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物质到新文化——安东尼.皮康的《数字化文化：一部写给设计行业的导论》

                
                
如果你既没有编程的经历，也无意通读从1993年到2010年中几乎半数的关于数字化技术的Architectural Design杂志，那么安东尼.皮康（Antoine Picon）的这本普及性读物将是从技术史与文化史的视角理解建筑学中的“数字化文化”的宝典。近十几年的爆炸式发展的计算机辅助设计技术让建筑理论圈寝食难安。我们可以断言整个建筑史学圈已经感受到了技术乐观主义与反应迟缓的理论之间的紧张关系。作为一个具有独特的工程学背景而之前又与 “数字化运动”没有太多瓜葛的建筑历史学家，安东尼.皮康比任何其他史家都有资格去为这个运动背后的整个思想史立传。即使我们面前的这本小册子还仅仅是这样一个计划的开端。
任何重要的文化变革都同时起源于局部认知模式的突破与一个新的话语社群的养成。例如，在文艺复兴时期，各种投影图、透视图的绘制技术的成熟与文人化的建筑师群体的形成就为建筑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但是相比工具与技术的突破，“社群”在建筑思想史的研究中往往被忽略。这个话语社群可能表现为一个学术机构，一系列的会议，一本杂志，甚至一个由几个世代的思想者形成的小圈子。如果仅仅把当代的计算技术介入设计过程作为“数字化文化”的开端，那么我们将无法捕捉数字化文化背后复杂的思想流变。在安东尼.皮康看来，必须要把数字化文化的起点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那个现代信息学形成的年代。这些早期思想实验经由冷战时期的控制论、系统论、认知学的探索，发展为60年代的“巨构”运动与对网络化城市的设想，随后在个人计算与数控建造技术开始成熟的90年代逐渐拥抱后现代形式主义与解构主义。在这整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下机构的活跃身影：小组十，建筑电讯派，Architectural Design杂志，剑桥大学的LUBF研究组，MIT的Media Lab，哥伦比亚大学的无纸工作室，伦敦AA学院的涌现设计小组等等。这些社群之间也相互影响，继承，形成了不间断的思想进化史。
本书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在当代语境中的关于“数字化文化”的整个思维体系究竟是由哪些离散而又相互作用，相互关联的智识片断所共同构建的？由此而牵引出的进一步的问题是：在这些离散的片断中，哪些又关键性的代表了“数字化文化”的基本特征？对安东尼.皮康来说，至少有两个方面的思维变革构筑了数字化文化的语境：第一是对基于物理世界建造规律的设计思维向基于虚拟语言的设计思维的转变以及随之而来的部件，表面与装饰的自治。第二个变革是虚拟媒介与物理世界的彼此融合。第一个思维变革代表了建筑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领域自身操作方式的变革，第二个思维变革代表了建筑学外部生存环境的变迁。在这两个思维范式的变革下，“数字化建筑学”通常会涉及三类主旨：首先是将媒介化，信息化的界面定义为一种新的可感触的“物质”；其次是延续后现代主义对于主体性（Subjectivity）的弘扬；最后是将建筑本身还原为一个事件，一场表演，一次狂欢。而这三类主旨都是在个人计算机技术成熟之前、冷战时代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向建筑学渗透的表现。同时新自由主义在鼓吹如制造电路板、流程图与虚拟网络一样去建造城市的同时也瓦解了建筑与城市的传统的物质性（Materiality）。与之相对的，这三种主旨都试图在学科（Discipline）的层面上去回答“什么是建筑的（新）物质性”这样一个本体论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无外乎将无限复杂的编码语言世界界定为一种新的物质世界，将这样的一个新物质世界的建立视为个体性觉醒的良机，最后将从物理世界到虚拟世界的进入界面视为建筑学的新场域。
