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Jarry Wang同学书

关于哈罗德•布鲁姆以及梁文道的若干问题

背景阅读∶

你读了哈利·波特和斯蒂芬·金这些三流作品，就没有时间读一流作品" ｜专访哈罗德·布鲁姆

梁文道：每一个读浅显通俗的书的人，都会令我感动

梁文道的感动

倚老卖老的布鲁姆

最近在我的timeline里出现了两组对立的声音，主干内容在以上几篇文中已得到比较全面的体现。不过鉴于大家不一定会看，还是先做一个前情提要：

耶鲁四人帮中老而弥坚的哈罗德·布鲁姆老爷子因为新近出版了著作中译本，跑来接受中文访谈做宣传。在与南方周末的访谈中，他diss了一些流行读物，老生常谈地要求大家都去读经典，“要读主干不要读枝杈”。理由是人生有限，应当尽可能浸淫于最伟大的作品中，去和汉斯·卡斯托普尔做朋友，不用在哈利·波特身上浪费时间，前者很值得你认识，而与后者做朋友则只会让你变愚蠢。

这也是他作为批评家的一生，最核心的战斗区域。

在优酷做看理想节目的梁文道，则恰巧在同一时段，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说法。梁在推荐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一期节目中为于丹辩护，认为读不那么好的书，至少能帮助一些智识上没有独立判断能力的人——也即数量最多的一般读者——有机会向上攀升。没准儿普罗大众中就有一小部分能从于丹走向杨伯峻、杨树达。反倒是那些看不上于丹，搞歧视链的人，最为有害。

我小人家最近也正巧读完了哈罗德•布鲁姆近年的一本小书《影响的剖析》。书中他写道：

“格特鲁德·斯泰因曾说过写作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陌生人，我理解为要对自己说话（伟大诗歌也总是教我们这样去做），同时也要和全世界对主流不满的读者交流，这些读者本能地想要亲近优质的文学，对那些疯狂阅读J.K.罗琳和史蒂芬·金，从悬崖上纵身跃入灰色的互联网海洋，在智力上杀死自己的庸众心怀鄙夷。”

比南周的访谈更直白，人老了真的可以不管不顾口无遮拦，一开口就骂了数以亿记的畅销书读者。

那么问题来了。布鲁姆这么些年不仅与大众读者的口味势不两立，还不惮于做恶人，直接开罪厄普代克等成名作家，说他们写得不球行，一意孤行地要筛掉二三流作品。同时他还与批评界里的 “憎恨学派” （女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拉康派、新历史主义者、解构主义者等） 划清界限，苦心孤诣地试图搭建西方正典谱系。他的所作所为，大概就是梁文道所谓的搞歧视链了吧。

那么这种歧视链在何种意义上是有益的？以及这是否归于一种右派保守价值？这些问题构成了我与诸多友邻交谈中，反复引起争辩而不能止息的冲突核心。

布鲁姆的某些观点内在地来源于佩特的，他引用佩特关于艺术来到我们身边是为了赋予时间以最高质量的论述，参见《影响的剖析》【崇高的奇异性】

当然这样引述也像是在避重就轻。真正的重点在于，布鲁姆是用读者花费时间来阅读经典，与读者花费时间阅读J.K.罗琳和史蒂芬·金，这两中行为中读者时间所获得的使用纯度和质量来进行比较。而梁文道所说的，则是拿读者花费时间阅读于丹的状况，同读者不读书的状况，来进行比较。

乍看起来，布鲁姆的观点接近于我们面对倚老卖老的旧学人时，他们惯常会说的那套陈词滥调。总结起来无非是世风日下，现在的年轻人，不读好书，整天就知道玩儿手机，看网文，娱乐至死，国将不国啦。而梁文道的观点就现实很多，在喧嚣的当下，还坚持让大家努力去保有一点空间，寄希望于在地铁公交上，机场的畅销书架旁，能够偷得浮生半日闲，抱着能读一点是一点的态度，读畅销书的人群。希望这其中能够产生最终改变潮水方向的潜流。

然而事实真的是如此么？恐怕并没有这么简单。

首先其实梁文道的说法也是不现实的，读于丹的人，并不会走向杨伯峻、杨树达。那些读杨伯峻、杨树达的人，反倒多半就是会瞧不起于丹。更有可能发生的情形是，读于丹的人会觉得自己读了于丹，就懂得了论语。正如网路上那些读了三国演义，听了易中天，就夸夸其谈的国史爱好者；看了几期罗辑思维，就觉得自己在爱智求真，掌握了事情真相，并在知乎上和别人争论时，祭出“罗胖不是这么说的，所以你说的不对”的得到会员。他们会因为读书而变得比不读书而只依据有限的世俗经验指导自己生活的人，更加睿智么？

