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论无用知识的有用性 The Usefulness of Useless Knowledge

作者：Abraham Flexner
译者：景页
原文地址：http://library.ias.edu/files/UsefulnessHarpers.pdf
一．
在这个深陷非理性仇恨的世界里，文明受到仇恨的威胁。狂热分子们忙着扩散病痛、散布丑恶、四处蔓延各种折磨四处；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却忙着将自己与深处其中的滚滚怒潮或完全或部分的隔开，转而投身美的教化、知识的积累、医病救人和减轻折磨。这难道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吗？长久以来，对这个世界，我们觉得哀伤与困惑——诗人、艺术家、科学家们却对一些东西熟视无睹——若将它们处理得当，本是有可能控制住那些疼痛、丑恶和折磨的。学术和精神生活看似一无所用，却能让沉陷其中的人获得别处无法给与的满足。本文将论述的是，对这些“无用”满足感的追求，究竟成就了多少了做梦也想象不出的“用处”。
总有人说，这是一个物质时代，这个时代关注物质商品和机遇更广泛的散布。一些人自己没做错事，却被剥夺应有机会和资源，遂发出正当的呼喊。这让越来越多的学生将研究重心从父辈关注的问题转向同样重要和紧迫的社会、经济、政治问题。对于这一趋势我并无异议。我们正身处唯一一个能够被感官证实的世界，如果它没有变的更好、更公平，人们只能世世代代默默走向坟墓，哀伤和苦涩。我曾呼吁多年，学校须对学生们即将奔赴并在其中度过一生的现实世界了解的更真切更具体。现在我常想，呼吁是不是不够强？这个世界若排空仅提供精神价值的“无用”的东西，是不是就有充分的机会赋予充实的生命？换句话说，我们对于“用”的概念是不是太窄，窄到不足以去理解神游于天地之间、具备多种可能性的人类精神？
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科学角度和人文或精神角度。首先是科学角度。我想起多年前与乔治•伊士曼（George Eastman）一次关于“用”的谈话。伊士曼先生是一位智慧、富有远见的谦谦君子，对音乐和美术兼具不俗的品味。他告诉我将花费大笔财产用于促进“有用科目”（useful subject）的教学。我试着问他，谁是他心中最有用的科学家？他不假思索的答：“马可尼（Marconi）”。我不怕惊到他，说：“无论我们从广播获得怎样的快乐，无论无线电和广播为人类生活带来了什么，马可尼的贡献都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
我至今难忘伊士曼先生当时的震惊。他请我给出解释。我是这样说的：
“伊士曼先生，我们总会有一个马可尼。无线电领域的任何一次成就，就算是奠基性的成就，都可以属于任何人，克拉克•麦克斯韦（Clerk Maxwell）教授 1865 年提出电磁场内深奥难懂的运算，并于 1873 年在一篇论文中复制了他的抽象等式。在英国科学协会的另一次会议中， 来自牛津大学的史密斯教授（H.J.S Smith）宣称：‘没有哪个数学家能在翻阅这些卷册的时候不意识到，这其中包含着一个理论，该理论曾极大的丰富了纯数学的方法和资源。’此后十五年间，麦克斯韦的理论成就不断得到科学发现的补充和完善。到了 1887 年和 1888 年，尚有一个未解难题——无线电信号的载体电磁波的探测和演示——终被柏林亥姆赫兹实验室（Helmholtz Library）的海因里希•赫兹（Heinrich Hertz）攻克。麦克斯韦和赫兹都不曾关心自己做的研究有何“用处”，这是不可能闯进他们脑子的东西，他们没有实际目标。从法律角度上说，马可尼无疑是无线电的发明者，但马可尼究竟发明了什么呢？不过是一些后期的技术细节，其中有一大部分是一种被称为检波器的装置，现在都没人用了。”
赫兹和麦克斯韦可能不能发明具体的东西，但他们“无用”的理论工作一旦被某个聪明的工程师捕获，立即创造出全新的通讯和娱乐工具，这个贡献相对微弱的人收获名望、挣个盆满钵满。谁才是有用的人？不是马可尼，恰恰是麦克斯韦和赫兹。赫兹和麦克斯韦才是天才，不考虑“用处”的天才。马可尼是聪明的发明人，除了用处什么也不考虑。
赫兹这个名字让伊士曼先生想到赫兹电波，我说要想赫兹和麦克斯韦究竟做了些什么，该问问罗切斯特大学的物理学家们。但有一点是值得确信的，赫兹 和麦克斯韦的工作从未虑及“用处”。在整个科学史上，绝大多数真正伟大、被后人公认为对人类有益的发现都源于不被“用处”驱动的科学家，满足好奇心是他们唯一的渴望。
“好奇心？”伊士曼先生问。
“是的，”我说，“好奇心有可能引发有用的东西，也可能引发不了。好奇心是现代思维的一个典型层面。它可不是新东西。好奇心可追溯到伽利略、培根、牛顿，它是绝不曾被阻滞的。” 教育机构应致力于培养好奇心，越是少受到即时“用处”的不良影响，好奇心就越有可能为人类福祉做贡献，与此同样重要的是，好奇心将满足学术兴趣，这是每一位当代科学工作者都应保持的极其重要的激情。
二.
