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言散尽 传奇不朽 ——从《张爱玲往来书信集》，看张爱玲的后期创作

【说明】这是视频节目的文字版，整理出来，供有兴趣的朋友参考，全文约15000字。视频节目见本人公众号。

202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在不平凡的诸多理由中，张爱玲诞辰百年似乎变成了一个相对不太重要的理由。但是对我而言，这个日期还是很有意义，因为，我是张爱玲的粉丝啊。当然，更重要的是，为了纪念张爱玲百年诞辰，海内外出版了一批重磅图书，其中台湾皇冠出版的名为“纸短情长”和“书不尽言”的两册《张爱玲往来书信集》，最值得关注，所以第一时间我就将它们收入手中。

阅读感觉如何呢？这么说吧，去年一年我大约读了四十本书，如果只能选出一本最佳的非虚构书籍，非此莫属。

过去好些年，围绕张爱玲有说不尽的话题，总体而言，真假参半。不靠谱的传言，包括说张爱玲离开大陆后失去创作灵感，写作生命枯竭；说她在美国生活落魄，晚年贫病交加去世；说她性情凉薄，极端自私，对亲朋不闻不问。以上种种，其实多有误解，幸好这套书信集基本澄清了上述疑问，还原出一个真实的张爱玲。

这套书由张爱玲遗产继承人宋淇和邝文美的儿子宋以朗整理出版。从1955年开始，到1995年结束，在长达四十年时间里，远在美国的张爱玲与香港的宋淇、邝文美夫妇持续通信，累计700多封，总计70万字，以张爱玲喜欢离群索居、懒于交友的个性，这段交往完全称得上是奇迹。

当然，谈到通信，除了与宋淇夫妇，张爱玲与夏志清、苏伟贞、庄信正等人都有书信往来，但从公开的内容看，她与后面几个人的信基本以业务居多，都是就事论事，难免应酬与客气的味道，而对宋淇夫妇，就完全不同了。张爱玲不止一次在信中对邝文美感慨，“每次想起在茫茫人海之中我们很可能错过认识的机会，太危险了，命运的安排多好”，这种发自内心的真诚，充分说明这段友谊无法替代，也同时让这部《张爱玲往来书信集》具备了难以估量的史料价值。

1955年10月25日张爱玲给邝文美写了第一封信，那是她刚从香港抵达美国，之后还写了几封篇幅很长的信，里面谈的都是个人生活话题，在远洋轮船上的见闻，对美国的观感，生活琐事等等，其中满是小女子对闺蜜的窃窃私语，比如，她很注意国外女子的服装，委托邝文美在香港找合适的裁缝帮她订制旗袍，还不厌其烦地画出草图等。

这部书里，张爱玲的最后一封信写于1995年7月25日，而邝文美的最后一封信写于1995年8月9日，这是一封注定收不到回复的信，因为不到一个月，张爱玲就去世了。

这部书信集的出版，必须感谢宋以朗老先生，张爱玲跟宋淇夫妇书信里屡次提及的那个少年，如今也成白发老人。自2003年从国外返港照顾生病的母亲起，不管是否愿意，宋以朗就变成了张爱玲的遗产守护人。别的都不说，单是他主持出版张爱玲遗作《小团圆》和这套《张爱玲往来书信集》，就功莫大焉。要知道，当年张爱玲遗嘱可是要求销毁《小团圆》的，如果严格遵照遗嘱执行，那么咱们今天也看不到它了，至于为何想要销毁自己的作品，咱们后面再谈。

遇到好书，我一般都有写书评的习惯，对于这部《张爱玲往来书信集》，我会以文字和视频两个方式做记录。通过对这部书信集的梳理，我想试着勾勒出张爱玲后期的创作以及生活状态，破除流言与迷雾，还原一个接近真实的文学家形象。

这篇文章的话题主要从五个方面展开，1、张爱玲的文学地位；2、离开大陆的原因；3、在国外的创作，包含4个小话题，英语写作的搁浅；中文小说创作的第二春；翻译《海上花列传》；对《红楼梦》的研究；4、张爱玲的海外生活（待人接物与亲戚关系）；5、晚年以及身后（财务状况及去世的情况）。里面涉及的素材，基本都来自这部《张爱玲往来书信集》，以下简称为“书信集”，还有一些资料是从其他地方补充，比如她去世的细节，来自她在美国的遗嘱执行人林式同的回忆。

一、张爱玲的文学地位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对张爱玲的评价呈现出两极分化，这主要是因为历史原因。我本人是学中文的，当年免不了学一门中国现代文学史，里面甚至都没有提到张爱玲；而海外学者夏志清撰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第十五章开宗明义写道：“对于一个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人来说，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他认为，张氏小说之所以迷人，在于“她的意象的繁复和丰富，她的历史感，她的处理人情风俗的熟练，她对人的性格的深刻的揭发”。

