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海道纪行（二）

在北海道大学里漫游时，我邂逅了两个中国留学生。那女生笑问我：“你行程里有小樽吗？”旁边的男生不以为然地说：“游客来这里，怎么可能不去小樽呢？”他说对了。在电影《情书》上映以来，这个原已衰落的港市已成了“浪漫北海道”最重要的象征。在出发前夕，我已看到同事在微信上分享这里最著名的“剧情观光旅游”线路——到《情书》中所出现的那些场景地去朝圣。这也的确是北海道旅游的成功所在：一个原本以农矿产业开发为主的岛屿，是如何变得“浪漫”的？
北海道在日本人的心目中，原先是一片荒寒之地。晚至1884年，冈千仞在与上海书院士人笔谈时还说，北海道“此地极寒孤岛，非人理所胜，故多莽苍”，而此时设置北海道开拓使都已有十五年了。从很多方面来看，北海道和中国的东北三省都不无相似之处：气候寒冷；早先地广人稀，留下的历史人文景观因而也不多；开发很晚，都要到19世纪中后期才开始，而且都以初级产品资源（农业、林业、矿产）为主，带有某种程度上的“国内殖民地”色彩；在近三四十年来都经历了转型的阵痛，甚至同样深受人口衰退和外流之苦。只不过同样的过程，北海道更早经历。除了函馆五棱郭等少数文化景观（以及像“うこの先江户时代”这样的人造景点），这里的大部分景观，要么是自然的（知床半岛、钏路湿地、洞爷湖等），要么是从农牧业转变过来（富良野、熊牧场无疑是最出名的，在登别附近也标着“北の大地，乗馬”），而工矿业在衰落之后，也不得不适应新的时代——硫磺矿变成了“地狱谷”，煤矿城市夕张现在以蜜瓜著称，而港口城市小樽则成了怀旧的浪漫之城。相比起来，在国内大概还不习惯把黑龙江和“浪漫”联系在一起，由于二人转和小品的影响，人们头脑中的东北形象往往与农村文化联系起来，虽然东北长久以来分明是中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
在去地狱谷的路上，大概为免大家失望，导游预先说了句：“中国多的是名山大川，日本这里的景点则都是精致小巧的。”的确，地狱谷大致半个小时就能看完，那其实只是原先硫磺矿留下的遗迹。在小雨中走了一程，见到一尊小小的药王菩萨，那是早先南部藩有人过来采硫磺时，因洗脸医治好了眼疾而留下的。这个热气腾腾、犹如大地疮痍一般的山谷，对当时的矿工来说，大概恐怕就是地狱，但如今在游客眼里大抵只是个自然奇观，“地狱”带来的不是恐惧，而是游乐场里的那种刺激，连鬼都卡通化了，旁边汤浅神社外的两个鬼，更像是门神，颇有几分日本式迪斯尼乐园的味道。
或许可以这么说：在这里，很多事物都被“景观化”了。一片田野可以成为风景；一座遗留下来的矿坑也能带来新奇的体验；一座火山喷发所造成的新山体（昭和新山）；一排以往的旧仓库；一个旧酒厂……都可以成为游客凝视的对象。相比而言，即使在当下，南京或西安郊外的古代雕像，仍然毫不顾惜地散落在农田里。
在这里，不同的景点都要设法确立自己的某种特色，以此来吸引游客——这和品牌的原理一样，即每个品牌都需要在消费者的头脑中占据一个标志差异的空间，有其特殊的定位或“独特卖点”（USP，Unique Selling Point），总之，它需要差异化。一个成功的景点往往并不在于它自身多么美，而在于它能带来什么特殊的“品牌体验”，这就是为什么2010年诞生的熊本熊号称“挽救了一个县的旅游经济”，并不是在这只卖萌的卡通熊诞生之前当地没有那些景点。这样的事在北海道也比比皆是：相比起“熊出没”的标记之有名，“熊牧场”本身着实平平无奇；在礼品店甚至道路涵洞外的坡上，当地熊咬鲑鱼、熊抱鲑鱼的木雕或图案也时时可见。