福楼拜在他那本描写通奸的伟大小说《包法利夫人》中，为我们示范了一种毁于读书的人生。梁文道所秉持的读书一定优于完全不读书的价值判断，其实不过同福楼拜所说的那句名言一样，因为“包法利夫人就是我”。会看到看理想视频节目和豆瓣文章的人，都是会标榜自己读书的人，或者更杀人诛心一点，都是布尔迪厄意义上，会拿读书来区隔自身与不读书的底层的人。

反过来再看布鲁姆这边，老头之所以显得如此政治不正确惹人讨厌，怨不得别人，是他自己把战线拉得太长。布鲁姆自己也承认，在一生打过的四次笔仗里，自己都已经彻底输掉了。

如果我们细看采访文本中的这一段：

“ 我教了 63 年书，从 18 年还是 20 年前就不再带硕士和博士。两个原因，第一，因为我高度个人的判断和观点，我跟多元文化主义打了半个世纪的漫长战争，从社会意义上我并不反对多元文化主义，我只是认为在文学里它不能取代审美的判断和认知的判断。我的这些理论让我在很多大学里，很多教授中都非常不受欢迎。你要对研究生负责，就得给他们写推荐信帮助他们谋得教职，我不想断送他们的前途。第二个原因是我越来越发现研究生们焦虑、变化无常、追随最新的潮流，不是所有，但很多。我发现更好的学生都在耶鲁的本科生中，所以现在我只教本科生。 ”

就会发现，布鲁姆对社会公众所接受的文化，和作为精英教育对象的耶鲁学生所应当接受之物，态度是有所差异的。似乎他很喜欢耶鲁的本科生，这让他看起来非常像个冥顽不灵的死右派。可是我们如果翻一翻《影响的剖析》，又会看到另一重现实：

布鲁姆对耶鲁的本科生并不像在采访中那样温和，事实上他一度视这群学生为敌人。以前的精英阶层看弥尔顿不需要太多注释，现如今耶鲁的学生，上他的课只不过是假装爱文学来装点门面，他仇视这些只想着加入骷髅会的年轻人。

整日汲汲营营，想着进入华尔街和政界的耶鲁本科生，才是浪费了人生和艺术的人。他们本可以如佩特所言，给自己的时间以最高的纯度，生活在伟大的西方正典之中，现如今却只想着去征服世界。学院的功利气氛使得布鲁姆感觉自己是耶鲁的边缘人。

他的这一论断，和乔治·斯坦纳在《语言与沉默》中写得如出一辙:

英国文学领域一片萎靡的现实，也是今天全世界整个文艺领域的现实。说现状一切都好的人，不是绝对的乐观，就是具有自欺的天分。当然还有可能是别有用心。文学在学院里，不过是从商和开始严肃生活之前，一种较为容易的选择，一段消遣时光或过渡状态。

这种生源上相对于经济与基础科学的弱势，反映在教学当中，就是布鲁姆和斯坦纳所共同感受到的，“寻找真正的题材已是困难的任务”。在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我们称之为理论的世纪的一百年间，批评界产生了诸多运动和浪潮。这种种浪潮的余波不肯退去，延宕到今天，推出了现在美帝批评界执牛耳的大佬斯皮瓦克，也长出了朱迪斯·巴特勒和戴锦华。

在布鲁姆看来， 这依然跳不出他当初写《西方正典》的语境，都还是他早年的战斗对象，他们不分作品本身价值高低，先上来就找本没文学价值的书分析女性、少数族裔、后殖民话语，并且产出大量的四平八稳论文和教职。从不去问作品本身是否值得研究，反正凭着向普通观众、读者传递文化研究领域二手概念，利用大众对身份政治的热情，就足以获取自身地位和名声。老头在 《剧作家与戏剧》中还在吐槽：

“你尽可以对卡列班做新历史主义的解读，但研究他与百慕大海上贸易之间的关系，就像用新马克思主义分析福斯塔夫和剩余价值，用拉康、女性主义那一套解释罗瑟琳与西莉娅的差别，都是牛头不对马嘴。”

只不过当初对他而言，觉得还能有机会让大家先坐下来好好谈谈，哪些作品是重要的，值得研究的。而如今他已经意识到世界已经被输掉了。他最多能够同耶鲁为数不多的本科生讲一讲，福斯塔夫之所以是重要的，并不是因为可以用新马克思主义来分析福斯塔夫和剩余价值。毕竟也只有耶鲁的本科生，才是可以交流的对象。普通读者则如梁文道所言，他们是没有能力直接进入经典的。

