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词62

72. 呼吸机分配难题

在肺炎病毒肆虐、需要呼吸机的病患远超呼吸机供给量的情况下，在哪些病人身上使用呼吸机，成为一个实践中带有伦理意义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呼吸机成为了生命必需品。原本来说，一个东西如果是生命必需品，那就应该是每个生命都有权且必定拥有的。然而，在资源匮乏的极端情形中，当必需品必须成为一个选项时，伦理问题也极端地浮现出来。

我们看到的是，这里的分配问题不同于财产、工资、劳务等等的公平分配问题，而毋宁涉及一种分配价值的“例外事件”。它实际上不能通过援引任何一种正义或公平的原理，通过调整其比例和权重，来实现分配的正义性。因为在这里的每一次选择，都涉及一次对一个核心价值——生命——的放弃。从原理本身来讲，这种放弃都是对生命价值的一次不可撤回的毁坏。

在一块蛋糕的分配中，我们可以设定：按照长幼有序的原则来拿取蛋糕，并且所得蛋糕的大小也跟长幼次序有关。在这里，长幼次序就是正义原则，如何在具体的分配中贯彻这个尺度，就是分配正义的实现。我们可以说，一般分配正义中所获得和放弃的只是多和少的程度差异，而不是有和无的差异。反之，如果根据一项分配原则，有些人不是得到的蛋糕很小，而是根本上会让他丧失生命，那么这样分配原则本身就无法立足。

借此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任何一种分配的正义原则——长幼有序、先到先得，或“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等等——都不应该凌驾于生命原则之上。如果这个分配的原则会损害生命原则，那么，这个分配原则就会受到根本的质疑。我们质疑的不是按照这个原则能否实现其正义，而是根本上否定任何原则的适用性。

这是“呼吸机分配难题”上表达出来的真正困境：我们找不到一个真正的正义分配原则。首先，“先到先得”是一个一般被运用的分配原则，洛克在分析无主之地的财产权时就援用了这一原则，在一般伦理生活中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病人涌入，病人的病情有轻有重，那么，我们是否应该按照“需求的急切程度”来分配呼吸机呢？也就是说，越是病情严重，越需要呼吸机的病人，优先使用呼吸机？但进一步的情况是，年龄是否应该成为一个标准？老年人的生命预期在客观上已经比不上年轻人，而且老年人自己康复的能力也低于年轻人，换句话说，呼吸机用在年轻人身上更有“效率”或“功利”，我们是不是应该否定前面的两种原则，而采用“年龄标准”来分配呼吸机呢？再进一步，老年人一般身居要位，要么做出过巨大的贡献，要么还掌握着关键的权位，众人翘首以盼希望他活下来，此时，我们是否应该再次变更分配的原则，认为“位高权重者更有资格使用呼吸机”呢？

上述都是一般而言的我们能够想到和运用的分配的正义原则，却都不是在呼吸机分配难题中能够被证成的原则。它们在原则上是互相抵触的：”需求的急切性原则”反对“先到先得”原则，“年龄的计算”原则消解了“需求的急切性”原则，而“位格的客观重要性”原则也直接反对“年龄的计算”。而这些原则的不可调和性起源于背后一个完全无法忽视的基本原则：生命本身的价值。上述冲突的分配原则其实是在解析生命本身的价值，从而得出了不同的方面。然而生命本身是个整体，而生命原则也无法被拆开来计算。

目前在现实中，人们惯用的做法是，把呼吸机尽可能的留给年轻人。一些功利主义的哲学家试图论证这是符合伦理原则的，因为年轻人的预期寿命较长，偏重于年轻人的选择将比随机选择更能增长社会总体福祉。但这能够作为普遍原则吗？使用这条原则将意味着他们55岁的总理和93岁的女王在得病的时候，将没有资格优先使用呼吸机？这真的可以吗？能够做到吗？

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在涉及生命这一根本价值面前，我们是无法在任何一种可证成的普遍法则下做轻松的选择的。生命价值是一种绝对价值，它造成了一种普遍性中的“例外”：没有任何普遍原则能够抵触它而不造成自身的损毁的。它也是一种特殊性的“例外”：因为生命价值同时且最终也指的是一个个具体的生命，生命价值就是每个具体生命的价值。我们损害的任何一个具体的生命，也等于损害普遍的生命价值本身。

生命融普遍性和特殊性于一体，生命本身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来源。普遍原则无法在危及生命的情况下保持自己的完好无损。我们在生命价值上面临的选择，是彻彻底底的一种原则性的例外事件。“呼吸机分配难题”标志着一种“在无法选择的情况下迫不得已必须行动”的情境。这是一切价值的例外状况，但也恰恰是价值的最本真体现的时刻。