这一次的行程并不包含农业观光，不过从登别前往洞爷湖的路上，还是能看到一片平原地带整齐的田野。时值早春，残雪未消，田间寂无人声，也没有连片的花草盛开，但经过时看到“清野牧场”、“黄金牧场”、“安藤农园野菜直卖”之类不断掠过的标牌，可想在这里，农业景观会是比工矿遗产更吸引人的风景。北海道也一向都是日本的主要农牧基地，在明治时期，燕麦、玉米、大菜豆、鸭茅等植物新品种从西方引种过来时，大多都先种植在北海道，或以此为栽培中心。1903年张謇访日时最感兴趣的也就是北海道的开拓，尤其看到山东农民许士泰在札幌开荒万顷成功之后，深受感动，决心依此改造南通。时至今日，北海道仍有着日本最开阔的农业景观，只是这在后工业时代也慢慢地变成一种对大地风景的想象。
和国内的情形不同，在札幌的大超市里，各种农产品大多标着“产地直送”，且附上生产它的农民的名字和头像——他们无一例外都挂着灿烂的微笑，更像是一个园艺师而不是一般人印象中的“农民”。所谓“日本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影视剧中也时常可见端倪：一个大城市青年，由于某种机缘巧合或厌倦了喧嚣的都市，忽然去农村干起了伐木工、殓葬师或自种蔬菜的农民。在这里，这些职业并不被视为一种职业，而被重新体验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人生哲学。我一个朋友曾笑说，日本人就算是去伐木或做菜，“也能营造出十分高大上的气氛来”。这与其说归因于某种“日本文化特质”，不如说是后工业社会的现象：消费过程中，“意义”所带来的体验，比物品本身更重要。
正由于近代化时期盛产农产品的缘故，这里也成为最早打出日本本土品牌啤酒的地方——那是1876年北海道开拓使厅开设的酿造所推出的札幌麦酒，现在札幌市内还有札幌啤酒博物馆。在一小时车程外的海滨小城余市，则有号称日本威士忌元祖的一甲（Nikka）蒸馏所，其创立者竹鹤政孝被称为“日本威士忌之父”。原先的厂区，现在已变成了一个工业旅游的博物馆，包含着竹鹤夫妇的故居，其生平被重新展现为一出传奇。然而这类观光更成功的，则是制造巧克力的“白色城堡”，这个小小的仿古西式城堡，营造出一种童话般的浪漫情调，游客甚多。不必说，相比起博物馆，这样的情调总是更能对一般游人的胃口，甚至对他们而言更有纪念意义。
虽说这里无论是威士忌、还是白色城堡中那种欧式童话气氛，都可看出保持其西方意味的努力，不过这就像札幌街头的麦当劳一样，总还是能让人感到它附带着一种特殊的日本意味。长崎的荷兰村豪斯登堡更有名，这个国家也似乎比亚洲其它地方更迷恋这种西式情调，这大概是一种特殊的“日本式异国情调”。这有点像是中国某些景点中可见到的“世界之窗”（上海迪斯尼不知是否也会这样？），本身附带着自身对他者的想像。在这些旅游景观中的“西方”元素，自然更多是“用于消费的西方符号”。这其中的两难在于：它既不能太本地化（那样人们就会觉得“那根本不是西方文化气氛”），又不能太异国情调，因为真正完全陌生的事物，人们是接受不了的。不过说起来旅游本身也是如此：游客总是既希望体验到与自己日常生活不同的事物，又希望行程中的安排最好按自己原先习惯的条件来。“入乡随俗”与“宾至如归”之间本身存在矛盾。
