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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是如何“成为”乱世奸雄的？

界面文化 2018-11-14 19:09:14

任何试图尊崇蜀汉的尝试，都更近文学而非历史。

作者：潘文捷

电视剧《三国演义》（1994）中鲍国安饰演的曹操

“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是曹操在后世的形象。短暂的三国时代至今存在于流行文化之中，在影视作品里被反复演绎。近年来，不论是在80集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吴宇森导演的《赤壁》，还是张永新导演的《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当中，曹操常常被刻画成为一个反派人物。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当中，不乏强大的帝王英雄，但是曹操，这个从未能够统一天下、其霸业存在了不足五十载的“失败者”却成为了一个妇孺皆知的名字。除了“反派”的标签以外，曹操确实在战争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他的军事生涯令人惊叹。在官渡之战，他通过对《孙子兵法》的熟练运用，打败了主要对手袁绍，并在数年之内控制了中国北方，此外，公元207年远征乌桓的战争和211年平定凉州地区的战争也是出奇制胜的范例。他虽然在赤壁之战失利，没有能够统一天下，但也重建了具有活力的政府，他推行屯田，兴修水利，实行盐铁官卖制度，让民众休养生息。曹操留下的政治文献，也能够让人了解这位政治家的为人和风格。

除了军事和政治才能，曹操还是一位重要的诗人，他是改编乐府和古诗形式以抒发情感的先驱，对音乐也颇有修养。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论述建安文学繁荣的原因时，也曾指出“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建安时期的主要作家，都和他有密切关系，他的都城邺城也成为了当时的文化中心。

建安七子

另一方面，虽然唐朝和北宋的统治者对曹操推崇备至，但南宋以后，无论是在学界的认识上，还是在流传于街头巷尾的评书故事、妇孺皆知的《三国演义》当中，蜀汉都成为了人们心目中的“正统”，曹操成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乱世奸雄。曹操的英勇和失败、聪明才智和严酷残忍气质混合，让后世对他充满了想象。

《国之枭雄：曹操传》是澳大利亚汉学家张磊夫（Rafe de Crespigny）获得儒莲奖的作品，其简体中文版已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在书中，张磊夫梳理了曹操的人生经历，并且指出，曹操的大部分故事因为敌人的诽谤和数代之后的浪漫主义想象而变得混乱不明。在历代统治者的眼中，曹操的形象为何不断发生变化？在平民百姓喜爱的口头故事和文学作品当中，曹操为何一向形象不佳？本文参考张磊夫的著作，也兼顾其他学者观点，试图对以上问题做出梳理和解答。

曹操画像

统治者眼中的曹操：从唐太宗自称“阿瞒”到南宋“人心思汉”

《国之枭雄：曹操传》一书认为，任何著名的政治人物都可能遭到诋毁和谩骂，但是历史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胜利者可以让那些不同的声音消失。由于曹操建立的魏国并没有统一天下，而随后司马氏建立的晋朝又是从曹操和曹丕手中抢夺来的，他们乐于指出魏国建立者的任何缺点，削弱其权威，从而建立晋朝夺取政权的合法性。因此，关于曹操的负面故事从未消失，无论在他生前和身后都持续地传播着。

张磊夫注意到，在曹操在世之时，敌方就流传着不少关于他的事迹，其中以袁绍在官渡之战前发布的檄文和吴国的《曹瞒传》为典型。袁绍在檄文当中批评了曹操的出身、指责其残忍和纂权，称他杀害了边让和赵俨等，还称他盗掘陵墓。《曹瞒传》则说曹操狡诈善妒、虚情假意，标榜简朴但暗藏祸心。张磊夫指出敌方声讨的基本模式为：曹操是一个聪明而奸诈的人，永不被朋友或者敌人信任。

《大军事司马懿之军师联盟》中的司马懿和曹操

晋代，陈寿在《三国志》当中称曹魏为帝，而刘备、刘禅是先主、后主，对孙权及其他的吴国统治者均直呼姓名。这是因为在晋人看来，晋取代魏就像是魏受汉禅一般。可是，在作为蜀汉回声的东晋，历史学家习凿齿认为，刘备建立的政权才是继承了汉统，而他的结论则是，占据着边缘化的长江流域的东晋，和当年的蜀汉类似，有着抗击北方伪政权的合法性。

