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痛恨的就是你痴迷的

记2014年芝加哥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年会
金雯
MLA（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美国现代语言协会 ---- 的年会每年一月举行（去年开始的，之前是元旦前），在北美各大城市间轮换。MLA是文学研究协会，其年会是北美人文研究领域中规模最大的，跟语言学基本无关。会名中的“语言”二字有些渊源，不过说来话长，有碍观瞻，可以在以后的加长版里详记。
MLA年会有主题发言，也有小组发言，涵盖世界几乎所有重要的现代语言中文学的研究，不过英文不幸是绝对重心。学术年会如同一个新产品发布会，不过其目的和动机不太好描述，因为学术思想的“价值”难以估量。说到精神和思想的高下，人们往往会将其等同于“影响力”，但影响力如何度量呢？影响力是指作者名字传播的范围？还是说作品内容被引用或激起新思想的程度？ 激起新思想又怎么判断？ 是自己的用词和文体被直接模仿，还是在其它作家那里引起了某种无法言表的精神触动？假如有一种思想曲高和寡，是认为它没有影响力呢，还是赋予其不可取代的崇高位置呢？
对影响力和价值的不同理解决定了当代文学研究者（或简称文人）的追求和旨趣往往相去甚远。文人大概是当今所有职业团体中性格最多元化的一个团体了，他们也许根本不能看成是一个团体。
所以，我对当今的美国文学研究界只能总结出两个比较普遍的特点来。首先，文人都比较厌恶能赚大钱的文字。因为好的思想和文字一定有别于畅销品，很难在商品社会中得到相对丰厚的报偿（当然也不是不可能）。今年的MLA年会有个长桌讨论，主题就是“大片和畅销书”（Blockbusters and Bestsellers），安排在一个可以容纳两百人的大厅里，结果听众只有寥寥10人。我也不在其列，是事后听人说的。任何做过通俗文学研究的人都知道，想要论证《马耳他之鹰》（1930）和《荒原》一样有价值，基本是死路一条。
但是，如果你以为现在的文学研究者对通俗文学没有兴趣，那就大错特错了。文学研究者存在的价值越是存疑，他们就越是在乎价值和影响这些问题，对通俗文学和文化的奥秘也就越是难以忘怀。我要说的第二点就是“影响”这个词贯穿了近四十年的北美文学研究（也是法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关键词）。1973年，布鲁姆提出了“影响的焦虑”这个概念，1990年代以来学者纷纷对“canon”（经典，即影响最大的作品）的形成和延续机制作出了深入的讨论。二十年后的今天，影响问题又脱胎变成了借助电脑计算法和认知科学进行的文学传播研究了。今年的MLA上“电子人文”(digital humanities) 领域的不少报告都聚集在“影响”研究这个分课题里。认知科学也被引入文学研究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考量影响问题，尤其是作品对读者个体头脑和意识的影响：我们为什么会对小说或者诗歌感兴趣，它们给读者带来的究竟是什么，对集体意识的进化和个人头脑的成长起什么作用？ 是什么使得它们得以被记忆，被热爱，并随之产生影响？如果电子人文热衷于大规模影响，关注流通广泛的语料，文学认知研究追寻的是阅读过程中对理性和非理性产生的作用。两者分别借助数据分析和经验学科来重启二十世纪文人最关心的影响问题。
再退后一步说个大背景，1950年代以来，北美文学研究经历了几个阶段。一开始的关键词是解读，解读就是给文本赋予意义的过程，新批评家想为解读制定一套规则和方法，虽不完美，但沿用至今；80年代开始关键词变成了权力，文学变成了“话语”的一部分，被当成国家政治、传统社会秩序和资本主义机器的同谋和叛徒。进入了保守的二十一世纪，解读和政治这两个关键词仍然很重要，但文学的影响和作用这个古老的话题又擦拭一新重新登场。（不过，说当今文学研究趋于保守，不如说它是一个越来越复杂的动态平衡过程，解读方法、权力理论和“影响”研究三足鼎立，恐怕会延续很长的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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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电子人文之文学传播研究：
去年出版的新书Matt Jockers的《宏观分析》（Macroanalysis）为电子人文领域提供了一个新词，即“大分析”，而且也总结出了这个领域发展以来取得的一个重要突破。宏观分析就是借助技术手段搜集并整理大量数据，从中发现某些文学流通和发展的历史性和地域性规律。
以下是斯坦福大学电子人文网站（也是大分析的起源地，鼻祖为Franco Moretti），具体的链接是对于《宏观分析》这本书的讨论：https://digitalhumanities.stanford.edu/debating-methods-matt-jockerss-macroanalysis
目前，宏观分析一个比较成熟的手段是通过词频统计，分析两个文本之间的相似性。用这个方法可以解决两类问题：1) 可以追溯一个作家，如歌德，对同时代作家的影响。有研究者总结出了歌德《少年维特烦恼》中一组重要也比较原创的词汇，然后通过词频分析很快计算出了大量同时代文本与《少年维特烦恼》之间的相似度，并用视觉化技术用图表展示出来，相似度高表现为距离近，相似度低表现为距离远。
2）可以用来分析作品内部词汇的重复率。有个学者（斯坦福的Mark AlgeeHewitt）就指出，我们可以验证巴赫金提出的复调理论，如果说小说是一种复调式语言，那么这种复调性体现在哪里呢？他用电脑程序计算了一下18世纪大量文本的内部重复性，发现小说用词的重复性明显大于诗歌语言的重复性，说明小说所谓的复调性并不体现在它所用的词汇上。
哈哈哈，你要说了，这些分析结果都简单无聊得可笑啊，不用想也知道小说的语言比诗歌要更具有重复性啊，再说了，文本对其它作家的影响又不完全体现在词汇层面，思考影响问题还不如回去读布鲁姆的近作《影响的剖析》。诚然，计算机算法还很有限，而且用什么算法也会受到研究者自身对文学语言理解的局限。这些反驳都是非常有道理的，电子人文如果给自己冠以“next big thing”这样大而无当的帽子，很容易给人把柄。但毕竟大数据的诱惑是不可抵挡的，任何人文学者都想找到不通过仔细阅读就能掌握一大片文本奥秘的方法，都想把宏观分析和微观解读结合起来，都想参破通俗文学和经典文学的基因。但是文学如果有基因，还需要人来创造吗？而人又是什么呢？其实什么也不是，不过是一种不可知动因的代名词而已，无法预测也无法参透。看清了爱恨情仇，就看不清天灾人祸；理解了社会团体的运作规律，还是难以理解隐匿的内心。
 
