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音乐的态度 （《时代的噪音》序）

    
    有一阵子，好些香港自诩高等的媒体很喜欢用“有态度”去称许他们认可的人物。比方说：一个时装设计师，他不跟随潮流起舞，坚持自己的风格，他是“有态度”的。一个电影明星，他从不向八卦小报买账，不是工作就是躲起来背着包四处流浪，他也是“有态度的”。甚至一家餐厅，它违逆讲究健康的趋势，永远用猪油炒菜，遇上不喜欢的客人就干脆把他轰出去，这家餐厅，当然“有态度” 得很。简单地总结，“有态度”大概就是不流俗，有自己一套的意思。透过赞赏这林林总总“有态度”的人和物，那些记者、专栏作家，以及无法不依照市场规律运作的大众媒体，好像一下子也都有了态度，与众不同。
    我并不喜欢“有态度”这个说法，因为我不明白那个很孤高、很受敬仰的态度究竟有什么道理。一家用猪油做饭的饭馆真有那么了不起吗？一个只穿裙子的男人真的能够单凭这点便令人佩服吗？依我浅见, “有态度”往往只是一种姿态；而那种姿态除了区别人我、突出自己之外，它到底还想表达什么？它的背后可有任何内涵？
    我对这套态度言说的反感，或许是来自我当乐迷的经历。回想起来，少年时代音乐口味的变迁无非就是一连串对态度的追求。当年我是怎么喜欢上“哥特摇滚”（Gothic Rock）的呢？恐怕并不单纯来自那些音乐的写作和技巧，而且还是为了那些乐手外形的冷酷，以及从唱片封面开始一直蔓延到歌词与唱腔音域里头的黑暗气氛[直到今天，我还记得“仁慈姐妹”（The Sisters of Mercy）在First and Last and Always里面的惊人演出，以前我从不知道歌原来还可以这样子唱]。比起香港歌星那种满脸堆笑、然后一开演唱会就要满台乱跑的傻瓜式明亮，这种乐风岂不是“有态度”得多？当然，更“有态度”的是我大部分同学都不晓得，“哥特摇滚”是什么。
    那实在是场竞相瞧不起人的比赛。听美国告示排行榜的瞧不起听中文歌的；听英国摇滚的瞧不起听告示排行榜的；听英国独立厂牌的瞧不起听主流英式摇滚的。每一个瞧不起其他多数人的都觉得自己比较“有态度”，而他们喜欢的音乐自然也得是“有态度”的音乐。对我这种追求态度的乐迷来讲，那几年真是一趟发现之旅，总能发现前方还有传说中更“有态度”的乐队，一山还比一山高。
    终于，我厌了。然后开始渐渐鄙夷这种大圈子里有小圈子，小圈子里还有更小圈子的游戏。回想最初，我迷过人称“老板”的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生在美国》（Born in the USA）的卡带都快被我听烂掉了。只不过他实在是太红了，红到街上随便一间三流成衣店都会拿他的歌当背景音乐。玩摇滚玩到这么红，我们都觉得是件很没有态度的事。你看人家伊恩•柯蒂斯（Ian Curtis），传说他自杀就是因为受不了自己的歌竟然上了四十大排行榜；这才叫做态度，不是吗？
     且慢，你仔细看看“老板”的歌词，就算是《生在美国》这么畅销的专辑，里头那些破败城镇的忧郁，可曾因为它是大公司发行的歌曲而减少半分？那些绝望年轻人的身影可曾因为电台的不断播放而变得兴奋起来？没有，“老板”的声音始终是愤怒的。哪怕他加入了当年时髦的迪斯科元素，哪怕他把这些歌曲编排得如此丰满悦耳，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过他的来处，他还是在唱他所认识的美国底层，他依然和他们站在一起。这又算不算是一种态度呢？
    好几年前我曾经批评过一些大陆乐坛的地下乐队貌似反叛，其实都什么也颠覆不了。没错，他们会在舞台上摔吉他，醉了酒狂言乱语用粗话喝骂观众，他们甚至抽大麻吸毒品，被公安提回过派出所好几次，并且没有把自己卖给懂得炒作市场的大公司。但是，这就够了吗？他们批评过这个社会的任何不公吗？他们愤怒，但这股愤怒并不来自广阔的同情，也不指向任何公共议题。比起只用一把木吉他，声线甜美，但唱出来的歌足以结束一场战争的传奇民谣歌手，这伙制造噪音的狂暴年轻人的态度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我很怀疑它只是一种没有理由的反叛。
