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会在红河谷：加拿大诗人与中国

相会在红河谷：加拿大诗人与中国 能将中国与加拿大联系起来的因素并不多。首先，1867年才制宪独立的加拿大和有四千多年文明的中国很难在彼此的历史中找到共同语言。两国分属东西两个半球，地理距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使双方甚至无法感知对方的存在。和美国一样，加拿大有着一段不光彩的排华史。两国政体不同，在当代国际事务中经常站在不同阵营里，加深了不少隔阂。

然而，加拿大诗人中很多人对中国文化有一种持久的神秘感。如果让他们列出一份对他们有文学影响的名单，我想其中不会出现中国名字，但有些诗人显然读过不少中国文学作品，尤其是古典作品。这在他们自己的作品中也有所体现，其中也有关注当代中国的作品、在中国旅行的体验，或带有明显中国文化元素的作品。 本文采撷了一些与中国有关的诗歌，有些是我在以前翻译时遇到的，有些是为这篇文章专门翻译的，不仅作为文学花絮，更是我个人对中加文化交流的期盼。 一 很多人相信，阿尔•珀迪(Al Purdy, 1918-2000)是加拿大最好的诗人。他出生于安大略省的吾乐镇，在特伦顿长大。中学辍学后，搭火车到温哥华打工。后来参加过加拿大空军，退伍后继续四处打工。但他一直有个文学梦，并终于在44岁时出版第一本诗集。此后就一发而不可收，先后出版了40部诗文集，获得过总督文学奖和加拿大奖章。珀迪的诗自然洒脱，贴近口语和日常生活，时常妙语连珠，没有一点知识分子的酸涩。在《火屋》一诗里，他试图表现得“有文化”一点，将石灰石的分子式写出来，结果居然将CaCO3错写为CaCO2，令人莞尔。 珀迪写过好几首与中国和中国文化有关的作品。1959年写的一首短诗《摘自〈金瓶梅〉》（标题前方括号和里面的数字是笔者加的）并不很成功，但显示了他对女性处境和命运的关注。诗中写道： ［AP-1］ 摘自《金瓶梅》 阿尔•珀迪 五十条汉子各执弓箭和刀剑 从黄河道赶来。地区衙门还有 二十一人。张将军处来了二百人。 鼓声隆隆，铜锣齐鸣—— 我的可怜人，要是她还活着 一定会吓着，她的轿子 正午时分经过南门， 正碰上为另一女人 送葬的人群——她也会哭。 写于60年代的《陆游》一诗标志着他对语言把握的飞跃。这首诗中夸张地写道，陆游临死的一天还在酝酿一首诗，一只酝酿到棺材里。此外，他还注意到传统汉语是从右向左书写的，因此在“村场一醉千杯旱”［1］一句里，他调皮地把英语也从右向左写成Marketplace the in / drink more One. 其中，村场(marketplace) 一词显然其来有自，正是陆游诗《若耶溪上》里的场景。 ［AP-2］ 陆游（公元1125-1209年） 阿尔•珀迪 陆游病到最后一天 一口薄木棺材已经备好， 两床被子将盖在他的身上 挖坟的人也收到了工钱 他们的活早已干完。 这时，他就着死前的一点功夫 开始书写下一首诗 说的是再下村里喝酒—— 下葬的时候，他还在潜心造句， 所以有半句从土里伸出来 在阴晴风雨中传开—— 当阳光打在第一个新词之上， 最后几个也在漆黑的棺材里盛开： “村场一醉千杯旱” 头三个字已经露出地面 后几个还留在黄泉之下畅饮 就在浙江省内 山阳村后…… 与绝大多数西方作者描写蒙古帝国的作品不同，《双重焦点》是隔着巨大的时空距离写的，因而不再执着于怨恨。帖木儿的一生里，虽然“没有一个女人会说他英俊，”但这也无妨，因为有一个“美丽如满堂的彩虹”的中国公主爱着他。在他的迁徙、征服和战乱之路上，这是唯一的柔情。而世界征服者最终也必须屈服于死亡的权柄。作为帝都，撒马尔罕城见证了帖木儿汗在人间的一切奢华和死后的哀荣。那口巨型石棺恰好与另一个现代故事在空间上巧合，构成双重焦点。我不知道1977年的事件究竟是什么，也许与苏联帝国的某个封疆大吏的下葬有关，也许是一场盛大的民间活动。