何，敬请配合。官僚结构的规则是向上级负有听从的义务，奉命形式意味着不用对选择和行为负责，相当于进入了安全的“代理状态”，可以没有道德和情感负担。

这就形成了官僚体制运行的最强逻辑：对事不对人。

年轻的时候，我一向把“对事不对人”的品质视为一种美德，讲道理不讲人情，有理性不胡搅蛮缠。直到有一天，我发现自己会在某些时候不说人话，用概念解释概念，用结论证明前提。这种时候，往往发生在我想拒绝某个人或想撇开某件事的时候。我把自己抽象为某个“规则”、“规定”或“现状”的服从者。

作为一个并没有书房和沙发的人，我却坐在了自己幻想出的某张沙发上，用屁股的位置来进行宏观局势的分析。

然后说，我也没办法啊，就是这样的。或者更可耻地说，想想大家的利益。但其实我根本不认识我说的这个“大家”。

一旦越来越习惯作为机器零件的存在，即使再惊心动魄的血，看在眼里也不过是报表和曲线。人能抽象思考，才有了文明，但过度抽象也是让人失去人性的最佳方式。极度理性的精明算计，带来的接过是目中无人的非理性疯狂。

如果理性会让人冷眼旁观同类的死亡，这种理性难道不值得怀疑吗？

运动就像打仗，尤其是在机器的助力下，已然半机器的人服有意无意地从于超越个体意志的命令，高速运转，高度紧张，成为自己和他人眼中的符号——这并不一定会让人很难受，反而会觉得很安全。

当我盯着屏幕打游戏一样操作射杀工具，很难感觉到倒下去的是个人——和我一样又怎样，此刻我只是士兵。当我登录后台操作一下按钮，也很难想象的出某些素不相识的人会遭受到什么。当我拒绝一个痛苦的人时，只需要加一句按照上级指示就能心安理得了。

听多了官话，就自然学会了打官腔，常年官僚体制的思维渗透，终于让我们养成了官僚体质，习惯服从，善于响应，仿佛随时都能上前线。

去年写一篇关于“服从”的文章，讲到一九七二年的一个科学实验。忍不住要重提一遍。

实验者以科研的名义要求被试者电击小狗。过程中被试者会听到或看到小狗嚎叫与奔跑（暂且不提实验本身的伦理问题）。结果，二十六个受试者中的二十人都自始至终服从指令，将电击加到了最高级别。这些人有的表现很痛苦，有的忍不住哭泣，有的很犹疑，但无一不服从。

这个电击实验，是对著名的米尔格拉姆电击服从实验的复制。

从一九六一年开始，米尔格拉姆陆续找不同身份、职业、性别和年龄的1000左右受试者进行实验，得出这样的结论：日常生活中负责且正直的普通人，被权威引诱到陷阱中，完全压制了自己的感知，不加批判地接受主试（权威）对情境的定义，做出了可怕的行为。

这就是前面说到的“代理状态”。

同样，其他社会心理的研究也显示，没有任何权威的人，也可能会对他人行为产生影响。所谓服从，指的是一个人的行为，并不源于个体动机，而是源于社会等级更高位置者的动机体系——这不正是官僚体质者脑中的抽象等级世界吗？

或许，希望官僚体质者听懂人话和说人话是一种奢望和苛刻。他们身居高位，坐在沙发上点兵点将，不免有人混淆其视听，堵塞其耳目。所以你说外面是雨雪风霜，他看着屏幕说不正春暖花开吗？他们念讲稿，发通告，并不对言行负责，又不是他们想说想发。逼他们直面现实，难免令他们如坠云雾，不说人话，答非所问，像磁头生锈的复读机。

不能说人话的时候说了人话，就是搞错了形势。那将意味着把自己当做具体的人，要面对常识和人性，要有痛感，有耻辱感，要负责，免不了产生共情。那将是何等可怕？——脸面将荡然无存，局面将难以收拾，谣言四起，社会动荡，人心惶惶啊。

只有说好空话和搞好形式能救他们，让机器之心运转良好地失去共情能力，不至于崩溃，不至于让无用的人性浮现。

许三观就懂这个。

他虽然看洞悉了真相，处处小心翼翼，但终究没逃过运动，老婆被人贴了大字报，挂着牌子在街上挨批。许三观去送饭，碰见一个人。那人问他，你家开过批斗会吗？

许三观说，我老婆在好多地方都批斗过了。学校、工厂、街上……他掰着指头数。

那人说，家里也要批斗。

这人是谁？什么意思？许三观摸不着头脑。小说这么写：

许三观不认识这个人，看到他的胳膊上也没有戴红袖章，他摸不准这个人的来历，可是这个人说出来的话他不敢不听，所以他对许玉兰说：“别人都盯着我们呢，都开口问我了，在家里也要开你的批斗会，不开不行了。”

虽然没有红袖章，但不敢不听。群众的眼睛当然是雪亮的，在任何时代都雪亮。

于是，许三观在家开批斗会批斗老婆。

这天傍晚，许三观把一乐、二乐、三乐叫过来，对他们说：“今天，我们家里要开一个批斗会，批斗谁呢？就是批斗许玉兰。从现在开始，你们都叫她许玉兰，别叫她妈，因为这是批斗会，开完了批斗会，你们才可以叫她妈。”

许三观无师自通地应对了一芥小民在运动中的尴尬处境。这是他的生存智慧，也是最深的黑色恐怖。主动进入代理状态，切割亲人关系，运用另一套说话方式展开批判。

这种事我想也不敢想。

当然，时代的车轮已滚滚而过，许三观经历的事我只能说不会再发生了。但不能避免的是官僚系统滋生的懒惰与无能，以及借制度之名行内心之恶的悲剧。一如许三观，吃喝拉撒、生老病死于我们就是天大的事。一芥小民有喜怒哀乐，有清晰的痛感，但凡回不了家、睡不了觉、和猫猫狗狗分离都可能惶恐无措，更何况生死关头求医无门，那是怎样的绝望和恐惧？

此时此刻，没什么比稀里糊涂成为机器运转的代价更让我害怕。

我想起余华《许三观卖血记》同时期作品《活着》里写富贵的儿子有庆如何死去：

验到有庆血型才对上了，我儿子高兴得脸都涨红了，他跑到门口对外面的人叫道：

“要抽我的血啦。”

抽一点血就抽一点，医院里的人为了救县长女人的命，一抽上我儿子的血就不停了。抽着抽着有庆的脸就白了，他还硬挺着不说，后来连嘴唇也白了，他才哆嗦着说：

“我头晕。”

抽血的人对他说：

“抽血都头晕。”

那时候有庆已经不行了，可出来个医生说血还不够用。抽血的是个乌龟王八蛋，把我儿子的血差不多都抽干了。有庆嘴唇都青了，他还不住手，等到有庆脑袋一歪摔在地上，那人才慌了，去叫来医生，医生蹲在地上拿听筒听了听说：

“心跳都没了。”

医生也没怎么当回事，只是骂了一声抽血的：

“你真是胡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