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登事件”的豆瓣讨论摘要评述

       斯诺登（Edward Joseph Snowden）公布美国“棱镜”（Prism）监听计划，引发豆瓣讨论。这种泄密行为到底是单纯的“背叛”，还是为了维护美利坚宪法保卫个体自由的“宪法爱国主义”行为？
一
       刀劈三观抱老师首先发文“斯诺登证伪国产右派”，指出“国产右派”欲在这一事件上袒护美国政府，实际是不明美国立宪精义只在“自由”二字：“不同于历史上的一切帝国，美国的崛起不依赖对外扩张、掠夺殖民地，归根结底，它只依靠一样东西：自由，自由地思想、自由地交际、自由地迁徙、自由地贸易……” 因此，袒护美国政府，实际是害了美国精神，或者误解了美国精神。斯诺登代表了捍卫个人权利的美国精神。
二
       枫林仙老师的“为斯诺登辩护”正面挑战了“斯诺登是叛徒”的说法，他也质疑了美国政府“不得不”实施棱镜计划进行监听的两个功利主义（或实用主义？）理由：1. “监听正面效果良好论” 2. “若无监听结果糟糕论”。他提醒大家注意的是：“美国联邦政府绝非天使。” 在揭露美国政府拥有诸如过苛的禁酒令和“排华法案”的同时，枫林仙提醒大家重新阅读美国第四修正案。并且，根据美国宪法第三条，枫林仙认为，斯诺登并不构成美国的叛国罪。
三
1.
     依水涵空的“为美国政府和“国产右派”辩护”推动这个讨论往更全面也更深入的方向发展。他把这里的争论理解为“自由意志主义VS新保守主义；理性VS经验；自然法权利VS功利主义之争”。但上述主义之争的核心主题在这里实际只能理解为“经权”之争、“原则和时宜”之争，等等。依水涵空的辩护策略是，那些支持斯诺登的人看到了个人的自由不容侵犯，却看不到个人自由是可以让渡的，唯有让渡部分个人权利以组成有效的政府权力，才能保护个人自由。
      换句话说，依水涵空的主张更全面，他看到这里不仅涉及自由问题，还涉及民主问题；不仅涉及民主问题，还涉及国家权力问题。自由是以民主方式得到保障的，这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原则。诚然，古代个人的统治或者集体的统治，也部分地、偶然地保护了个人自由，但现代民主政治的多数人（乃至所有人）的统治原则，要求政治必须必然地保护个人自由。同时，这是任何一个坚持个人自由的人所不能回避的问题：我们不能仅凭自身力量防范他人对自己的侵害，我们在现阶段唯有借助政府的体制化力量来树立权界、保护自由。在这个意义上说，采用民主方式的政治权威反倒是站在第一位的，而约束这一政治权威的滥用反倒是其次才考虑的——但也仅仅是从上述这个意义上说。民主与自由的结盟，是自由原则走入政治领域的成功标志，而不是相反。因而，自由放任主义或者与之相应的无政府主义只具有警世意味或者理想意味，而不具有任何可操作性。
        但是，对“自由放任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指控，可能还无法直接让这场争论分出高下，因为支持斯诺登的豆瓣友邻恐怕都不会在有明显乌托邦理想嫌疑的无政府主义上来立论。最有可能的是，自由精神的捍卫者在为自由权利辩护时，让人误以为他们的“消极自由”是一种无政府主义。这种误解似乎如此自然而然——就像无政府主义如此自然而然地从自由主义的土壤中生长出来，并被人们认为是一种自由主义一样——以至于人们都不觉得有澄清的必要，却又一再让人们跌入其陷阱，不管是以批判还是支持的方式。而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又格外与无政府主义投缘，道家的“太上不知有之”、“小国寡民”的“逍遥”理想支配了人们对“自由主义”的理解，以至于当Communism说未来社会要取消政府时，这在中国人的耳朵里听起来就是“上帝之国”了。或许我们可以说，无政府主义是中国人理解自由精神时伴随的撒旦，唯有抵制这个幽灵，才能见到真正的自由精神。依水涵空的反驳在这里就显现出它独有的意义来：反对对自由精神的无政府主义亵渎。然而，正如上述指出的，无政府主义是一个幽灵，很多人很容易堕入其中，但也有更多的人会误以为幽灵就在眼前，而把人们的自由精神一概归结为无政府主义幽灵。依水涵空似乎也只是在假设和推论的层面上看到了“无政府主义”：
     “我们缴纳税收以获得国家提供的公共品，除了无政府主义者之外，没有人会认为这在原则上侵犯了人的自然权利；国家与我们的一切联系其实都意味着自然权利的一部分被剥夺（要不然怎么叫“自然”权利呢），而如果要完全排除这种剥夺，只能走向无政府主义。”
     但是，你能在缴税这件事上找到无政府主义者的态度，这能够类比得出，公民反对监控也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态度么？诚然，诺齐克认为缴税是公民对国家的徭役——这一理解是否纯粹属于“无-政府主义”理解，尚且不论——但我承认，他的确对公民自由和财产的理解走得太远了。但是，政府的监控乃至定向监控任何一个有嫌疑的公民，是像缴税一样必要的事情么？就算在特殊情境下，这种监控是有必要的，那么监控到何种程度、采用何种手段以及何时被终止，是否仍然是可以讨论的事？既然可以讨论，是否它首先必须被曝光？
2.