    而那个“什么”在我看来，自然应该是政治的。
    如今看来，我当时的批评失之于偏颇，而且太过严肃。毕竟正如张铁志在其旧作《声音与愤怒》的自序中所说的，早在我们这群乐迷被政治化之前；早在我们开始懂得一点皮毛的社会分析，并且形成一套关于正义与自由的粗浅直觉之前，我们就在摇滚乐里学到了一种反叛的姿态。一开始，它或者是种没来由的愤怒与造反，对很多事情感到不满，但又说不出不满的根源与理由。我们只是表态，只是反对，直到后来才为它补进许多扎实的依据。假如，这依据恰巧是政治的，比如说，是对种族歧视的否定、是对工人阶级困苦生活的同情，是对国家机器冷酷残暴的反思、是对全球环境与贫穷问题的纠缠，那么你也许就会变成铁志这部新著所罗列出来的这些名字的其中一人了：乔•希尔、伍迪•格斯里、皮特•西格、鲍勃•迪伦、琼•贝茨……换句话说，你会变成那种深具社会良知的抗议乐人，以政治上的不民主和经济上的不公平等宏观原则去合理化你的怒火。
    我非常敬佩和喜欢铁志介绍的这一群了不起的音乐人。但是，正如我刚刚所说的，假如以为所有音乐人都该效法他们，走上这条介入社会的道路，才叫做有内容有实质的反叛的话，这也未免太过狭隘了。诚然，这群人不只藐视恶俗的流行音乐，而且敢于挑战居于主流的权力，但这实在不是发展摇滚乐反叛态度的唯一道路。因为在我看来，摇滚乐的反叛态度其实和现代艺术中的前卫精神有着莫大的关系，那种精神首先是套自觉的意识，它自觉到艺术的独立性质，意识到艺术场域与其他社会场域的断裂之必要。于是它尊重一切自发的倾向和本真的价值，抗拒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招降与吸纳，反对一切形成体制的艺术语言与惯习。在这个意义上讲，“没有理由的反叛”，其实也是很有道理的，不知道要愤怒什么的态度其实也是很有内容的。尽管你从来没有写过任何一首抗议歌曲，但这并不表示你对主流歌星的嘲笑没有意义。“老板”在大公司的羽翼下低吟劳工阶层的失落，显然是很动人的态度，但你独自发行一张对社会没有任何看法却在音乐上十分出格的唱片，同样也是种不容忽视的态度。当人家都规规矩矩地在吉他上奏出美妙的和弦，你竟然当众放火将它付之一炬，这也不能不算是艺术表演上的颠覆（除非烧吉他已成套路，你只是鹦鹉学舌）。因此，我又回到了开始当乐迷的阶段，能够欣赏一班青年为了出格而出格的姿态，不再认为和嫌弃他们浅薄。
    同时我也更能明白当代流行音乐里的诸多矛盾。例如铁志笔下的波诺（Bono），他的U2是全世界最受欢迎、商业上最成功的乐队之一，因此遭到很多坚守独立姿态的人的批评，批评他们在音乐上太过圆滑，说他们玩的只不过是“Stadium Rock”（在非主流音乐爱好者的字典里头，Stadium Rock几乎是句骂人的脏话）；但另一方面，波诺在环球贫困问题上的付出、U2对人权议题的投入，却又是许多几近于自恋的独立音乐人所远远不及的。相较之下，谁的态度更为可取？
    或者，这是一个无解的矛盾。只要摇滚继续存在，这类争议就会永远出现。是为了艺术而艺术，还是为了政治而艺术？什么时候我们该指责音乐人不够关心政治？什么时候我们应当提醒音乐不能只为政治服务？这不只是摇滚乐的内在紧张，也是整个艺术领域里前卫精神的矛盾。
    所以我们只能勉强地依随时机来判断音乐在局势中的作用。假如铁志这本教大家音乐不应忘记劳苦大众的书，是出在三十年前的大陆，其价值恐怕还比不上邓丽君的一首娓娓之音，因为那个年头的音乐不是不够政治，而是太政治了。但今天，它却是个来得正好的警醒，并不是说当代中国已经没有人再为工农唱歌，而是说它要不是太过小众太过独立所以不为人知，就是太过脱离民情掩盖现实，因而成了另一种“为政治服务”的艺术。至少，在看完这本书之后，我想到美国人至今还在反战游行中唱着《我们一定会胜利》（We shall overcome），而香港人则会在示威集会里头合唱金佩玮作词的《人民之歌》，可大陆呢？近来有那么多次众人瞩目的罢工事件，但是我不曾在报章的报道与影像的记录里看见工人们唱歌的场面。莫非他们没有歌可唱？莫非没有人为他们写歌？无论如何，一场没有音乐的罢工难道不是一件很叫人遗憾的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