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襄公 | 书之以恶，谥之以美

电视剧《东周列国志》剧照

方玉润说，齐襄公是“千古无耻人”①。他违背父亲遗愿，打击堂弟；他不顾伦理，与妹妹乱伦；他藐视礼法，诛杀两国国君；他任性妄为，对臣下言而无信。鲍叔牙说：“君使民慢，乱将作矣。”（《左传·庄公八年》）最终，他死于乱臣之手。

注①：见方玉润《诗经原始》。

《逸周书·谥法解》中说：“辟地有德曰襄。取之以义。甲胄有劳曰襄。亟征伐。”襄是美谥，而齐襄公留下的却是恶名。这样的矛盾令人不禁深思：是齐人美化了国君，抑或是鲁人丑化了齐襄公？要如何描述，才能还原一个真正的他？

骄横之君

齐襄公名诸儿，按照惯例，生前称谓是齐侯诸儿。他在史书中的出场非常突然，在其父齐僖公在世时，我们找不到他的身影。当郑国的公子们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之时，齐太子诸儿却不见于文字记录，唯一留下的蛛丝马迹来自《史记·郑世家》中的一条简短的记述：“子亹自齐襄公为公子之时，尝会斗，相仇”，这似乎透露出一个信息，曾经的太子诸儿是一个好勇斗狠之人，与其父齐僖公的性情颇有差别。

当我们正式于史籍中隐约见到他的身影时，恰是在齐僖公在位的最后一年。那是齐僖公三十三年（前698年），持续十年之久的郑、鲁、齐三国军事同盟已然瓦解，新的格局中，鲁、郑重归于好②，而齐国则选择与宋国、卫国等结成新的联盟。可就在前一年，两方交战以宋、齐、卫的失败而告终，三国心有不甘，正蓄谋联合再战。然而，就在重开战端之前，齐僖公撒手人寰，紧随老朋友郑庄公的脚步，没能等到世子忽回国复位。不久，宋国联合齐、卫、陈、蔡等国再次掀起伐郑的战争。《左传》中在提到各国时只用了“某（国名）人”的字样，并未提国君之名，但按照惯例，征伐多由国君领兵，尤其是如此大规模的讨伐，须有国君出面方能压住阵脚。因此可以推断，这段文字中的齐人中就有齐侯诸儿的身影。

注②：太子忽与鲁国结仇，出奔后鲁国支持新君郑厉公。详见齐僖公一章。

齐侯诸儿此时年岁几何？没有确切的史料可以查询，不过司马迁在《十二诸侯年表》中标记下了其堂弟公孙无知的出生年份——齐僖公二年（前729年），如此说来，齐侯诸儿的出身年份当不晚于此年，年龄不小于三十一岁。这正是一个男人最好的年华，也是一国之君大有可为的年纪。齐侯诸儿于此时初登君位，接下的是父亲三十几年来辛苦经营的偌大家业，面对的是刚刚重新洗牌、尚不分明的国际局势，如何在这混乱中自处？如何守住家业？如何壮大实力？从齐僖公三十三年末的伐郑一事来看，齐侯诸儿的做法是因循父亲的路线，并没有立即提出自己的主张。

但国际局势突然起了变化，一切始于郑，又因郑而改变。齐侯诸儿元年（前697年），郑国发生政变，郑厉公与祭仲斗争失利后出奔，世子忽回国复位，是为郑昭公。他的回归立即瓦解了郑、鲁同盟，作为在郑昭公面前吃过亏的国家，鲁桓公无法忘记那年尚是太子的郑昭公带给鲁国的麻烦。于是，鲁国立即倒向齐国，并于当年夏与齐侯诸儿会盟，新同盟诞生了。

