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诗辩护” —— 英文系好在哪?

韦尔兰·克林肯柏格（Verlyn Klinkenborg）在《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英文专业的衰落》(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English Major)中以家长们质问般的口吻提出一个令人尴尬的老问题 ——“英文系到底好在哪儿？”。克林肯伯格也略带无奈的回答说，“也许最好的答案一直是，‘等着瞧吧’（wait and see），但这个答案却无法让任何一个人满意”。同样在今年四月，复旦大学英文系教师“文冤阁大学士”的一篇《英文系怎么办？》再次引发了一场关于英文系发展与去路的一系列争论。其中有关就业压力、教学方法、师资生源等等问题的争论，也仍只能落个莫衷一是的下场。即使如此，我仍然觉得有必要尝试着去回答，英文系到底好在哪。
当然，你们可能已经听过有关英文专业的成见。最普遍的心态便来自于“大学士”笔下那些“许多学生”。他们“不满足于以单一外语，尤其是一门各国普遍通行的外语为专业，你也会，我也会，我拿什么超过你？我自然要去学点别的，经济啊，管理啊，哪怕再掌握一门外语也好”。因为英语教育的普及和许多学科“与国际接轨”尝试，以至于另一些诸如“培养通识教育基础”和“作为理解西方文明的途径”是英文系独具优势的理论也难以再自圆其说。因为撇开学科偏见我们可以看到其他专业背景的学生，或是通过自我教育，或是通过专业训练也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这一点其实显而易见。现代学科发展和学院体制要么直接来自于西方，要么深受西方的影响。我相信如果一个人如果真正把握了任何一门学科的精髓，他必然能或多或少的摸清其在西方文明当中的源头。而“通识教育”这个问题在实践上可能会更复杂一些，但总体来说英文专业和通识教育其实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或者说通识教育在理论上不应该被当作是英文专业所特有的优势。所以，我们不禁要问了，英文系到底好在哪？
我认为只能是语言。就像理查德·罗蒂在他生前所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生命之火》中尝试重申雪莱《为诗辩护》中的论点。他说浪漫主义的核心在于一点 —— 理智只能追随想象首先开辟的道路。他说，“没有语言，就没有推理。没有想象，就没有新的语言。没有那些新的语言，（人类）也就没有道义或者智识的进步（No words, no reasoning. No imagination, no new words. No such words, no moral or intellectual progress）。“罗蒂借用并延展了哈罗德·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中”强健的诗人“（strong poet)的观念，他认为像柏拉图、牛顿、马克思、达尔文和弗洛伊德那样人的与弥尔顿和布莱克毫无二致。他们都在延展“诗”的意义，在创造新的语言为后来人的推理制定规则，无论这种语言上的突破是出于人类道义或是智识的进步的目的。
这一点，我自己可能受益于中学时代阅读柏拉图或者萨特。萨特的《文字生涯》勾勒了他童年生活的角落，也起草了一份他“文字生涯”的自白。当读到“荒谬把生活当作史诗，艺术当作超验，文字看作事物的精髓。概念比事物更加真实”，或者读到“二十亿人躺着安睡，唯有我孑然一身为他们站岗放哨（或在挑灯夜读）”，你仿佛能看到这个世界是如何能通过语言和文字来建立自身的秩序。所谓这类似的启蒙，理查德·罗蒂的《托洛茨基与野兰花》也是其一（这也是我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拿出来读得文章）。
关于这一点我不能多说，因为理解是一回事，体会是另一回事，道理说再多也都一样。也许当一个人能真正体会到包括文学在内的人文学科是值得倾注毕生精力的事业，当他领悟到这项终生的事业能不断收获启发，能不断驾驭自身的兴趣去扩展新的疆域，能不断更新自身对世界的认识，并意识到潜藏于自身的强大意志，意识到“人是自由”之时，这些道理才不言自明。对一些人来说，这个时刻也许会在这四年中的某个时刻到来，或者会在毕业多年后不期而至；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虽然我必须很遗憾的承认，这个时刻也许永远不会到来。
当然，回到本来的话题，“为诗辩护”的目的在于提醒大家一点，大家可能完全没有意识到英文，一个以语言为基础的学科，其自身的力量以及其值得挖掘的巨大潜力。英文系、外文系或者是以前的西洋文学系都曾一度是这个社会几乎所有“新想法”的来源,这一点我也不必再引证，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都曾如此。然而即使环境有所改变，正如我所说，它对于语言和文字能力的磨练，它对语言敏感的培养，对理解语言的专注仍然是其不可否认的巨大优势。这是整个文化、社会以及历史进程的基础。