十九世后期，赫兹在亥姆赫兹实验室的角落里默默工作，多年来，他的真正成就任凭数学家、科学家评说。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没了电就荒凉一片的世界里。若是被问起什么是最直接、影响最广泛的发明，我们会不约而同的说：电。但究竟是谁先做出了奠基性的发现，才让我们迎来电力的百年发展呢？
问题的答案很有意思。法拉第（Michael Faraday）的父亲是名铁匠；法拉第原本是个装订实习工。1812 年，法拉第二十一岁，一个朋友领他去了英国皇家协会，在那里法拉第聆听了四场汉弗莱•戴维爵士（Sir Humphrey Davy）化学物质方面的演讲，他做了笔记并向戴维递交了笔记的复本。1813 年，法拉第成为戴维实验室的助手，研究化学问题。两年后，法拉第陪同戴维访问欧陆。 1825 年，三十四岁的法拉第成为英国皇家协会实验室主任，一待就是四十四年。
法拉第的兴趣很快从化学转向电和磁，并为此奉献余生。这一领域重要、艰难的工作已由奥斯特（Oersted）、安培（Ampere）和沃拉斯顿（Wollaston）完成。法拉第攻克了上述诸位留下的未解问题，截止 1841 年，法拉第已成功实现电流感应。四年后，法拉第迎来事业的第二个辉煌时期，他发现了磁场对激光的影响。日后，这些早期发现都非常“有用”，有了电，现代生活的负担大大减轻，各类机会越来越多。在科研生涯后半段，法拉第科研成就的实际效果远比不上前半段。这对法拉第来说有什么不同吗？毫无不同。在法拉第无以伦比的科学生涯中，他从不曾过问过“用处”。他着迷的是揭开宇宙之谜——化学之谜、物理之谜。法拉第的视野内，“用处”不曾露头。任何有关“用处”的迷信都可能箍住法拉第汲汲不休的好奇心。最终，“用处”还是实现了，尽管人们从不曾用它来评判法拉第一生的科学追求。
面对今日世界的大气候，是时候强调一个事实了：在使战争变得更具毁灭性、更恐怖的过程中，科学的作用是科学活动无意识、无预期的副产品。瑞利勋爵（Lord Rayleigh）在近期一份报告中详细指出，正是人类的愚蠢，而非科学家的初衷，导致了现代战争中化学药剂的毁灭性运用。碳化合物的化学研究产生过大量有益的成果，硝酸对于苯、甘油、纤维素等物质的作用得到明确，这不仅促进了苯胺染料产业的发展，还创造出硝化甘油，产生了好和坏的作用。不久后诺贝尔（Alfred Nobel）转向同样的专题，研究得出，将硝化甘油与其他物质混合，可产出固体爆炸物，如炸药等，人们从此可以安全的使用炸药。炸药促成了采矿业的突飞猛进，对铁路隧道的挖掘贡献巨大，如穿越阿尔卑斯山和其他山脉的隧道。与此同时，炸药被政客和士兵滥用。炸药的罪恶当然不能算在科学家头上，就像不能因为地震或洪水而责怪科学家。约两千年前，普林尼（Pliny）在维苏威火山爆发时吸入二氧化硫，失去生命。氯不是为了战争目的才被科学家分离出来，芥子气也一样。这些物质本可只服务于合理用途，但一旦飞机变得更好，那些心中了毒、脑子变了质的人们就觉得飞机作为一项无辜的发明、一项长久以来不问世事的科学研究的成果，应该用作毁灭性工具，尽管这一想法科研人员做梦也没想到过，也从未有人致力于此。
在高等数学领域，我们可以找到大量这样的例子。十八、十九世纪最晦涩的数学研究是“非欧几里得几何学”。它的发明者高斯（Gauss），被同代人誉为最杰出的数学家，却在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不敢发表有关“非欧几里得几何学”的研究成果。假若没有高斯在哥廷根的研究，相对论本身及其丰富的实用价值只怕全都是泡影。
和“非欧几里得几何学”一样，“群论”（group theory）也是一种抽象、不可用的数学理论，人们受好奇心的趋势，像做游戏一样推动这个理论走上一条奇异的道路。“群论”现已成为光谱学（spectroscopy）量子理论的基础。日常生活中，我们也会用到“数论”，却常常对它一无所知。
概率论微积分是有志将赌博合理化的数学家发现的。微积分未能实现初衷，却为各种类型的保险提供了科学根据，十九世纪物理学的大量研究亦以此为基础。
