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江《试论中华文明的基础》讲座笔记

下午在上海古籍书店听张文江先生讲座《试论中华文明的基础》。虽然提早了一刻钟到，一百座的厅里还是几近座无虚席，后来的二三十人只能站着。大概因为看到观众已到齐，今天的讲座竟还提早了4分钟开场，13:56就开始了，讲了约1小时20分。张先生第一句话先说：“我讲座有一些不太成熟的地方，如果大家有录音的话，请不要直接放在网上。”下面的所记笔记算是今日所闻概要，应该不算“直接放在网上”吧，兹述要如下：

张先生起头先说：更新世的地质变动，造成了中华文明的地理环境，这对后来影响深远。就我们现在所论的概念而言，“华夏文明”强调的是古、原发，突出优越性，其背景是天下；“中华文明”强调的则是今、交流，突出独特性，其背景是世界——是否优越，有待证明，因为独特不一定优越。“天下”一词在先秦古籍中早已出现，如在《尚书》《诗经》各17见；“中华”一词则出现于魏晋时代，与外族相关，强调的是交流，及其内部的共存。

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八大文明，其中有几个存在疑问，更像是“文化”；所以可简化为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中华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这四大文明。“文明”一词撇开诸多定义，其中文词语来自《尚书》和《易传》，如乾卦说“天下文明”。“文明”包含人文和教化，所有文明都注重教育，它们都有地域，是人在地域上的连续活动。

文明由礼法和习俗构成。颜师古注《汉书》：“六艺，六经也。”六艺就是六经，也就是六部儒家经典，中国社会以此规范法律与道德，形成维护文明的文教体系。成文法是对文明构成的体认、提炼、检验和追随，这才是内部生成的宪法。今天讨论的是易经的制高点。易经设立了一个非常高的高点，也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天花板。今天我们谈的《周易·系辞下》，传说作者是孔子，实际形成于战国时期。其文义形成了中华文明的结构和认知基础；“中华”这个词本身就是文明的概念。深入理解中华文明必须理解周易和春秋，这是最底层代码的学问。

第一句：“ 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庖牺氏或称伏羲氏，是第一代，其人说法众多，来源不一。“庖”代表食物，意味着脱离茹毛饮血的生活；后者代表精神世界，有时间意识，考虑代际传承，延长了对时间的思考。这种时间意识，在西方、印度等文明中体现为宗教观念，但在中国则是祖先崇拜的意识，是在代际传承的时间之流中人的位置，体现的是人的政治性。所谓“王天下”，中国人的理想是天下太平，引导世界顺应秩序，“王天下”在西方似无类似理想。观法是根据对各种事物的概括，总结出抽象符号，制作八卦，就是“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两个向度又可表达为内圣外王。下一句“ 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结网用组合的方式制造工具，联系的思维，这代表文明初始时期思维的发展。

往下是文明创辟之后的进一步发展：“庖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神农氏是第二代，有两大发明：发明耕作，形成农业；其次发明交易，形成市场，这两者均有深远影响。到现在中国仍然是农业和市场经济两大问题。

“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第三代是黄帝尧舜。他们调整改变，适应不同人的需求，易经设置了一个穷、变、通的程序，顺应老百姓的生活。变通开出新路，用今天的话讲就是改革。改革如果来不及，那就会造成激烈的改革，那就是革命。承认等级和个人能力的差异，今人不大理解，然而绝对弭平差异，会造成更大的问题。所谓“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传统观念认为等级是社会秩序的基础，这就像卡尔·施米特所说的：“完全取消统治和服从，会造成更大的混乱。”

随后讲的则是八个具体的发明：

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

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

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

断木为杵，掘地为臼，杵臼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

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

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

这些发明是：两点是产生交通舟楫，缩短不同地域之间的距离，在使用中不断改变；两点是古代的军事，防守和进攻；一个是粮食加工；一个是房屋建筑。系辞下的文字大抵可以分为三层：通过交易有了市场，互通有无，然后有上层调控，建立政治制度，这就是尧舜黄帝的作用，建立父系社会，夏商建立家天下，周成为闻名的最后奠基者。最后三个，用上了“后世圣人”，可以说是所有发明的提炼。我们曾说中华文明局限在人文层面，但实际上周易时代同样强调器物发明。易经强调圣人的创造，不仅在人文层面，也在器物层面。

