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餐店之恋

                
                
最近公司附近开了一家桃源眷村早餐店，里面卖包子油条烧饼，并不很便宜，豆浆十块钱一碗，包子两个26块，个头不大，咬开之后是打得很筋道的猪肉馅和切成极小块的荸荠颗粒，烧饼里面夹脆脆的生菜和炸过包浆的鲔鱼。
点餐的柜台旁边有两株棉花，插在热水瓶胆里，顶头有个掀掉了底的热水壶，里头罩着一个灯泡，散发出鹅黄色的暖光。坐在木桌旁，会看到“仁义礼智信”五个黄色漆字喷在锃亮的长镜子上，由于过于崭新干净，倒不像是间早餐店了。
我跟着同事们去吃了一次，又自己单独去了几次，后来跟台北的好朋友令洁聊起来，她笑我，说台湾的桃园根本没有眷村，就好比台湾人经常吃天津糖炒栗子，可天津也并没有所谓的糖炒栗子。其实咱俩历史都没有学好，桃园县的眷村最多，有80多处，其次才轮到台北，新竹、台中和嘉义。
两年前，台北北一女中的校长带着几个国中女生来北京做交流，我陪他们在望京吃了一次饭，其中有一个叫小碗的女孩，爷爷祖籍河南，1949年跟着国民党从上海逃到了台湾。到了台湾之后，就在眷村里给人做木匠，过得不太好，最后终于神经失了常，说话渐渐口齿不清，但是一看到陌生人，依然会操着一口清晰的河南腔说，“这个人是大陆派来抓我回去的！你们骗不了我，我死都不跟你们走！”
可还是有人想走。最后一批老兵没想到会永远留在了台湾，散落在宝岛的各个眷村里，被本省人叫成“芋仔”，没等到反攻大陆，等到的是一张战士授田证。台湾作家廖信忠在《我们台湾这些年》里回忆自己在眷村的童年，说村子里那些卖豆浆油条的都是这些老兵，每天下午，还有个山东口音的阿伯骑着破摩托车在家门口喊卖大馒头。四川的一帮老兵还用台湾当地物产做豆瓣酱和川味牛肉面，是为了生计，也是为了一个念想。
                
                
有人想走，就有人要守。侯孝贤的《恋恋风尘》里，阿远去了金门当兵，每次听见飞机声，都觉得有阿云的信来了。辅导长第二天在早餐餐厅里发信，叫到阿远，果然有六封信。信里的阿云说，离他退伍回来的日子还有三百八十七天，她还要等他三百八十七天。
两个月之后，阿云嫁了人。还是在早餐厅里，阿远走过去对辅导长说，回去又能怎样，她也是别人的太太了。
我喜欢侯孝贤早期的电影，多半是因为爱情的开始和结束都发生在平平常常的早餐店，大师傅顶着一头汗，白制服上满是油渍，一个小风扇在头顶上无精打采地转动，敦实的大妈在几乎没有间隙的桌子之间自由穿梭，手指永远插在汤里，又可以同时端好几碗，于是人人捧着一碗热气腾腾的豆浆，一个蒸得刚刚好的包子，刚刚睡醒，只顾闷头吃喝。然而一个人在人声鼎沸之中，觉得整个世界都为自己安静了下来。后来，拍了《月满轩尼诗》的香港金牌编剧岸西同样让汤唯和张学友在茶餐厅里相遇，因为“爱情要发生在猝不及防的地方。”
汤唯和张学友的第一次见面充满了敌意。两个人各怀鬼胎，一个是听舅舅的话来相亲，一个是被妈妈强逼，都把自己往丑里扮，坏里装。脂粉不施的汤唯相亲之前特意抹了俗艳的口红，撒了浓重的香水，很努力地告诉对方，你看我多丑多土，你看我对你毫无兴趣。
和所有的相亲一样，双方意兴阑珊，敷衍了事。一日，两人在街头相遇，只得硬着头皮去茶餐厅里饮茶。镜头的背景里，檀岛茶餐厅的特价乳鸽明晃晃挂了一排，下面职业不明的师奶和老头吃的满嘴是油。汤唯仍然充满了防御心，淡淡地坐着，看张学友点奶茶，说自己什么都不要。一切都是这么稀松平常，两人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恐怖小说，汤唯一笑，露出虎牙，空气中突然间就有什么东西软下来了。
                