下面这段话引自近期的《自然》杂志：
“爱因斯坦教授的才智的地位达到新高——这位博学的数学物理学家十五年前的数学研究现正帮助解决温度计上绝对零度附近氦的流动性问题。在美国化学协会召开分子间作用大会之前，现正在杜克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来自巴黎大学F•伦敦（F. London）教授，将“理想”气体这一概念归功于爱因斯坦教授，这一概念曾出现在他 1924 年和 1925 年出版的论文中。
爱因斯坦1925 年的报告无关相对论，讨论的是些当时看来毫无“用处”的论题。论文描述了一种“理想”气体在温度计下限出现的简并现象。由于人们知道所有气体都会在一定温度凝结为液体，爱因斯坦的这一研究并未在十五年前引起同行的注意。
然而，近期发现的液氦的流动性使得爱因斯坦的这一边缘发现产生新的“用处”。多数液体在温度下降时会增强粘度、流动变缓。“比一月的糖浆还冷”这一词组正是外行人士对粘性的正确理解。
液氦却是个让人费解的例外。在三角点温度，即比绝对零度仅高出 2.19 度时，液氦的流动却比在温度更高时快。液氦之于液体就像星云之于气体。液氮还有其他奇怪的性状，如超强的导热能力。在三角点，液氦的导热性比室温条件下铜的导热性高出五百倍。有了这些异常属性，液氦成为物理学家和化学家面前的一个大谜团。
伦敦 教授指出，对于液氦性状的最佳阐释是将其作为一种玻色-爱因斯坦（Bose-Einstein）“理想”气体——应用爱因斯坦1924-25 年间的数学研究，再加上一些金属电导的概念。做个简单的类比就是，像描述电导时金属内到处乱跑的电子那样去描述液氦神奇的流动性。”
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医疗和公共健康领域，细菌学占据领导型地位达半个世纪之久。这又是个怎样的故事呢？自 1870 年普法战争以降，德国政府成立了伟大的斯特拉斯堡大学。解剖学的首位教授是瓦尔代尔（Wilhelm von Waldeyer）, 后来成为柏林大学解剖学教授。在回忆录中，他写道，在斯特拉斯堡大学的第一个学期，有个十七岁的学生，名叫保罗•欧立希（Paul Ehrlich），此人身材矮小、毫不起眼、沉默寡言。解剖学的常规课程包括解剖和显微镜观察组织。欧立希很少关注解剖课，然而，如瓦尔代尔写道的那样：
“我很早就注意到欧立希伏案数小时，沉浸在显微镜观察之中。渐渐地，他的桌子上满是每次观察的着色记录。有一天，我看到他在桌前工作，就走向前去，问他在用桌上彩虹色带做什么。这个刚进校不到一学期、本应学习解剖学常规课程的学生抬头看看我，大言不惭的说：‘Ich probiere.’这句话可直译为：‘我在试’或‘我在犯傻。’我说；‘很好。继续犯傻吧。’不久我发现，无需任何教育或引导，我已在欧立希身上找到了一种非同寻常的品质。”
瓦尔代尔很明智，对欧立希不管不问，后者勉勉强强的学习医学课程，并最终拿到学位，而这也多半是因为，老师们很清楚，医学学位不会被欧立希用于行医。果然，欧立希去了布雷斯劳（Breslau），师从孔海姆（Cohnheim）教授——我院韦尔奇博士（Welch）的老师、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创立者。在我看来，欧立希从未考虑过“用处”这个问题。他只是感兴趣，觉得好奇，始终如一的犯着傻。固然他的犯傻自深处受到直觉的引领，但那是一种纯科学、而非功利的动因。结果呢？科赫（Koch）和他的同事们创立了一门新学科——细菌学。欧立希的实验由一位学生应用于实践——威格特（Weigert）通过将细菌着色、对它们进行区分。欧立希发展了用染料对血涂片进行涂色，为现代人理解血细胞形态学——红细胞和白细胞——奠定了基础。岁月流转，全世界的医院都在应用欧立希的技术进行血液检查。当年在瓦尔代尔的解剖室中犯傻的欧立希，是这项重要医疗技术的头号功臣。
我该举个工业界的例子，随便举一个吧，因为实在太多了。来自匹兹堡的卡内基理工学院的Berl 教授这样写道：