所有的创制中，最后一项是文字。史记之前的经文主体是经，其变化为子，史记之后的经文主体是史，其变化为集，即经史子集。经史子集的序列，去掉了数术和方技，这方面有得有失，贯通源流，就有“六经皆史”之说。所谓二十四史是世界上最完整的历史大丛书。这些奠定了文明的格局。此外，这段系辞里，反反复复出现“利”字。《易传·乾文言》：“利者，义之和也”，所有的事都做对了，彼此没有矛盾冲突。曲曲弯弯地进化下去，还将遇到问题，但仍能生生不息地进化下去。

周易设立了一个非常高的天花板，足够我们几千年用，不够用了怎么办，现在还不知道。中华文明遇到这么多磨难冲击，居然没有亡，因为文王在易经里考虑的都是最坏的情形。书读得多，不一定有用，评估可能出现的风险，必须有决定，高明的人知道风险在一定程度内。中华文明度过数不清的危难，从国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可以看出“作易者其有忧患乎”的现代表达。根据时代（“天”），调整变法发展，那么所有事情都可以解决。

清末出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文教体系所维护的政治文明体发生了剧烈震荡，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空结构的特殊性。清末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但清亡等只有一百年。我们现在已经进入第二个一百年，现在的人文学术，多是前一个一百年奠定的，为了寻找新方向，必须重新认识中华文明体的源流演变。从系辞看，中华文明一直鼓励创新求变，苟日新，日日新，这就是新时代的内圣外王。 ---------------------------------------------------------------------------------------

从以上述要来看，虽然张先生用了《试论中华文明的基础》这样的题目，但他所采取的形式仍是他一贯钟爱的“讲记”方式，即将经典文本逐句讲一遍。四年前曾听过他讲《史记·太史公自序》，获益匪浅，无疑他对传统文化有相当深入的理解，不同于现在许多人以后世的概念（甚或借自西方的概念）强解古人。不过，今天因讲题的缘故，我意识到张先生的讲述中似包含有相当保守的一面——他与其说是在解读文本，不如说是一种现代版的经学。换言之，他解读文本时并不是客体化研究，而是认为可以通过阐释重获一种文化力量，以应对当下的变局。在这种观念中，经学未亡，仍是中华文明之根本，甚至仍可以指导我们如何创新求变。

在这样的追根溯源中，他对传统显然是持有认同而非批判态度的。在他看来，周易不仅奠定了中华文明的根基，而且还设定了“天花板”，也就是某种“如丸走盘”的状况，而且事实上将很难突破，因为照他的看法，中华文明本来就一直鼓励创新求变，所以当下的变化并不违背而是顺应了原有的精神。这样的观点，坦率地说，我认为是似是而非的。周易所说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真的是指现代所说的“创新求变”吗？恐怕不是的。中国传统的宇宙论的确强调变化（《周易》便被西方译作Book of Change），但那种“变”，指的是一个气化的宇宙中，“气”这种生命活力物质有规律地流动，强调事物到了一定程度就会起变化（所谓“过犹不及”、“亢龙有悔，盈不可久”），然而任何变化，都会达到一个新的平衡，仍在“和谐”的框架内。也就是说，这种“变”所对应的更多是循环时间，而不是基督教神学和现代世界的线性时间观——我们所说的“创新求变”对应的乃是后者，强调打破既有的框框，创造原先所无的事物，而不是在和谐的大框架下调整到新的平衡秩序。

