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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婴的面条

维舟 2013-10-04 08:27:51

陈凯歌电影《赵氏孤儿》尽管意在讲述一个宏大的悲剧，但它所再现的许多历史细节倒是因其时代错误而颇值一笑。这部电影中的许多场景要在“赵氏孤儿”所发生的春秋晚期一千多年之后才可能出现，有些更会瓦解整个故事（如程婴不可能作为民间医生去接生）。想像古代其实是极难的，尤其是与我们距离特别遥远的先秦时代。当然陈导演大概也并不志在真实再现那个时代（外景地和演员都会很难找，完全的真实再现也不可能），他只是想讲述一个现代故事罢了。通俗文艺中的时代错误比比皆是，中外名著且不可免，本不必苛责，只不过拎出来讨论下，也算是这部电影带来的乐趣之一。
电影刚起头（00:01:42，画面出现时的时间，下同），就有一个场景值得注意：程婴与人坐在面馆里吃面聊天。

这个场景在三个细节上都是不可能的：一、他们不可能吃面条；二、他们也不大可能用筷子；三、他们不可能坐在临街的面馆里。
面条确实是中国人的发明（《亚洲美食之旅》p.209），但出现甚晚。因为先秦时代还没有后世那样成熟的磨盘，无法将谷物碾磨成细粉；面条的前身汤饼一般认为始于汉代，是将和好的面团手撕成面片煮成面片汤（《考吃》p.55），约在唐代出现了刀切面（《亚洲美食之旅》p.220），宋代才由此向面条转型，当时称之为汤饼、索饼或馎饦（虞云国《炊饼》，载《万象》2007年12月），最终宋代才发明了细长的拉面（挂面），并向东传入日本，向西传入阿拉伯世界和意大利。
在程婴的时代，他想吃上面条是绝无可能的。上古主食的选择极少，一般都是炒熟干吃，无火也可就食（所谓“糗粮”），也有稀饭，下饭则靠羹（许嘉璐《中国古代衣食住行》）。因为多干粮，所以“先秦时，进餐或以手取而不用匕、箸……汉代则普遍用箸”（《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p.330）。而坐在临街面馆里边吃边聊也不可能，因为在宋代之前，中国的城市形态均是坊市制，即使有店铺也不是临街开放，还能吃到一半跑出去看看贵族妇女回来说她“真漂亮”。
随后一幕（00:02:41）交代了故事隐伏的线索：“宫里郎中”不行，才叫程婴前去为即将生产的庄姬脉诊。