但女人再次成为焦点，为古老的草原帝国的“洗不尽的野蛮”添加了一抹柔和的亮色。 ［AP-3］ 双重焦点 阿尔•珀迪 帖木儿又一次出发远征了—— 这一年（14世纪末叶） 在已知世界里，没有一个人， 从帕米尔高原到天山， 敢说起他的名字而不全身颤抖。 帖木儿人到中年， 看起来也正是那个年龄； 一条腿从生下来就跛了； 他留着一把蒙古式的大胡子； 没有一个女人会说他英俊。 也许是权力具有的吸引力， 恐惧肯定也是一个因素， 也许他的年龄也给了他补偿： 反正比比哈奴爱着他。 中国公主（美丽如满堂的彩虹） 看着他从青城撒马尔罕离开： 一条漫长、扬尘而又迷乱的征途上 行着兵马和辎重 向着山口缓缓行进， 身材短小的男人，平板一块的脸孔， 手持牛皮盾牌和骨制弓弩， 还有一个志在征服世界的首领。 1977年， 也在青城撒马尔罕， 一口巨型石棺 相传是帖木儿下葬的地方， 静候着万人瞩目之下的另一次征服； 红黄相间的列宁 和马克思画像 带着不可或缺的锤子镰刀 覆盖了众多建筑的外墙， 而跳蚤流窜于尘土之上。 站在停车场上， 你能看见颤动的热浪 在原野上舞蹈， 更远之处，依旧是天山 山脉和帕米尔的群峰， 那里，万军曾死于严寒霜冻。 当你不知说什么是好， 一切就在不言之中： 一时间， 你站在恍惚之中 直到一个女人梦幻般的移动 在颤栗的阳光下出现， 在你失散的瞳仁里涂抹亮色， 像尘土一样寻常。 你是否会想：在这洗不尽的野蛮中， 要为女人而感谢神。 中国和加拿大政体不同，除了白求恩之外没有任何特殊的联系。虽然1960年代两国间的粮食贸易就已经颇具规模，但直到1970年，加拿大才承认新中国。实际上，即便在特鲁多时期，加拿大的外交政策也无法完全摆脱美国的影响。阿尔•珀迪步入中年的时候，北美仍然处于反共歇斯底里的后遗症间发期。身处社会底层，存在于体制外的他却未必理睬中学教科书里的政治正确。他喜欢劳伦斯、聂鲁达和同样激进的埃文•莱顿的诗，曾到古巴旅行，在那里借着译员与几个“红色中国的海员”交谈。还有一次，他发现“中情局的人就在身后20码处，”但他还是我行我素。 在《梦见哈瓦那》一诗里，他将抵近古巴水域游弋的美国战舰描写为一个时刻等着指令按下电钮的“国际鬼魂”。许多加拿大诗人对被美国人猎杀的切•格瓦拉怀有深切的钦佩，视之为理想主义和投身人类解放事业的典范。我曾在好几个当代诗人的诗集里读到写切•格瓦拉的诗。“切”临死时的那种“美好的仗已经打完”的恬淡微笑征服了无数北美知识分子，并且也让他们爱屋及乌地对卡斯特罗抱有同情甚至好感。 ［AP-4］ 梦见哈瓦那 阿尔•珀迪 跟一群红色中国的水手 通过古巴译员交谈 在一间昏暗的夜总会酒吧里 那么热，空气那么粘稠 你得横着走 和倒着走才能前进。 窗外的海边 高射机枪指着天空 探照灯摇曳像跳动的神经 等待着罗马人的入侵 一艘灰色的美国战舰 在十二海里线外游弋 一个国际鬼魂 正等着揿下发射按钮。 在谢拉•梅特拉斯 坦克碾压着山路 把熟透了的可可震落了一地 而在哈瓦那这边，菲德尔 找到了另一个朋友的寓所 安顿下来过夜 当一个可能的暗杀者 还在四下搜索情报的时候。 我这是到了哪一个世界？ 我不敢相信 一刻也不敢相信 我思维出窍 漫游，退回到 童年，还有一条走失的狗 大发脾气，打碎了玩具 这下漏子可捅大了。 母亲站在陈年的门廊里 喊孩子晚上回家 听睡前的故事 而那群红色中国的水手 还在我的耳边唠叨 借着长号的声音 我喝了一口朗姆白干 进入80年代后，珀迪的诗里少了中国字眼。不过在1994年出版的诗集《含夏裸身》(Naked with Summer in Your Mouth)里有一首送给阿特伍德的诗：《关于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结尾的一节却若明若暗将她将与中国古代的阴阳理论联系起来。初读颇为突兀，但对内心神游甚远的珀迪，这恐怕不算意外。 ［AP-5］ 关于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过了虚空的萧索腹地 在最后一个无人居住的银河以远 （“外星尚有寓所可以出租”—— 《旅行手册》） 在天国安宁的绿色草场 接受被废黜的六翼天使的采访 谈论阴与阳谁更重要 ——那人名叫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1997年，阿尔•珀迪的健康状况已经开始恶化，但诗歌生命却顽强地坚持着。在他倒数第二部诗集《再也不会去巴黎》（To Paris Never Again）里，有一首诗题为《变成》。这是一首较长的诗，诗人开始为生命寻找归宿。这首诗最令人瞩目的当然是最后一节出现的中国意象。 ［AP-6］ 变成 突然， 我变成了 ……江西的一个学徒工 倒在窑灰里大睡一场 几片雪花在飘 而我想的 不是张谦驾着［2］ 一根原木向着银河的远航 或者他自己投身于火焰 为某个皇帝 烧出一只红碗 我只想做一个学徒工 因为眷恋江西省的家乡 那滴水的绿色 而倒在窑灰里大睡一场…… 二 埃文•莱顿（Irving Layton, 1912-2006）也许是加拿大当代最长寿的诗人，其创作生命也跨越50年，直到90年代才因健康恶化而终止写作。他被称为加拿大诗人中“最接近天才的一位”，但同时也是一个迷茫的文化愤青。 莱顿生在罗马尼亚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13年随父母移居到加拿大蒙特利尔。他的童年记忆里充满了本地法裔居民对犹太人的歧视和压迫。他痛恨基督教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研读过马克思的著作，加入过青年社会主义联盟这样的社会主义团体，因而被美国禁止入境长达15年。但50年代后转向反共。不过他在《等待弥赛亚》一书里，却说：“尽管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却完完全全地把自己认同为一个马克思所说的弥赛亚式的无产阶级。” 无论他为诗还是为人，都特立独行。他写了两首与中国有关的诗：《致毛泽东：苍蝇与帝王沉思录》和《致毛主义者》。这两首诗显然看不出他对社会主义中国有多少同情，但其中的反基督教内容十分突出。我本来以为前一首诗是他从某种渠道读了毛泽东1963年写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后写的，其中有“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这样的诗句。但在埃文1958年8月7日致密尔顿•威尔逊的书信中，我发现这首诗写于1958年。两首诗中的一些互文巧合，比如“苍蝇”主题，令人吃惊。当然，他对《致毛泽东》一诗也有疑问，他说“我说不准这是我最好的一首诗，还是最差的一首。” ［IL-1］ 致毛泽东：苍蝇与帝王沉思录 埃文•莱顿 在我脑袋旁飞转的，原来是一只苍蝇。 一圈圈疯狂的沉闷。 然后，一点血的污痕在我的手指上 升起烟雾，令耶稣和佛陀哭喊。 他们那里可有真道？可有对伤害的宽恕？ 麻风病院？也许吧。但我是 燃烧的血肉和骨殖， 是一个冷漠的造物，活在 飞云与石头之间； 我以靴子碾碎昆虫， 以败花为盛筵，嘲笑着 路边的亿万荆棘 （它们的耐力十分伟大）。 梵灵啊，他们忍耐， 忍耐，并且扩散。 而那些细眉而可怜的人 在他们坚硬的寓所内 （面色苍白，他们不会舞蹈）。 担心着神父或者政委： 没有人会再造他们那种 卑微而飞蛾一样普世的事物 或像被风扬弃的植被 吹散在广阔的湖面和天空。 我以血书写下这些文字 无人能误会我的本意： 他们有他们的基督，他们的传奇， 用他们的麻子和患处 编织着狎昵的魅惑—— 诗人独裁者啊，你与我一样远离尘嚣。 