如果说国内往往只是在“发现”一个景点之后，把它圈起来收钱，那么在这里，旅游真正是“工业化”了，是一种细致规划的产业，也真正是把游客视为想要差异化体验的消费者——在这一点上，这个消费者和商品购买者或游乐场的游客并无区别。在这方面，北海道大概没有哪个地方能比小樽做到更极致了。虽然我对所谓“剧情观光旅游”并不在意，但在从札幌去小樽的路上，脑海中也自然而然浮现出《情书》中的场景，那部电影的确给人留下了一个近乎唯美的小樽（乃至北海道）的形象。时值早春，残雪已消，樱花未放，正是这里一年中旅游最淡的季节，高坡下的日本海在阴翳的天际下显出深深的蓝色。也许是因为现在的许多港务都迁移到了离札幌更近的石狩港，午间的小樽港区非常空旷而安静，几乎看不到人。对多数游客来说，现在这里只是个怀旧型的旅游城市，并且有着这类城镇往往会附带有的“逝去的繁荣”——现在旅游介绍上都宣称它曾号称“北方的华尔街”，虽然这无论如何是过誉了，但大概也就像某个小镇被称为“小上海”吧。
小樽的老街基本就是一条长街，再加上旁边小樽运河一带的旧仓库（几乎是这里的标志性建筑），景点很集中，导游仅预留了两小时——想来她觉得这样走一遍足够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里甚至有几分上海新天地的感觉，虽然它并不在一个大都市的中心，但同样是修旧如旧的建筑，并且也同样开满了各种店铺，只是更注重整体的“浪漫”基调——有一座老建筑现在居然就叫做“小樽浪漫馆”（Romankan）。同行的女同事们也尤其对那些琳琅满目的玻璃器皿（这是小樽最出名的，“北一硝子”最初就从事玻璃生产）、八音盒、点心（“六花亭”等）等爱不释手，流连忘返。著名的小樽运河，其实景观河道也只是短短的一段，游客明显比当地人多多了——而这些当地人中还包括在河边画风景画代售的、以及拉游客的车夫。
从主街的小巷走进去，有一座不起眼的“小樽历史馆”，陈列非常紧凑。与北海道近代以来兴起的许多城市一样，小樽最早原是工矿城镇，是从1873年发现煤炭开始的；其繁华也不是“北方华尔街”式的繁华，而或许更像鲁尔区，甚至现在游客为之惊叹的玻璃工艺，在北海道原本也是在函馆更早传入。那时的北海道一切都在新开发的浪潮中，以至于1880年开通的札幌-小樽线是全国第三条铁路，小樽运河则是1923年在填海岸线外形成的人工岛开凿出来的，同样是为了港口运输，可算是是其鼎盛时期的产物。如今看来难以置信的是，在1940年之前，小樽和函馆的人口都曾超过札幌，而如今两城加起来也不到札幌人口的四分之一。二战后，日本政府决定将室兰、苫小牧等太平洋沿岸的港口作为重点，函馆、小樽等老港的地位下降，而1960年代后随着石油成为主要能源，北海道的矿业也陷入不可逆的衰退。从小樽的人口变化就可看出这座城市的盛衰：1916年突破10万人，1932年达15万，1958年首次突破20万，到1964年，其常住人口达到历史巅峰的207,904人，之后便不断下滑：1970、1973、1983、1987、1994各向下跌破1万人，到2007年跌破14万，至今仍在衰退之中，一度是全国知名的“斜阳都市”。
现在看到的小樽，可说是随着它作为工业城市的衰败而来的反向运动的结果。可以想见，在它作为煤矿、工业港口城市的时候，大概既没什么人把它作为旅游目的地，更不可能把它看作是浪漫的、充满怀旧气息的地方。在其盛衰转折的1960年代中，小樽运河也已遭废弃，淤塞的河道在夏天散发出恶臭，一度决定将之填埋，由此激起1973年的“小樽运河保存协会”，虽然抗争产生极大影响，但1985年运河仍被部分填埋。正是从那个时候起，它的历史文化遗产开始受到重视，文化设施也齐全起来：小樽文学馆和小樽美术馆在1978和1979两年相继开馆，更不必说还有对大量历史建筑的重新审视和复原。这些都是随着“小樽运河保存”、“小樽再生论坛”等四十年来民间不断要求保存和重振地方景观的努力而来的。