中国思想特别强调“中庸之道”，原因也在此：既然所有的变动最终都是为了达到一种平衡，那么显然，最佳状况就是不断调适以保持这种平衡。《尚书·洪范》：“次五曰建用皇极。”孔安国传：“皇，大；极，中也。凡立事当用大中之道。”孔颖达疏：“凡所立事，王者所行皆是，无得过与不及。常用大中之道也……大中者，人君为民之主，当大自立其有中之道，以施教于民。”这也就是说，“过”和“不及”都是不好，唯一值得肯定的就是“中”。这就像一个封闭圆环式的流动：当气和运势不断攀升，达到圆环顶点时，接下去也就要开始往下走了，所谓“亢龙有悔，盈不可久”。在这种哲学中，“中”就是最高点，人们想的不是追求“更高、更快、更强”，打破旧有来创新，而是竭力在运动中维持平衡。

正因此，中国传统上固然也有变革甚至革命，但大多数情况下，却是一种“权变”。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一书中说：

汉儒各家对“义”的看法大同小异，无非是三纲五常之类，而《公羊》家的特点在于讲“权变”。何谓“权变”？[……]《公羊》家所谓“权变”强调的是手段的灵活性，也就是说为了达到“义”或“善”的目的，在不同情形下可以采取不同的行为方式。这叫作“量势立权，因事制义”。

“权变”是一种不打破框架的基础上对手段灵活性的强调，邓说的“不论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也是这一层意思。张灏在《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中评述康有为当年也是这样：康氏相信“只要一个人专注于正确的方向，他在其行为过程中就可以是灵活的”。这其实就是众所周知的，传统中国制度的原则与变通相结合的结构特征。黄国信在《市场如何形成》一书中清楚地解释了这一点：“ 传统中国的各种制度，一般都有一套成文的条文体系刊刻在纸面或石碑上，但是，任何制度在运行过程中，都会展现出极其复杂的灵活性。刻板一致且一直被认真执行的制度，似乎从来都不存在。”

显然，目的并未发生改变——相反，正因目的不变，手段才需要格外灵活务实；新的变化是有的，但大多是针对具体情况的临时调整，而未能得到制度化的保障。王汎森在《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中曾说，“晚明心学产生一种特殊的心理特质，这个心理特质形成了两个极端，一是各执意见以为天理而纷争不断、一是行为上权宜主义，而这两者都出为同一个根源，即诠释‘心迹’而忽略了外在行为的标准。……裴德生教授（Willard Peterson）用‘权宜主义’来形容这个时期晚明心学家的行为方式。”晚清时李鸿章所谓“裱糊匠”，也是本自类似的心理：一方面，可以非常灵活地调整；但另一面，正因为是权宜之计，因而这种调整随时可能消亡。其结果是中国社会在剧烈变化时期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个“不断形成中”（becoming）的状况，一个新的状况尚未成形，就又烟消云散了——我们当下也是如此。

这种灵活性的权变，与“创新求变”显然是似是而非的两回事，因为其根本目的不在“创新”本身，而是因为不灵活变通就无法达成目的，最终的结果便是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见到的，制度在执行过程中被扭曲了。不仅如此，这种权变中包含着某种政治性，适应情况的新变化，正如系辞中所言，大多都是作为人群首领的掌权“圣人”们所作出的。但在原文中，我们完全看不出如果这些“立法者”犯错误，会有什么样的限制或反制措施。他们“变”的基础又什么呢？也就是说，他们根据什么来做出变革的决定和判断？落实到具体的现实中，仅仅谈“变”，不免空泛。

由于他是肯定周易文本的，因而他在说到构成“中华文明基础”的这些发明与应用时，基本都予以采信。不过，换个视角来看，这一文本的叙述显然是非历史的，将长时段历史变革的过程归结于几个圣人的创造（那些长时段变化能否在一个人短短一生中完成，毕竟是可疑的），恐怕这很难得到考古学证明——如果把这一文本予以再历史化，那么，它们都是真的吗？当然，更重要的问题或许在于，即便它们是真的，它们所表明的也只是一种文明初期在器物和制度层面的历史进程，如果不将之经学化而仅仅历史化地看待，那么这段历史对于我们“寻找新方向”究竟又有何意义呢？毕竟，近现代中国全面危机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人们难以再像以前那样从“三代之治”的复古理想中获得启发，而不得不转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