习凿齿的观点或许在南朝依然受到认可，可是在唐朝和北宋，君主们看起来又更偏爱曹操。著有《三国演义纵横谈》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丘振声就指出，曹操颇受唐太宗李世民的尊敬。在《祭魏太祖文》当中，同样结束了分裂局面的李世民称曹操“以雄武之姿，当艰难之运”，肯定曹操的功绩，并且称，皇帝的命运和国家的归属“不可以智竞，不可以力争”，实际上是由上天安排的，曹操就是这样有注定命运的人。李世民甚至还把自己称作“阿瞒”，与曹操有英雄惜英雄之感。与之类似的，北宋真宗赵德昌也下令重修曹操家乡的宗庙。当时著名的文人穆修写作了《亳州魏武帝庙记》，认为曹操和汉高祖、东汉光武帝享有同样的荣耀。欧阳修也在《魏论》当中主张给曹魏正统的地位，“魏之取汉，无异汉之取秦，而秦之取周也。”丘振声指出，欧阳修这番言论的逻辑延伸下去，陈桥兵变，赵宋取代后周当然也是正统无疑了。张磊夫还指出，在北宋，长江流域也建起了曹操的宗庙，其中一处甚至位于蜀汉腹地，这里方圆五百里曹操本人都不曾接近过，宋神宗还曾在此祷告。

电影《赤壁》中张丰毅扮演的曹操

与北宋不同，南宋却是一个“人心思汉”的时代。曹操的正统地位再次受到挑战。究其原因，南宋和东晋相似，只拥有半壁江山，因而半流亡政府具有正统性的说法极为盛行。南宋在中原落入敌手之时还试图维系帝国正统的处境也让当时的人们更能对刘备产生同情。在这一时期，习凿齿“尊汉抑曹”的思想重又风行。人们甚至还把三国故事和抵抗外侮联系起来。岳飞就曾经称，“一死何足靳哉，要使后世书策中知有岳飞之名，与关（羽）张（飞）辈功烈相仿佛耳。”与此同时，根据《鹤林玉露》记载，金王朝每年都在给“曹操疑冢”扫墓。于是，在蜀汉成为爱国力量之时，曹魏自然成为了奸贼，成为了金朝的象征。在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问世以后，蜀汉的正统性更是被学者广泛接受。

由此观之，无论是东晋、南宋的“尊汉抑曹”还是唐太宗、欧阳修等人对曹操的推崇，都是从维护当时统治者利益为出发点的。而“尊汉抑曹”的风尚在朱熹以后便成为了主流，即使是在明代全国重新统一之后，也没有发生改变。与此同时，南宋以来也正是三国故事被搬上舞台和变为小说作品的时候，奸臣曹操的形象也反映在了这一时期的剧作以及后世著名的《三国演义》当中。张磊夫指出，刘备系正统的观点在社会上层当中的发展，实际上要远远慢于在普罗大众当中的流传。普通人比较早就建立了对刘备和蜀汉的喜爱。

文学当中的曹操：《世说新语》的良好形象到《三国演义》中的反派

在我国最早的文言志人小说集《世说新语》当中，就已经出现了对曹操的记载。张磊夫经过整理发现，《世说新语》里，刘备出现了1次，诸葛亮出现了4次，孙策2次，孙权1次，而曹操则出场了19次，远远高出他同时代的人物。曹操在《世说新语》编纂者心目中的形象是一个迷人的反派角色，故事里的他很少具有传统的美德，但也不以完全邪恶的面孔出现。曹操有残忍的一面，他杀死了睡觉时给自己盖毯子的侍从，来阻止任何刺杀的可能；他也有宽容的一面：曹操不喜祢衡，强迫其为鼓吏，祢衡完成得很好，加上孔融的劝说，让他“惭而赦之”；曹操还有幽默的成分：和杨修开玩笑，进行文字游戏；在占领邺城之后，计划抢走袁熙的妻子甄氏，却被儿子曹丕捷足先登，曹操只好改口说，“今年破贼正为奴（打败贼寇正是为了他）”，也很像是一个笑话。

笑话和文字游戏是朝堂和外交场合重要的部分，机智和幽默的对答在文人之间也受到欢迎。《世说新语》本身记录的是魏晋名士的逸闻轶事和玄言清谈，其中一些对曹操相对有利的描述符合当时上层阶级的口味。但是这种例子是具有局限的。因为当时和后世的很多学者、作家和普通人也会受到蜀汉统治者的吸引。