新的结盟注定了新的国际格局，郑国更加孤立，而齐国在得到了鲁国的支持后，力量得到了加持。然而我们却发现，次年（前696年），由鲁国挑头，宋公、卫侯、陈侯、蔡侯随同伐郑，偏偏没有齐国的参与。这是不同寻常的现象，须知前一年两国刚刚结盟，而伐郑本就是齐国这几年的要务。史料中并没有对此作出解释，或许有这样几个原因：其一，齐侯诸儿另有盘算，他看准了鲁桓公与郑昭公势不两立，欲趁此时机坐山观虎斗，消耗掉鲁、宋、郑等大国的国力，让齐国趁此机会崛起。其二，出于齐国一直以来的对郑昭公所保持的好感和友善，齐国保持中立。当年北戎侵略齐国，多亏太子忽将兵救齐，齐僖公心存感激，齐侯诸儿出于多方面考虑也不愿公然恩将仇报，不出兵是为了避嫌。其三，齐国国内可能发生了其他事，牵制了齐国的军事行动，而这些事没有被《左传》记载下来。这三方面原因可能同时存在，也可能只存在其一，不过，从其结果来看，第一点得到了印证。齐国的确赢得了非常有利的时机，为崛起打下了基础。

若不是郑昭公于次年（前695年）被弑，郑国恐怕不会衰落得如此迅速，也就不会给齐国崛起的时机。但国运如同一个人的命运，往往艰深莫测，繁华中潜藏着败落的危机，而艰难中又象征着即将崛起。齐、郑两国正是在这样微妙的国运中彼此交叉，一个上升，一个滑落。

齐侯诸儿的性情也在这次战役之后有了凸显，《左传·桓公十七年》的两条记载让我们清晰地看到齐侯诸儿的面目。

春正月丙辰，公会齐侯、纪侯盟于黄。

这是鲁国发起的会盟，目的有两个，其一是调解齐、纪两国间长久以来难以调和的矛盾③。其二，是为了卫惠公。就在鲁、宋、卫等联合伐郑后不久，卫国发生政变，卫惠公被迫出逃，流亡到了齐国④。鲁、齐与卫惠公都有亲属关系，鲁桓公夫人文姜是卫惠公的小姨，而齐侯诸儿是卫惠公的舅舅，故两国都支持卫惠公，不会坐视不管。鲁桓公的这一次出面颇有点老大哥的意味，也没有证据表明此次黄地会盟是不愉快的。然而，就在当年夏，齐、鲁间却出现了军事摩擦，让鲁国人的心里十分不痛快了。

注③：详见齐僖公一章。

注④：《左传·桓公十六年》：“十一月，左公子泄、右公子职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齐。”

夏，及齐师战于奚，疆事也。于是齐人侵鲁疆，疆吏来告，公曰：「疆场之事，慎守其一，而备其不虞。姑尽所备焉。事至而战，又何谒焉？」

《左传·桓公十七年》

齐、鲁两国的举动都令人困惑，但深思之后又或许可以找到原因。齐国在会盟之后突然对鲁国边境发起军事攻击，原因可能有两个：其一，齐国在会盟时没有拿到足够的利益。一方面齐国不是主导，可能令齐侯诸儿心存不满，他并不像父亲齐僖公那样对鲁国毕恭毕敬。另一方面，鲁国很可能以支持卫惠公复位为交换条件，要求齐国暂时放弃侵吞纪国的打算，也让齐侯诸儿感到不快。齐国若要伐卫，需要鲁国的加持，故出于眼前形势的需要，齐侯诸儿没有当即发作，但心里还是憋了一口气。其二，这次小规模的军事袭击，其用意旨在试探鲁国的反应，如果鲁国不还击、不讨伐，权当齐国自己出口恶气。若鲁国奋起还击，便可知鲁国的底线，可根据具体情况另行调整策略。