那么，张爱玲的小说到底是好是坏呢？

一方面，这是个见仁见智的话题，你喜欢，它就好；你不喜欢，它就不好；另一方面，这也是个有客观标准可以衡量的话题，因为文学艺术也有个普遍准绳，至少在专业人士当中是有定评的。著名作家贾平凹评价张爱玲时说，"她明显地有曹霑的才情,又有现在人的思考",各位，曹霑是谁？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啊，贾平凹还说，"与张爱玲同活在一个世上,也是幸运,有她的书读,这就够了。”以贾平凹专业性和文学地位，这个评价应该是很有分量。

以下，不揣冒昧，我也说两句个人观点供大家参考。

如果把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到1949年终止，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时间段，那么其中虽然有很多作家，也有很多作品，但在今天依然值得花费宝贵时间去读的，并不多。现代诗大约有戴望舒、徐志摩、闻一多；散文方面，有周氏兄弟，就是鲁迅和周作人，这是两座风格截然不同的高峰；小说方面，综合来看，除了张爱玲，我还真想不出有第二个人，等我回头想起来再说，或者大家也可以提醒一下我。

就像张爱玲那本一鸣惊人的小说集的名字《传奇》一样，张爱玲本人就是中国现代文学不折不扣的传奇，不仅写作成就高，而且创作周期特别长，自1939年在《西风》月刊发表第一篇处女作《天才梦》算起，直到1980年代，她依然以某种形式活跃在中文写作的舞台上，这不是传奇又是什么？

二、离开大陆的原因

1949年以后，中国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知识分子也被这股大潮冲得到处漂流。有人离开大陆，去了台湾、香港、美国，有人从海外回国，积极参加政协，为国新中国建设添砖加瓦。对这段历史有兴趣的同学，强烈推荐岳南的那套《南渡北归》，相当深刻。

1949年之后张爱玲在上海的生活究竟如何，几乎没留下什么资料，我们只知道她在1952年向香港大学申请复学获得批准，同年7月持港大证明出国，经广州抵达香港，从此她终生没有踏上大陆的土地。

对她选择离开大陆动机，综合现有的零碎资料，以及后来张爱玲书信里的只言片语，我只做个简单推测。

首先是不适应变革后的创作环境。对于一个作家而言，写作永远是第一位的。因为跟胡兰成的关系，1945年以后张爱玲发表作品的渠道大为减少，对于靠稿费生活的作家而言，这个影响就很大了。到了49年以后，她发现自身所处的创作环境不仅没有比之前有所改善，反倒开始变得更加令人担忧，在此背景下，她当然会认真思考自身前途；

其次是对整体社会环境敏感洞察后的选择。作家的感知力都很强，别人意识不到的细节，往往在她身上会触发极大的反响。新政权对文艺工作的表态，相信一定给张爱玲带来了极大触动。比如倡导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她就没法认可，不是说她不喜欢工农兵，而是她的生活环境以及个人喜好，离工农兵太远了。她后来在文章里谈到这个事，说“无产阶级小说我不会写，因为我不熟悉，写点保姆的事还行，再多了我就不知道了”，这是真话；

最后是对创作突破的渴望。作家总是希望突破自己，张爱玲年轻时候暴得大名，但文学创作不是百米跑而是马拉松，今后如何持续，是她一定会反复考虑的问题。中国现代文学本质上就是一段学习西方文学的历史，张爱玲对此很清楚，而且她本人也有喜欢的西方作家，大家可以猜猜看是谁？

是毛姆。当年周瘦鹃初读张爱玲的小说《沉香屑——第二炉香》，曾告诉张爱玲这个作品很像毛姆，张爱玲“心悦诚服”，承认自己正是毛姆作品的爱好者，后来，张爱玲多次谈到她喜欢毛姆的作品，尤其是在短篇小说《浮花浪蕊》中，更是直接向毛姆致敬。既然如此，亲自到西方文学的土壤里洗礼一番，想必也是埋藏在张爱玲内心深处的愿望吧。

综上三个因素，促成了张爱玲的远走。事后看来，她可真是敏锐而警醒之人，虽然她本人并不参与政治，但却远比同时代那些积投身政治运动的文人聪明多了，看看后来丁玲、周扬、冯雪峰、老舍、巴金、茅盾等人的遭遇，不得不承认，张爱玲的出走不仅必要而且及时，更何况她还有胡兰成那个污点，大家看看同样有历史污点的周作人晚年的遭遇，就大致能推测出张爱玲如果不离开，会有什么下场了。

在“书信集” 1977年10月的一封信里，张爱玲对宋淇说了这么一句，“我日常都还愉快，但是前景灰暗，唯一自慰的是过去脱逃的运气还好，从家里，从大陆逃出来。”

三、在国外的创作活动

张爱玲1952年抵达香港，先寄居于香港女青年会，为美国新闻署香港新闻处做翻译，译过海明威《老人与海》、《爱默森文选》等，由此认识美新处处长麦加锡夫妇，以及居住在香港的宋琪夫妇。此时她开始以英文写作《秧歌》，从这个迹象判断，张爱玲并未将香港当做自己的归宿，她的目的地是美国。