这里存在多重错误：《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氏灭门是“下宫之难”，但“下宫”指的乃是亲庙而非国君的宫殿（《礼记》郑玄注：“下宫，亲庙也” ）；否则这就很奇怪了：庄姬既已出嫁待产，为何不是住在夫家和赵朔住在一起，却是夫妻分居（前面还装作感情那么恩爱），一直待在宫中？难道是回娘家坐月子？《史记》原文说得清楚：赵氏被灭族后，“赵朔妻成公姊，有遗腹，走公宫匿”，她是逃往宫中避难的，而此“宫”非“下宫”之“宫”。附带说下，电影中所描绘的晋国白痴国君显然是晋灵公（故用了“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的桥段），但《史记》原文中，此时灵公已死，从赵氏灭门到赵武复仇，一直都发生在晋景公时期；而庄姬是晋成公的姐姐，也就是灵公和景公的姑妈，而非电影中的“姐姐”。
将医生称为“郎中”也是时代错误。“郎中”本是战国起设置的帝王侍卫官，一度是高级官员，到唐末五代因授官泛滥，北宋又设太医院，渐渐才自两宋起变为对医生的尊称。后面一幕（00:43:32）说“一个叫程婴的大夫”，显然也将医生称作“大夫”，然而在春秋时代，“大夫”乃是极高的贵族头衔，用以指医生，最初也始于宋徽宗政和年间在医官中设置“大夫”官阶。另一幕（00:37:22），公孙杵臼自称是“中大夫”，有“王命铁旗”，似乎这是高官，但“中大夫”作为官职始于北周，之后历代也非高官，不过四五品，至于“王命铁旗”更不知为何物，晋君是“公”，还不敢称王；何况在春秋末期时铁器乃是很少用于重要礼仪场合的贱金属，用“铁旗”也不合逻辑。不过这片里许多处用的似都是铁器，如片头程婴似在用铁锤或铁榔头敲铁钉，又有用铁斧劈柴（01:06:21），片里人们所用的剑则明显是精钢剑，而非青铜短剑。
再说回医生的问题。电影对原著的一个极重要改变，就是将程婴从赵家的门客改设置为一个本不相干的平民医生，故事也就从表彰忠义节烈的自我牺牲精神转向了更具现代色彩的个人主义复仇。然而在先秦时代，程婴为庄姬脉诊、接生都是不可能的。先秦两汉时医生的社会地位不高，被称为“医工”（《素问•疏五过论》）或“医匠”（《急就篇》）。在春秋时，程婴也不可能作为私人执业医生被请进宫，因为当时宫中医生都是世官，“封建时代，医者盖王官之一守，而出于世业之家。故《礼记·曲礼》论侍君亲之疾，有所谓‘医不三世，不服其药’之礼。……春秋医者，据史乘所载，大概主为贵族统治阶级疗疾，而其职任特性则近乎私人内侍。……我们推断春秋时期医者的角色当亦近乎王公贵族之内侍，而世掌疗疾之工作。”（金仕起《古代医者的角色——兼论其身份与地位》，载《台湾学者中国史论丛·生命与医疗》p.4）到西汉时已有医者服事后妃、诸妇之侧，但后妃之产乳养护都是女医负责，接生则有产婆，直至后世，男医生都极少参与生产，除非难产才被请来，但也看病而不接生。李贞德《汉唐之间医书中的生产之道》在分析三国时华佗故事后指出：“倘若孕中无病，即使贵为夫人，是否会定期就医检查，值得推敲。待至分娩，若无难产，亦未必召医诊视。”（同前书p.88-89）而且生产时须“下地坐草”，也不像电影中那样，就躺在地板上接生出来了。固然电影中接生时事出突然，但问题是：按古代情形，首先庄姬就不可能定期就医检查。
本片中的头衔称谓相当混乱，按晋国的制度以卿大夫执政，赵盾是不可能为“相国”（00:03:10）的。

因为“相国”作为职位的设立始于战国时代，当时且多称“相邦”，到西汉因避刘邦讳，才改称“相国”。
片中赵盾一直是文官形象，而赵朔、屠岸贾则几乎无论在什么场合都是武将披甲装束。但其时文武并未殊途，贵族男子是普遍文武兼习的，如《史记·秦本纪》：“简公六年，令吏初带剑。”即官员都须佩剑。但朝堂之上则不会披甲相见，打仗时头上要戴胄（即兜鍪，后世称盔），戴上后保护面部，别人就看不清他的脸，故而见尊长时要摘掉，所谓“免胄承命”（《左传》成十六年），见国君更要跳下战车行礼，而在本片中，所有人在打仗时都不戴保护头部面部的胄，见君主并不怎么行礼，直接穿着甲衣就上朝堂了（00:13:04）。