《世说新语》刘义庆著沈海波译注中华书局 2009-07

除了前述习凿齿为东晋政权辩护而偏爱蜀汉，张磊夫指出，刘备和他的属下本身也能够构建出君臣相得的理想图景。关羽、张飞与刘备情同手足，而诸葛亮则文采斐然又能担任军事将领，并且在刘备逝世以后鞠躬尽瘁，匡扶新生政权。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都有宗庙，而关羽更是在隋朝就成为了佛教当中的武神。甚至是在认可曹魏的北宋，关羽也是官方认可的武神。

对于普通人来说，关羽也是平民的英雄。虽然在公元6或7世纪之前，还没有见于记载的三国时期的故事，但是从裴松之《三国志》的注释当中，人们可以看到当时流传的诸多奇闻轶事，非常适合在公共场所讲述或者用戏剧化的形式呈现出来。北宋时，苏轼也在其《志林》当中提到，“途巷中小儿……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

张磊夫分析称，《世说新语》是为上层人士制作的，较少提到普通百姓，这样的故事是不能迎合大众的。而曹操在《世说新语》当中以文字游戏和玩笑表现出来的机警，也难以让目不识丁的人理解，甚至平民也不会受到和儒家利益和道德相关故事的吸引。张磊夫说，就像苏轼笔下那些喜欢刘备的“途巷中小儿”一般，平民听众“想要的是情节、活力、英雄主义和突出的人物性格”。

说书人因此有了很多处理三国历史和强化蜀汉人物的动因。不论刘备的汉室血统究竟有多远，他也被浪漫化为了一个失落已久的汉室继承人，在默默无闻的时候靠着编织草鞋为生的事迹也让他成为了一个来自普通大众的人。高贵的关羽、游侠一般的张飞、智慧的化身诸葛亮，让蜀汉人物成为了浪漫的组合。反观曹操，他身为上流社会的一份子，祖父又是宦官，因此难以吸引普通观众的共鸣，与刘备相比，他聪明、狡诈且残忍，不失为强力反派。

尽管如此，直到唐代，也没有确凿证据表明三国故事曾经被搬上真人舞台，宋代流传下来的戏剧名字当中，也只有四部金国的戏剧明确与三国有关。到了元及明代早期的杂剧当中，才产生了大量以三国为素材的剧目。在这些剧目里，曹操从未当过男一号，出场率是蜀汉忠臣的一半，大多数时候，他担当的是注定会被羞辱和打败的最大反派。在以牟利为基础的出版业发展起来的14世纪初，元代讲史话本《三国志平话》被创作出来，它借用并且阐释了当时流传的口头或文本的奇闻异事，全书中有八十多个故事，曹操占据篇幅少，并受尽了揶揄。

2018戏曲电影《曹操与杨修》剧照。在京剧中，曹操一贯是白脸奸臣形象。

张磊夫还引用澳大利亚学者马兰安在《印刷时代对历史的重新包装：<三国志>及<三国演义>》的结论，指出在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登基之前就已经要求使用浅显的语言出版尤其是有利于他自己家族的史书。与此同时，大众也的确需要可以被普通读者接受并且能够塑造善恶典型的史书。因此，在朱元璋治下，罗贯中完成的小说《三国演义》能够契合君主的愿望的时代的风气。这本“七分史实三分虚构”（章学诚语）的小说以刘备和蜀汉为尊，比复杂的官方史书《三国志》拥有更广大的读者群。这部小说对三国主要事件的顺序排列是正确的，可是在故事和细节当中却屡屡夸大刘关张和诸葛亮的作用，草船借箭、空城计等故事为诸葛亮歌功颂德；而吕伯奢的故事则被描写得很极端，说着“宁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曹操显得极其残忍。与此同时，其中的虚构和年代错误也漏洞百出。

张磊夫认为，《三国演义》当中蜀汉人物“美好得过头”的同时，曹操显得更具有人性。即使是在吕伯奢的故事当中，他那遭人诟病的名言也显示出了一种诚实，对比起来，刘备以援助之名接近刘璋，却意在夺权，并在夺权之后为自己的背叛辩护，显得格外虚伪。吕布曾经在刘备被袁术重创之时施以援手，自称正义之师的刘备却没有在吕布遇难时出手相助，这也使得曹操优待关羽的举动显得更加正直可靠。而且，曹操拥有大权，但是从没有篡位，一直是汉代的正式臣子，做到了刘备宣称自己具有的全部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