《秧歌》中英文版出版后反响都不错，她特意给远在美国的胡适寄了一册中文版，希望听听这位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举足轻重人物的意见。胡适将《秧歌》“仔细地看了两遍后”，回信表示对此书的欣赏，他说，这本书“写得真细致、忠厚”、“近年我读的中国文艺作品，此书当然是最好的了。”

1955年秋天，张爱玲乘“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经由日本，移居美国。到纽约后不久，她与好友炎樱一道拜访胡适。这个经过，她后来都写在散文《忆胡适之》里。

张爱玲初到美国，心情应该是相当舒畅的，她中英文俱佳，最初，她相信以自己的水平，应该可以在西方文学界打开一片小天地，于是积极投身英文小说的写作。

然而《秧歌》英文版的良好势头未能延续，直到1967年，英文版《怨女》才在英国出版，此后她几乎再没有值得一提的英文作品。

那么，张爱玲的英文创作为何会碰壁呢？

原因有几个，我综合了一些观点，拿来分享给大家。

首先是英文与中文的语言特点，冲抵了张爱玲的优势。怎么讲呢？中文写作，或者说所有好的中文写作，都讲究意味隽永，就是说要有意味深长的回味，有些话不必全说出来，尽在不言中，留下的空白让读者自己根据个人经历和阅历去脑补。张爱玲小说语言源自《红楼梦》等传统文学的滋养，恰恰就具备上述优点，这也是她小说的绝妙所在。

可英文讲究精确，模棱两可的描绘很少，大家有过商务合同签订经验就知道，如果是中英文合同，必定会有一句：对于理解歧义之处，以英文文本为准。这不是崇洋媚外，而是因为英语更少歧义。这同时也意味着英文在文学描写上的模糊空间有限，因此对张爱玲不利。

所以有观点认为，张爱玲的英文并没达到能够顺畅表现个人写作风格的水平。注意，这里指的是表现出个人写作风格，就是文风，而文风是很难准确通过跨语言表现的；

其次，是题材所限。张爱玲前半生都生活在中国，了解的生活也都是中国的生活，因此就算以英文写作，她也只能写中国。遗憾的是，在那个时代，在美国主流文化里，关于中国的一切都处于边缘；

最后，张爱玲的英文水平或许非常好，但同时也可能是某种教科书式的好。什么意思呢？我们不妨想想，一个从未在国外生活，但英语考过专业八级的人，一旦出国，他的交流当然没问题，但有可能出现书面语对话口语的情形。而且，张爱玲对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的态度耐人寻味，在“书信集”里，她对宋淇提及，说自己更喜欢英式英语的优雅，言下之意大约就是觉得美式英语比较鄙俗吧。如此一来，她在美国语言环境下写的英文，或许也限制了被大众接受的程度。

在美国的第一个十年，张爱玲屡屡接到出版商的退稿，说起来实在令人难以想象，她给宋淇的信里特意举了一封可能令她触动最大的退稿信，“我记得这些退稿信里最愤激的一封，大意是：（小说里）所有的人物都令人反感。 我们曾经出过几部日本小说，都是微妙的，不像这样squalid……”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讲，我们要庆幸张爱玲的英文写作没有打开局面，因为这让她重新转向中文写作，由此出现了后期创作的“第二春”。

我觉得张爱玲的后期创作至少有三大贡献。

第一是以《小团圆》为核心，创作了一批包括《色戒》在内的优秀小说；第二是将《海上花列传》从吴语翻译成汉语普通话和英文；第三，是她对《红楼梦》的研究，研究成果结集出版为《红楼梦魇》。

1、先说中文写作。1965年，“皇冠”创办人平鑫涛在香港遇到宋淇，宋淇向他推荐了几位香港作家，其中就有张爱玲。于是，张爱玲与台湾正式“皇冠”结缘，此后，她所有的作品都是交由“皇冠”出版。我认为在张爱玲后期创作中，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它意味着张爱玲英语写作的失败，也标志着她的中文创作进入了名副其实的第二春。

从1967年“皇冠”出版张爱玲的第一部小说《怨女》开始，十余年间，陆续为她出版了《半生缘》、《秧歌》、《张爱玲短篇小说集》、《流言》。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半生缘》大约是张爱玲知名度最高的小说，因为拍过电视连续剧，而且也比较通俗易懂。张爱玲本人对这部小说不怎么满意，“书信集”里1968年6月，她对宋淇说，“《半生缘》也是无以为继，我写一部琼瑶可以写一百部。”这就是说，她把自己这部小说视作与琼瑶小说性质相同。不过我觉得这未免有些妄自菲薄，《半生缘》不管有什么问题，琼瑶所有小说里，恐怕也挑不出一本能达到它一半水准的作品。

