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柯娇燕再次回应钟焓：第二句话》惠男译文的一些修订

————修订者按——————
昨晚看到惠男已将柯娇燕（Pamela Crossley）对中央民族大学学者钟焓所作批评的回应译成中文，甚感兴趣，便在微信上阅读了该文。应该说惠氏的译文基本是准确的，而且手脚麻利：柯氏这篇博客刚刚在中文清史学术圈披露了两天，译文便已定稿。柯氏撰著之难译，相信很多朋友都已领教，故而我对惠氏的工作深表赞赏。这里仅是根据柯氏行文，把译文句子尽量捋直，让译文通畅一些。
柯氏正文见：
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85809086/
惠氏译文见：
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85856452/
本文后又经网友“功夫熊猫小碗熊”进一步修订。我认为他的意见基本都是正确的，已吸收进这一版稿件。在此感谢该网友的贡献。具体讨论见评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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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句话
钟焓教授曾经接受了一次《中国社会科学报》的采访。在采访中，他提到了一些有趣的观点，也回归到了一些被套在“新清史”上的观点。又一次，我遭到了钟教授对我工作的有限了解的广泛攻击（无疑他应该是这方面的专家，尽管对我而言把批评自己并不怎么了解的人作为第二职业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当然他显然误解了一些很容易被澄清的事情。
钟教授无疑不喜欢侯德仁对我做的访谈（文字内容初版于多年前，近期被全文转载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网站上）。但现在在同一版面又有热心的社科院工作人员对他的一篇采访，二者是差不多的东西。我在此建议美国学者：不要再做这种访谈。无论采访者的初衷有多诚挚，将历时数小时的中英文谈话缩减到几页混杂的的中文“采访稿”，其结果无疑只能是介于“不如人意”和“特别糟糕”之间。很早时候一些采访其实对我来说还好，但还有一些就表现出不少问题，边谈边记，边记边谈，一直这样。在目下对“新清史”的“茶杯风波”之前，侯德仁已经对我作了访谈，我当时对这些事也太过随意。侯德仁问我，我能用几种工作语言来阅读，我数了数，说是十种（加上了英语，我觉得）。我说得很清楚这只是读，不是说不是写也不是做基础性研究：只是阅读学术文献。看起来挺清楚的是吧，特别是我知道很多中国学者能很好地阅读英文，但从不装得会说会写。钟焓多次引用这一段（引得不是很准确），来表达他的意图；他特别提出这是个很好的例证，体现出“新清史”学者的人格特质。他获知了一则从访谈稿里断章取义的错引，在没有充分了解我的情况下，围绕着它杜撰出各种各样的幻想。他还觉得干这事儿挺重要。
事实是，无论我的回答是3、10或20，都无关紧要。我们谈论的是，能阅读多种语言的学术文献很重要，以及要重视以此为目的的阅读学习。我们并没有讨论某人知道多少种语言。说起来，如果你们看钟焓本人的一些有趣的研究，能够清楚地发现，除了日语之外，他也一定擅长于蒙语、藏语。他到底为何被一个美国学者能够阅读多种欧洲和亚洲语言而愤愤不平？我始终不知道这到底怎么伤着他了。
钟焓写作（及对访谈者谈及）的关于新清史的所有文字，都体现出他对美国历史学界缺乏最基本的了解，非常刺眼。 在他的新评论中，最奇怪的当属这一句：“相比之下，虽然在学术语言的写作表述上没有任何障碍，但“新清史”学者群的作品却极少出现在西方内亚史的主流知名学术 出版物，如《中亚杂志》、《中亚研究》、《亚洲史杂志》、《匈牙利东方学报》、《乌拉尔—阿尔泰年鉴》、《满学专辑系列》、《通古斯—西伯利亚专著系列》 、国际阿尔泰学会年会论文集系列和琳琅满目的阿尔泰学家们的祝寿文集中。”
这明显是外行话，很容易就可以辨明。我就说俩事儿。首先，他说的不符合事实。钟一定是无视了我近期发表在《中亚学刊》上的文章（Central Asiatic Journal），或者我在报头上的名字，而我本人还只是他口中“新清史”学者中的一员，我难以想象他连一点检查工作都没有做。