“呼吸机分配难题”可以增进我们对于“电车难题”的理解。在功利主义伦理学的分析框架下，“电车难题”指的是，在“一个人”还是“五个人”的牺牲代价中，我们作何选择。换句话说，功利主义伦理学认为这种选择在论证上是可能的，如果它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效益”原则。它不符合道德直觉的地方在于，它为人类核心价值的牺牲提供了证明式的理由。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核心价值的牺牲有没有理由——如果牺牲不可避免的话，而在于对这种牺牲进行的论证（普遍化及其适用）有没有理由。很显然，单单从数量上来证明“五个人”比“一个人”有更多福祉，这在很多情况下也不符合“常识”——那“一个人”可能是掌握着关键技术的科学家、决定一国命运的政治家，等等。

呼吸机分配难题已经让我们看到，为牺牲提供普遍化的理由，是没有理由的。因为生命本身是具体的，它不接受任何一种牺牲生命的普遍化理由。所以，那些论证谁更值得活下来，而谁更可以牺牲的证明，是无效的。它总是会马上陷入被对立原则打脸的尴尬之中。

也就是说，涉及生命价值的减损的例外事件，无法被普遍化地抽象为一种“牺牲的原则”。我们人类没有一种可以指导人们在何时必须去牺牲的普遍化原则，道德上、伦理上以及习惯上都没有。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人类不懂得牺牲，或者说没有牺牲现象。恰恰相反，牺牲精神正是人类独一无二的生命精神，它甚至比蚂蚁抱团过河的那种用信息素所建立起来的牺牲现象更为纯粹。相比于蚂蚁的团队牺牲精神，这里要强调的正是，生命的牺牲精神不是任何一种外在的强迫的义务，而是生命本身的展开和体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真生命的牺牲精神，不是康德意义上的道德绝对命令，不是普遍的原则化的东西。

我们也可以说，康德的义务论的伦理解释在“呼吸机分配难题”面前捉襟见肘。根据康德的解释，道德性属于能够普遍化的原则性：“要这样行动：你所遵循的道德准则同时也能成为普遍的法则”。在人类选择放弃自己生命的牺牲精神中，并无这样的普遍化，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他自己在任何具体情境中的自我牺牲和保全他人的选择，并不能同时用于要求其他人，也唯有他知道这一点，他的行动才具有生命的本真意谓。我们不能要求别人去牺牲。这是生命的牺牲精神不是一个普遍化法则的重要证据。

在呼吸机分配难题中，实际上并无通常意义上的选择。这个选择是在自身生命的有和无之间做出决断。如果我们做出牺牲的决断，那么以后就再也不用决断。因而这是最终的决断，这是对生命之终点的决断，它同时也是让生命得以成为一个整体的决断。这不再是附着于生命的现象，而是生命现象本身。牺牲是生命的绽放。在这个绽放里，生命在其最具体的具体性中获得了比普遍者更普遍的东西——对生命价值的最终首肯。因为它是具体中的普遍者，其它一切普遍者都仰赖于它才获得了存在的根据。

我们在牺牲中看到的对于生命价值的最终首肯，是不被证明的。任何证明都将其化为一个普遍原则的附庸，然而实际上，它——生命——是所有普遍原则的基础。生命本身高于一切论证。生命以一种见证的方式自己显示自己的价值。

我们在具体的案例中，看到很多老年人把原本供他使用的呼吸机让出来，甚至有人把专门为他准备的呼吸机让出来。他们要求将之用在其他人身上，他们把自己的生存机会转让给他人。这就是牺牲。不论他以什么样的理由——为了“年轻人有更美好的未来”、“为了欠某个他人的情或债”、“为了显示自己的勇敢或者上帝的荣光”——都是一种牺牲。这里本真发生的事情是，生命做出放弃自己生命之决断而来的最后的绽放。一切理由都是装饰品，一切论证在这牺牲的行动面前都是苍白的。

对于这有关生命的最终难题来说，我们要问的不是“基于何种理由”我们可以这样做，而是要问，这行动如何在根本上得以释放出来。这是每个具体的生命的本己事务，也只有在每个生命的具体情境中去发问。

由此我们得到了关于呼吸机分配难题的答案：这答案并不在于提供一个可被证成的普遍原则——事实上也没有，而在于将这个分配难题交给各自具体的个体及其情境，具体地说，交给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充分交流和默契决断。在这个问题上，任何给出“指导纲领”、“行动守则”的方式都会遭遇伦理上的困境，因为我们不具备对于生命本身的更高原则：生命本身才是最高原则。

这个“呼吸机分配难题”也同样对应于战争医院无法容纳一下子涌现的伤员，而对轻伤和重伤有选择地处理的困境，近似地也对应于安乐死的伦理问题。这个难题更准确地说，不是分配难题，而是生命难题。它必须在具体生命的具体情境中得到解决。谁若认为自己拥有“5>1”的福祉计算的理性能力，从而能够从外部决定生命的价值，就必然在制造最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这是因为，道德的“道德性”本身，在生命之中，而不是在作为后果的功利或普遍化的义务中。

202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