再来看鲁国的反应。从鲁桓公得到军事情报后所说的那一番话可以看出，他并没有特别看重此事，或者说他有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采取回避策略。看起来奇怪，但也有其原因。鲁国刚刚做了一回老大哥，或许还沉浸在这份欣喜中，不想为了一点小事就与兄弟大打出手。另一方面，鲁、郑此时还是仇敌，如果与齐国发生冲突，那么鲁国便会处于孤立境地，是不利的。而鲁桓公性格上的软弱可能也是他下意识选择回避的原因之一。总之，鲁、齐算是平稳度过了这次军事危机，并没有恶化成敌对关系，但这也助长了齐侯诸儿的气焰，摸清了鲁国的软肋和底线。就在同年底，郑昭公突然被弑，郑国再立新君子亹，一个平庸的国君注定了郑国的命运。齐侯诸儿眼前一亮，他的运气来了。

齐侯诸儿一生中最为时人和后人所诟病的大事小情都发生在他继位的第四年中（前694年）。这一年，他的绯闻彻底曝光于诸夏，成为了千古丑闻。与此同时，他索性撕破脸皮，毫无顾忌地先后杀死了鲁、郑两国国君，为列国间从未发生之恶性事件。令诸夏忌惮，留下了恶名，齐国虽实力上成为霸主，却是一名无人看好、无人承认的恶霸。

关于齐侯诸儿杀郑君子亹，在有关祭仲的文章里已有交代。这里我们重点探讨杀鲁桓公一事，分析这一恶性事件为鲁、齐两国带来的影响。

爱情的延续，文姜的鲁齐之择

我在《风雅漫谈》这本书里用专篇讲述了齐襄公、鲁桓公与文姜的故事，但很显然，谈得肤浅而略显矫情。从史实来看，这出三角恋的影响并没有那么简单，特别是后续发展以及文姜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往往容易被人忽略。三个人的特殊身份决定了他们之间不可能只有爱情，所以，单纯以爱情为主题的解读是单薄的。

鲁桓公与夫人如齐。齐襄公故尝私通鲁夫人。鲁夫人者，襄公女弟也，自釐公时嫁为鲁桓公妇，及桓公来而襄公复通焉。鲁桓公知之，怒夫人，夫人以告齐襄公。齐襄公与鲁君饮，醉之，使力士彭生抱上鲁君车，因拉杀鲁桓公，桓公下车则死矣。鲁人以为让，而齐襄公杀彭生以谢鲁。

《史记·齐太公世家》

为了更便于理解，特意引用《史记》中的讲述。故事的来龙去脉已然被讲述太多次，没有更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可以挖掘，但当我们转换视角，拓展时间的长度，会发现这并不仅仅是一个爱情故事，或者一个历史风烟中的狗血八卦，而是一起改变鲁、齐国运的政治危机。

鲁桓公这一年到访齐国，恐怕与前一年的边境冲突不无关系。虽然鲁国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齐国也没有得寸进尺，但鲁桓公显然感觉到了与齐侯诸儿见上一面以缓和关系的必要。而值得注意的是，他破例选择了与夫人文姜一同赴齐，这是不符合当时的礼制的。大夫申繻曾经出来劝谏，但鲁桓公没有采纳，我想他心中的打算是通过打亲情牌来拉近鲁、齐之间的距离，而文姜与齐侯诸儿之间真实的情感关系，或许他并不知晓，又或许他没有认真对待。

鲁桓公的想法自有其道理，但他对自己的能力过于自信了，或者说，他错估了齐侯诸儿的为人，这导致他一踏入齐国就悲伤地发现，一切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局势并不在他掌控之中，恰恰相反，他却成了齐侯的猎物。

文姜一回国就与兄长旧情复燃，很快就被鲁桓公知晓，可见，他们的行为并未刻意遮掩，可能是较为张扬的。作为文姜的丈夫，一个在传统周礼氛围下长大的国君，鲁桓公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自己的妻子与有血缘的兄长间存在这样的关系。可以想见他的震惊与愤怒，夫妻战争不可避免，《左传》中记录为“公谪之”，用词精当，想必鲁桓公说了些责骂的话。他的情绪自然可以理解，但做法却于己不利，毕竟这是文姜的母家，有娘家人在，做女婿的总须暂时忍耐些，一切等回到自家方好解决。果然，鲁桓公的愤怒立即被文姜转告给了齐侯诸儿，而试探过鲁国脾气和底线的齐侯已根本不把鲁桓公放在眼中，迅速策划了刺杀鲁桓公的行动并付诸实施。