七十年代中期，张爱玲开始发表了以《色戒》为代表的一批短篇小说，这篇小说知名度也很高，因为后来李安将它拍成了电影，汤唯也由此成名，看来作家要想出名，最后还是要靠影视。“书信集”里关于这部小说的讨论很多，因为是以上海为背景，张爱玲特别担心自己记忆有误，故事里出现差错，，跟宋淇进行了多方讨论，甚至画出了地图（250页），1975年1月讨论过，1977年4月居然还在讨论地点问题（353页），由此可见作者写作态度实在是太认真了。

皇冠出版社待张爱玲确实不薄，这从宋淇给张爱玲的信中屡屡夸奖平鑫涛仗义就能看出来。自六十年代后期开始，“书信集”中就经常出现稿费的话题，大致来看，“皇冠”每年平均支付给张爱玲的稿费是2000美元，有时还会翻倍。这些钱让张爱玲在国外的生活明显改善。皇冠并不是把张爱玲看做普通作家，而是绝对的尊重。比如张爱玲只是提到在写一部新书《小团圆》，皇冠二话不说先预付了一大笔钱。

八十年代，张爱玲在港台图书市场占据着醒目地位，“书信集”1981年10月，张爱玲对宋淇说，“我居然跻身于琼瑶、三毛、高阳之间，真悬得汗毛凛凛，随时给刷下来。”这是在宋淇给她汇报图书销售情况时，她做出的回应，看似玩笑，其实里面是暗含欣喜的，毕竟作者都愿意看到自己的书能够畅销。

《小团圆》在张爱玲生前没有出版，这从“书信集”里可以清楚找到原因，是宋淇极力劝说的结果。1975年，张爱玲给宋淇夫妇的信里提到，自己正在写长篇小说《小团圆》，因为之前胡兰成写了《今生今世》，里面大讲他与张爱玲的婚姻，令张相当不满。写这部小说，也可能是想站在当事人立场，做出澄清，以免世人只能听到胡兰成的一面之词。

几个月后，18万字的《小团圆》手稿就寄到了香港。邝文美、宋淇夫妇自然是马上拜读，读完后，宋淇给张爱玲写了一封长达6页的信（1976.3.28），里面主要说他的顾虑，担忧此书的自传色彩太过明显，出版以后会被台湾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同时也担忧正急于在台湾翻身的胡兰成，借此作品宣传他自己。宋淇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1976年台湾再版胡兰成的《今生今世》时，就在书的扉页上拿张爱玲做广告，广告语很扯，“较劲道，比本领，他彻底被击败了。但是，他赢得了一代佳人的垂青……”这什么玩意儿啊。

宋淇劝张爱玲慎重对待《小团圆》，不要让这部作品毁了自己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丢掉中文出版的市场。他在信里苦口婆心说，“上面的话是经过一番痛苦深思才说的，完全是为了保障你既有的成就和目前的新机会——后者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我从来没有干涉别人写作的习惯，尤其对你，相信你不会怀疑我的出发点。”

张爱玲听从他的劝告，放弃了出版《小团圆》的念头，后来在立遗嘱的时候，要求销毁这部小说。

前面也说过，幸好遗嘱执行人宋以朗先生经过反复权衡，最终没这么做，而是出版了此书。有人说，这个做法是不尊重死者意愿。我不同意这观点。

首先，从宏观的人类历史文化角度考虑，艺术作品一旦完成创作，就具有独立的生命力，甚至脱离作者掌控。换句话说，它已经成为大众的共有物，越是伟大的作品，越是如此。尤其在作者去世后发表遗作，情况更加不同，一些作者原先的主观想法就不成立了，比如担心发表作品会影响她今后的写作啦，会勾起对自己难堪生活经历的回忆啦等等。想想如果布罗德当年要是遵从好友卡夫卡的遗嘱，销毁那些小说，而不是将其保存整理出版，那世界文学将遭遇多么重大的损失？《小团圆》也是同理，以张爱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所处的地位，这部小说无论她个人满意与否，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其次，《小团圆》是一部很能代表张爱玲后期创作风格的作品。纵观她的全部创作生涯，是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如果让我列举几部代表作，我想应该是：短篇小说集《传奇》，散文集《流言》、长篇小说《秧歌》、长篇小说《小团圆》。早期的张爱玲与后期的张爱玲，文学理念变化很大，她在后来评价自己早期创作的时候，批评得相当严厉。这是一个作家不断进步的标志。仔细阅读我们就会发现，《传奇》和《小团圆》风格变化明显，后期的张爱玲越来越不喜欢传奇色彩的故事，反倒倾心于平淡自然的风格，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前期创作如果像《聊斋志异》，后期创作更像是《阅微草堂笔记》，甚至《世说新语》。她在后期生涯里将大量时间消耗在《海上花列传》这部书里，就是个人风格喜好转变的另一个证据，因为这部小说简直是平淡如水，后面咱们再细说。

