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特，芒福德及其他

一个是上个世纪最伟大的建筑家之一，一个是上个世纪最重要的建筑评论家之一，两个人的首次通信发生在1926年的8月，赖特59岁，芒福德31岁。
　　　　
1916年到1922年期间，赖特已经离开了沙利文（Louis Sullivan）独立门户。他也已经在欧洲出版了专辑，在美国和日本开了事务所，奠定了世界级建筑师的名声。那段时间里，他把全部精力都扑在了东京的帝国饭店（lmperial Hotel）上，苛刻的设计要求给他提供了最好的展示空间想象力的机会，也正是这栋建筑为他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当然这决不仅仅是由它的自然主义外观和功能决定的。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杀死的人数超过14万，绝大多数建筑都毁于一旦。但帝国饭店依靠赖特的水泥柱系统奇迹般地幸存了下来。
　　　　
芒福德则要比赖特要小28岁，二战结束后，他介入学界和媒体之间的公共空间。BBC和纽约客这样的公共媒体都是上个世纪20年代的产物，芒福德也是第一批 “公共知识分子”。他做过美国标准局实验室助理，做过纽约住房与计划委员会调查员。他也教书，先是在曼哈顿的社会研究新学院教建筑学，后来去过哥伦比亚大学、MIT什么的。但他又不愿总呆在学院里，还同时在很多杂志如Dial，社会学评论(Sociological Review)还有新共和（New Republic）等上面发表文章。1931年以后，他开始为纽约客写作专栏，也成为了纽约客最重要的作者之一。后面的几十年，他的名字始终和纽约客牢牢地绑在了一起。
　　
我在学习和了解这两位大师的时候，脑海里总会想起罗斯金、惠特曼甚至卡莱尔，是他们奠定20世纪美国文化的大背景。建筑或者城市，都是一股伟大文明的一角。
　　　　
在学生时代，盖迪斯的书把芒福德引入了城市和社会研究。他也读霍华德的《明日花园城市》和布雷格登（Claude Bragdon）的《建筑与民主》，但没有人比盖迪斯对他影响更大。他说，那是“一位威风凛凛的父亲，是严谨而无所不至的父亲”。他的处女作《乌托邦的故事》就循着盖迪斯的路数写，1922年出版。只要一有空，他就会像盖迪斯自述的那样，在纽约到处闲逛，有时坐火车，有时干脆步行，从各个角度观察和思考大都市的生态。
　　
盖迪斯本来是那个时代最有前途的生物学家。可是由于身体原因，他不得不终止了自己的教育。他患的是眼疾，无法观察微小的生物了，倒是给他更宏观的视野去观察城市。盖迪斯最著名的一本书叫《演化中的城市》(Cities in Evolution，1914)。不难看出其中生物学的烙印。盖迪斯每开始一个新的规划项目之前，至少在城里无目的地散步一周，这是去体会真正的城市生活。他觉得，城市会对他“说话”。他曾公开表示，Vivendo discimus（靠实践学习）是他的座右铭。
　　
芒福德和盖迪斯同时爱上散步，这也并非完全偶然。芒福德也病了，奇怪的心脏病。医生认为，散步可能有助于缓解病情。所以散步既是他与城市沟通的方式，也是一种自我治疗的方式。他喜欢在都市一些特定的场景素描，这是他的城市。
　　
1923年，芒福德第一次有机会与偶像盖迪斯见面。可是这次见面似乎并不愉快，盖迪斯更想找一个接班人来继续他的工作，而不是找一个对话的朋友。芒福德离开了盖迪斯，决心开始追求自己的事业。
　　　　
时间到了1926年，芒福德和赖特终于有机会通过一个“usable past”的项目相互结识，从此两人开始了三十年的通信。这时候，芒福德的名著《大棒与石头》（Sticks and stones）已经出版，研究英国的建筑史，翻译成德文后引起了格罗皮乌斯等人的关注。而赖特在他的老家威斯康星的Taliesin的日子则不大好过。他要和晚年伴侣Olgivanna结婚，背上了一身的债，甚至房子的贷款都还不了，被债主赶出来。
　　　　
德国人Hendricus Wijdeveld约芒福德写一篇文章，请让他谈谈赖特。芒福德显然对赖特所知并不深，但还是接了这个活。一开始他对待赖特的态度就可以用三点来概括。