在这遥远而经典的湖上 我只能听见水的流逝 还有吹过漆树的冷风声。 那些有钱人和他们晒黑的孩子 麝集在另一海岸。此处是狂喜， 太阳的轮廓被每一片湖上的云 每一个神秘地赤裸的人 映衬得更加清晰。 跳得最好的，是那些带着情欲的舞者， 他们抬起火的脚步掠过火焰 为太阳编织一张红地毯 直到倒下。 我怜悯那些囚居在宗教牢笼里的弱者 并从他们身边逃走；逃离 仇视快乐者和摧毁快乐者的 普世联谊会； （哦，醉酒而愚蠢的席勒！）， 苦难者和他们深厚的愤恨； 来到这悲剧的森林，这里众树 生长，宛如为众人的坟墓而预备， 用于攻击的全部功能和欲望 都最后被终结； 而标志着更远方的黯淡的松林， 太阳之火肆意触碰着它们， 静如一言不发的蒙古大汗， 那哀悼肃静而又可怖， 他们的主已被埋葬于燃烧的山上。 《致毛主义者》虽然在逻辑上是《致毛泽东》的姊妹篇，但写作时间是1973年，比前者晚了15年。可以认为，后者更能代表莱顿本人成熟期的政治观点。在中美开始接近，一些欧陆知识分子仍然向往平均主义的毛时代时，莱顿却以马克思曾经引述的德国诗人海涅的名言：“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3］这样的隐喻来表达自己的不屑。在他眼里，毛时代并非真正的社会主义，而生于文革之年的我基本同意这个判断。中国需要的是社会主义的2.0升级版，至于它到底该叫什么政治术语，我看没那么重要。 ［IL-2］ 致毛主义者 埃文•莱顿 我已从心里根除了耶和华； 我唾弃了摩西和他的律法表 并撕毁了我父亲的护经匣。 我是否已弃龙种，而与跳蚤为伍？ 事实上，不管在左翼还是右翼的眼里，莱顿真实的政治理念都是复杂而激进的。他支持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使他与很多左翼文化人士决裂。当然，在评估他的政治倾向时不应忘记，在冷战时代铅板一样压抑的政治氛围里，他必须以佯狂姿态来伪装自己。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将自己的诗集命名为《一场离奇的狂欢》(A Wild Peculiar Joy)。 三 帕特里克•雷恩（Patrick Lane, 1939-2019）生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内尔森小镇一户普通人家。他们一家人都会讲故事，但他小时候曾梦想当一个画家而不是诗人。加拿大很多诗人都服过兵役，帕特里克虽然没有，但他写小说的哥哥曾经当过空军，还结识了加拿大首位桂冠诗人乔治•鲍威灵（George Bowering, 1935- ）。1981年，雷恩曾和另外六位诗人一起到中国访问，号称“七人帮”，游览了长城等地。以那一次旅行为素材他写了11首诗，我这里摘译4首。在我看来，他写中国的诗中最好的是这首《长城》，尽管他未必明白长城全部的地缘政治和文化内涵。这首诗原载1982年出版的诗集《老母亲》。 ［PL-1］ 长城 帕特里克•雷恩 城墙上有一次，一个人向着遥远的天边 望去，想象着他们什么时候 才会到来。他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 这道墙很多年前就已建成，远在 他出生之前，在他的父亲 出生之前。他一生都在 修补这道大墙，换掉那些掉落的 砖石，清除从石头缝里 像手指一样长出来的顽强的杂草。 墙内是一片和墙外 一样的土地，每当他被热风吹得 晕头转向，他就记不住 他在墙的哪一边住过， 但他永远忘不了那天的疑惑。 多少年来，除出了自家的人他谁也看不见。 他们很多年前就被人派来 干这个差使，或许他父亲就是这么说的 但究竟是谁派的他也记不清了， 只知道那是在他那一辈以前。 但有那么一个时刻，总会有这么一次， 有个人停下手中的活计，放下工具， 向着干燥焦黄的远方看去 心里琢磨着他们什么时候才会来，那些 这道墙所要挡住的人。