在建筑学探索新的“物质性”的语境下，复杂混沌的形式，“涌现”的过程，变异与褶皱的表面肌理为什么能够在新的建筑设计实践中大行其道，迅速占据我们对于“数字化”建筑文化的基本认知？ “数字化文化”是在后现代主义之诸种思潮涌动的大背景下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时代的一大特征就是关注对对象的体验胜过关注对象本身，关注表面胜过关注表面内的实体。甚至在这样一种时代里，物理世界的自然个体本身也被“代理”了。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就在他的《后现代状况》中指出：自然个体在神经控制式的媒介世界中趋向于形成新的主体。可见，在那些如复杂的编码表面下隐藏的其实是一种计算世界里的个体意志。在罗兰.巴特的《作者之死》与福柯的《什么是作者？》之后，作者与著作权（Authorship）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所有的创造性工作者。机器时代的特征就是标准化，模数化与可交换性（Interchangeability）。机器时代是取消主体性的时代。对于建筑师社群来说，建筑师本身的著作权已经在设计责任高度专门化，精细化，日益去精英化的趋势下被让渡、被稀释，甚至被颠覆。建筑师必须借助一个更强大，更具说服力的逻辑力量去重新掌握对于作品的控制权。换句话说，在算法、程序的包装下，建筑师试图制造某种陌生感，异域感来拉大公众与建筑之间的审视距离。而这一审视距离也是建筑学寻求自主（Autonomy）的本能反应。
建筑的新物质性也是建筑学内部对不断变换面貌的技术的回应。在服务经济取代实体经济的四十多年里，技术的大众形象从齿轮，履带与螺栓变成了媒体、网络与一切具有高杠杆率的虚拟产业。当继电器在第一机器时代被发明出来时，很少有人能够预料这种通过低能量过程控制、促发高能量过程的技术会有一天成为资本主义生存的唯一引擎。语法逻辑取代了物理逻辑，高阶的语法逻辑再取代低阶的语法逻辑，这种通过符号语言（计算机程序语言）来控制物理过程（建造过程，城市干预过程）的方法成为数字时代的“设计经济”（Design Economy）的最显著特征。语言本身是不具有可视的形式的，但是通过机器语言向形式符码的转译，机器语言的自治世界获取了某种形式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试图左右经济金融市场的高杠杆率的金融衍生品与试图控制真实的建成环境的参数化模型没有实质上的区别。甚至，它们的有效性都维系在已经日益稀薄的同实体世界的关联性里。在虚拟的世界里，人们往往会遗忘符号与实体的意义关联。当雨果在《巴黎圣母院》里发出对“书本将杀死建筑”的担心时，建筑已经开始成为一堆符号的空间堆砌。同样的，当代的建筑覆盖面连表皮形式语言本身的可读性也放弃了。皮康认为这种对“无厘头”的拓扑表皮的追求将建筑直接消减为一层信息界面，一种具有自生成规律的独特存在。比如FOA的横滨国际港就是将建筑空间挤压为一层连续表面的案例。在这些连续的编码化表面下，“内部性”其实被塌陷了，重力以及因抵抗重力而主导传统建筑形式的支撑结构的主导性也丧失了。装饰，这个传统上依附在支撑结构上的附属物成为了新媒体时代最重要的建筑表意工具。装饰与其罗织起来的表皮与支撑结构已经脱离了关系。甚至，曾经的室内环境其实就是折向内的外部而已，这种空间处理方法其实是超级工作室（Superstudio）的“绵延的纪念碑”（Continuous Monument）的在NURBS曲面时代的借尸还魂。