　　　　
第一， 赖特的工作应该视作理查德森（H.H.Richardson）和沙利文工作的延续。前者最擅长恢复中世纪时仿古罗马式的建筑，后者则强调，美式建筑就是美式建筑，应该以“形式跟随功能”为基础，不应该再跟着欧洲的风格走。赖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沙利文的工作室里工作。
　　　　
第二， 赖特的风格正好与欧洲以柯布西耶为代表的新兴的机器主义风格相对立。
　　　　
第三， 赖特的风格不妨视作功能主义与表现主义的综合。
　　　　
赖特不完全同意芒福德的概括。与其说这是赖特，不如说芒福德希望赖特变成那种样子。事实上，虽然同样强调有机建筑，同样重视整体与细部的关系，但是他非常不喜欢沙利文的摩天大楼。从现代角度来看，沙利文的十余层高的温赖特大厦或者斯科特百货公司大厦不见得非常高，但他自己在《自传》里说，“它具有一种高的理念――这种建筑上高的理念甚至超过了它自身的实际高度”。
　　　　
对比一下赖特的设计风格就知道，他不会认同这种理念，所以他只承认自己是沙利文的学生，或者说助手，但绝不是信徒。当然这点分歧不足以遮蔽他对芒福德的好感。事实上，1928年以后，两人的通信变得密集起来。对爱默生、梭罗以及惠特曼这些美国自然主义文学巨匠的偏爱，巩固了这两人的友谊。两人的设计趣味都正可以用“有机的现代建筑”来概括，都对“有机社会”有一整套的理解。当然，年长的赖特始终保持着对话中的主动权，他引导芒福德讨论Fiske Kimball，Henry-Russell Hitchcock，Douglas Haskell等评论家，话题多变，从建筑到城市，从文化到规划。
　　
芒福德最早的笔记里，经常出现的两个词是平衡和整体。赖特也一样重视这两个词，只是芒福德的平衡和赖特的平衡，放在一起，似乎并不平衡。
　　　　
1927年，赖特开始设计Ocatilla，这是一个沙漠里营地，惊人的大设计。可1929年突如其来的股市大崩盘彻底打破了赖特的工作计划。出于各方面的考虑，他不得不停下手中的设计转向写作，开始写自传。他已经老并且有名得够格写自传了，《自传》也于1932年正式出版。
　　　　
与此同时，芒福德结束了他那本《大棒与石头》，也结束了他的《黄金岁月》（The Golden Day），转向另一本《棕色年代》（The Brown Decades）。《黄金岁月》是记录美国1830到1860这段日子的精神文化，那段日子有爱默生和梭罗。很自然地，《棕色年代》写的是1865年到 1895年这段日子的美国精神，在后爱默生和梭罗的时代，美国精神持续地往下跌落，时代的颜色也黯淡下来，不比过去的辉煌。在《棕色年代》里，芒福德特意强调了建筑思想的兴起，这样就必须重新审视了沙利文在美国艺术和文化中的地位。芒福德似乎对沙利文有了全新的认识，把他归为“芝加哥学派”，抬到很高的位置。很自然，沙利文的学生赖特给予他的帮助最大，尽管赖特不喜欢芒福德把自己与沙利文并举。
　　　　
也就在这时候，两人之间的争议和分歧逐渐显露出来。20年代末，国际现代建筑协会在欧洲成立。1932年，最大规模的建筑物展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行。这一次，赖特被排除在欧洲建筑思潮之外，其实也就是被排斥在世界建筑思潮之外。评论家Hitchcock列举一组“新先锋”的名单，包豪斯学院的格罗皮乌斯、密斯，还有柯布西耶，可是没有赖特。很多人都认为，他确已过时。芒福德发出微弱的反对声音，但他似乎也看不清楚年过六旬的赖特的新的创造力隐藏在何处。
　　　　
30年代中期以后，金融危机逐渐过去，对建筑的需求再次增大。在这个阶段，赖特的天才再次迸发，建造了几幢他最得意的建筑，其中也包括约翰逊行政管理大楼，还有那至今公认世界第一建筑的“落水山庄”（Fallingwater）。赖特对空间－内和外关系的探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也成为赖特最后20多年设计工作中的核心价值理念。
　　　　