其次，这段评论里对美国学术界的假设并不符合事实。在成为资深学者之后，美国学者并不热衷于在期刊上发表论文，他们反而期待把位置留给更年轻的学者来推介自己的研究。坦率地讲，钟焓所述便是差异性所在：一方面，美国的资深学者更倾向于出版专著，而不是发表论文；另一方面，欧洲、中国和日本的资深学者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更倾向于发表论文。甚至，在主要的中文学术期刊上，没有看到来自定期投稿者名单的文章都属非常之事。这并不是说美国人的习惯要更好——事实或许恰恰相反：我认为美国学者们多发表期刊论文，大有好处，但是，当下美国学术界的组织结构，导致人文和部分社科学者缺乏激励去多发表期刊论文，哪怕是发在《匈牙利东方学报》这种期刊上。这的确是个差异，钟焓也提到了这一点，不过显然没能理解其重要性。他只是假设，由于这种差异的存在， “新清史”学者肯定有点儿不对；他并不清楚这是中美学术实践的差异，而非“新清史”学者与其他人之间的不同。
当钟焓重提对“新清史”学者研究技能的分析时，这个问题又冒出来了。他是从徐泓那里看来的。我之前谈到过，我认为徐泓的评论大体是准确的。但我不认为他了解中美学术实践、价值、实质情况差异的意义。徐泓并没有把批判美国学界作为第二职业，因此，他没有注意到特定语境，我觉得并不奇怪。钟焓则不一样。在钟焓这事儿里，我看不出来，对显而易见的事实如此一无所知，便对美国学术实践和标准评头品足，到底合理在哪儿了。
钟焓对我一些著作的中文译介，从多个角度做了现在这些老套的勘误（当然最早这么干的人也不是他）。这事儿对我来说实在费解：假设说我就像钟焓所声称的那样水准堪忧、地位有限（想想看，我确无反证），那为什么钟焓、李治亭等等各路人马要靠贬低我来自找麻烦呢？只要我不被看作不专业，他们就不爽；这事儿怎么就重要了，他们也不肯说。钟焓指出过我经常因一些小错误而受到批评——这话不错。他觉得这肯定得能证明点儿什么——可能吧。那我们不妨先承认犯错挨批就是因为白纸黑字印在那儿。再说，假设论著刊发数量越多，则拼写错误、转写错误、误植和其他马虎漏洞数量越多；我想以绝对数而论，我论述里错误会比平均水平多一点儿。但要是看出错的比例，是否仍要“多一点儿”呢？又没人吭声了。
但是钟焓说得不错，确实发生了点儿其他的事情。他说得对，一些德国学者非常严格。这就是他们“严格”的方式：一位讲究的德国学者（我就不说是谁了啊），在审阅我为剑桥史系列撰写的章节时，赞美了这一章，并且忍不住强调了一下，在这篇篇幅甚长、语义紧凑的作品中，事实上没有出现任何错误。想想看吧，一个审稿人没找到错，想都不想就诱导他的读者把我的作者身份与“文字错误”画等号，在这一刻，你就知道你面对的正是又冷酷又顽固（即使他们没意识到）的偏见。为何会出现这种偏见，原因并不重要。反正结果就是我被人树成了个靶子，然后一些不大动脑子的人就有样学样地冲着扔飞镖。人变老的好处就是能看到时间对研究成果与读者评价的影响。随着时间流逝，众人确实能逐渐分出个轻重。
万幸的是，我并没有发现，在这些挑出的错误中有哪怕一件能影响到我对中国过去发生的事、或可能发生的事的理解。而且事实上在我看来其他人的错误也是如此。除了少之又少的几例外，均属无关痛痒。我觉得没有哪个例子能比《晦昧之鉴》（译者注：或《半透之镜》，Translucent Mirror）中的一段更恰当，我当时讨论了其他历史学者谈及Ningguda和Ninguta之混淆时的一连串错误。其中至少有两处出自《清代名人传略》的条目中。在这些传记中，任何对Ningguda和Ninguta的混淆对原始作者及其用意而言都是无关紧要的。这些错误并不重要。但我要探究的是，在一种更宏观的书写模式中，清廷史家如何巧妙运用这两个地名的混淆，使得在字面上，清朝政治源头到明朝疆界的距离比史实更远。对我而言，这些错误的历史很重要，也正说明了18世纪清代史家的成功之处。我是发现了这些错误，而我对写下这些谬误的历史学者们观感如何呢？——反正我把《晦昧之鉴》献给了《清代名人传略》的每一位作者，不管他们是否出错。在《清代名人传略》的数字版本上，我和其他在文段之下发表评论留言的用户仍然发现文本上的错误。但是这并不重要，我们在引注中归谬证误，然后继续工作。这是一本最好的书。
顺便说一句，钟焓对“新清史”有看法、认为我是“新清史”一员，这和上面他提及的我《晦昧之鉴》一书中观点（清廷对清朝政体政治起源的模糊化），两者是怎么相互兼容的，这我不清楚。但是，我甚至有点怀疑，钟焓能不能从中提炼出上述观点来。因为我注意到他在谈及《晦昧之鉴》时出现了一个古怪的错误
