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衣美男 · V

                
                
阿德里安·普鲁斯特（Adrien Proust, 1834-1903），比波齐年长8岁，是当时最富盛名的医学教授和执业医师之一。他的父亲是夏特尔附近伊利埃小城的蜡烛制造商，期望儿子成为一名教士。阿德里安虽然拿到教会的助学金，但不久从神学院辍学，在不改变宗教信仰的情况下选择了医学专业，也带着宗教式的热情去行医。1862年他获得医学学位，1863年获得主治医师资格，1866年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受政府邀请，他对霍乱的传播路线进行研究，旅行至俄罗斯、土耳其和波斯，找出历次疟疾大传染进入俄罗斯和欧洲的途径，正是他创立了鼠疫和霍乱的“防疫线”（这个名词的发明权也归于他）。此次成功的考察之后，他获得法国荣誉军团的勋章，并开始推动行之有效的公共卫生与隔离运动，直至成为法国卫生部的督察。一方面，他靠所学改变了命运，成为家族中第一个远走高飞的人物。另一方面，他因犹太妻子的财产而富有，迅速跻身于资产阶级阵营。他多次代表法国出访欧洲各国，游说各国接受国际卫生组织的监管；他还命名了“尘肺病”；促进美国和法国实现国际肉类检疫标准；第一个在医学院开设卫生学课程；超前于时代论及如何同结核病做斗争。1879年，因功勋卓著，阿德里安当选医学院院士。阿德里安勤于著述，一生写有34部书，从通俗的卫生小册子到高深的专业著作都有，世纪之交如果去书店“寻找普鲁斯特”，店员拿出的十有八九是父亲阿德里安的实用书籍，而不会是儿子马塞尔（Marcel Proust，1871-1922）的轻浮作品。比较讽刺的是，1897年阿德里安与同事合著了一本书：《神经衰弱症疗法》，此书广为流传，可是阿德里安对马塞尔的神经衰弱却一筹莫展。
阿德里安本人阳刚威武，长子马塞尔却耽于阴柔。医生身材魁梧，蓄一部花白胡须，身穿黑色外衣，戴夹鼻眼镜，神情威严，仪表令人敬畏。虽然妻子十分贤惠，私下里，他也是个花花公子。比如妻子有钱的叔叔路易·韦伊，有一个半上流社会的情人劳拉·海曼，阿德里安竟然悄悄与劳拉有染。不仅如此，为了改掉儿子马塞尔的女性化和神经衰弱，还把他送进妓院去体验——完全失败，并打碎了妓院里的一只夜壶；可能是出于同一心理，他鼓励马塞尔追求海曼。1888年，马塞尔17岁，不停地向海曼献殷勤、送花、送礼物，以致于海曼写信给阿德里安，要求做父亲的稍稍约束一下儿子：太靡费了。
                
                
虽然长子颇让做父亲的失望，次子罗贝尔·普鲁斯特（Robert Proust, 1873-1935）却是可造之材。童年时代，他与哥哥一样相貌甜美，后来却越长越像父亲，体壮如牛，绝无神经衰弱之虞。同样是名校孔多塞中学的学生，哥哥只拿到哲学特等奖，弟弟却有一等哲学奖状、一等物理奖状和数学第二名，显然是继承父业的合适人选。
                
                
                
                
                
                
                
                
从1873年到1900年，普鲁斯特医生一家租住在玛德莱娜附近的马勒塞尔伯大道9号（9 Boulevard Malesherbes）。这是一套有七个房间的公寓，拥有当时最现代的设施：自来水、燃气灯、煤炉提供的中央供暖系统，还有宽敞的浴室，宽大的楼梯，大理石台阶，铸铁扶手，甚至还有一部电梯。不过，依照父亲的品味，放置着老式的大餐柜和第二帝国式样的沉重家具，满铺地毯，窗帘厚重，“一切都是黑红二色”，马塞尔评价为“彻头彻尾的医学式的丑陋”。据说这套房间曾经丑陋得惊到奥斯卡·王尔德，他是来赴马塞尔的晚宴的，但是看到室内装饰和老派的普鲁斯特医生，吓得掉头便走。
                