齐侯诸儿胆敢杀鲁侯，未必是头脑一热的结果。首先，他不惧怕鲁国的报复。鲁国太子同还未成年，国君突然离世，国内必定陷入混乱的局势，故不敢来讨伐齐国。齐侯诸儿的判断是准确的，仓促间继位的鲁庄公并没有深究父亲被杀的原因，只发来公函，请求处死执行齐侯命令的公子彭生。齐侯诸儿顺水推舟，杀彭生以答复鲁国，这件事就算过去了。其次，他不担心他国干涉。郑国也是新君方立，且是个懦弱无能之辈，根本不敢与齐国抗衡。而就在鲁桓公死后不久，齐侯诸儿在首止杀了郑君子亹，郑国再不是齐国的对手，齐国也不再是郑国身后的随从。至于其他诸侯国，地理位置较远，又与鲁国非亲非故，若无鲁国挑头收买，并没有无故得罪齐国的必要，虽不看好齐侯的作为，但也选择视而不见，不去招惹为是。最后，他不怕周王室的讨伐。周王的实力已日薄西山，齐国地远兵强，周室劳师劳力、得不偿失。事实上，王室此时正处于内斗之中⑤，也许正期待着齐国的支持，故对齐、鲁事件未做任何表态，保持了沉默。

注⑤：《左传·桓公十八年》：“周公欲弑庄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与王杀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

再没有谁可以约束齐侯诸儿和他的国家，他要靠武力征服诸夏。

然而，事件的导火索文姜却正处于两难境地中。

无论如何，没有证据显示她希望鲁桓公被杀或是参与谋划了刺杀行动，向兄长诉苦可能只是出于情绪的宣泄。她在鲁国生活了十五年，育有两子，均得到了国君的宠爱和重视，可见她在鲁国的地位也是尊贵的。丈夫的死让她陷入了人生的困境，爱情在现实面前显得讽刺而滑稽。接下来的路如何走下去？鲁国与齐国何去何从？

齐侯诸儿当然愿意留下她，但齐国已与周王室联姻，很快就要迎娶王姬做齐侯夫人，文姜可以留在齐国，却难以留在齐宫甚至是国都之内，也无论如何不能得到一个礼法和道德上可以承认的名分。

那么，鲁国还可以回去么？在《春秋经·鲁庄公元年》一章中，我们找到一则简短的信息：“三月，夫人孙于齐”，意即文姜在这一年的三月逃奔到了齐国。这透露了一个隐藏在文字背后的信息：文姜在鲁桓公死后返回了鲁国。具体时间虽未见记载，但《左传》的同年记载中提到了一条，说“元年春，不称即位，文姜出故也”，也就是说，鲁庄公继位之时，文姜还没有回到鲁国。短短一句话中隐藏了谴责之意，因为文姜的未归，《春秋经》里不能正式记载新君继位，矛头直指文姜的无德违礼。不过，她终究还是回到了鲁国，出于何种原因已不得而知，而至于她回到鲁国的处境，则可以从《左传》的同年解读中获得答案：

三月，夫人孙于齐。不称姜氏，绝不为亲，礼也。

作者告诉我们，经文中之所以称文姜为夫人而不是姜氏，是因为鲁庄公痛恨母亲，以至于与她断绝了母子关系，这最终导致文姜不得不回到齐国，想来是极为狼狈的。作为一个母亲，她自然深感痛心，但同时，她也一定羞愧自悔。这未必一定是出于道德伦理的考量，从人情和利益来看，于文姜而言都是巨大的损失。鲁国已无她立足之地，能去的唯有齐国，但正如前文所述，此时的齐国并非她的乐土，周王姬就要嫁来齐国，齐侯诸儿要顾及周王室的颜面，也要给齐国留些体面。现实已然不容她过多关注自己的情绪，鲁桓公死后，她若要生存下去，就必须服从现实的安排，不容她愿意或是不愿意。不过，齐侯诸儿并没有抛弃自己的妹妹，虽然史书并未记载他如何安置文姜，但我们不无惊讶地发现，周王姬嫁至齐国不及一载便匆匆离世。