与此同时，赖特开始办学，传播自己的设计理念。也许太忙碌吧，他与芒福德的通信却逐渐减少了。而且，当他为亚里桑那的广亩城市（Broadacre city）做出设计时，遭到了芒福德的强烈批评。这个分歧直至赖特去世都无法弥合。与霍华德、柯布西耶一样，赖特对自己的设计有着异常的信心，他一再强调，广亩城市是他最后的最伟大的设计。
　　　　
从这个角度看，似乎可以验证很多人对芒福德“反城市”的评价，后来的雅各布森也坚定地把芒福德看作是与柯布西耶什么的一伙的。可芒福德其实一直在为这种矛盾而焦虑。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雅各布斯的批评不够公正，过于夸大芒福德对现代性的忧虑感，同时也掩饰了街道固有的问题。
　　
罗伯特.摩西是主管纽约公共工程的人，他对芒福德的批评比谁都严厉，他对纽约的伤害也比谁都严重。芒福德深知现代城市受到摩天大楼和汽车的侵蚀，但“人类正是在城市中并且通过城市，以它为心灵提供的反应，才创造出来的一个创造、多变的对应象征物”。芒福德反对的是现代城市而不是城市，在他心目中，霍华德的“新市镇”才应该是城市正确的发展方向。
　　　　
围绕着城市规划和这个时代的文化象征，芒福德继续着公共知识分子的工作。1934年，他出版《技术与文明》，主要是讨论盖迪斯思想的。芒福德只是顺带提了一下赖特，把他归为有机主义的新代表。从这时候起，芒福德对赖特的潜在批评已经开始了。
　　　　
1938年，他继续出版了《城市的文化》。这是一本人类学意义上的城市学著作，使得芒福德达到了个人声誉的顶点，至今仍然是他影响最大的著作。这本书使得他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芒福德展现了从原始城邦到城邦，从城市到大城市，从暴君城市到Megalopolis的阶段。他已经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了，纽约客上的文章使他名声大噪。他不仅是建筑和城市规划评论家，现在还必须对整个社会的思想提出批评和诊断，他将要证明，他是“即将到来的世界文明的先知”。
　　　　
也正在这个时候，纳粹的思想在欧洲暗地涌动。包豪斯学院已经解散，战争一触即发。赖特与芒福德的友谊终于到了一个转折点。
　　　　
自从在广亩城的设计上出现分歧，赖特与芒福德的通信就急剧减少。芒福德暂时顾不了那么多，越来越紧张的社会空气使得他必须做点什么。1939和 1940年，芒福德连续出版了两本小册子《人必须行动》和《生活的信念》。在这两本书里，他猛烈地抨击了纳粹主义。赖特对此不以为然，他和朋友们说，毫无疑问，邱吉尔与斯大林才是真正的孤立者，他们的信念里，只有社会按照他们思想的模式才能运转。
　　　　
1941年，赖特公开表示反对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芒福德闻言大怒，给赖特写了一封可怕的信，“闭嘴！免得给你自己带来更大的羞耻。”赖特亦是刻薄地回复，“从来就没有什么正义战争。”
　　　　
两人的关系彻底破裂了。后来虽经努力，可再也回复不到刚开始那样子。一不做二不休，芒福德在《新领袖》(New Leader)杂志上发表了寄给赖特的绝交信，赖特也公开对芒福德的著作《建筑的南方》给予极端负面的评价。
　　　　
两人的联络就这样中断了十年。在这过程中，芒福德有时也有些感慨，在一封给朋友的信里，芒福德就承认赖特是这个时代最有想象力最有才干的建筑师。
　　　　
战争结束了，两人的生活各自又有一些变化。赖特举半了“六十年生活建筑展”，往后又不断获得荣誉。1951年的时候，他已经84岁了，可毫无疑问的是，他正处于生命的巅峰。芒福德也已经55了。二战以后，他还要面对冷战提出一系列关于核武器的批评。与此同时，他也在不断修改早年的著作。另一本巨著《城市发展史》正在酝酿之中。所以虽然他还在给《纽约客》写专栏，但建筑批评已经成为他相对次要的工作了。
　　　　
是赖特首先打破两人的僵局。赖特复印了“六十年生活建筑展”的小册子寄给芒福德，后面只附了一句话，
　　　“不管怎么样
　　　　――你的老赖特“
