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词典：“药”

药
                
                
[澳]尼尔•路西 著
王立秋 试译
    药(pharmakon) 在对柏拉图(Plato)《斐德罗篇》(Phaedrus，或《斐多篇》)冗长而细致的解读中，德里达关注的主要是柏拉图对希腊单词“药”(pharmakon)的使用，后者的几个意义在“毒药(poison)”和“医药(remedy)”或“解药(cure)”之间变化(range)（这看起来是不可能的）。一个词或概念怎么能把如此相互对立的意义包含在自身之内(hold with itself)呢？与直面这个问题相反（因此也避免了不可决定性[undecidability]的问题），《斐德罗篇》的英译者依循传统，通告根据给定文段的语境或按照柏拉图的意图来决定何种意义是适当的(appropriate)（或本有的[proper]），解决了药这个词的“不可能性(impossibility)”。这种逻辑并不罕见，常规地，在文脉性(contextuality)或意向性(intentionality)决定意义的基础上，它被用于决定(decide)阐释的种种问题。可是，当阐释出现分歧，或意义显得超出给定文段或作者意向的限制之外时，又会发生什么呢？确实，这意味着，文脉性和意向性本身就是阐释的产品(products)——而非资源(resource)。无疑，柏拉图在每次使用药这个词时，对他想要说的东西都有所意识，也能够看到其不同意义之间的相互关联(links)。如果不否认柏拉图有多种意向且能够认识到药这个词有多种（甚至是相对立的）意义，那么，难道我们还应设想把药简化为某人对柏拉图可能看到并因此（据推测）而想要说出的东西作出的阐释？的确，有承认柏拉图看到药这个词内部诸关联的理由(there’s a case for)。“那么，我要再次指出”，德里达写道，“在其他情况下，柏拉图不可能看到这些关联，只可能把它们留在阴影之中，或将其分解(break down)。尽管这些关联继续自动(of themselves)产生作用——不管他（柏拉图）？感谢他？在他的文本(text)中？在他文本之外(outside)？可到底在哪？在他的文本和语言之间？为(for)什么读者？在哪个时刻(moment)？”（《撒播》，96）。
    这些问题只有基于这个假设才能得到回答：药这个词（尽管，当然不仅限于药这个词）的复杂含义(complex signification)建构了一个系统，它规则(rules)先于一切阐释活动。因此，含义先于阐释。此逻辑（它不仅适用于翻译，也适用于批评[criticism]和一般理解行为[understanding in general]）预先假设的，是真理(truth)对阐述(exposition)、在场/呈现(presence)对再现(representation)、意向(intention)对接受(reception)……的绝对优先性(priority)。在此反映出从言说(speech)到书写(writing)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al)的继起次序，这种形而上学次序，正是药这个词想要阐明(illustrate)的，尽管在德里达的解读中，它仅用于显示使用这个词时有意说出(mean-to-say)或证明的东西之间的对立。“没有任何绝对的特权(previlege)”，德里达论述到，“允许我们完全掌控它的[药这个词的]文本系统”（《撒播》，96）。这是因为，药这个词，并非用于分类编排(classify)说写之间差异的某种特征(figure)，就像柏拉图意欲(intends)的那样，相反，其作用在于阐明这种差异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尽管意欲维持此差异的，是视言说对书写且凌驾于(over)书写之上的优先权为自然的那种思维方式。在这种语音中心主义(phenocentrism)的柏拉图版本中，书写这种药涉及这样一种假定：书写文字永远必须“好(good)”或“坏(bad)”（“有毒[poisonous]”或“有治疗作用[remedial]”）到这样的程度，即根据其代表(represent，再现)口语(spoken words)忠实程度是“真”还是“假”。因此，基始假设正是言说先于书写，也就是说，书写永远被放在这样的位置——作为（不可解构的）言说的增补(supplement)而存在。
    可问题是，药这个词并不足以确保说写之间“自然”或标准的对立。相反，通过该词的“矛盾意向(ambivalence)”，药“建构出使对立各方得以对立的媒介(medium)，在矛盾各方中(among)使其关联(links)、反转(reverse)或使一方向另一方转化(cross over)（灵魂[soul]/身体[body]，善[good]/恶[evil]，内[inside]/外[outside]，记忆[memory]/失念[forgetfulness]，说/写，等等）的运动和游戏(the play)”（《撒播》，127）。因此，举个例子，我们可以说书写这种药，通过记录某个在特定的某时某地真实发生或确被说出的事物，有助于人类记忆；如此说来，书写就是“治愈(cure)”失念的“良(good)”药。但是，说书写是“毒(evil)”药，因为书写“毒害(poisons)”记忆，用拟像(simulacrum)来取代记忆，也同样容易。德里达论证的，并非具有治愈作用(curative)的药和具有毒害作用(poisonous)的药之间的差异先于好坏书写之间的差异。相反，他想说的是，药是医药与毒药、善与恶、言说与书写……之间对立得以产生(produced)的前提条件。作为作用着(at work)的“歧义(ambiguity)”运动和“歧义”游戏，先出现(come first)的是药；诸对立则随后继起。因此，药是“差异的延异”（《撒播》，127）；它总是必须“先行(procede)”，必须永远在“前(before)”，先于一切对立性差异。以记忆与失念之间的对立为例：虽然它看起来描述了某种自然或基始的差异，可事实是，它依然依赖于某种更为“基始”之物，尽管后者同时也是非实体(insubstaintial)（或幽灵[spectral]）。因为，记忆永远是无限的，柏拉图把“生命也归属于它”（《撒播》，109）。在无限记忆的限度(finitude)内，“活(living)”记忆总有其界限(limits)。诚然，德里达指出，无限的记忆(memory-without-limit)根本就不是记忆；它将是“无限的自我-呈现/在场(self-presence)”（前引书）。那么，由于记忆总受限制，它“因此总是已经处在对符号(signs)的需要之中，符号的目的，则在于唤回非-在场(recall non-presence)，涉及记忆时，这种非在场总是必要的”（前引书）。自我-呈现的记忆与非-自我-呈现的失念的对立，必须在书写这种药成为符号系统，增补活记忆的真理或言说的本真性，并产生好的或者坏的结果之后。毒药、疾病、污染——所以这些，总是在一开始，就为记忆所有。不管作为药还是增补，书写都不会带来从外部污染记忆的危险。出于本性(nature)，记忆依赖于替换在场的符号，因而从一开始，就被“污染”了，且这种污染在内外、说写等对立之前发生。因此，把纯粹记忆置于记忆自身之上（像柏拉图那样），使其完全独立于符号或增补，真的就只是在记忆之外梦想记忆，梦想一种无书写的记忆（《撒播》，109）。这——无限-自我-呈现/在场之梦——既臆想(conjures up)出某种“纯粹”记忆的理念，当然，也虚构出“纯粹”的言说。这两种情况下，“纯粹性(purity)”和“起源性(originality)”都被指派(assigned to)给那“先”于书写之物，而吊诡的是，正是通过(by)作为条件的书写这种药，纯粹性与起源性才能与书写形成对立。换句话说，梦想无限的自我呈现，本身就是书写(to write)。（参见以下词条：绝境[APORIA]，处女膜[HYMEN]，同一性[IDENTITY]，可重复性[ITERABILITY]，KHORA，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文本[TEXT]。）
[注]译自路西：《德里达词典》，布莱克维尔出版社2004年版，第90-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