最后，《小团圆》除了文学价值，也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因为它有明显的自传色彩，小说的具体情节上或许免不了文学创作的手法，加工渲染提炼，可是在心理描写及看待事物的眼光和价值判断方面，它绝对是真实反映了作者的所思所想，对后世研究者很有价值。

那么张爱玲为何最后要求销毁这部凝聚了时间和心血的小说呢？以下说一点我的个人看法，不一定对啊。每次想到这个问题，我都会不由自主想起一首宋词：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咱们试着用这首词去分析一下张爱玲的心路变化，你就能明白，到了晚年，红尘已远，故人已逝，那些曾经搅扰作者梦魂的爱恨情仇，忽然间就变得不重要了。既然都是自己个人的私事，既然风过无痕，波平如镜，那么不如干脆让它消失掉算了。就是这样。

2、下来讲讲张爱玲对《海上花列传》的翻译，一方面将其翻译成英文，另一方面将其吴语翻译为普通话，相当于做了两重翻译。既让西方读者开阔了眼界；也让广大中国读者可以轻松阅读《海上花列传》这部不太出名的小说，这部书也被拍成了电影，名叫《海上花》，导演侯孝贤，大牌明星刘嘉玲、梁朝伟、李嘉欣等的加盟，极大推动了《海上花列传》这部书的知名度。

《海上花列传》是清末小说，作者韩邦庆，主要内容是写清末中国上海十里洋场中的妓院生活，涉及当时的官场、商界及与之相链接的社会层面。但是非常有意思，这部书虽然写的是妓院，你会发现里面完全没有一丝一毫的色情描写，那些有钱男人仿佛并不是在妓院里寻找声色刺激，反倒更像是在寻求心理安慰，妓院有点像另一个家。这一点此处不展开说了。

《海上花列传》是吴语小说，也是中国第一部方言小说。因为方言原因，这部书一直不大有人看。但是张爱玲认为，采用吴语并非《海上花列传》不能风行于市的唯一原因或重要原因，更大原因是国内读者普遍对“平淡而近自然”的叙事风格缺乏阅读兴趣，觉得没意思，所以不想看。

可恰恰是这种平淡近自然的风格，让张爱玲很喜欢这书。1967年她开始英译这部小说，之后在“书信集”中屡有提及，我的感觉是，宋淇对于这件事有保留意见，他还是希望张爱玲继续写小说，不过宋淇是个很知道分寸的人，并没有说得太多。直到1981年，该书英译稿才初具规模，加上夏志清的帮忙介绍，张爱玲把它交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但在第二年又放弃了出版的决定，因为似乎是张爱玲希望多点时间让代理人看看书稿，同时翻译修订也还有很多工作，因此暂时搁置，之后就一直搁置下来。

关于翻译这个问题，实在太复杂。“书信集”里也反复探讨直译和意译的问题，张爱玲是倾向于直译的，认为准确可信是第一要务。说到这里，我想起林少华翻译村上春树了。年轻的时候，读《挪威的森林》，觉得文采斐然，风月无边，结果后来陆续看到施小炜、赖明珠的翻译，一对照，才发现林少华那个可是真的意译，就是把人家的小说，完全变成自己的语言，村上春树本人的风格，其实相当平实，丝毫不华丽，也没什么文采，人家就是那个风格。

《海上花列传》英译本没有出版，反倒是1982年，国语本《海上花列传》在台北《皇冠》杂志连载，1983年11月又由皇冠出版单行本，后来收入《张爱玲全集》，分为上下两册，《海上花开》《海上花落》，这个书名，宋淇很喜欢。

张爱玲在《译者识》中写道：“《海上花》在十九世纪末出版；民初倒已经湮灭了。”“我等于做打捞工作，把书中吴语翻译过来，像译外文一样，难免有些地方失去语气的神韵，但是希望至少替大众保存了这本书。”她还说，“虽然不能全怪吴语对白，我还是把它译成国语。这是第三次出版。就怕此书的故事还没完，还缺一回，回目是：张爱玲五详《红楼梦》；看官们三弃《海上花》。”

这也是对她自己十多年辛苦的总结。

《海上花列传》的英文译稿此后没有消息，很多人以为丢失了。直到1997年，邝文美将一些张爱玲遗稿捐赠给了南加州大学的东亚图书馆，其中包括一部分英文打字稿，从中发现了《海上花》英译稿，由于不完整，于是由孔慧怡进行完善。2005年，英文版《海上花》（The Sing-song Girls of Shanghai）终于还是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爱玲多年的心血没有白费，假如她地下有知，应该也会感到宽慰吧。

3、最后咱们说说红楼梦研究的话题。在张爱玲与宋淇的往来书信中，关于《红楼梦》的讨论占了相当篇幅。

中国现代文人多少都有《红楼梦》情结，除了自身创作之外，如果要搞点什么研究，《红楼梦》是首选，因为读得熟呀。张爱玲自言平生有三大恨事，“一恨鲥鱼多刺”、“二恨海棠无香”，“三恨《红楼梦》未完”。她从十一二岁开始看《红楼梦》，当时还写过《摩登红楼梦》，当然是小女孩闹着玩啦。有人会质疑，说十一二岁能看懂红楼梦？当然能，我的小侄女现在十一二岁，天天抱着红楼梦放不下；