当然可以理解为水土不服和医疗条件的落后导致的早亡，但这微妙的时间又牵引着读者不禁产生诸多联想。是王姬发现了什么，抑或是齐侯诸儿做了什么，也许，以他一年多来嚣张的作为，并没有在王姬面前掩盖自己与文姜的关系。这一切早就随着鲁桓公的死而传遍诸夏，成了人尽皆知的秘密，王姬既然来了齐国，也不得不知晓，不得不接受。周王室已不能替她撑腰，如果能，这桩婚姻早该被撕毁，这位出身于王室的尊贵女子只不过是周王拉拢齐国的贵重礼品而已。

周王姬理应心有不甘，但解脱的途径唯有死亡。

她刚刚离世不久，齐侯诸儿便在齐国的禚地与文姜相会，鲁国人极其憎恶这次私会，《左传》中的笔墨更是赤裸：“书，奸也”，直指二人间的不正当关系。但齐侯诸儿显然对鲁国人的态度并不介意，在此后的岁月里直至死亡，兄妹每年都要相聚，甚至一年中会见多达两次。见得如此频繁，且长达八年之久，难道每次都是为了谈情说爱？什么样的激情可以如此持久不衰？何况是自出生起就彼此熟稔的兄妹间？反复翻阅文姜出现的记录，我们会发现她的出现常常与政治事件相关。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齐侯于祝丘。

《春秋经·庄公四年》

夏，夫人姜氏如齐师。

《春秋经·庄公五年》

冬，齐人来归卫宝，文姜请之也。

《左传·庄公六年》

七年春，文姜会齐侯于防，齐志也。

《左传·庄公七年》

以上四条史料都非常重要，不妨逐条分析。

鲁庄公四年（前690年），文姜在祝丘宴飨齐侯诸儿。这段文字看起来平凡，却信息量巨大。祝丘不在齐国而在鲁国，这便暗示了两点：其一，文姜很可能在前一年回到了鲁国，这也很可能是为什么继鲁庄公元年（前693年）、二年（前692年）后于第三年兄妹没有见面的原因。其二，文姜在鲁国宴飨齐侯，这并非一般性质的会面，而是光明正大的宴请，那么，目的是什么？又是谁的意思？单从这一条史料中很难揣测到答案，但这一年的最后一条记载则回答了这个问题：“冬，公及齐人狩于禚。”很显然，这是鲁庄公的意愿，或者说是文姜为调解鲁、齐关系而做出的努力，鲁桓公生前没有达成的愿望竟然在此时实现，也许有些讽刺，但却是于鲁国利好的。

文姜毕竟是母亲，心中记挂着儿子，也同样为鲁国而忧劳。出于愧疚也好、补偿也罢，她并不希望齐国有害于鲁国，保住鲁国就是保住自己的儿子，维护鲁国的利益就是维护儿子的利益。鲁桓公的死让鲁庄公与齐侯为敌，但现实却又迫使鲁国不得不靠拢齐国。国君无法自己出面，齐国更不会低头示好，能够从中说和牵线的最佳人选自然是文姜。从后续齐、鲁关系的发展来看，文姜的举动是成功的，既维护了齐国的颜面，也保住了鲁国的利益，鲁庄公对母亲心存感激，于是我们发现，这条史料中，文姜的称谓变成了夫人姜氏。结合鲁庄公元年的那一条记载，其深意尤为突显。