这自然也是不合仪节的。在宋代高型家具确立之前，三千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基本上都是席地而坐的。室内没有地板（不像片中木地板铺得那么好），而铺竹席或草席，以竹丝或莞草编制（许嘉璐《中国古代衣食住行》、许倬云《周代的衣食住行》）。对贵族来说，该铺席而不铺乃是非礼之举。先秦贵族登堂入室，更不能这样大剌剌就直接走进去了，因为那会弄脏席子，必须先在门口去履。“《左传》哀公廿五年，褚师声子因为有足疾，不便脱袜而登席，引起卫侯大怒。君臣雅会饮宴，却必须去袜跣足登席，可见袜的着卸也不致十分困难，而且是履的同类，大约属于软鞋之列，与衬在鞋内之袜有别。古人处室，似以跣足为常……据《曲礼》，入室之前脱履于堂外阶下。”（许倬云前引文，载《台湾学者中国史论丛•生活与文化》p.4）其情形，实际上更接近于日本人脱鞋后在室内光脚踩在榻榻米上。《史记·萧相国世家》记刘邦特准萧何“带剑履上殿”，正表明这是授予的特权，一般情况下不得穿鞋带剑上殿。
按礼仪规定，尊者在堂则卑者在庭。《左传·宣二年》：“晋侯饮赵盾酒，伏甲将攻之。其右提弥明知之，趋登”，之所以是“趋登”，乃因他按礼得站在堂下，无君命而登堂，乃是越礼之举，鸿门宴上，樊哙也是没资格入席而待命在外，等待张良见情形不对召他，才“带剑拥盾”闯入。但在电影中，屠岸贾发出攻击命令时赵家至少有两位重要侍从都在堂上，而且竟直接就披甲携带武器站在旁边，而非按严格的尊卑座次就座（假如有资格就座的话）。
侍从如此，片中的贵族也都个个坐没坐相。按先秦在室内的起居习惯，人们席地而坐时都是跽坐的（即跪着，屁股坐在脚后跟上，崇明方言中“跪”仍读“跽”），故鸿门宴上项羽见樊哙闯入，第一反应是“按剑而跽”，因为他本来就跪坐着。《赵氏孤儿》电影中没有一个人这样跽坐着（大概考虑到这样太难为演员了，除非找日本人来演，他们大概习惯点），最多盘腿坐，更多则是垂足坐，乃至直接两腿前伸（图见下，01:09:30）

——这在上古严格的礼制下，乃是极为无礼的一种举止，所谓“箕踞”，也就是像簸箕一样，两腿平伸。《礼记·曲礼上》：“坐毋箕。”《韩诗外传》卷九：“孟子妻独居，踞。孟子入户视之，白其母曰：‘妇无礼，去之。’母曰：‘何也？’曰：‘踞。’”就因坐姿不正确，竟然就要休妻，可见人们对此何等在意。
电影中的许多场景，即便是程婴这样的平民家，室内家具都不少——在席地就坐的年代，室内家具其实一般是不多的，更不大可能有桌椅凳子等高型家具。在片中可看到，连那个小面馆里，人们就餐时也都是垂足坐在凳子上的（00:58:57），

而程婴与韩厥见面（01:11:08），两人也都是垂足坐着，

总之片中的情形，倒更像唐代的情形：“唐代是低型家具与高型家具并行，也是跪坐、盘腿坐与垂足坐并行的时代”（扬之水《终朝采蓝：古名物寻微》p.4）。附带说一句，图上的灯具也有问题，先秦两汉的灯具多是豆形灯，而韩厥多年来都是晚上和程婴见面，那就更不可能了，因为宋代以前中国城市均实行宵禁，暮鼓响后，人民就不能夜行了。西汉时连大将军李广“从人田间炊”，晚归也不得夜行（《史记·李将军列传》）；唐代“京城内金吾昏晓传呼，以戒行者”（马缟《中华古今注》）。韩厥竟然晚上出来，不早被人逮住才怪。
片中的大型建筑（城墙、宫殿）外墙常是砖石结构（先秦实多夯土版筑而成，即宫殿也不例外），而尤为奇怪的是庄姬所住的地方，分明是日本中世才受禅宗影响发展出来的枯山水庭院（00:30:01）：

晋国当时的国都曲沃并不大，许倬云据对曲沃古城（东西1100米，南北600-1000米）的考古推断，“我们至多只能假定一个封国的首都有一二万人口”（许倬云《周代都市的发展与商业的发达》，《台湾学者中国史论丛·城市与乡村》）。以这样的人口规模是不可能一下搜出100多个新生婴儿的。屠岸贾分明知道赵家的孩子是刚出生的男婴，而刚出生的新生儿有点皱巴巴的，很容易辨识（附带吐槽下，片中的孩子都不大像新生儿，尤其下图02:01:03这张，头发茂密，那至少半岁了吧），假设当时搜的是一个月以内的男婴，而当时城内的人均年龄为25岁，那意味着人口规模是：100*2*12*25=6万，这不大可能塞得进一个才一平方公里方圆的古城内（好吧，我承认自己这么算有点吹毛求疵）。

