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女性研究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

（已经离开校园快两年了，之前也不过就是研究生毕业，而且学业还谈不上精进，这篇文章必然有不少学术，甚至是常识性的错误。欢迎大家温柔地指出！以及，出于某些大家都懂的原因，所以我不少地方用的英文，抱歉！）
在哥大的最后一学期，我有幸跟着商伟教授上了一学期研究金瓶梅的课。同一学期，我也跟着林郁沁教授 (Professor Eugenia Lean) 系统学习了中国文化史中女性的激情(Passion)与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秩序之间的互动。在这两门课上，两位教授都提到了一个中国文学史中非常重要的主题——女性的自杀。有趣的是，不管是在Lean还是在商伟的课上，女性自杀都不再简单粗暴地被概括为“阶级社会贞操狂热(the cult of chasity)对女性的压迫”。它被赋予了更加丰富和微妙的内涵。女性自杀，在某种程度上，被解读成了女性操纵男性，重新获得权力和能动性的一种积极手段。
 
出于对这个话题的好奇，我找到了《男女》杂志 (NAN NÜ: Men, Women and Gender in China) 中专门讨论Late Imperial China female suicide的特刊。在这期杂志的前言中，Professor Paul Ropp系统地回顾了从54开始，东西方文化以及学术界对女性自杀的讨论。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是54和新文化运动对以程朱理学为基础的新儒家的批判，其中自然包括对贞操狂热和女性自杀的批判。从这个时期开始，女性自杀被视作儒家思想对女性的压迫。
西方八十年代以前的学术研究，都还是可以追溯到54以及新文化运动这个源头。不过从八十年代开始，一系列研究成果的出现使女性自杀这个问题复杂化了起来。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这些新的研究不再将儒家思想视作自杀的唯一因素，它们开始逐渐考虑经济和社会在这个现象上起到的作用。比如，Ann Walter就提到了，女性再嫁将为她们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而这种经济压力也有可能成为其自杀的诱因。而之后《历代妇女著作考》的出现，更加迫使西方学者去思考妇女在当时社会下的权力和能动性 (agents)。一直到当今的西方学术界，妇女研究开始越来越关注，妇女如何在一个完全不利于她们的社会环境下，重新使自己获得权力，并且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比如Janet Theiss，还有我最爱的Mathew Sommer都在历史档案中找到了相关卷宗，表明女性如何利用自杀和对贞操的崇拜 (the cult of chastity)来逃脱法律，或者获得舆论的支持。
而现在越来越热门的情感研究 (affect study)，以及随之而来中国文学研究中对“情”的研究，都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女性如何利用“情”来“操控（manipulate）”男性，从而使自己在不利的环境下更加强大。这种现象在《金瓶梅词话》中表现的非常明显。西门庆的妻妾们，无不利用周围一切可能的传统，institutions，rules，利用自己对西门庆的“情”，来占据西门家族的有利地位，抑或在经济上获益。而西门庆女人们的多次“自杀”，更多的也像是表演，而非贞操。哥大我另外一个非常敬佩的老师高彦颐 (Dorothy Ko) 更是这一研究潮流的中坚力量。她最著名的讨论缠足的著作，就试图说明女性如何利用缠足为自己争取能动性和权力。
的确，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54是反儒家的，当代的妇女研究又在一定程度上是“反”54的，因此很容易被人简单化地概括为“支持”儒家。然而如果我们对这一学术思潮的发展脉络足够清楚的话，很容易就能看出，当代妇女研究在任何程度上都谈不上认可儒家父权思想和相应的社会建构。相反，他们更多地强调女性自己的能动性和权力，强调女性如何在恶劣的环境中求得生存并且操纵男性。而不再仅仅将女性视作victims。即使如缠足和自杀这样的行为，都可以被女性利用来为自己谋求利益。而女性更懂得如何发挥自己的优势，利用“情爱”和“激情”来与父权抗衡。
在我们东亚系的方法论课上，我们第一堂课学的就是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如果说我从这门课中学到什么影响我一生的理念的话，大概就是永远不要利用自己的想象去简单化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系统地回顾女性自杀这个课题的演变，不难发现所有学者都在利用愈来愈丰富的文献将妇女在历史中的经历复杂化，深入化，探寻影响女性地位变化的一切可能的因素。而不再是简单地用一个儒家思想来概括全部中国妇女的命运，也不再简单地用“压迫“与“反抗”这一概念来总结历史的进程。
而更重要的在于，虽然学术研究不应该有什么“政治正确”，但是学术是离不开“politics”的。所以我相信，好的研究一定是能够促进性别平等和女性解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