1954年张爱玲在香港读到根据脂评，研究小说八十回以后故事的“红楼事”，有石破天惊之感，仿佛久别重逢死而复生的老熟人；六十年代她又打算写作电影《红楼梦》剧本，积累了相当多的研究资料和属于自己的解读。她对《红楼梦》的不同版本已经熟悉到，不用特别留意，“稍微眼生点的字自会跳出来”。因此她的研究与其他红学家不同的，她完全是就书论书，从小说各种版本的字里行间寻找线索，进行合理推断，尽量还原曹雪芹原意，这份研究工作延续了十多年。

她真的很任性，因为那段时间正好是她刚回到中文写作，势头正猛的时候。宋淇在书信里一直对她说，让她赶紧写两本畅销的小说稳固地位，但她心思全在《红楼梦魇》，结果这本书在皇冠出的书里面卖的是最差的。

顺便说一下，张爱玲是坚持将《红楼梦》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分开看的，她曾说过，小时候就发现，一进入八十回以后，越读越不是味儿。这个我是深有同感，在我看来，前后风格差异过于明显，因此我已经很多年没再看过后四十回了。张爱玲究竟有多不喜欢后四十回呢，咱们看看1968年10月她给宋淇的信里，在长篇大论《红楼梦》相关话题后，谈到夏志清的观点，这样说，“志清新出的书上说曹雪芹后来想必撇开脂批，不受干涉，放手写了后四十回，我看了气得半死。”

有趣的是，宋淇也是个红楼迷。他研究的领域更广，比如他将《红楼梦》与西方经典小说《傲慢与偏见》横向比较，认为简奥斯汀笔下的人物，一开始就基本定型，前三分之一，读者就清楚伊丽莎白是怎样一个女子。可《红楼梦》塑造人物不是开门见山，以探春为例，第三回探春问宝玉顰顰的典故；第18回元春省亲时探春写诗；第37回探春起诗社；第40回，探春居所的描述；第55、56回，探春料理家务，她的见解、才华、能力才全面呈现出来。

上述例子，可以看出宋淇对红楼梦的研究也是下了大工夫，最好玩的是，他在给张爱玲的很多信里，都不厌其烦地谈自己红学的新发现，1973年9月6日的信中，他写道，“我写了一篇《新红学的发展方向》、《论大观园》，不知寄过给你没有？此二文较以前更能见到我的功力，我说此话丝毫没有自负之意。我相信将来我一定可以列位第一流红学专家而无愧。”老头儿还是挺可爱。

对此，张爱玲回复，“《论大观园》是真好到极点，又浑成自然，看了不由得想到‘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如果没经你写出来，仿佛总觉得应该有在那里，其实连近似的也没有过。你9月6日信上说的一点也不过分。”

四、特立独行的处世作风

张爱玲就像绝大部分作家一样，行事作风比较奇特，这个行事作风，既包括日常生活里的待人接物；也包括自我色彩极强的生活方式。

咱们先举个例子，1969年经庄信正介绍，她在柏克莱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陈世骧手下工作过一段时间。当时给她分配的助手是台湾学者陈少聪，据陈少聪回忆，每天下午她才见到张爱玲独自飘然走进办公室，两人只笑着点一下头，张爱玲就进了里间办公室。有时她进去找张爱玲说事，张爱玲总是带着腼腆与紧张的表情从座椅上站起身来，眯着眼睛，目光并不坦然地落在她的身上，弄得她也局促。有次张爱玲病了，陈少聪去她住所看望，知道她不会开门，按响门铃后就将几包草药搁在门前地板上。几天后，陈少聪在办公桌上看见一瓶“香奈儿五号”香水，下面压着一张纸条，上面只有简单的两个字“谢谢”。这样的交流状态，贯穿了她们共事的一年时间。

从这个具体事例，我们可以看到：张爱玲并非态度傲慢，更多是不善于跟别人打交道，其实是某种笨拙。现在咱们时常听到所谓的“社交恐惧症”，在我看来，张爱玲就是不折不扣的社交恐惧症。

台湾皇冠曾经派人去美国看望她，要谈谈作品版权问题，她避而不见。宋淇最了解她，在信里说，我知道你公寓的电话从来不接，它唯一的用途就是你往外打电话的时候方便。这也是哪怕一封信单程至少十天半月，他们之间也坚持写信的缘故。

张爱玲特别不喜欢日常交往中的迎来送往，再举个例子，台湾《联合报》副刊主编痖弦，对张爱玲很是敬重，经常约稿。张爱玲有次在信里对宋淇抱怨，“前一向痖弦又接二连三送整套的书与墨盒给我，我写信去暗示不欢迎送礼。”