“现代人造纤维产业的创始人是法国人夏尔多内（Count Chardonnet）。大家都知道，他将沾了硝酸溶液的棉布放入醇醚，再将粘性溶剂通过毛细血管注入水中，使之凝结成硝酸纤维素纤维。聚合之后，他将这种纤维置于空气中，绕在线筒上。某天夏尔多内到他位贝桑松（Besancon）的法国工厂视察，本应聚合硝酸纤维素纤维的水突然停止运转。工人们这才发现无水纺丝比有水纺丝效果更好。也就是在这一天，干式纺丝诞生，日后得到最广泛的应用。
三.
.
我并不是说实验室里的东西终将产生令人始料未及的用途，也不是说只有最终的“用处“才是考量科学研究合理性的标准。“用”是我呼吁破除的概念，我呼吁人类精神的解放。奇思妙想倘若无害，就应自由驰骋，尽管这可能要花不少钱。但远远比钱重要的是，粉碎禁锢人类思想的锁链，给思想探险的自由。凭着这份自由，哈尔（Hale）、卢瑟福（Rutherford）、爱因斯坦（Einstein）等科学家披荆斩棘、向着宇宙最深处不断探寻，凭着这份自由，紧锁在原子内部无穷无尽的能量得到释放。卢瑟福和波尔（Bohr）、密立根（Millikan）等科学家跟随好奇心的趋势，研究原子构造，并从中得到足以改造人类生活的力量。但最终这些实际用途是研究之初不可预知的，卢瑟福、爱因斯坦、密立根、波尔等科学巨匠的成就也远非“用处”能够证明。
没有哪个教育行政管理者可能预见得到上述以及其他科学家会研究什么。我再次重申，他们看似浪费大量人力物力，实则不然。发展细菌学耗费的人力物力与从巴斯德（Pasteur）、科赫（Koch）、欧立希（Ehrlich）、史密斯•西奥博尔德（Theobald•Smith）等科学家的研究成果中产生的巨大收益相比，简直一粟见于沧海。可是如果手中的研究会产生何种“用处”的顾虑潜入他们的头脑，成果定难如此丰硕。这些科学家、细菌学家是伟大的艺术家啊！他们在实验室里追随与生俱来的好奇心，任自由的精神在实验室里扩散。
“用处”已成为统摄工程学院、法学院等研究机构的唯一动机，对此我无意指手画脚。现在越来越常见的是情况是头尾倒置——工业界或实验室里遇到了问题，激发理论探索，这些探索不见得一定会为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但会打开全新的视野，无用是暂时的，因为这些新视野蕴含着实用和理论价值。
随着“无用”或理论知识迅速积累，用科学精神击败实际问题的可能性也在变大。加入这场角都的不只有发明家，还有所谓的“纯”科学家。我之前提到的马可尼是位发明家，虽为人类文明贡献巨大，也只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pick other men’s brains）。爱迪生（Edison）也一样。巴斯德（Pasteur）却不同，他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并不排斥解决实际问题——像是法国葡萄藤的生长情况、啤酒酿造遇到的问题，巴斯德不仅为这些近在眼前的问题出谋划策，还从中提炼影响深远的理论，这些理论当时看似没什么用，但极有可能以一种难料的形式让我们受益。欧立希的思索原本全凭好奇心驱使，却急转直下研究梅毒，不找出攻克的办法不罢休，并最终发明撒而佛散（salvarsan）。班廷（Banting）发明了用于糖尿病治疗的胰岛素（insulin），迈诺特（Minot）和惠普尔（Whipple）发明了用于治疗恶性贫血的动物肝浸膏（liver extract），它们都属于同一范畴：发明者均为真正的科学人，他们深切的知道，大量“无用”的知识是由不在乎它们是否有用的人积累起来的，到了一定时候，这些知识“熟”了，即可借助科学的方法将它们用于解决实际问题。
现在我们已经清楚，须万分谨慎的将一项科学发明或发现完全归功于某一个人。几乎所有的发明或发现都历经漫长的风雨飘摇的研究过程。甲找到这个，已找到那个，丙继续往前走……直至某个天才式的人物将前人的成果拼在一起，成就就此定型。科学正如密西西比河，源自远方沙漠里一条小渠，渐渐流淌成大川。这条奔腾咆哮、冲破堤坝的大河正是由无数条小渠汇聚而成。