关于搜寻婴儿这段，当然是袭用了《圣经》中希律王的故事（《史记·赵世家》只说“索于宫中”，是有目的地搜赵孤，可没殃及城中另一百个婴儿），但有两处细节也颇令人费解，一是屠岸贾宣称那些孩子“都有米汤喝”（00:42:34），春秋时黄河流域的晋国好像不大产稻米；二是他限定交出赵孤的时间是在“寅时”（00:42:46），但寅时是凌晨3点-5点，为什么要规定这么个不尴不尬的时间，害得大家冒着宵禁的风险，半夜睡不好，跑去广场领孩子呢？这好像不免有点变态。
还有一个大问题是：片中人似乎坐车都是为仪仗用，或文官才坐，武士则全无例外，或步战或骑马，马队颇为雄壮（00:06:49），赵武成人后尚有骑兵在林中冲锋的场面。

然而春秋末期分明还是战车时代（虽然在攻击山区敌人时，晋国是第一个毅然毁车步战的国家），片中竟无战车，而赵盾的马车也只两匹马（实际以四马为常，故所谓“驷马难追”），只有一位车夫而无车右（按规矩是一车三人，尊者在左，此所以《史记·魏公子列传》写魏无忌求贤若渴时写“公子从车骑，虚左，自迎夷门侯生”，但电影中赵盾坐在中间，中间其实是御者的位置，车右则是执戈御敌的勇武者），此外，“上古乘车是站着的。《礼记·曲礼上》：‘妇人不立乘。’可见男子一般都立乘（许嘉璐《古代的衣食住行》）。骑兵出现很晚，所谓“六经无骑”，早期经典中就没出现过“骑”这个字。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那还是两百年后的事，而且也只是“骑射”，初期的骑兵多安排在侧翼，执行一些辅助作用，成为作战主力则更迟；又因马镫要等公元三世纪后才发明（通常认为是鲜卑族所发明，不过看电影中春秋末期人们就纷纷用上马镫了），在五胡乱华之前也没什么重装骑兵，因为没有马镫的平衡力，持兵刃与人对砍时很容易从马背上摔下来。在用上马镫之前，人们是跳上马背的，下马时则须先将两腿放到一边然后跳下来，双足着地。赵朔在堂上戎装离开，直接上马，也颇不合，先秦两汉的士大夫基于礼制，“出必乘车不骑马的风气，至南北朝间因战争频仍，戎服常用，士大夫习于骑者渐多，以致于到了唐代除特殊场合，士庶已少有用车，而是骑马”（巫仁恕《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p.67）。
说起来赵武（或“程勃”）小时候吵着要去上学堂（01:09:06）也有问题，

盖先秦之学校乃是贵族学校，不像后来民间私人办学渐多，且早期的民间办学也是收“束脩”而非直接收钱，程婴可以直接回答：“上不上学堂，这不是钱的问题。”赵武的意识，更像一个宋代以后想读书的中国孩子。不过说起来，程婴本人的医术，除了把脉之外就是汤药，从不使用针艾，在许多方面也更像宋金以下私人执业的儒医，而不像先秦时那种巫医。
片里还有许多细节可较真的，例如：赵氏灭门时竟有人奉上赵氏族谱（00:26:01），

族谱至少也要到魏晋时门阀制度盛行后才出现吧；程婴还用毛笔在布上画下赵武身世，然而毛笔据传也是秦时蒙恬才发明的，之前是用刀在竹简上刻字的，故有“削删”之说，因为写错了用刀刮掉；先秦平民都只穿麻布短褐，但从片中看，程婴父子也穿过蓝布衣服，这种染色过的布可不寻常；至于那时人下围棋、生子送喜蛋，好像也太早了点；新立的晋君问屠岸贾“什么是仁义礼智信的仁”，唔，难道当时就已独尊儒术了吗？
当然，最令人侧目的是片中人物思想意识的奇怪与超前：赵武得知自己真实身世后，想到的竟不是为自己父亲和祖父复仇，反倒一心一意是为程婴死去的孩子复仇——为了这个自己没有血缘关系也未谋面的孩子而杀死与自己感情深厚的义父？不知他和程婴都是怎么想的。程婴呢，在已告知真相后仍老实不客气地对赵武自称是“爹”（01:58:54），当然这里他不像《史记·赵世家》里那样是赵家的门客，但在一个尊卑分明的时代，也大不寻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