那一个时刻 他看到，大地与天空之间 有一道扬起的尘土，像被一脚踩爆的 马勃菌随风飘游的孢子。 他知道，除了等待没有别的选择， 他只能站在这道城墙上。一切都 平安无事，这道墙完美无缺， 人间极致。在他看来， 那朵扬尘不像只是卷起的尘土， 大风无中生有惹出的是非， 并终将重新归于无有。有那么一刻 他琢磨着要是他们真的来了又会怎样。 他们会因为他的劳苦，为他所花费的 时日和岁月而敬佩他吗？但他们 到底会来自墙的哪一侧？ 没有人告诉过他该有什么事情发生。 他必须告诉自己的儿子，他想，还有 他老婆。他真希望父亲还活着 能见到他们的到来，但他已经不在了， 可还有他的儿子，他已经知道了 石头的秘密，已经睡着了。 这是值得记住的一天。 这一辈子里，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 害怕，也从来没有像这样开心。 ［PL-2］ 与黄州诗人一席谈 帕特里克•雷恩 我在这一带跟日本人打过仗，就在这里 他们杀了我的母亲和我的小儿子。 远处的山里，那绿色 接云参天，我们和 他们的军队交火，用的是 从死者身上取下的长枪。 日本人就驻扎在这条街上。 他们盘踞在城里，以为 他们能赢得战争，但我们控制着 真正的中国，在丛林里， 在青竹林和小山坡上， 我们围坐在小小的篝火旁， 一边写诗 一边擦着新枪。 ［PL-3］ 山 帕特里克•雷恩 高山之上，宫殿的上头还有 一间庙宇，在阳光下显得渺小。那里 蒋介石曾被抓了起来。那天晚上 红军在梦中惊醒了他。 他跳出窗子，试图逃跑， 只身走小路逃到山上， 直到无路可走。 有时历史就是这样： 一个小个子，穿着睡衣在跑， 绝望，而又怕死， 甚或更糟，怕像一个藩邦之酋 被链锁在西方的帝国边陲，在小岛的 烈日下度过一生的最后时光。 ［PL-4］ 公社少女 帕特里克•雷恩 晚上，野鹅向不知何方飞去。 长脚蚊在灯火下扑闪。累了一天， 女人将最后一根纸捻插进花炮。 该差不多了。黄州的赶集日。 她用谷糠一般的嗓音 轻轻唱着“青河女孩”， 这样才不会吵醒累了一天 赶着水牛犁田的丈夫和孩子们。 屋子的一角，一个年轻的声音也跟着 唱了起来。那是她的女儿，因为月亮 和夜的温热而无法入眠。 她已经在想自己的男人。 但那次旅行里，真正震撼他的经历却在20年后才见诸笔端，这就是写于2000年的《声音》。他在和拉塞尔•桑顿（Russell Thornton, 1959- ）的访谈录里曾提到那次经历。在中国旅行期间，他曾站到一只巨大的铜钟里面。那短短的几分钟却对他的身体和灵魂感受到极大的压力。他在钟内用手抚摸铜壁，他说他听到了一个声音传遍了他的体内，直入骨髓。那就是“寂静”。他说，无论此前或是此后，他从来没有类似的感受。 ［PL-5］ 声音 帕特里克•雷恩 你所听见的 是一口巨钟的虚空里的声音。 就在一个和尚走出 僧房，并站到 青铜曲面下的前一刻，一片寂静 已在极高之处等候着他。 帕特里克为人豪爽，诗风也是如此，是我最喜欢的加拿大诗人之一。“七人帮”在中国旅行的故事，下文中还会提及。2012年10月，温哥华书展曾特别庆祝了他的成就。去年我曾获授权翻译他的一组诗歌，他并且将个人诗集《见证》(Witness) 惠赠于我。 四 帕特里克的另一半是洛尔娜•克罗泽（Lorna Crozier, 1948- ）加拿大另一位主要诗人。这个重新组合的家庭有两个总督奖诗歌奖得主，这个纪录恐怕难以超越。到目前为止，洛尔娜一共写了14本诗集。目前在维多利亚大学教授文学创作。 我最早读到克罗泽的诗大约是在2002年，当时在她的获奖诗集里读到《符号辞典》，印象很深。那首诗写的是一个女人与月亮的对视，其中celestial body这个美丽的双关语［4］更是让我赞叹，我就试着译成汉语贴在《诗生活》网站的翻译论坛上。此后，在华语诗人和平岛（1964?- ）创办的《北美枫》杂志里，我又翻译了几首她的短诗。 