有个笔名叫水晶的作者，写了本《张爱玲的小说艺术》，极尽赞扬之能事，结果张爱玲根本瞧不上。见过一面后，后来屡次拒见。“书信集”1985年2月，宋淇写到，“上次你同他（水晶）见了一面，到现在还津津乐道，古代皇上赐见都不及这一面的荣耀有加”。

张爱玲很敏感，有时候就想得比较多，有时，事后证明她直觉是正确的；有时，又往往证明确实是她想多了。比如，还是《联合报》的痖弦，张爱玲之前一直收到赠报，90年初忽然没了，她就觉得是某次痖弦写了篇童年回忆，给她看，她没夸奖，所以人家就停止赠报了。事后证明完全是个误会，是发行部在压缩成本，取消了很多赠阅。

对待亲戚，她也表现得有些“笨拙”，以至于外界往往给她贴上冷漠无情的标签。比如说她跟姑姑关系好，但后来也没回大陆去看望过她。其实她与姑姑张茂渊彼此是心意相通，单看她离开大陆的时候，姑姑借给她钱，而且不要她还，两人约定今生不再见面，这种事听上去无情，仔细想想，反倒是有种不同寻常的真情在其中。

八十年代末，宋淇在信里转述去过大陆的人拜访张爱玲姑姑的情形，她姑姑说过一句话，多年不见，即便见了面，恐怕几句话就说完了，也没什么话可说。这个真是聪明人说的话。

人与人之间都是缘分，既然是缘分，就有聚有散，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当初的两个人在多年以后，都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如果你有过时隔二三十年之后，去参加同学会的经历，就明白我在说什么了。在你心目中的那个人，早就不再是当年的人了。以张爱玲和她姑姑的敏感和洞察力，岂能不明白此理。

还有张爱玲的弟弟。她对自己的弟弟，确实很疏远。当年离开大陆的时候都没跟弟弟张子静说。后来弟弟给她写信，提及没有能力买房结婚之类的话，她就很明白的回复，说自己在美国生活也不富裕，无力帮助。有人以此为由，说张爱玲无情。其实我觉得看待这个问题，与其说争论她为何不愿意帮助弟弟，不如先搞清楚，她究竟有没有义务帮助弟弟。哪个成年人不是自己过自己的生活，就算亲姐姐，也没有义务帮助弟弟，帮，是情分，不帮，是本分，所以看到电视剧里讲事业有成的姐姐帮助不成器的弟弟结婚娶媳妇的情节，我觉得真是既荒唐又滑稽。

五、晚年的生活以及身后

前面讲了张爱玲有主动型社交恐惧症，到了晚年，她更是断绝了与外界的几乎所有联系，从“书信集”里就能明显看到这种变化。如果把五十年的往来书信不那么精准地划一下，大致是第一个十年，主要谈如何融入英语世界的话题；第二个十年，主要谈中文写作和出版；第三个十年主要谈海上花与红楼梦，兼顾写作；第四个十年主要谈作品影视授权和财务；第五个十年，尤其是最后五年，基本谈不断困扰他们的病痛。

晚年张爱玲是各种感冒、肠胃病、眼疾、皮肤病、牙病缠身，尤其是皮肤病，更是让她不堪其扰，有一个时期，为了提防跳蚤，她把重要的东西存在租来的库房里，自己每周搬一次家，辗转于洛杉矶的汽车旅馆之间，头发剪得很短，衣服铺盖随时丢。

有人就此得出结论，说张爱玲晚年生活潦倒而狼狈不堪，其实这要分两方面看，身体病痛，是每个人老年时候避免不了的困扰。我们换个角度想想，远在香港的宋淇夫妇，生活安定，夫妻二人作伴，彼此还能心意相通，可谓神仙眷侣，可是到了老年，也是百病丛生。信里宋淇曾经好几次说自己没有及时复信，是因为入院紧急抢救，每次都是很凶险的重疾，实际上并不比孤身海外的张爱玲好到哪里去。

至于穷困就更是无稽之谈。早在八十年，张爱玲的财务状况就有极大改善。1984年，由宋淇牵线搭桥，香港邵氏公司拍摄《倾城之恋》，张爱玲拿到了15000美元的授权费，这在当时已经是相当高了。后来但汉章拍摄《怨女》，关锦鹏拍摄《红玫瑰与白玫瑰》，也都是通过宋淇与张爱玲取得的联系，授权费基本都是这个水准。

张爱玲去世时身边有2万美元现款，此外为了避税，宋淇在香港帮张爱玲买过外币及其他存款，邝文美也为张爱玲开立过银行户头，银行外币存款为32万美元，这在1995年相当于248万港币，两样加在一起，共有近270万元港币。

显然，选择简朴甚至清寒的生活方式，完全是张爱玲的个人自愿，在1990年1月给宋淇的信里，她提及姑父来信，建议她回国养老，她拒绝了，答复说，“我喜欢这里，虽然不得志，从来没有懊悔过。”后面又补充一句，是对宋淇说的，“这也是实话”。所以，这就是张爱玲晚年给自己生活的盖棺论定，旁人不必再说三道四了。

