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益中：我最鄙夷的生活是需要出卖灵魂的生活

程益中（1965年－），中国安徽安庆人，记者。2005年4月5日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闻自由奖”，在授奖词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价：“程益中是中国新闻界的楷模和有良心的职业报人，他为中国政治文明的进步付出了代价。”
 
我羞愧我多了一丝对现实的冷漠和对自己的热情　　
——程益中答南方人物周刊（节选）
　　　
人物周刊：身边不少同事说，既尊敬您过去的锋芒，也尊敬您现在的隐忍和妥协。您是否更隐忍和更妥协了？这两者是您一直以来的方法论吗？ 　　
程益中：过去的锋芒也好，现在的隐忍和妥协也罢，我认为对我来说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并非刻意而为。我对人生的艰难困苦极其敏感，对加诸在所有人身上的不平与不公感同身受，嫉恶如仇，我的锋芒因而被砥砺而成，如果没有世间的不平和不公，我又何来锋芒可言？世间的不平和不公，便是我的磨刀石。而所谓的隐忍和妥协，无外乎两种情况，一种是锋芒被折断，另一种是你不合时宜，你已经失去了亮剑的机会。
　　
人物周刊：您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如何权衡过去两三年的得失？ 　　
程益中：我是满意的。我常常对我的家人和朋友说，别抱怨，要知足，世上还有多少不公平的事情，还有多少受苦受难的人，面对这样的世界，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抱怨，还抱怨什么呢。如果非得权衡，我觉得过去两三年里得大于失。经历那件事之后，个人得与失对我于来说已不再是一个问题了，任何情况下我都觉得自己得远远大于失。我这里要交代的是，我对现实的看法，与个人境遇的关系不大，并不会随着个人境遇的变化而变化，我从前在别人看来很风光的时候，对现实的看法也大致如此。
　　
人物周刊：哪一种生活是现在的您鄙夷的，坚决不愿意过的？ 　　
程益中：我最鄙夷的生活是需要出卖灵魂的生活。比如说不认同某种价值观而又必须依赖这种价值观生活；比如说为了生活去背叛人类常识和普世价值，与自己的良心搏斗，或者为了生活干脆抛弃良心；明明知道某句话是谎言，但为了生活却偏偏说这是真理。最不能忍受的是，这样做只是为了生活得更成功，不这样做他也有日子过。 　　
比较幸运的是，我现在能自主选择不屈辱的生活方式，尽管代价很大，但我觉得很值。 　　
人物周刊：是否有心生厌倦之时？您应该不是无条件乐观的人。 　
　
程益中：要说厌倦，其实早就有了，不是现在才有。我早就不想再忍受了，早就想辞职了，作为报纸总编辑，作为报人，我受到的压迫和侮辱太多了。只是后来发生的事件，使我出走的方式，看起来不像是自我放逐，而像是仓皇逃离。 　　
我怎么能是一个乐观的人呢？我是一个达观的人，因为我悲观至极。
人物周刊：您字里行间的情怀、气概、力量因何而来？在您的心里，是否一直有个人和家国之间的清晰次序？
程益中： 达则兼济天下，穷且独善其身。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跟古往今来的中国传统读书人一样，骨子里有很强的家国意识，有很强的为民请命意识。而我从事的职业，刚好有这样的机会和可能。在民主国家，这些意识其实不重要，但在中国就弥足珍贵。
　　
人物周刊：您希望50岁时的自己是怎样的？ 　　
程益中：我希望50岁时，自己更宽容，更自由，不需要拍案而起，不需要愤怒，能生活在人权民主和法制得到真正落实的社会，能看到官员廉洁奉公、环境日益改善、社会公平正义、人民安居乐业。至于自己能干多大的事业、能有多大的成就，真的一点都不重要。我愿意做一个好制度下幸福的平民，绝对不愿意做一个坏制度下悲苦的英雄。
　
人物周刊：对您的最大侮辱，和您可能的辩解。 　　
程益中：有人说我本人和南方都市报遭受挫折，是因为我做人不够圆滑、玲珑、世故，不遵守潜规则，这个观点我坚决反对。相反恰恰应该这么讲，南方都市报最成功的地方和最成功的原因，都是我程益中做人不够圆滑、玲珑、世故。更重要的是，南方都市报最伟大之处，便是它的挫折。 　　
中国最大的糟粕，就是所谓的做人学问，中国人缺乏的是率真和纯粹。中国到处充斥着各式各样、似是而非的做人做官的学问、庸俗管理的学问，其祖师爷都是厚黑学和潜规则。从这些学问那里，我看到的都是争先恐后的、创造性的无耻。我经常会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怎么那么多教人做人的学问里边，都不教人怎样做一个正直、正派和有道义的人，反过来都教人怎么做一个圆滑、世故和不吃亏的人。
人物周刊：数年前所言“只有不好的制度，没有不好的人性”，现在对制度和人性之间关系的新认知。 　　