                
爱上一个人也许就是从不知不觉中开始的。本来均属无意，身边也都各自有个人，但是像是尘世里突然多了一个能轻松讲话的人，他能让你笑，待在几十块吃饱的茶餐厅里也舒服自由。后来，张学友跟着自己念念不忘了十几年的初恋女友张可颐去高级餐厅吃饭、去山上兜风，两个人之间的氛围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变了味。真的就像村上龙在《孤独的美食家》里说的那样，一切都改变了，即使是料理，每次吃相同的菜，味道也会不一样。即使是同一个人，使用相同的材料，努力做出相同的味道，最后还是会走味。最后，张学友轻轻说：“最近，我喜欢了一个人。”
给张学友写了一辈子歌词的林夕有一次坦承，“事到如今，什么是爱，于我依然十分诡异。我只能说，真正爱上一个人是不由自主的，在爱面前没有人有权拒绝，说我决定爱或不爱。来的时候措手不及，去的时候没有原因，一切相处不来之类都只是借口。爱一个人的时候失去计较的能力，逛三个小时你不感兴趣的地方都是一种难忘经历，何来相处的问题。”
他老老实实坦白，“回忆有生之年最快乐的一段日子，原来只是与暗恋已久的人在茶餐厅表白成功，两杯鸳鸯已够浮一大白。与人，与物，与金钱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
北京也有做的特别不错的港式茶餐厅，朋友带我去朝外SOHO那里吃过一家，是我吃过的白粥里做的最好的，一口下去，黏，稠，带着大米本身的甜味，还加了牛奶，有妈妈的味道。重点是有港式茶餐厅特有的火气和潮气，顺着窄又高的楼梯走上去，脚底只觉得粘，落座之后，服务员拿着餐牌叼着笔站在你面前，点餐时大声喊号。菠萝油一份！蛋挞一打！烧鸭半只！鸳鸯多加奶！后厨爆炒牛河的大师傅把锅翻得砰然有声，热气油气似乎能穿过墙壁透出来，半圆形的深咖色沙发卡座把两个两个的人围起来，每个卡座既分离又亲密，可以放心聊天不用担心隐私被泄漏，可就算被听见了似乎也没什么所谓，因为这个氛围让人整个松垮下来，亲密起来。
我和朋友在里面聊天，有时候只是喝一碗粥，吃一碟肠粉，仍然觉得饱，心理上的饱。走的时候不忘带一份刚出炉的蛋挞回家，当第二天的早点。
                
                
蛋挞一定要刚出炉的才好吃，几十份蛋挞被师傅用铁钳夹着烘黑的铁盘端出来，微微凹进去，蛋皮极酥，蛋汁在薄衣上危险地、活活地晃荡，恨不得一口咬下去有汁液涌出来。李碧华写过一本专门说吃的小说集，里面有一篇写到蛋挞。香港一九六七年暴动的时候，她还没出生，父亲从没发达起来，长大后她觉得能吃到丝袜奶茶和蛋挞已经是盛世。后来父亲临死之前，让她去买半打蛋挞，她在医院外面等的士，到了茶餐厅又等蛋挞出炉，回来的时候父亲已经昏迷，再也吃不到蛋挞。这是对茶餐厅的抵死眷恋，可惜终究还是错失。
九七年从香港离开去了澳洲美国加拿大的，就更是错失了。我在悉尼没吃过正宗的茶餐厅，唐人街里香港人开的饭店很多，大多是酒楼，卖136澳币一盅的燕窝，99澳币一盅的鲍鱼煲，也有12块一笼的虾饺、流沙包和牛肉肠粉。倒是和茶餐厅一样热闹，人声鼎沸，可是举目四望都是巨大的圆桌，上面罩着干净的玻璃布，延伸到非常远的尽头。阿姨带着口罩和帽子推着车子走过去，挑中什么吃什么，翻台子翻的很快，像是在河南吃流水席，有种打仗的感觉，没有茶餐厅里慢悠悠浪费时光的悠闲，对于挑剔一点的香港人来说，更是差强人意。
当时，公司里已经六十六岁高龄的香港同事Tony每天中午吃饭都会抱怨：“悉尼间间餐厅放酱油，让人无从下箸，不如天水围的一碗鱼蛋！”念叨的久了，大家都付之一笑，低头继续吃饭。谁都知道他不满的不是酱油，也不是鱼蛋，而是人生无法“翻叮”重来一次。香港人叫翻叮，是每日带的饭冷了，放到微波炉里再加热，叮一声，饭好了，又可以吃了。人生不可以。离开了就是离开，回不了头的。
比起茶餐厅，大陆的早餐店开的比以前多了太多。我七八岁的时候，南山公园旁边开了第一家永和豆浆店，红白色的店门，服务员也是红白条纹制服，外头套着一件红围裙。里面卖的油条炸的极其膨大，肚子滚远肥白，顶着一头焦酥脆壳，咬一口油会汪出来。盛豆浆的白瓷碗很浅，摔不碎，慢慢喝会看着“永和豆浆”的标签渐渐从碗里浮出来。
                
                
从那之后的每周周末，妈妈都会一大早就把我从床上拎起来，坐四路公交车到公园门口下去吃早点。那时候只要站在路对面，就能看到玻璃门里面在豆浆店排队的人，心情非常雀跃，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记得小时候，每条小街小巷的深处都有炸油条、韭菜盒子、春卷的摊子，通常是一个乌黑滚圆的炉子，上面支起来一口锅，里面的油慢慢地滚着，一圈双层铁丝网架在上头，扎好的油条一根一根排在上头，渗下来的油会慢慢再流到锅里。摊子旁边通常还有豆腐脑摊子和粥铺，上学的小孩和大人不着急就坐着慢慢吃，着急的话用牛皮纸包了点心就走。
早点摊子的味道比早餐店里要正宗很多，可是对于九几年的南方小城来说，永和豆浆这样的早餐店是新鲜又古怪的东西，它的火爆程度像是1984年台湾第一家麦当劳开张的时候，甚至会有老阿公老阿妈从中南部包车北上参观，想起来，这里面有对事物源源不断的好奇心。
现在坐在北京的桃园眷村早餐店里，我的心情也非常雀跃，充满好奇，不知道为什么，只是觉得一定会有什么发生，一定有什么正在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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