这个论点我难以穷尽讨论，且允许我这样去总结：近一两百年间，专业学院在各自领域内做出的成就可能不在于培养出多少工程师、律师或医生，而在于进行了大量看似无用的科学活动，尽管这些活动本身的初衷是追求”用处”。从这些无用的科学活动中，我们获得了许多发现，它们对人类思想、人类精神意义之重大，远远胜过这些学院建立之初力图创造的实用价值。
上述文字强调了——倘若需要强调——精神和学术自由的重大意义。我提到了实验科学，我提到了数学，对于音乐、美术和各种不受束缚的人类精神的表达形式，我的观点也同样适用。只要人类灵魂因这些人类精神的表达形式得到净化、提升、并获得满足，它们的存在就有意义。它们的存在无需任何明确或暗含的“用处”的肯定，“用处”是我们评判某个学院、大学或研究机构的存在价值时用到的标准。
只要一所大学解放了一代代人的灵魂，它就足以获得肯定，无论从这里走出的毕业生是否为人类文明做出过所谓“有用”的贡献。一首诗、一部交响乐、一幅画、一条数学公理、一个崭新的科学事实，这些成就本身就是大学、学院、研究机构存在的意义。
我现在探讨的话题是近日争论的焦点。有些大国——尤其是德国和意大利——正忙着压制人类精神之自由。大学被视为信奉某种政治、经济、种族教义的人手中的工具。在某个民主国度，不时蹦出个脑残儿质疑神圣的学术自由的重要性。人类真正的敌人并非勇敢、有担当的思想家，不管他想的是对是错。真正的敌人是那些试图为人类精神套上模具，让它有翅难展。在意大利、德国、英国、美国，人类精神都曾振翅飞翔。
精神自由不是一个新话题。德国遭遇拿破仑征服时，冯•洪堡（von Humboldt）在它的鼓舞下，构想并建立了柏林大学。吉尔曼（Gilman）在它的鼓舞下创立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随后美国各个院校都依据该校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自身改良。对于每一个珍视自己不朽灵魂的人来说，不管精神自由给他带来过什么，都是一条真理。然而，无论是在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领域，对精神自由的论证都比找到它的源头难的多，因为它暗含着一种宽容，一种对人类多样性的宽容。在人类历史上，还有什么比建立在种族或宗教之上的喜恶更愚蠢、更荒谬的呢？人性需要交响乐、绘画和科学真理吗？人类需要基督教交响乐、基督教绘画、基督教科学还是犹太教交响乐、犹太教绘画、犹太教科学？还是伊斯兰教的、埃及的、日本的、中国的、美国的、德国的、俄国的、共产主义的、保守主义的对于人类灵魂无限深度的研究成果和表达？
四．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由路易斯•班伯格（Louis bamberge）和凯若琳•班伯格•富尔德（Caroline Bamberger Fuld）兄妹二人于1930年在新泽西普林斯顿建立。选址普林斯顿一方面是因为创始人对新泽西州的热爱，但据我所知，还因为普林斯顿拥有一个小型研究生院，水准甚高，能够承担最高保密要求的科研合作。高等研究院欠普林斯顿大学的情，永世难还。1933 年，高等研究院各岗位人员基本就位，开始运行。研究院成员都是名声显赫的美国学者——数学家中有 Veblen、Alexander 和 Morse； 人文研究学者有中 Meritt、Lowe 和 Goldman 小姐；公法学家和经济学家中有 Stewart、Riefler、Warren、Earle 和 Mitrany。此外许多已在普林斯顿大学、普林斯顿图书馆和实验室供职的学者和科学家，也为高等研究院效力。除此之外，希特勒为该院“送”来不少科学家，如数学方面的Einstein、Weyl、von Neumann，人文学科方面的 Herzfeld、Panofsky，以及在过去六年间被这些学科巨头形成的强大气场吸引来的一批年轻人，得益于他们，美国学术研究水平日渐强大。