此时，齐、鲁两国有一个重要协议，即护送卫惠公回国复位，这是鲁桓公在世时就已经取得初步意向的外交举措。卫惠公已在齐国避难多年，一日不归卫，卫国便一日不在齐国的控制之中，于齐国称霸非常不利。关于这次军事行动，文姜也有参与，且意义重大，一则是去齐国军队中视察，一则是在卫惠公成功复位后出面请求齐国归还抢夺的财物，皆非妇人之事，但却做得相当出色。

文姜为何去齐国军队？做些什么？这一年是齐侯诸儿九年（前689年），齐、鲁已正式达成出兵协议，并于同年底会同宋、陈、蔡三国联合伐卫。文姜在齐国出兵前去军中，很显然有检阅、视察、激励将士的意思，陪同她的人应该就是齐侯诸儿本人。鲁国的先君夫人来视察齐国的军队，这是前所未有的怪现象，也许我们可以窥见一个秘密信息，即文姜在齐国的地位非同一般，基本等同于齐侯夫人的角色。自周王姬死后，齐侯诸儿再也没有正式娶妻，齐宫内没有正式的后宫之主，这个位置很可能由文姜来替代，齐国人也心知肚明。而如此招摇的举动，其实也让列国都看清楚了齐国国内的状况，齐、鲁关系虽然尴尬，却也被诸夏所接受了。

联合护送卫惠公的行动最终取得了胜利，但齐国显然在卫国捞了把油水。关于具体细节，《春秋经》与《左传》中的记述存在矛盾，前者认为是战俘，而后者则认为是宝器，先不去争论孰是孰非，但可以想见是于卫国来说较为重要且同时关系到齐国声誉的。卫国自然希望齐国能够归还，但卫惠公不敢向舅父索要，能够替他出面的自然是小姨文姜。文姜再一次成功说服了齐侯诸儿，齐国不久就归还了财物，文姜的作为维护了卫国的利益，也维护了齐国的形象，为齐、卫的和平相处尽了全力，可以说是难得的功臣。齐侯诸儿对她如此言听计从，足以见证文姜在他心中的位置，她是集合了妹妹、情人、妻子、外交大臣等多重身份的存在，是他生命中不可替代的女人。齐侯诸儿越来越需要她，文姜出于政治需要，很可能反复来往于齐、鲁之间，传递政治信息，调解两国关系。

齐侯诸儿十一年（前687年），齐国要求会见文姜，地点在鲁国的防，其目的不得而知，这一年中也没有发生什么值得记载的国际争端。而就在同年底，文姜来到齐国，与兄长在谷地相会。一年之中有两次会面，这是前所未有的，仿佛有什么大的事件将要发生。我们或许可以从次年（前686年）的史料中寻得答案：

夏，师及齐师围郕，郕降于齐师。

《春秋经·庄公八年》

齐侯诸儿十三年，齐、鲁联合攻伐郕国，这可能正是文姜两次会见兄长的主要目的。至于为何会有这样的战役，史书中并没有给出解释，不过齐国不是第一次攻打郕国，理由想必不会脱出固有的几个。两国合力出兵，出发点是和睦的，但结果却不尽人意。郕国只向齐国投降，却把鲁国晾在一边，让鲁国非常难堪。《左传》里记载，鲁庄公的弟弟公子庆父请求讨伐齐国以报复，但被鲁庄公制止，虽然庄公给出的理由十分自谦，但可以看出鲁国的实力仍然较弱，他尚不敢与齐国公然对抗。鲁庄公以此得到善名，但鲁国人却很可能因此而心存不满，依照以往的经验，文姜当在此时再次出面调停两国关系。然而，现实不容许她再次施展外交手段，齐国国内发生了大事件，齐侯诸儿被刺身亡。

自食其果的死亡

关于齐侯诸儿被杀的前因后果，《左传》中有极为详细的记载，精彩有如小说，生动好似刑侦记录仪。齐侯诸儿的暴虐、无常以及死前的狼狈尽数暴露于后人面前，毫无避讳，绝无隐瞒，句句都在告诉后人，这位国君死相多么难看。鲁国不敢公开报仇，但却是历史的书写者，齐国的历史最终依靠鲁国的笔墨传承下来，这不能不说是鲁国人的一种胜利。