芒福德在他的自传里回忆说，他被这句话深深打动了。
坚冰终于消融，两人开始恢复通信。芒福德在给哥伦比亚大学的讲座里特意强调了赖特的杰出贡献。赖特则安排了他们1952年在纽约Plaza酒店的重新会面。芒福德担心太多事情发生，太多变化发生，两人见面会大失所望。不过，事实证明这是一次成功的会面。赖特送给芒福德一些建筑草图，这是他要设计的温赖特墓（Wainwright Tomb），这个建筑的构想甚至可以往前追溯到沙利文。芒福德把这些草图视为最珍贵的纪念品。
此后，两人又恢复了正常的通信，相互告知各自家庭情况，相互赠送新书，甚至他们的妻子也非常乐于加入通信对话中。赖特还多次邀请芒福德去Taliesin做客，芒福德总以各种身体理由推托了。1956年，芝加哥市长把10月17日设定为“赖特日”，两人有一次碰面机会，也被芒福德婉拒了。似乎芒福德心里还存在着一些芥蒂。芒福德虽然推托身体不好，可还一直写专栏，还先后辗转好几所大学短期任教。这一切，赖特也不是不知道。
赖特已经快90岁了，可仍然爆发出惊人的创造力，据说这时候堆在他桌子上的项目总数达到了令人惊讶的166个。1957年，他出版了《遗嘱》。这本书充满了新的材料，当然基础就是 1956年在纽约开始动工兴建的古根海姆博物馆。这个博物馆直到他去世以后才建成，但至今无人不称赞它的伟大。
可芒福德对赖特的看法却越来越负面。赖特一直是一个个人主义极强的设计师，芒福特当然很清楚这一点。有一个关于他的故事是这样说的。赖特喜欢暗红色，无论客户要求怎样，他总会在关键的部位施以红色。有客户问他，“假如我不习惯这种红色怎么办？”赖特微笑着说，“你会习惯的。”就在那次“六十年生活建筑展”中，赖特亲自带芒福德走了一圈。可芒福德看到的却是赖特身上越来越强的自我中心主义，他讨厌这种自我中心主义。他在自传里说，“我对这种自我中心主义从未有过地排斥。”
在芒福德为《纽约客》写的评论里，他还是客气地用了正反两方面的评语。从正面看，他赞扬赖特的独创性才能。从反面看，他批评赖特不注重客户的具体要求。在随后的文章里，芒福德忍不住加重批评，“赖特的强烈个性深深嵌入他的设计，我们在批评他的建筑设计时，不得不考虑他的个性，他的特质，他的天赋。”
芒福德还继续在《纽约客》里批评赖特。他们在广亩城设计时的分歧又一次放大后暴露出来。芒福德批评赖特个性太强，太反城市。批评赖特总是否认自己于欧洲传统（比如格罗皮乌斯）之间的血缘。总的来说，美国赋予赖特的就是一种原始、粗糙、野蛮的精神，赖特喜欢从口味、训练与自己截然不同的地方吸取营养。
这是芒福德又一次伤害赖特。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赖特一直低估了他们两人之间在理念上的分歧。他还是一直把芒福德当成自己忠实的追随者。这次影响他们感情的再不是什么“共产主义Vs. 自由民主”。他想给芒福德写信说，“刘易斯，最伤害我的地方是，我一直对你充满着期望和爱，可你却截然相反地理解我的作品。”――这封信，赖特终于没有发出去，一直藏在身边。
芒福德自然也不知道赖特的失望。两人的通信又持续了挺长时间。两人花了很多时间讨论温赖特墓的设计。赖特的精力似乎无穷无尽，他生了一场小病，恢复以后，桌面上的项目总数又增加到150个。当然，他最关心的是曼哈顿的古根海姆博物馆，可他终究没有看到博物馆的建成。
1959年4月9日，一代宗师赖特去世。
芒福德心情沉重地做了一场纪念赖特的演讲。在演讲里，芒福德也没有掩饰他对赖特的批评态度。古根海姆博物馆建成以后，芒福特也给予了评述。他赞扬博物馆的动态的空间，那不断扩展的螺旋型是每个建筑系学生的梦，但他批评博物馆奇怪的展示区。芒福德不断给予赖特极高赞誉，却也终究没有认同赖特晚年身上那种自我中心主义。1990年，芒福德去世。
这两人之间的相互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两人也都在各自领域取得极高荣誉。被誉为“行将到来的世界文明的先知”的芒福德对赖特的批评丝毫不能削弱赖特身上的天才，却可以给我们很多值得回味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