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衣随谈（1）

我的记忆在变得不牢靠。
像是倒腾了半屋子的抽屉，却怎么也找不到记忆里的一张小纸条。我想在电子邮箱里捞一份陈年的信件，但怎么捞，都像猴子捞月。这事挺让我沮丧。
但我也偶然看到了和《北青报》尚女士最早的一次通信，是2012年的8月24日，也就是两年多以前，我第一次给她写信投稿，谈谈我心目中的书衣设计，承蒙她的厚谊，很快就刊发了出来。自那以后，来来往往好几番，有半年的光景，我的稿子几乎是每月一刊。老实说，单靠尚女士给的稿费，我就买了不少好书，当然，有时候也会和吃货老婆大人打打牙祭。
但我真没有想到，都有两年过去了。
我已经知道了记忆的不牢靠。被耍了一次就够了，这次我却不敢大意了。所以，我翻箱倒柜一般，把邮箱里还存着的这么多年的稿子都搬出来，在豆瓣上晒一晒。我所定位的书衣随谈，本身就是一种批判，是有必要跟大家见见面的。而且，时过境迁，版权上也没有问题。所以，就让这批文章带着我再活一次吧。
因为前些年遇上yahoo退役的问题，邮箱辗转好几次，我得慢慢找，一点点发了。
（一）题签不是无情物，化作精魂更护书（刊于2012.8.31）
前些天，中华书局新版“张中行作品系列”全数登上书架。我在灿然书店摸到这书便舍不得丢。论开本，像是顺着手掌裁下来的，体贴读者；论色泽，素朴而沉稳，体贴的是张先生一生处世行文的格调。都来不及计较网上还能再便宜几块钱，我爽利地挑出两部结账。这样的书，一会儿赶在回家的地铁里读上几段都是快意。
但即便是一套如此用心的书，有一处地方，还是很叫我遗憾。又或者说，这是近些年买书时屡屡见到的通病了。张中行先生在自序里感谢了老友启功“为题封面书名”，可是这套书封面赫然所见的不过只是几个普普通通的电脑楷体字罢了，得翻过封面，在内页里才能找着启先生俊朗的书法。张先生故去多年，旧版的序言自然不宜改动，但如此以来，先生的序言岂不成了一张空头支票？尤其，细心的朋友们一定记得，中华书局前一版张先生作品系列中，封面所用，除“负暄三话”外，全是启先生题签。这几幅字，结体端庄，但笔端运转又不失灵动，与张先生的行文章法可谓互为镜鉴，镶嵌在封面上，正如画龙点睛的那一笔。这套新版凡事都做到了家，但在这一点上，却自作聪明了。
题签之于书，尤其本就立意要出得雅致些的书，不可谓不重要。特别是一些作者的自题签，很可以见出作者自身的学问性情。袁行霈先生北大出版社旧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的题签便是自署，于敦厚之中寓以精巧。袁先生行文同样以大经大典为依傍，关键处又能匠心独运，别开一种风气。古语所谓“文如其人”“字如其人”，在袁先生这里，并非虚言。很遗憾，此书再版时，题签连内页里都找不着了。
此外，治学术史的学者尤其不该错过这方寸间的天地。《启功全集》第十卷所收启先生致傅璇琮先生（时任中华书局总编辑）信中，凡中华要求题签之书，启先生无不就横排抑或竖排，繁体抑或简体，问询清楚才会下笔；甚至有时候各书几种，任其选用。“文革”时，北师大一片狼藉，启先生全赖借调往中华书局校点《二十四史》的关系，才免于冲击，故而常对人言，“中华书局是自己第二个家”。明白了这一点，便不难明白，启先生为中华版的书题签，何以如此不拘大小新旧，而又如此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看这样的题签，既是看历史沧桑，也是看人间情谊。
话还说回张先生这套书吧。封面虽然舍弃了启先生的字，倒是用上了张先生的自签名。但你仔细看，这三个字，运笔波磔一律向右，尤其“中”字，一竖写完，还向右提了一笔。不难猜想，张先生原书定是横排写来，故而笔划系连才会左右伸展。做书人显然没有细看，封面书脊上都将这三字拆散了竖行排下。只此一下，张先生原字连贯的气韵便割裂了。
所以，有些聪明，还是不自作的好。
                