这背后的信念，与函馆的复兴是一样，即借由建筑物的再生，带给都市新生命。幸运的是小樽至少的确辉煌过，为它向后工业化社会的转型中保留了一笔遗产，即明治时期的西洋化老建筑，否则现在游人到此，大概也没什么可看的。1983年当地制定《小樽市历史性建筑物及景观地区保全条例》，开始设法重新利用这些老房子。其结果是观光客数目在1985年达到270万人，1992年已突破500万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重修的小樽运河，河道变窄，周围的石砌仓库也有所减少，当地保存运动的人士认为这很人工化，但很多游客却觉得这里“非常诗情画意”。
“小樽运河保存协会”前会长峰山富美曾说：“真正的故乡是自己的心之所在、要生活于其中，就近地去保护它。”这其中或可看出日本地方自治的力量：每个地方都力图打造自身的特点。这其中既有传统的因素（毕竟日本经历了长期的封建时代），也有现代化时期那种想要维护自身特色的压力（或许可以称之为“再封建化”）。日本那种“一村一品”恐怕也不是偶然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日本或许仍是像江户时代一样，是一个巨大的地方自治的联合体。
不过这真的就能挽救斜阳都市吗？很难说。小樽无论如何算是成功的案例，但即使是它，人口也还是在不断萎缩中。旅游业无法养活当地所有人，年轻人也毕竟总要去大都市寻找机会。从小樽市政府网站的数据来看，小樽在2007年11月还有138,993人，但今年3月末已仅有124,122人，其中65岁以上老人的比重高达36.38%——而2014年底日本全国平均是26.0%，札幌为24.1%，上海则为10.12%。在整个北海道，这些年来人口都大幅衰退，2012年总和出生率仅1.26，在全国各都道府县中只比东京和京都略高；孩子越来越少，以至于2004-2014年间已陆续关闭多达451所道立中小学。其中唯一人口大幅增长的就是札幌市：1975年其人口（131.9万）还位居全国第七，2007年已超过神户、京都攀升到第五（189.31万），在十大都市里增幅第一（43.5%），比近年来蒸蒸日上的福冈（40.4%）还要高。
残酷的现实是：不管多么热爱家乡，但人口总是在往都市集中，只不过在北海道尤为显著而已。在这一浪潮中，最痛苦的不是小樽、函馆这样有自己历史文化传统可挖掘的城市，而是像夕张这样的纯工矿城市——它在1940-1960年代初的鼎盛期曾出产了北海道20%的煤炭，是日本的“煤炭之都”，但在1963年日本削减煤炭生产后，夕张被迫于1990年关闭最后一个煤矿，经济急转直下，衰落的速度远超过小樽：夕张1990年人口2.1万，仅是1960年巅峰时12万人的1/6，现在更仅有1.2万人。和小樽一样，它也在向后工业化转型：1961年当地农民改良的蜜瓜成了新特色，如今它创造了全市农业收入的90%多，那个号称“史上最凶残吉祥物”的蜜瓜熊也渐渐知名，但其“煤炭历史村”却并不十分收欢迎——毕竟要把这联系到浪漫要困难得多了。这些都是日本工业城市转型的缩影，电影《扶桑花女郎》便是基于常磐煤矿的真实故事改编的。
一路从余市到小樽，街道常常空荡荡的，许多地方似乎都看不到市民，即便是人潮涌动的小樽老街，那给人印象也是游客居多；许多房子上标着“入居者募集中”。有人问起导游，为何看不到人，回答是：“都去东京看樱花去了。”这听起来倒也不失为一个浪漫的托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