从组织角度看，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组织结构极简单，也极不正规。该院下设数学研究所、人文科学研究所、和经济政治研究所。各所均配备一批固定的教授，其他成员一年调整一次。各所自行其是，所内研究人员各行其是。该院容纳了来自二十二的国家、三十九个高等研究院的科学人员，分属不同研究小组，他们享有与教授同等的自由度，既可与这位或那位教授合作，亦可做独立研究，在必要的时候咨询相关同事。这里没有例行公事，教授、研究员、访客之间不划定界线。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教授与高等研究院的研究院、教授相互融合，不分彼此。学术氛围熏陶着每一个人。（Learning as such is cultivated.）没有教师会议，也没有委员会。这里的每一个人享受着益于思考和讨论的环境。数学家专攻数学，人文科学家专攻人文科学，经济学家专攻经济学，政治学学生专攻政治学。行政工作的规模被最小化，不予重视。脑中无物的人，无法专注思考的人，在高等研究院是撑不下去的。
我且举几个例子。一次，一位哈佛教授在得到一份来普林斯顿的津贴后，写信问我：“我来这的任务是什么？”我回信：“普林斯顿没有任务，只有机会。”
另一次，一个年轻有为的数学家在普林斯顿待了一年后，前来与我道别。临走前，他说：“我猜你想知道这一年对我意味着什么。”
我答曰是。
他说：“数学正经历迅猛发展，现阶段的文献资料太丰富了。我这个博士学位已经拿了十年之久，虽有过紧跟学科发展的时期，但现在觉得越来越吃力。在普林斯顿这一年，我觉得，窗帘拉开了，屋子亮堂了，窗子打开了。我正构思两篇论文，不日即将发表。”
“这种状态能维持多久？”我问他。
“五年，也可能十年。”
“然后呢？”
“重返普林斯顿。”
第三个例子才发生不久。西方一所大型大学的教授，去年底来到普林斯顿，原打算与普林斯顿大学的 Morey 教授合作，重启一些工作。Morey 教授提议他不妨去拜会一下高等研究所的 Panofsky 和 Swarzenski 二人。就因为这个提议，现在这位教授与三人均有合作。
他说：“我要在这待到明年十月。”
“这儿夏天很热的。”我说。
“忙并快乐着，哪还顾得上热。”
你看，自由带来的不是死寂，是过劳的危险。最近，有个英国研究员的妻子向我咨询：“在这里大家是不是都工作到凌晨两点？”
高等研究院连楼都没有。数学家做客普林斯顿大学的Fine Hall。人文科学家要么做客普林斯顿大学的 McCormick Hall，要么散落于小镇各处。经济学家们占了普林斯顿酒店的一个套房。我呢，驻扎在拿骚街的一幢写字楼里，与商店老板、牙医、律师、脊椎按摩师为邻，楼里还有一批普林斯顿的学者，正在做当地政府的一份调查和人口研究。正如吉尔曼教授六十年前在巴尔的摩说的那样，有没有楼不重要。只是我们怀念同事之间的亲切来往，所以由创立者捐资，一幢名为 Fuld Hall 的大楼即将拔地而起。但这栋楼就是形式感的全部。高等研究院还会维持现有规模，坚持全体研究人员信奉的轻松、安全、自由的氛围，远离组织与公事。我们与普林斯顿各学院的非正式接触也将继续，我们还将不断从各地约请人员来普林斯顿。我们已有来自哥本哈根的Niels Bohr、来自柏林的 von Laue,、来自罗马的 Levi Civita、来自斯特拉斯堡的 Andre Weil、来自剑桥的 Dirac 和 G.H.Hardy、来自苏黎世的 Pauli、来自卢万的 Lemaitre、来自牛津的 Wade-Gery、以及来自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大学、康奈尔大学、约翰霍普斯金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等其他学术机构的各位美国同仁。
不轻言允诺。我们珍视一个希望：不懈的追求“无用”知识，“用处”就会出现。过去如此，将来亦如此。但我们从不据此维护高等研究院。高等研究院是学者的天堂。和诗人、音乐一样，学者们也应该顺应自己的想法，才能竭尽所能，成就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