二、文学认知研究
这个领域也慢慢风生水起了，MLA几年前专门成立了一个Cognitive Approaches to Literature 的分部。这个领域研究这么几件事情： 1）文学发展史和心理学及精神分析学发展史之间有什么互动。比如十九世纪末现代主义艺术的兴起是如何受精神分析学影响并作出回应的。2） 文学对人类头脑的进化起了啥作用没有，与进化论有啥关系。3）文学创作和赏析与神经系统和意识结构的关系。比如说我们为什么会模仿小说中人物的行为，和镜像神经元有什么关联？又比如说文学中常见的比喻体现了一种什么样的集体意识。还比如说某些小说中对情感与理智关系的呈现（如康拉德、奥斯丁等）在临床心理研究中有没有对应。
总之，文学认知研究即借助认知科学来更深入研究文学如何体现头脑结构并进而重塑头脑，包括理性和非理性的部分。又因为认知和情感不可分离，文学认知研究实际上也包括研究文学和情感之间的关系。
举个小例子。肯塔基州路易维尔大学教授Liza Zunshine就写了一系列专著说明阅读小说对提高我们分析他人意识能力的作用。《我们为什么要读小说》（Why We Read Fiction）一书可视为代表。
当然，我一向认为阅读小说和情商提高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么紧密。分析小说人物的心理动因是一种游戏，没有现实后果，就算很离谱也是一种创造。但现实生活中的人物要复杂得多，分析不准确的代价也更大，所以拿读小说的态度去待人接物，必然深受其害。不过文学认知研究还包括很多其它方面，有一些还是比较可取的，对以往的审美理论和接受理论都是一种深化。
三、一个花絮
研究权力关系的学者还继续着他们坚韧的征程。美国学界唯一具有强大人格魅力而对我个人又有很强莫名吸引力的学者是朱迪斯.巴特勒，她在这次的大会上做了一个类似主题发言的东西，谈她最近的研究成果，即柔弱政治学。主要分析了去年五月发生在土耳其塔克西姆广场上的和平示威，这次示威活动产生了一副经典图像（如下）：
                
                
对巴特勒来说，这图像就喻示了非暴力反抗政治在当代的延续。红衣女郎代表的是一种柔弱的政治（mobilization of vulnerability），用日常手段对日常生活加以捍卫。面对国家强权不改其柔弱本色，以柔为至刚。
因为我对巴特勒本人比较偏心，对这个观点就说到这里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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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乃沧海一粟，有兴趣者可深挖。mla.org里面专门有会议一项。 可以去看看会议日程啥的。今年我没有去听下届总统的致辞，不过不久会发表出来的，到时候再说。
今年东亚文学的报告我听得不多，这方面也不是今年会议的重点。不过希望能有人补充。去年有几个讨论组专门探讨东亚文学在MLA中的弱势问题。
当然了，参加会议也是侧面观察一些学者个人隐私的好时机。如果A偷偷向B打听C的情况，那么其中必有一些隐情。 不过正像德勒兹所说的：“我的内心历程只能以我的情感来衡量，在我的文字中只能以最曲折最隐晦的方式来表达。”
最后，MLA也是博士生寻找教职的重要一环。如果初步筛选通过，各大学校就会在MLA会议上对申请者进行面试。 关于面试，我也写过一个东西的：http://www.douban.com/note/276860351/ 从我学生的反馈来说，比较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