                
（二）做书人可是翻书人？（2012.9.28）
前些天撰文时想用辛弃疾的一句话，自然要求教于书架上的《稼轩词编年笺注》。这书是北京大学邓广铭先生积十数年之功打磨而成，至今都是各高校中文系讲稼轩词时雷打不动的定本。可这回翻读，除了领略他“悲愤慷慨，郁结其中”的风骨外，我还多了别一种愁绪：几乎每翻动一回，就有一页纸要往下掉。这书前些年刚买，当时读到一半，书脊就裂开了一道口子；自此，我读这书就非常小心，不想今天还是没能逃掉“忽喇喇似大厦倾”的命运。我手头这书，09年第3印，享寿不过3年多。
仔细点看，上海古籍出版社对这部书居然只用了胶装。也就是说每一页是用胶水粘合的，时日一久，胶水干裂，书的命运便可想而知。尤其这部《稼轩词》经邓先生增订后非常之厚，足足688页，为了方便书页展开，胶水只能是薄薄一层，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我手头的书很早就裂开了口子。可以说，这书从设计之初就很难称得上合格品，或者店家纯粹为了胁迫我们这些忠实的读者忍痛再买一部价昂的精装版？
事实上，上海古籍这套“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多数都存在这个问题。《稼轩词》厚，固然让出版社为难；但我手头薄薄的一部《王右丞集笺注》也已经开裂；前些日子新出的《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据朋友讲更是惨不忍睹。这套书都出自名家之手，早些年的高亨、施蛰存、钱仲联诸位先生早已声名在外，今日的徐培均、李汉秋等也都是各个门类的行家里手。遇上这般的打理，真是糟蹋了。
说句最平实的话，书，是用来翻的。我不知道做这套书的人平日里会翻翻它们吗？多翻翻，当书页开始掉出来的时候，问题自然也就出来了。
同样的问题在商务印书馆前不久推出的一套“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中也存在。说心里话，这套书选编非常精当，尤其能将《等韵源流》这类小众的书再版，商务的魄力让我相当钦佩。但从装订来说，这套书很是不得其法。像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快800页的大厚本，竟然也是胶装了事，加上这套书用纸偏厚，一个让读者哭笑不得的情形便出现了：一方面是书页不容易轻易翻开；另一方面，一翻过头，往往又要把书脊翻折。这书读着真得小心了，怕是比观摩一件出土的服饰文物还要小心。
我忽然想起编辑张立宪贴在豆瓣上的一篇长文，是他编辑完《童年与故乡》后写下的报告，其中有这么一句话：“精装书的最大难度，在于能让内页平整地摊开，封面不弓不翘，平展熨帖。”
当日我决定买下那部并不便宜的《童年与故乡》，大概就是受了这句话的蛊惑。其中也没有多么高深的道理，只是一看着这话，我就敢相信：做这部书的人，至少真是个爱翻书的人，至少，是个可以引以为同好的人。这样的人，我信得过。
                
                
（三）这一篇没有写好，自己不满意，来日再重新撰文谈这个问题。
（四）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2013.1.12）
陆智昌这个名字，被很多人记住是因为三联书店老版《陈寅恪集》。沉稳端庄的褐色底，面上除了简约的著述信息，只有一副内敛却挺拔的题字：“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十个字是陈先生祭王国维时所撰，实则也可视作先生自己毕生学术的精神气儿所在。当日社科类的书衣风尚，还讲含蓄，像范用先生那样，提笔勾几道影影绰绰的素描，是个意思就够。陆智昌大概是书衣裁制者中颇为少见的，那种敢于主动表达自家判断、自家心思的人。据他回忆，陈寅恪先生的文稿，他抱回家看了几个月才最后锁定住这十个字。当然，你也不得不佩服他，目光如此精当，以致于十多年过后的今天，这十个字的名声已经不容小觑。
这是十多年前的旧事，说起现在的陆智昌，仍旧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意料之外的惊喜。作家帕慕克的演讲集《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今年出版后，朋友们无一例外地对书衣赞誉有加。陆智昌撷出一只双头鸟的形象，成就了这部书几乎全部的封面语言。帕慕克的书名渊源于席勒的一篇论文，代表着两种写作方式的角力：一种是直面世界的率直表达，一种是反身向内的幽微独语，正是两者的冲突造就了作品的张力和魅力。而这不正是一只双头鸟所面临的境遇吗？把玩陆智昌这部书，我看到的是一个美术师对素材的敏锐捕捉和果断表达，同时还有他对自己独到视角的自信与自得。
陆智昌裁制书衣是理智的，他总会在取舍的天平上保持微妙的平衡。近些年来，他的盛名使得他在三联、上海人民、广西师大等多家出版社频频有作品问世，但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了一些失手的作品。尤其想在取舍的天平上起舞并不容易，稍不留神便会有“过犹不及”的局面。以我的观感，广西师大新版的《马克斯·韦伯作品集》，便不尽如人意。这套书缩紧了开本，减轻了用纸，大概想要打破韦伯作品过去给人的高头讲章般的印象，但陆智昌又把封面弄到极简，只剩下了书名、作者与译者，排得还尤其肃整，像是给一个小姑娘穿上了成年人的衣帽，既失了灵巧又失了威仪。尤其当这套韦伯集成列地排在书架上时，我会觉得无比尴尬。不高不低的开本，晦暗不清的封面，还有它那叫人非常不习惯的轻，仿佛韦伯的学术贡献也就是那么的轻。
我所赞赏的陆智昌的作品，其实是他的单篇佳作；而现在的陆智昌，往往要成套成套大手笔地开工。这是书业的趋势，谁都概莫能外。但在这发达资本主义横行的时代，我尤其盼望这位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能保持好自己的准心和恒心，在印刷机器的轰鸣中独领风骚。
                