      于是，我们看到了依水涵空的辩护策略里隐含着的深层结构：你挑战权威，就是说你不要权威，你不要权威，就是说你要彻底的自由。你反对监控，就是不要监控；你不要监控，就是无政府主义。这逻辑非常明显是站不住脚的，但却又非常诱人地勾引人去使用它：用“归谬法”放大对手的错误！
      帮助依水涵空放大对手的理论错误的一个依据是“自愿为奴”的思想实验。“自愿为奴”是罗斯巴德在《自由的伦理》中提出的思想实验，他的两个论点斩钉截铁：“自愿为奴自相矛盾；承诺本身不具有强制可执行性。”（参韩乾：“自愿为奴与践诺义务论题”）但依水涵空的旨趣并非要讨论“自愿为奴”的理论困境，而是借这一讨论来引申出一些论点：a. 虽然说“自愿为奴”不成立，但美国安全立法包括爱国者法案并不是让美国人放弃自己的自由。b. 棱镜计划是国会立法通过的，有法律正当性，立法可以看成是部分转让权利的契约约束，是某种“自愿为奴”；如果不遵守这种法律正当性，就是没有法律意识，会走向无政府主义。c. 强迫让所有人都不受约束（即“强迫你自由”）也不成立，有时候人们必须联合起来，比如设置“警卫委员会”来保卫安全。
      在依水涵空的使用中， “自愿为奴”这个思想实验使得“让渡”概念浮出水面。换句话说，“自愿为奴”实验虽然处理的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权力让渡关系，但依水涵空藉此而联系到了民主国家权力的来源问题上。“让渡权力”到底何以是可能的，这在经典政治理论家那里也没有多做阐明。罗斯巴德的“自愿为奴”设想至少让我们看到：其实“让渡自由意志”是不可能的，因为个体始终保有着自己的自由意志，他听从命令，仅仅是基于自由意志达成的契约。或许我们可以说，“让渡”实际是一种“契约”，让渡行为并不真正给掉任何“有体”的东西，并不削弱让渡者本人的力量，却又可以让让渡者服从。但在这里，“自愿为奴”这个思想案例已经不能适用于民主政治的讨论，因为它充其量是一个关于“自由地反对自由”的讨论，而民主政治却希望能够“自由地捍卫自由”或“民主地捍卫自由”。不管是卢梭式的让渡全部权力于国家，还是洛克式让渡部分权力于国家，都旨在指出权力来源的正当性问题，而不是为了取消让渡者本人的权力和自由。但依水涵空似乎没有看到这里的不对称，他一厢情愿地用“自愿为奴”来描述人们的制度处境。在这里，“自愿为奴”被用来表示这样一种否定性情况：彻底放弃自由（见a）；同时，又被用来描述另一种肯定性情况：接受制度规训（见b）。他通过否定前者、肯定后者，而达到对“自愿为奴”的一个实用性的肯定：部分的牺牲是必要的。
       怀揣着“部分牺牲是必要”的理想的人，同样会进入偏至之中。因为，“部分的牺牲是必要的“，这属于妥协理想、策略性命题、操作性概念，它里面实际上根本没有任何概念或者精神（或者有经验，有实用主义，有功利主义，这在下面详谈），所以，它无法在理念上形成对等的力量正面驳斥对手的观念。它只能放大对手的概念，将此概念在最彻底、最极端的层面上归属于对手，并从这种彻底性和极端性方面来达成反击。我们其实已经看到，“自愿为奴”与民主国家的政治理论和实践其实并无真正关联，“自愿为奴”这个思想实验本身已经够离奇的了，世界上有“自愿”，有“为奴”，但是，从来没有彻头彻尾的自愿，彻头彻尾的为奴，更没有彻头彻尾的“自愿为奴”。而在依水涵空的辩护中，“自愿为奴”这个事情似乎仅仅是为了证明“世界上没有彻头彻尾的自愿为奴”而说的，他要告诉我们的我们早就已经知道：或多或少的让渡权力和约束自身，不仅必要，而且有利自身。既然如此中庸的见解得以肯定，那么一切极端都自然而然被放大而归谬了。权威不应被肆无忌惮地挑战，既然已经立法，就应该对立法保持尊重，既然不是扼杀全部自由，它就是一种“必要的牺牲”，既然它是必要的牺牲，那么，反对它就是无理取闹，或者：无政府主义。他的一句话几乎吧棱镜计划的全部表面的和隐含的不正当性都洗得干干净净：
      “棱镜计划对个人权利的让渡不仅达不到自愿为奴的程度，并且即便达到此程度，仍无法一票否决国会对棱镜计划进行表决的正当性。”
       他的意思还可以做更直白的表述：既然这种监视没有消灭所有人的所有自由，就不能说构成犯罪；即便构成犯罪，这也是立法机关做出的决议，有鉴于民主社会的立法议程，棱镜计划也还是具有暂时的合法性。挑战这种合法性，才是犯罪。
3.
     
      中庸的意见需要更多策略性手段来辅佐。这涉及依水涵空的第三个辩护策略，他自己称之为是对立于“理性”的“经验”方法，或者对立于“自然法权利”的“功利主义”。这似乎是一个无须多加批判的策略，并不是因为它明显的错误，而恰恰在于，它明显的“不错误”。现代政治是契约下的妥协和协商，这是显然正确的。然而，工具需要目的保障其正确性。在棱镜计划中，似乎有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也即功利主义，保障着它的正确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依水涵空提出了对自然权利等等“先定法则”的质疑。再退一步讲，即便功利主义不能证明棱镜计划的正确性，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单纯的手段，是国家在特殊时期不得不采取的应急措施，只要具备实用价值，就可放胆使用。
      然而，这样的策略性辩护，实际上既不属于自然法权利，也不属于功利主义了，它捍卫的东西在中国有一个称呼叫做“潜规则”。这毋宁是不计较权力的任何好坏，而只是着眼于“眼前利益”的一种霸王硬上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