有一次，洛尔娜在南非参加一次诗会，遇见身在异乡的北岛（1949- ）。北岛对她说，每当他思乡时，就会唱《红河谷》（Red River Valley）。这首歌于1870年代起源于加拿大曼尼托巴省，流传于至少五个行省。这首歌被译成中文的时间不晚于1980年，并且迅速风行中国，当时我还在读中学。歌词稍有改写扩充，这里是第一部分。 人们说，你就要离开村庄，我们将怀念你的微笑。 你的眼睛比太阳更明亮，照耀在我们的心上。 你可会想到你的故乡，多么寂寞多么凄凉； 想一想你走后我的痛苦，想一想留给我的悲伤。 走过来坐在我的身旁，不要离别的这样匆忙； 要记住红河谷你的故乡，还有那热爱你的姑娘。 洛尔娜大概听帕特里克说起过他1981年在北京街头唱过《红河谷》的事。那时的他在思念谁呢？［5］这首歌在世界尽头的两个国家能引起共鸣，说明它触及了人类共同的情感。 ［LC-1］ 世纪末 洛尔娜•克罗齐 大桥下面，死者们正聚在一起。 那个渡口的船夫出了什么事了， 他的钱袋呢？可怜啊。这么多过往的船只， 不知它们是怎么穿过这交错的铁梁 和星光的。有人听到嘎吱一声。 那是你坐在父亲刚刚漆过的 手划船里。你的午饭就搁在旁边的 座位上。这船头曾经坐着一个歌手， 年纪很轻就死了。是他在这次行程中 对你念了咒语，但他现在开始 用中国话唱起了《红河谷》， 那是他在离开北京亡命天涯时 学会的一首歌。在大桥下面， 听他唱着，死者们也跟着唱了起来。 我们将怀念你的微笑， 你的眼睛比太阳还明亮，至少 用十几种不同的语言。 在另一首《忍耐》里，洛尔娜写了一只蛐蛐儿笼子，典型的北京景观。关在笼子里的蛐蛐儿是令人伤感的，那么一只没有蛐蛐儿的笼子又会是怎样的孤独和悲哀。 ［LC-2］ 忍耐 多么美丽—— 中国的蛐蛐儿笼子 里面没有一只蛐蛐儿。 仅仅是一种悲哀 被削成一种单薄 正好装进里面： 现在你得开始 教它们 如何去歌唱。 《月下独酌》以李白同题诗为题记，印证了克罗泽对中国文学的了解。当然，她肯定不是唯一这样做的。另一位加拿大女诗人安妮•麦克尔斯（Anne Michaels, 1958- ）写过一首题为《昨夜之月》的诗，引了杜甫《奉济驿重送严公四韵》诗句“几时杯重把，昨夜月同行”作为题记。中国的月亮与西方的月亮是不一样的。我曾在《告别灵魂》一诗里将故乡写作“月亮的根据地”，因为在华人的心理构成里，月亮即是故乡，是一种温暖多于凄凉的怀旧。而在西方文化里，月亮被赋予了精神病理学的意义［6］。《月下独酌》一诗里的月亮则取了“孤独”这个公约数。 ［LC-3］ 月下独酌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 李白 看，这一轮明月 与你对饮之后 已在天顶高挂三夜。 躺在它的背后， 看这苍白的物体 头上已无一丝牵挂！ 当它把一条腿 踩在白云的地毯上， 大地正在倾斜。 而那潮水 此刻也不再涨落， 虽说本该如此。 不要举杯邀它下来！ 也不要宣你的酒令！ 树蛙和郊狼 已经失语。野鹤也迷航 不知所踪， 甚至没有露水在草间 打湿情侣的衣裳—— 因为他们穿得太早。 在与伊丽莎白•菲利普斯的访谈中，洛尔娜提到了自己的童年，其中有一个中国餐馆的故事。她生于萨斯卡川省的斯威夫特卡伦（激流城），小时候家里很穷。她母亲怀她弟弟时，吃不饱饭。每天晚上，她母亲就会走到那个中国餐馆的后门，厨师就会给她一碗杂碎，因为他知道她有孕在身，家里又没有吃的。就这样日复一日，直到她弟弟出生。洛尔娜说，这件事对她影响至深，“那些艰难的岁月，以及这样的无私的慷慨，改变了她对世界的看法。”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洛尔娜•克罗泽对中国文化有很深的关切。前年国内一家诗歌杂志约我制作一个《加拿大诗歌专辑》时，洛尔娜给了我真诚的帮助，并惠赠一本签名诗集。 