最后说一下张爱玲去世的事，因为有些文章描述她去世的场景，感觉像是真看到一样，实际是瞎编。这里只引述张爱玲遗嘱执行人林式同的回忆，因为他是除了警察和殡葬人员以及房东之外，唯一见过张爱玲去世现场的人。

林式同跟张爱玲并不怎么熟悉，也不是文学爱好者，他是庄信正的朋友，因为帮助张爱玲找房子而认识，十年间也只见过两面。中间某天，张爱玲写信给他，请他做遗嘱执行人，他也没有拒绝。

1995年9月8日中午，房东女儿打电话给林式同，说，你是我知道的唯一认识张爱玲的人，所以我打电话给你，我想张爱玲已经去世了！之后是警察跟他联系，他急忙找出遗嘱委托书，赶到张爱玲公寓，已经是下午三点。

以下是他的回忆原文：当我在走廊上和警察们交谈时，电梯口出现了两位彪形大汉，说他们是殡仪馆来的人，来取遗体送给法医检验的。他们进房间去了一会出来拿一张纸要我签名，我问这是什么证明，他们说这是证明这遗体就是张爱玲本人的，我说我没有见过遗体怎么可以签，他们问我见过张爱玲本人没有，我说当然见过，于是警察就让我进了房间。

张爱玲是躺在房里唯一的一张靠墙的行军床上去世的，身下垫着一床蓝灰色的毯子，没有盖任何东西，头朝着房门，脸向外，眼和嘴都闭着，头发很短，手和腿都很自然地平放着。她的遗容很安详，只是出奇的瘦，保暖的日光灯在房东发现时还亮着。

以上可以看做是正式的说法。据殡仪馆的人说，看情形张爱玲大约去世三四天了。之后，林式同等人遵照张爱玲遗嘱处理后事，遗嘱说骨灰撒在空旷处，按照加州法律，只能撒到离岸三里之外的海中，于是他们包船出海，9月30日举行了海葬，那天恰好是张爱玲75岁生日。

根据遗嘱，张爱玲的遗物，包括银行的存款，全部留给宋淇夫妇。第二年，宋淇在香港去世。2007年，邝文美去世，这段五十年的友谊终于被时间所终结。

最后说句题外话，我曾经一直觉得张爱玲是个很遥远的存在，结果阅读这部《张爱玲往来书信集》，才发现根本不是那样。比方说1984年2月，宋淇致信张爱玲，提到电影《倾城之恋》的拍摄，说男主角周润发是当红明星，我马上想起自己当年追《上海滩》那部电视剧的情景。

此外还想起自己第一次读张爱玲的书，恰好就在张爱玲去世的那年，当时我有两本书，一本短篇小说集，名叫《倾城之恋》，忘了哪家出版社出版，应该是未经授权；还有一本《张爱玲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似乎是有授权。

反正那两本书我都很喜欢，可是后来被一个当时认识不久的女孩借走，说好了归还，此后她就断了消息。如今过了快三十年，大家可以帮忙转发这篇文章，说不定她能看见，我想借此机会说一句，喂，借我书的那位朋友，如果能看到这篇文章，麻烦你把书还给我。

好了，不开玩笑了。短的是人生，长的是回忆，纸短情长，好在有趣的交流都保存在字里行间；书不尽言，这篇漫长的书评也该结束了。

最后，再说两句私房话。张爱玲的小说，我最喜欢哪一篇？我最喜欢《倾城之恋》。这篇小说里有种说不出的味道，让人回味无穷。它写了40年代的上海，白流苏因嫁了一个败家子，不得不离婚，回娘家住，又遭兄嫂白眼，只得考虑再嫁。经徐太太介绍，认识了刚从英国回来的范柳原，两人若即若离，男的不想结婚，怕受到束缚；女的实在拖不下去，但还必须要保持矜持。后来在香港，因太平洋战争爆发，两人被困在一处，于是最终登报，启示结婚。香港的倾覆，无意中成全了一段姻缘。

最后，请允许我将《倾城之恋》的结尾部分放在这里，咱们一起体会一下张爱玲文字的优美。

白公馆里流苏只回去过一次，只怕人多嘴多，惹出是非来。然而麻烦是免不了的，四奶奶决定和四爷进行离婚，众人背后都派流苏的不是。流苏离了婚再嫁，竟有这样惊人的成就，难怪旁人要学她的榜样。流苏蹲在灯影里点蚊烟香。想到四奶奶，她微笑了。

柳原现在从来不跟她闹着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那是值得庆幸的好现象，表示他完全把她当作自家人看待──名正言顺的妻，然而流苏还是有点怅惘。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她只是笑吟吟的站起身来，将蚊烟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

传奇里的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

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胡琴咿咿哑哑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