首先，《左传》分两条线索交代了齐侯诸儿被杀的原因：

齐侯使连称、管至父戍葵丘。瓜时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问不至。请代，弗许。故谋作乱。

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孙无知，有宠于僖公，衣服礼秩如适。襄公绌之。二人因之以作乱。连称有从妹在公宫，无宠，使间公，曰：「捷，吾以女为夫人。」

《左传·庄公八年》

两条记载都着重于齐侯诸儿的反复无常和不近情理。连称和管至父是齐国大夫，被齐侯诸儿派往葵丘戍守，也就是被逐出国都的意思。但嘴上不明说，谎称瓜熟之时就可以让他们回来。齐侯诸儿缺乏宽广容人之度，对自己不喜欢的人都不留情面，做太子时与郑公子亹的不和乃至引发的悲剧足以说明他性情的暴力，连国君都敢杀，何况自家大夫。有什么样的国君就会有什么样的臣子，齐侯无常，做大夫的也不客气，发现自己被骗后，两人心中生怒，打起了作乱谋反的主意。

此时，痛恨齐侯诸儿的可不止这二人，另一位正是他的堂弟公孙无知。

公孙无知的父亲夷仲年与齐僖公是一母同胞，兄弟俩关系密切，夷仲年曾是齐僖公最信赖倚重的大臣，为齐国外交出力颇多。如此，齐僖公也自然而然地喜欢自己的侄子无知，喜欢到一切宫中待遇等同于自家太子的份上。父亲的举动引发了诸儿的不满，心中容不下无知的存在，等父亲一死，第一件事就是将他逐出公宫。公孙无知自幼深得国君疼爱，如太子一般长大，突然遭受这样的虐待，心里当然过不去，只是一时无力反抗，只得隐忍待发。

公孙无知、连称和管至父，双方出于共同的目的一拍即合。连、管二人非公室出身，固然可以作乱，但不能自立，只得扶立新君。而公孙无知出身公室，正好可以填补这个空白。他向连称的妹妹（齐侯诸儿的姬妾）许以好处，如果帮助他夺位，将来就立她为夫人。如果诺言兑现，连称将来的地位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有了这样的利益交换，双方的合作便不愁不齐心协力了。

他们终于等来了下手的时机：

冬十二月，齐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贝丘。见大豕，从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见！」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惧，坠于车，伤足丧屦。反，诛屦于徒人费。弗得，鞭之，见血。走出，遇贼于门，劫而束之。费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费请先入，伏公而出，斗，死于门中。石之纷如死于阶下。遂入，杀孟阳于床。曰：「非君也，不类。」见公之足于户下，遂弑之，而立无知。

《左传·庄公八年》

齐侯诸儿在外打猎，突遇野猪，这本来是件无甚稀奇的事。但偏有人指出这头野猪很像杀死鲁桓公的公子彭生，也不知是否被公孙无知等人买通而故意说来耸人听闻的。齐侯诸儿心里有鬼，听人一说立即信以为真，想要射死野猪、但也许是自己太紧张的缘故，这一箭力度不够，野猪非但没有倒地，反倒站立起来。齐侯诸儿吓得从车上摔了下来，摔伤了脚、丢了鞋，转瞬间，那个不可一世、所向披靡的齐侯狼狈到令人不忍直视。而接下来的情节非但没有挽回颜面，反到急转直下。甫一回到宫室，齐侯诸儿就遭遇了公孙无知等人的追杀，在刺杀行动中，有三个太监为了保护他而被无知等人杀死，他们分别是费、石之纷如和孟阳。而齐侯诸儿自己则躲在了门后，却又藏得不够彻底，脚露了出来，终至被杀。三个人对他如此痛恨，可以想见存在虐杀的可能，不是所有威风八面的君主都可以体面的死去，齐侯诸儿就死得极为难看。这要数《左传》中第二起因君臣不和而引发的弑君行为，而鲁国人省略了郑昭公被弑的细节却大肆渲染齐侯诸儿的死，其用意恐怕并不是出于对事实的尊重吧？