基于几何语言的形态学（Morphology）作为科林.罗与埃森曼的形式主义的当代延续，不停从算法与各种形式生成程序中去寻找自己的合法性。在这样一种对合法性的焦虑下，各种类似软体动物、杆状病毒、沙丘与火山岩等复杂样态的奇异形式被制造出来。在追求时尚，“酷毙”的动机之外，这种形式生成方法无非是要求证一种高于个体智能的高阶智能的存在。这种高阶智能就存在于编码语言的自运行过程中。进一步，这种方法更假设：建筑的形式，是各种独立的部件相互作用，因缘际会，双向选择的结果，而不是一个固定的形式范式下充填材料的结果。而建成世界的逻辑与这种编码语言的自运行逻辑在某种层面上是同一的。这种对层级（hierarchy）的反叛以及对自组织过程的宣扬，呼应了德勒兹与拉图尔（Bruno Latour）的后结构主义哲学。与德勒兹与拉图尔不同的是，为了保持建筑的构件与整体在形式上的连续性与一致性，具有数学专业背景的格里格.林（Greg Lynn）将消弭构件与构件间的边界与机械重复性（也包括机械差异性）作为建筑学的新学科任务。在格里格.林的连续平滑曲面下，德勒兹的“褶皱”名不符实地变成了更光滑，更亲善的NURBS曲面。当代的数字化建筑文化自此奠定了它的大众形象。
在对建筑自身的学科问题进行剖析之后，皮康转入对数字化文化的外部环境的论述中。如何将近几十年的计算技术的发展同城市本身的形态变迁趋势联系到一起？同主流的西方建筑理论家一样，皮康认为，数字化过程与西方的郊区化过程事实上是相关的。正是由于通信方式，交通方式，物流方式，能量与资本的交换方式的变革，在第一机器时代建成的城市的物理形态同现今真实的城市运行样态的关系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一个城市事件应该包括能量，资本，物资，人力与信息的多重流动。MIT的“可感城市实验室”（SENSEable City Laboratory）就致力于研究（尤其是复现）在一个城市事件中各种流在空间中的动态移动。建筑或许真的仅仅是一壶沸腾的水中的几个大气泡而已！既然个体的人本身已经是电子化的生物体（Cyborg），城市与建成环境也不可避免的成为人类不断扩展的肌体的外部传感器。皮肤既已经不是人与人之间的边界，网络也未将个体的差异消解。我们只能在一种新的连续的地表景观样态中去理解个体性与公共性的新定义。由人群的密集，物理接触，面对面的交易为基础形成的工业资本主义都会已经过时了。郊区化过程一方面表现为城市的无限扩展，另一方面表现为整个地表成为电子网络的物理实现。皮康不由得要询问：我们究竟是更紧密了还是更分散了？在曼哈顿，物理空间的密集度依然是金融业的基础，但是在硅谷或者整个旧金山湾区，根本没有一个可以标志“这里是硅谷”的标志性场所（比如摩天大楼，大广场等等）。对于“网络”城市地理学家曼努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或者萨斯奇亚.萨森（Saskia Sassen）来说，新数字化时代其实反而凸显了那些不可搬动的地理因素的可贵。比如硅谷与曼哈顿并不可复制，由于许多不可移动的地理与文化因素，网络时代并不是一个城市消失的时代，而是物理世界与网络世界共生的时代。
我们并没有幼稚到认为在一个扎哈.哈迪德的建筑中，某个部件与另一个部件有着如帕特里克.舒马赫所主张的参数化的相关性。即使CNC数控建造方法可以将数字模型轻易塑形为物理模型，我们依然可以质疑建造过程的逻辑与我们构建参数化模型的相关性逻辑之间的一致性。事实上，建筑依然是经济，技术与文化的修辞表达。某些极端主义者，如约翰.弗雷泽（John Frazer）与佛朗索瓦.罗切（Francois Roche）依然在孜孜不懈的探求物理世界的建造逻辑与计算语言的构成逻辑之间的一致性。无论如何，我们非常清楚在建筑落成之后，在那些由各种复杂算法生成的形式在物理世界中化为一堆金属与矿物的聚落之后，“参数化”仅仅存在隐喻性的含义而已。即使舒马赫（Patrik Schumacher）本人也承认参数主义仅仅是直接把方法与图解作为为风格。我们不禁要问，这种将图解直接翻译为建筑的操作方法是否具有逻辑起点上的合理性？在这里，“我们如何认知世界”——参数化工具，被悄悄偷换成了“我们如何改造世界”——所谓的参数化建筑。事实上，整个建筑学，就一直建立在这样的概念偷换上。自此，在认知世界的规律与改造世界的规律之间，我们必须填入“文化”来让这个逻辑过程圆满。这个文化或许仅仅是一种通感，一种习惯，一种处事方式，甚至一种心照不宣。最重要的是，它必然不能脱离一个共享某种时代精神的群体而仅仅通过技术独自实现。
此文已发表于Domus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