                
（五）别看错了莫言（2013.3.8）
刚刚摘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可能比他笔下的红高粱还要红。大大小小的书店里，铺开了他大大小小的各类集子，连过去关于他的评传、访谈、论文之类的冷门零碎也一并翻新，飞黄腾达。这当中，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新版“莫言作品系列”应当是最有分量的一套。截至今日，莫言创作出的１１部长篇和５部中短篇悉数收入其中，他作为一个小说家本色当行的一面基本都在这套书里了。而且，这套书的封面设计还很抓人眼球，全是莫言同乡蒲松龄的那种魑魅魍魉的红红绿绿，色泽艳冶，铺排夸张。我在书店看到第一眼时，还以为是在菜市场看见了胡萝卜、白菜与洋葱。我当时在纳闷，这就是莫言小说的颜色吗？
就说他最近的作品《蛙》吧。小说讲述的是计划生育的故事，老实说，这个题材当中的苦辣酸甜，大概每个活在今天的中国人都一言难尽。莫言是个非常会讲故事的人，但写这篇小说却“三易其稿”，各种或明或暗的掣肘总归是可以想见的。因此，莫言在不断修订的过程中，最大的改动，就在于文体。最终，他选择用书信这种最温和的方式引路，用小说的方式铺排，用戏剧，用众声的喧哗，从结尾爆发。莫言其实有一杆雨果式的笔，但这篇小说，他却写得非常克制。我想，这或许是他最大限度贴近这个题材的一种努力。因此，我非常赞赏上海文艺出版社初版《蛙》的封面设计：血红的背景、剪纸的娃娃。它让我倏地就想起一个成语——命比纸薄。这难道不就是小说始终想要揭示出的一种惨痛吗？新版摘去了旧版的这一特色，却没有赋予它新的生命，而让它混迹于整套丛书的花花绿绿之中，惨无个性。而且，那种过分铺张外露的色泽显然轻视了莫言在这部小说中的写作转型，基本成为了设计师的自我想象。
从更广的维度来看，莫言小说虽说有着魔幻的笔调，但终究是扎根在中国的现实土壤中的。批评家张柠有句话，莫言写的都是痛苦，但用的都是欢乐的形式。这才是莫言语言狂欢的真正况味。《檀香刑》有对中国古代刑法近乎变态的层层剥笋，但剥到最后，剥出来的是中国传统社会吃人的本质，《四十一炮》狠狠打出了四十一炮的语言炸弹，但说到底是对中国人饥饿经历近乎极致的描摹，是对中国人巨大的悲悯。这才是莫言的底色。新版的封面绘画无一例外都只看中了莫言那用语言团出来的像魔笛一样蛊惑人心的糖衣炮弹，用上了缤纷的色泽和鬼魅的风尚去攀附他奔腾的笔调，但我想，这恰恰误读了莫言的本意。或者说，它误导了读者对莫言的第一印象。
当然，全世界都知道这套书是加班加点赶制出来的。莫言的书还会有很长时间被人们重印，他会等到最后的最贴近他的一帧书衣吧？就像他写小说打过多少草稿，写差了总归要换，但终究是会写好的。
                
                
（六）多一点尊重（2013.6.14）
格非的新作《隐身衣》出版之后，我一直徘徊在买与不买之间。作为中国最有试验品格的小说家，格非的文字我信得过，但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一版的装帧实在让我大跌眼镜。那种瑰丽得有些刻意的色彩添饰，让我恍惚觉得那该是一部郭敬明的青春小说。
后来有次去机场接机，时间不长不短，索性也就买了格非的这部中篇，打发时间。书是好书，网上有很多评点足够到位。但在翻书的过程中，我终于明白这部书的装帧失败在什么地方。
小说是分章的。每一章前，装帧设计者都贴上了自己绘制的插图，但可气的是，那是一幅又一幅跟小说完全不搭边的工笔画：花鸟鱼虫，林林种种，与封面画上的那种纤细风格如出一辙。这是一部格非探讨人性幽暗地带的小说，现实意味也非常浓厚，装帧者即便觉得自己工笔画的技艺臻于化境了，也犯不着把这类私货塞进这样的小说里吧？换句话讲，他将封面画出那样的色彩，也根本只是出于自己的喜好，与小说本身没有任何关联。
知道了这一点，我才算是明白，这部书的装帧何以糟糕到这种地步：说白了，对作品，对读者，装帧者都谈不上最基本的尊重。
倘若说这种情况在我看来令人忿恨，那么还有种情况，却让我哭笑不得。人民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了王家新的散文集《在一颗名叫哈姆莱特的星下》。散文是好散文，写诗人们的千姿百态，细致入微。但出版社居然特意将书中一些“精彩”的段落单拎出来，另外着色，印在正文旁边。有个成语叫“画蛇添足”，用在此处，真是再恰当不过了。对于任何文字，每个读者肯定有自己的判断。或者说，好的文段，会自然而然地从整部书里跳出来，抓人眼球。出版者这样自作聪明，似乎也太把读者当作小孩了，好像一口一口的饭都得嚼烂了，才送给我们。
书装设计，看似小技，但背后却有大道。而道不远人，说白了，也就是对我们读者多一点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