“以上谬误从基本功的层面折射出作者在 历史与语言训练上的双重阙失，其他一些错误则深植于其貌似牢不可破的理论体系中。最刺眼的一例就是作者迫不及待地要将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中提出的命题适用于帝制晚期的中国：即反映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书籍的大量刊印会为民族主义的传播发展埋下种子。”
不久之前钟焓还把我说成了“历史虚无主义者”，现在我居然又成为了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象的共同体”模式的奴隶。的确，我可以把“我这个人”想象成一种从理论上讲在这两方面可以同时成立（这是对某些人而言，我可不这么认为）的存在，但是我从某种程度上怀疑钟焓能否领会到这一层。在本书中，安德森确实被提到了，他出现在下面的第二句话中：
"The explanation ["imagined communities"] has an appealing versatility, in that it can be and has been imposed upon an infinite variety of national histories. Yet no matter how well the paradigm works in describing the processes by which communitarian concepts become propagated as national identities, the substance of any particular national narrative remains elusive. The cultural bits out of which such identities have been cobbled have vastly divergent origins, and the bits themselves are not theoretically neutral or interchangeable."
【修订者注：译者对这段话作了翻译，在此一并审定：
这一阐释（想象的共同体）具有一种富有吸引力的通用性，因为它可以被、也已经被广泛施加于各种各样的民族历史之上。然而，无论这一范式在描述社群概念（communitarian concepts）被宣传为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ies）的过程中如何有效，它都未能捕捉到任何民族叙事个案的实质。文化碎片略显拙劣地拼凑成这类身份认同，而这些碎片又有着截然不同的源头。它们本身从理论上讲并非中立，亦不可交换。】
我在书中第二句话里想表达的意思，和钟焓的表述刚好相反。我写道，我对“想象共同体”理论解释力的充分性持怀疑态度，并且试图超越这套理论，而钟却说我有一套基于安德森模式的“不可破的理论体系”。我不知道这种错误如何解释，但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是，如果不发明或改变文字的原意，钟焓似乎不能读通本书的第一段（或者第二个句子）。另一方面，这也很容易地使人看到“新清史”神话如何存续。你只需要忽视别人实际所写的东西，根据你在书上相关页面看到的一些内容脑补出一个自己的版本，然后针对你发明的文本写一些批判文字，进而声称其他五、六个人写的东西与你发明的文字实质上是一样的，把他们说成一个学派，通过批臭一个人来批臭所有人。我再重复一遍：你绝不可能通过败坏我的名声去打倒“新清史”（因为我现在不是，过去也不是“新清史”的一员）。
我很遗憾，按照钟焓的看法，中美学者在清史问题上完全没有相互借鉴的可能（除了批判我和其他若隐若现的“新清史学者”以外，他对清史领域似乎完全没有专业兴趣）。美国学者的方法和阐释对他来说不仅一无所用，而且面目可憎，包藏祸心（同时在我这事儿里，还水平低劣、毫无贡献）。他坚持认为，除了他的办法（考考考考个没完）以外，历史研究没有其他方式，对这样一个年轻学者而言，这是非常格调低下的。依据他对《晦昧之鉴》的离奇误读，他认为这是我的“不可破的理论体系”，但我好奇他为何不把这套反躬求己呢。是每天寻找新的证据，得到同样的答案（就像一些中国学者做的那样）呢，还是审视相同的证据，探究创新的答案（就像一些美国学者做的那样），哪种会更好一点儿？这两者没有高下之分。它们都对历史研究产生重要贡献，而且彼此都是互相需要的。我知道我需要钟焓（以及其他成千上万的中国学者），但显然他不需要我。如今我终于搞明白这点事儿了，不是蛮好嘛！长痛不如短痛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