然而经典谱系是否应当存在，并不因此而变成一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

从头谈起的话，我先摘一段刘象愚：

“英语中与汉语“经典”对应的classic和canon原本没有我们今天所说的意义。classic源自拉丁文的classicus，是古罗马税务官用来区别税收等级的一个术语。公元2世纪罗马作家奥.格列乌斯用它来区分作家的等级，后来到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才开始较多的采用它来说明作家，并引申为“出色的”、“杰出的”、“标准的”等义，成为“model”（典范）、“standard”（标准）的同义词，再后来人们又把它与“古代”联系起来，出现了“Classical antiquity”（经典的古代）的说法，于是古希腊罗马作家们也就成了“Classical authors”（经典作家）。文艺复兴之后的“古典主义”（Classicism）正是以推崇古希腊罗马经典作家而得名的。Canon从古希腊语的kanon（意为“棍子”或“芦苇”）逐渐变成度量的工具，引申出“规则”、“律条”等义，然后指圣经或与圣经相关的各种正统的、记录了神圣真理的文本，大约到18世纪之后才超越了圣经的经典（Bilblical canon）的范围，扩大到文化各领域中，于是才有了文学的经典（literary canon）。由此可见，classic和canon都经历了数千年的复杂演化，获得各自的现代意义都相当晚。”

（当然我对词源学并无涉猎，多半也是将错就错的引过来讲下去。）

然后我们可以来谈，Canon这个东西，如果完全没有的话，那么浩如烟海的书，我们读哪些呢？

简单来港，不由批评话语来塑造一个经典谱系，就只能由出版业塑造。商业的力量替我们决定哪些会卖，于是摆在书架显眼处，比学院来定经典谱系大家照着读好到哪里去？这就是一个二选一，硬要我们从布鲁姆和路金波里选一个不那么讨厌的家伙。反正我选布鲁姆，毕竟前者还是能讲道理，路金波以及李继宏你更没法讲道理。批评者从原初意义上来看，首先至少也是一个受过训练的读者，推荐别的作家的作家，在这件事上也是个读者，由他们的共同体提供一个canon，我相信一定优于由商人来决定的结果。

当然在这里一定有人反驳，认为市场的结果不是商人能够完全决定的，而是公众的阅读趣味共同决定的。在这一点上不必过多纠缠，罗素讲过一段很中肯的话，“当公众不能理解一幅画或一首诗歌时，他们的结论往往是：这是一幅糟糕的画或这是一首糟糕的诗。当他们不能理解相对论时，他们都下结论说（这倒在理），他们受的教育不够。结果便是：爱因斯坦受到景仰，而画家却在阁楼中饥肠键限，爱因斯坦是幸福的，而画家则是不幸福的。”乔伊斯、贝克特以来的现代作家们，如果失去学界话语的力量加持，在市场和公众那里得到的，显然也会是画家那种不幸的结果。

针对混乱的现实，布鲁姆做出了极端过度的应对，他坚持认为莎士比亚万世不易，所有大作家都是因为像莎士比亚，有时候姿态甚至过于搞笑了。而伊格尔顿在这一点上完全同他反过来，没有什么是万世不易的经典，经典化从来就是社会运动阶层政治权力话语运作的结果，一切批评也都归于政治批评。

就我个人而言，在关于canon的诸多场深夜长谈中，我也确实都没有办法给出一个万世不易的经典谱系。事实上这么些年我也都没什么长进，多年以前自己在网上听耶鲁文艺理论导论时，我自己的观点就很折中：

“ 伽达默尔的方法论是灌输一个traditional canon ,伊瑟尔则是给我们灌输一个innovative canon创造性标准。历史相对主义的标准就是让这个标准顺其自然，听每个人的不同主张，而不是遵守规范。作品只是作品，如果有好作品坏作品，可以区分meaning 和significance，我只想可以充分提供significance的“好”作品，那这种标准其实也是一种限制。而且我们也不能真正区分这两者！我们只能读，然后说这些是文学，我们不需要将它当做真理去做什么。 然后才能进入关于不同作家文学作品真正价值的评价。 ”

不过虽然文学不是真理，诗歌也不能使任何事发生，我还是想在最后再给大家抄一段《语言与沉默》：

好的阅读要冒巨大的风险。它会使我们的身份、自我变得脆弱。癫痫病人在早期阶段会做一个独特的梦，陀思妥耶夫斯基讲过：一个人突然觉得脱离肉体而飞升，他回头看见自己，顿时感到疯狂和恐惧，因为另一个人进入了他的身体，他再也没有回去的路。灵魂感到这种恐惧之后，会茫然摸索，直到骤然苏醒。当我们捧读一部重要作品，无论是文学还是哲学，无论是虚构还是理论，都会有同样的灵魂震颤苏醒的感觉。这感觉或许就逐渐完全地占有了我们，我们像中了魔一样，在敬畏中前行，在残缺的认识中前行。读了卡夫卡的《变形记》，却依然能够无畏地面对镜中的自己，这样的读者，也许从字面上说，能够识文断字，但在最根本的意义，不过是白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