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和尚的圣战

      朋友从旧金山寄来一本美国5月份出版的新书《无法遗忘的女人─张纯如书写<；南京大屠杀>；之前后》，作者是张纯如的母亲。
　　当年张纯如的《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甫一出版，即成为美国最畅销的非小说类书籍，盘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十周之久。2004年，作者饮弹自尽，有猜测是因为陷在过于黑暗的场景中，终于损及了自身的精神状态。
　　一次屠杀、一场战争，仿佛一个恶梦，当事双方，即便自以为已然清醒不再沉溺的，或许也像博尔赫斯的小说一样，无法确定是否醒在一个更深的梦里，或是醒在别人的梦里。
　　每年8月都是中国媒体的“日本月”，因为8月15日是日本战败投降记念日，总会有一些与那段历史有关的新闻或话题，在此期间跳出来重复刺激人们的眼球。黑龙江方正县为日本开拓团立了一块石碑，激惹得网友冲过去搞红色旅游兼砸碑，成为今年“日本月”的预热档。
　　无论开拓团的史实还是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在国际史学界一直缺乏被东亚之外的学者关注，张纯如的书将日本侵华罪行第一次带入了众多英语读者的阅读视野。一位美国主编坦率地告诉我，这是他读过的关于二战最震撼的书，他多日沉浸其中无法释怀。而他随后企图寻找答案、让自己的震惊得以被人类理性所解释。我试图跟随这一过程，也将英语世界中的许多素材第一次带进了我的脑袋，提醒我另一重梦魇的存在。
　　早在1997年，学者布莱恩·维多利亚（Brian Victoria）写了一本《战争中的禅》（Zen at War），引发学界轰动。与东亚国家很方便地将一场浩劫归罪于军国主义不同，他以顽强的调查和详尽的史料，清晰地勾勒出日军在“二战”中不可理喻的行为背后，佛教发挥了强大精神动员作用，禅宗和尚们在上世纪30年代争相鼓励杀戮，成为最受军方欢迎的人士。他们极深地介入了那场战争，在南京暴行前几日，著名禅师就出现在围城的军队中鼓舞士气；甚至早在日俄战争期间，他们就曾作为军队的一员亲手杀人。
　　日本佛教界对此保持富于意味的沉默，西方禅宗爱好者一夜之间发觉他们原以为和平宽容与冥想超脱的禅意，竟然与纳粹主义和战争结成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同盟——倍受推崇的禅师原田祖岳1939年写到：“若下令行军：前进，前进；若下令开枪，砰砰。这就是彻悟的无上智慧的体现。”当时日本出版的《大乘禅》杂志上，充斥着各种激烈鼓吹“圣战”的文章。直到2006年本书的修订版问世，美国媒体仍不断有书评刊登，有的径直以《禅宗的圣战》为题。
　　布莱恩本人就是一位颇具资历的禅师，曾在日本寺院里跟随禅宗大师修习多年，直到他发现自己再也无法沉默下去。他把一个既匪夷所思而又顺理成章的等式列在读者面前：不思考=无念无想=无我=无业。如果杀戮时“不考虑任何历史和社会的情境，不加任何思考地去作战”，就进入一种无我的状态，杀戮就成为一种对于开悟的优雅表达。在这个奇怪的等式里，受害者总是被忽略，好象杀戮与他们全然无关。
　　当代日本著名禅学者镰田茂雄如此解释：禅实属“非情”之物，不仅否定是非善恶的分别之心，而且彻底否定人伦道德。生死对错皆无分别，“当下即是”与“立处皆真”被解释为不管什么情况下的任何行为都是“真的”。由此，可以生出“无比勇猛之心”，所以无论是日本陆军的南京暴行、海军的神风特攻队还是今天的“不认罪”，就都可以解释了。日本禅学以其日本文化优越论和对“积极地屠杀”的合法化而成为这一切行为背后深层的精神资源。
　　以至于希特勒都羡慕地说：“我们拥有一个错误的宗教真是一个巨大的不幸。日本人将为国捐躯视作最高荣誉，为什么我们不能拥有和他们一样的宗教呢？”他掌权后立即着手对基督教采取控制、打压和迫害。
　　格外引发笔者兴趣的是，西方的观察视角并未过多关注中日两国的不同，相反，他们认为这是发生在东亚乃至南亚佛教文化圈内部的事情。当然，他们真诚表达了对中国民众作为受害者的同情。
　　直到本世纪初，发生在达赖驻地达兰萨拉的谋杀事件――藏传佛教里某个教派的成员将敌对方的和尚们活生生地剥皮，再次使西方人文知识分子意识到1949年之前的西藏被“香格里拉化”了，西方浪漫派所一再美化的东方正在逐渐回归本色。他们同样注意到发生在斯里兰卡多年不断的种族流血冲突背后，佛教僧伽进入政治之后，佛教民族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部分所具有的暴力倾向。
　　日本禅宗与西方对话的代表人物铃木大拙，在绝大多数场合都充满了和谐与睿智，但也曾讲出如下高论——“宗教的首要任务在于维护国家的存在”；“禅能够与无政府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民主制度等任何政治经济上的主义相结合”。这种公然的宣告意味着什么？
　　“佛教复兴、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合流”——我不得不承认，来自英语世界的这一分析框架，是我完全陌生的。我好奇的是，中国的现实有多少可以被纳入这一分析框架之内？以及，这一思路能否帮助我们预测中国未来的可能性？至少，当代儒家狂妄地以为只有自己可以炮制文化民族主义为政权的合法性背书，显然忽略了一个极具竞争力的对手。
　　所有有意义的批评最终都是指向自身的，帮助人们拥有健全的心智。“日本月”里弥漫的气氛之所以浅薄而有害，就在于它只针对外部，只关注差异，将对方陌生化、非人化。无论涉及“违背人性”还是“不知忏悔”，深层次的思考往往会触及自身，因此被要求是可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