既然书之以恶，缘何谥之以美？

无知弑君后自立，但没有高兴太久，仅仅几个月后便遭受了同样的命运，被与自己不和的大夫刺杀了。这之后便是耳熟能详的齐桓公与公子纠抢夺君位并最终胜出的故事。齐桓公继位后，给自家长兄的谥号是襄，在开篇时我已经说过，襄是美谥，可翻阅齐襄公的生平后，我们不得不说他一生中几乎没有做过什么体面的事，又因何而得美谥呢？

不得不说，这首先来源于鲁、齐两国的立场不同。鲁、齐的恩怨已然交代分明，鲁国受齐国迫害而不敢复仇，心中有万种愤恨，自然对齐国是有恶必书的。齐国当然也会有自己的史书，但可惜的是，都没有保留下来，我们今天所能掌握到的原始资料都来自于鲁国人的书写，也就自然而然难以看到齐襄公的优点。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让襄字不仅仅是一个美好的避讳，而却有其实呢？《左传》里倒也不是没有一点痕迹。

秋，纪季以酅入于齐，纪于是乎始判。

《左传·庄公三年》

六月乙丑，齐侯葬纪伯姬。

《春秋经·庄公四年》

纪侯不能下齐，以与纪季。夏，纪侯大去其国，违齐难也。

《左传·庄公四年》

在齐僖公一章中我说过，齐僖公生前有一个遗憾，即没有能够成功吞并纪国，也没有为祖宗报仇。这个遗愿被儿子齐襄公成功实现，纪国从分裂到被齐国部分蚕食再到国君流亡、纪国亡国，齐襄公终于出了齐人心中的恶气，也拔掉了眼中钉、肉中刺。从齐人的立场来看，这非常符合“辟地有德曰襄。取之以义”的解释，而在纪侯流亡后，齐襄公操办了纪伯姬的葬礼，也是符合仁义的举措。此外，齐襄公护送卫惠公归国复位、赶走夺位的公子黔牟，继而归还了掠夺的财物，对齐人来说不但是“甲胄有劳”，同样是仁义之举。齐襄公虽跋扈嚣张，但其在位之时无一国敢与之争锋，没有让齐国有丝毫的损失，从整体功过而言，齐人还是认可的。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齐桓公对长兄的态度。齐襄公继位之初，还是公子的齐桓公第一时间出逃到了国外，可见是对自己的长兄心存恐惧的。但恐惧不代表不认同，从齐桓公初登君位时的做法来看，我认为他的性情与齐襄公有些相似，多亏有管仲、鲍叔牙等能臣辅佐，加之齐桓公自己也是个肯听劝的人，这才没有走上长兄的老路。他接下的齐国已经不是父亲僖公靠外交手段打造的东方大国，而是长兄依靠武力取得的成绩，是真正的列国忌惮的国家，齐桓公想必还是心有感激的。而公孙无知等人的犯上作乱虽事出有因，却终究是一国之君难以容忍之事，即便齐桓公同情自己的堂兄，也绝不会为他辩白。给长兄上恶谥，就等于间接肯定了无知的谋逆。故想要维护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必然要先维护长兄的合理性，所以襄字是符合他心意的。

但齐襄公却是齐桓公的一个警醒和前车之鉴。长兄意图通过武力称霸的雄心没有实现，虽然诸夏皆忌惮齐国，但却没有人愿意承认他的霸主之名。想要真正称霸，还要顾及到他国的颜面和眼光，更重要的是要得到周天子的认可。齐襄公替弟弟走了一段弯路，通过贤臣的辅佐，齐桓公及时矫正了称霸的路线和策略，可以说，没有齐襄公的恶，难以有齐桓公的仁，从政治策略上说，齐桓公仍旧要感谢自家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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