如果至此你还没有被说服，你可以接着往下读。
人可以自信于自己已知的，谦逊于自己所知道的无知的，但却总是傲慢于自己不知道的无知的。这话听上去挺绕，其实就是说“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是最危险的。从更实际的角度来说，对于大多数新生来说，语言能力便是这第三类。
克林肯柏格说他总是满怀希望和担忧地开始他在哈佛、耶鲁或者哥伦比亚的研究生写作课程，因为他担心这些优秀的学生会让他感到多余，他没什么可以再教的了。但很遗憾，他最终发现学生们根本不会写作，每个学期都如此。克林肯柏格教的美国学生其实跟中国学生有着相似的特点。他们都能不时引来几段时髦的行话和术语，说几句他们从某些地方读到的逗趣的机智的言论。当然，他们总是善于通过这些“技巧”来获得不错的分数，他们太擅长于此了。但是对于写出流畅、清晰、简洁明了的文章，他们却无能为力。这完全不是骇人听闻。我一直认为写作是一项极其困难的技巧，而这种感觉一点也没有因为我自身写作经历的丰富而有所消退，对于英语母语的学生同样如此。阅读也同样如此。
所以至今我仍然持有这样一个略微激进的观点：一个人的阅读和写作能力如果无法做到极致（请注意，是极致），那么他在政治、经济、法律等等其他领域中也是很难有所建树的，这无关与专业或者职业素养问题。所以即使有社会就业压力等等原因，职业训练对于本科学生尤其是新生来说仍然太早。因为如前所述，语言是描述和探讨一切文化、政治以及历史活动的媒介，所以本科阶段英文系的学习和训练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环境和机会。因为通过语言所获得的阅读、写作以及分析的能力始终受用终身的，虽然这是一个在短期之内无法量化的不可见的过程。
最后再回到清华的外文系，我也算是跟清华外文系有缘。我高二的时候，清华外文系曾来我们学校做过一次宣讲会，现在只记得谈了一些关于它“后现代”“后殖民”文学的研究强项。当时我也只是似懂非懂，但却暗自的打定了报考清华的决心。后来去北京参加了保送自招的复试，格非、彭林、柏晓静三位老师面试了我。我还记得当时很紧张地说到自己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比较感兴趣，让格非老师一口气连问了几十个问题。虽然我曾在人文实验班和外文系之间犹豫，他们还是决定让我去了外文系。在这里的四年里，我当然也有失望和困惑的时候，但我仍然庆幸这里有充分的自由。
有人曾就这一点把清华北大跟香港大学做过比较，虽然也只是一家之言。他大意是说港大的确有它的优势，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香港功利化程度较北大清华相比，只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说，“大学本是离经叛道、尝试、接纳各方各面的信息并最终养成个性的地方，而不是放弃个性把自己打磨成随大流的社会机器小螺钉的地方”。 所以港大最后的结果，在他看来，是“文理工商毕业生一起挤着争投行和四大”，很难说算得上是真正的自由。但在这里，不愿循规蹈矩的人能有生存的权利，所谓茨威格笔下“异端的权利”。这也是我在这四年里体会最深的一点，充分的自由能让人意识到你在同学之间和课程之外所能收获的、体会的东西远远比任何刻板的培养计划和成功的“人生规划”丰富得多。我也曾经举过我自身的几个例子，系里老师如何对学生的发展给予相当自由和灵活的空间，关于出国交换学习的和课程考核评价的等等等等。当然，如果你愿意把这份自由继续用于“循规蹈矩”，或者因此以为这个专业轻松好混，那么这份自由便是白白浪费了。我们不能，也绝对不应该要求每个人都“离经叛道”，但我们至少需要“离经叛道”的人带来改变（make a difference）。
当然最后说得再实际一些，我们系文学、语言学、翻译的三个方向，除了翻译的实践性导向比较明显，文学和语言学的跨学科的接口方向都非常宽。前文说了不少文学对于语言和文字能力的磨练，它对语言敏感的培养等等，当然语言学对于语言的理解也不应该被忽视。我也不是语言学背景，我的了解也比较有限。但毫无疑问，我们系的语言学与心理学、社会学、认知科学、计算机等等学科都有比较密切的交叉研究，想了解的同学可以再找系里的老师咨询。如果有心看看系里老师的一些关于幼儿语言习得、语料库等等课题，也是很有意思的。总之，英文系是一个提供“尝试、接纳各方各面的信息并最终养成个性的地方”，文学和语言学都可以如此，但最为根本的问题在于你如何可以利用好它。
如果这些答案还是无法让你满意，英文系到底好在哪里，我想只有一个更好的答案了 – “等着瞧吧”（wait and s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