                
马塞尔的确在这里举办过多次出色的晚宴，作家法郎士、孟德斯鸠伯爵、女诗人诺阿耶夫人等等皆为座上客。在这样的场合，普鲁斯特医生多半不会出席，只有普鲁斯特夫人得体地露一下面然后退场。父亲常把长子的社交活动贬低为“交际花聚会”，而他自己，为了谋取院士的职位，也免不了在家大宴宾客、或是出席他人召集的晚宴。
在两个儿子还小的时候，普鲁斯特夫妇加上两个孩子，常去医生的同事、波齐（Samuel-Jean Pozzi，1846 –1918) 家赴宴。波齐医生与普鲁斯特医生同为冉冉升起的医学界新星，同样出身平凡而平步青云，逐渐享有国际声誉，颇有惺惺相惜之意，因此发展了通家之好。不过显然，旺多姆广场10号与马勒塞尔伯大道9号还是颇有等级差距的，依靠夫人带来的巨额资产，波齐的旺多姆广场豪宅有当时最懂礼的佣人、最漂亮的马车、最豪华的家俱、最炫目的收藏——除了大家所熟悉的名家作品，波齐的品位表现在他对古钱币、古希腊罗马文物有特殊的兴趣。在这样的豪宅中，马塞尔得以窥见资产者不可阻挡的崛起、以及他们发展出的艺术趣味。
                
                
                
                
                
                
自然而然，罗贝尔·普鲁斯特步父亲后尘开始学医，并成为波齐的助手和后来的合伙人。波齐长于妇科，罗贝尔也是如此，著有教材《女性生殖器的外科手术》，在他有生之年再版六次，相当权威。他还擅长一般外科手术，对于前列腺切除术的研究亦很精深，是当时颇具影响的名医。有趣的是，他的坚韧与哥哥的脆弱形成鲜明反差，无论是车祸还是战争创伤，都没能给他留下一丝半点阴影。与哥哥性格趣味不同，可是二人手足情深。马塞尔虽然出身于医生家庭，但因为自己的哮喘痼疾，对于医生并无好感，他有俏皮的一句名言：“如果不相信医学不是件较大的蠢事，相信医学就将是最大的蠢事。”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拒绝医生的看视，罗贝尔几乎是破门而入、才能闯进他的卧室。根据女仆的回忆，罗贝尔·普鲁斯特教授小心翼翼地把哥哥的头放到枕头上，“亲爱的哥哥，我把你翻来覆去，让你难受了吧？”马塞尔说出最后一句话：“噢，是的，亲爱的罗贝尔！”
                
                
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中的医生，有以当时名医乔治·迪约拉富瓦为原型的同名人物，也有杂取种种人而写出的“科塔尔大夫”——一个一心玩弄字眼的讨厌的沙龙白痴，最后终于变成一个符合时尚的著名外科医生兼医学院的教授。这里面几乎没有波齐的影子，如果实在要为科塔尔大夫找原型，还是从父亲和弟弟那里找吧。也是因此，马塞尔·普鲁斯特的最早几位传记作者，都忽略了马塞尔与波齐的关系。
                
                
实际上，由于罗贝尔与波齐的师生关系，马塞尔也将波齐视为导师。根据后来陆续发现的往来信件，普鲁斯特对波齐尊敬而又忠诚。最值得说明的是，马塞尔和波齐几乎同在一个社交圈交游，波齐堪称前辈。当马塞尔想尽办法在1893年结识了罗贝尔·孟德斯鸠伯爵（Comte de Montesquiou-Fézensac ，1855–1921）时，波齐与孟德斯鸠已经有了十年以上的友谊；当马塞尔追慕戏剧女王莎拉·伯恩哈特时，波齐与莎拉的恋爱已经结束多年；当1896年马塞尔争得阿纳托尔·法郎士为自己的处女文集作序时，法郎士已经以波齐为原型写下了小说《红蛋》。同时，无论是马蒂尔德公主的沙龙、阿尔芒·卡亚韦夫人的沙龙、比才-斯特劳斯夫人的沙龙，皆是二人共同出入的地方。
                
                
如果说马塞尔是法国“丹蒂”（dandy）族的新秀，波齐则是元老。虽然他们二人在“丹蒂主义”方面的名望比不上孟德斯鸠伯爵和后来的让·科克托，更比不上英国的奥斯卡·王尔德。在某种程度上，萨金特、博迪尼、蒂索和布朗什等画家，为当时唯美的丹蒂们留下了丰富的视觉形像。没有他们，法国那著名的“美丽年代”或许没有那么美丽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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