程益中：最不好的现实是，制度性的败坏，与国民性的败坏在双重作用于这个时代，一方面制度性的败坏改造和伤害了国民性，加剧了国民性的败坏，另一方面日益败坏的国民性也为制度性的日益败坏提供了肥沃土壤，两者相互相成，互为因果，又相互推波助澜。但可怕的是我们不以为意，或者浑然不觉，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 　
人物周刊：是否苟且？在现在中国如何生活得更平心静气？ 　　
程益中：我现在不愤怒，因为我已经掌握了在这个时代生存的两大秘技，荒诞和戏虐。我认为这已经是我最大的不妥协、不苟且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戏剧性的时代，礼崩乐坏，江河日下，积重难返。倘若没有一点戏虐和荒诞精神，面对这样的时代我们何以自处；所以我现在不再容易出离愤怒了。我羞愧我多了一丝对现实的冷漠和对自己的热情。 　　
人物周刊：面对鲜花掌声、明枪暗箭时的心态，以及孤独感的缘由。 　　
程益中：无论鲜花掌声还是明枪暗箭，无论得意还是失意，我都知道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不会在成功中迷失自己，也同样不会在挫折中迷失自己。 　　
有不被理解的孤独，但我也不是太过不了这一关，并且我感觉我得到的理解远远大于不理解。我的孤独感并不源自发生了多少不幸，遇到了多少挫折。我在不幸、挫折时并不觉得无助，为我挺身而出、拔刀相助的人，比我想象的要多，他们的努力比我想象的要大。 　　
我的孤独也在凯旋归来时。我常常会在高堂华座，觥筹交错，熠熠生辉场合，一个人从后门出去，在如华的月光之下悲从中来。这是我最大的落寞和孤独。 　
　
人物周刊：您在媒体职业里的的自我定位？是否是天生的带队者？ 　　
程益中：我不自我定位成最好的记者、编辑、专栏作家或者校对。但我起码是当代中国最优秀的前报人之一，最有格局的媒体资源管理和整合者，优秀的媒体环境、气氛、文化的制造者。我不认为我天生就是带队者，我认为我之所以可以带队伍，是因为我敢于承担责任，并且也往往有能力承担责任。我不是一个好下属，但的确会是个好领导。我认为我与下属相处相对容易，与上级相处相对不易。 　
　
人物周刊：如何看待都市类报纸起家时代言弱势、和发展到一定阶段苟合强势的角色转换？ 　　
程益中：我不认为都市类报纸靠代言弱势起家，而发展到一定阶段就苟合强势。我认为这样的判断是对都市类报纸的偏见和侮辱。都市类报纸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主要不是这个问题，再说即使有问题也比那些喉舌和工具好。我认为，所谓代言弱势也好，苟合强势也罢，都是一种道德主张，并没有是非和高下之分。需要搞清楚的是，新闻观有没有问题？真实性、公正性、专业性是否有保证?发行量、影响力、美誉度如何？现在，一些报纸由于盈利上的压力，偶尔会做出一些短视的行为，我觉得当然最好不要这么做，也没必要这么做，但我同时也觉得做了也无伤大雅，以后改了就好。问题是，面对所向披靡的政治压力，报纸自取其辱地选择妥协的方式生存。我们应该抨击施压者，而不是被压者。是不是？ 　　
都市类报纸生存的政治环境非常不易，我们不能再雪上加霜了。 　
　
人物周刊：你对“精神教父”角色的理解？领袖气质、感染力是否也是危险？ 　
程益中： 我觉得这说法让我很难堪，我无意也无力担当这样的角色，我是一个偶像的破坏者，我拒绝成为偶像。首先说明，我认为这个问题跟我无关。我必须说，我对精神教父、领袖气质之类的东西，一向还是很警惕的。领袖气质这东西，实际上是一种以暴易暴的气质，无非是以一种更大的暴力，成功性地压到了另外一种相对较小的暴力。我对自己的期许是，我的见解有很强的说服力和可操作性；我的主张能得到认同和支持，并且符合情理；我的规划能很有效率地变成现实。 　　
当然我也承认，越是落后的国家越是需要精神教父和领袖气质。
　　
人物周刊：你对过去一百年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总体描述是？是否意识到自己已经添加到这一序列中？添加到这一序列中的荣和辱是什么？ 　　
程益中：第一个问题有点大有点泛，我只能说，过去100年，大陆中国知识分子命运总体上没变——不对，应该是每况愈下。虽然物质条件有变化，但知识分子近60年来并没有真正获得尊重和尊严，人格上越来越不独立，学术上越来越不自由，被豢养和包养的命运并没有改变，相反越来越依附和依赖权势。这很可悲！更可悲的是，现在连“公共知识分子”都竟然成了一个不准提及的词语，多么卑鄙！不容许“公共知识分子”，只容许“私有知识分子”，何其荒唐！ 　　
虽然命运和地位没有改变，但是待遇和俸禄可以改变。我现在看到的情况是，大部分所谓的知识分子，已经彻底废了谋生能力，也乐得被豢养和包养；极少数有良心、有情怀、有道义的知识分子，通常情况下都活得并不容易，观念上磕磕碰碰，生活上踉踉跄跄。 　　
我不知道您把我划为哪一部分？大多数，还是极少数？做大多数，我不愿意；做极少数，我不够格。所以还是不要把我划在什么序列中。我对自己现在的要求是，以知识和专长自谋职业，不失良心、情怀和道义，自食其力。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傅小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