五 北美很多攻读英语文学的学生都读过《20世纪诗歌与诗学》（20th Century Poetry and Poetics）这本书，而加里•盖德斯（Gary Geddes, 1940- ）就是这本书的编者。1986年，他在协和大学执教时，还在华人学者George Liang的协助下翻译了李白和杜甫的诗，合成一个集子叫《不觉远山已入夜》（I Didn't Notice the Mountain Growing Dark）［7］。他2002年出版的《万物之国》（The Kingdom of Ten Thousand Things）也带有一分东方色彩。“万”本是东方数学的特点；西方的数字概念里本无万这个专门的数，大数字多以千进位。 上文提到1981年“七人帮”的中国之行，加里•盖德斯正是“七人帮”之旅的组织者。为此次旅行，他还写了一本专门的回忆录：《中拿大：七人帮回忆录》(Chinada: Memoirs of the Gang of Seven)［8］，于1983年出版，激起不少涟漪。这七个人除了加里本人和帕特里克•雷恩外，还有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丽丝•门罗（Alice Munro, 1931- ）, 作家阿黛尔•魏斯曼（Adele Wiseman, 1928-1992），诗人兼小说家罗伯特•克罗奇（Robert Kroetsch, 1927-2011）, 诗人兼批评家苏桑•帕拉迪（Suzanne Paradis, 1936- ）和作家兼编辑乔夫•汉柯克（Geoff Hancock, 生年不详），都是加拿大文坛里响亮的名字。 在西安，他在目瞪口呆之余，结识了2000年前的中国雕塑家，制作秦俑的陶匠“老毕”。这首《驭手俑》就是那时写成的。 ［GG-1］ 驭手俑 加里•盖德斯 他们呼召你等无业游民为一支常备军； 这匹陶马比整个第一方阵 藏内有更多的生命。有了它， 陶匠老毕跨上他昨天烧成的一匹战马， 双踵紧紧夹住它的 肋骨。要是见它纵身一跃 踏平城门，与陶匠一起以一声断喝 吓煞敌军，我当不会吃惊。 大多数牲口都从同一只铸模浇成 只能靠油彩分辨出 彼此的不同。我以这匹马 为例外，心想作为一名驭手， 我在战马里看到了比人更独特的 内涵。陶匠老毕一抬腿掠过马项 跳到地上。他并不比他陶塑的小马 高出多少。然后，带着一记花式， 他在马嘴上绘上一撮青须， 并为自己在陶俑上的恶搞乐弯了腰。 加里写过好几本与中国主题有关的诗集，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1984年出版的《陶俑大军》（The Terracotta Army）。这本书的前言写得极为精彩，其中记叙了他们1981年在北京受到的款待，以及七个没有陪同的“老外”自由行动，一起在北京的胡同里放声高歌的情景。还有一次，他们看到两个年轻人蹲在木头货垫上弹一把破吉它。两个人一看一群老外来了，心想老外肯定个个都会弹吉它，就一把将它交到加里手里。为了捍卫加拿大乃至“整个西方的名誉”，加里只能硬着头皮弹唱了一首《红河谷》。还真凑巧，这首歌那时刚刚译成汉语，在中国大红大紫。戴着牛仔帽，身穿牛仔裤的帕特里克·雷恩更是激动得跳起舞来。不知不觉间，几百个人围上来了，发出阵阵喝彩。多年之后，加里想起这次旅行还是暖在心头，干脆在2011出了一个插图版。 六 五年前，我在旧书店里买了一本弗朗西斯•司各特（Francis R. Scott, 1899-1985）的诗集。司各特是加拿大20世纪中叶主要诗人、宪法学者和进步政治家。作为文人，他获得过包括总督奖在内的许多重要奖项。作为政治家，他是加拿大社会民主党和合作共荣联盟的创始人。他的诗歌里充满了对加拿大宪政的反思。他曾在诗集里引用卡尔•马克思的名言“哲学仅仅解释了世界，而更重要的是如何改造它。”我还读到司各特翻译的法国诗人艾吕雅（Paul Eluard, 1895-1952）的诗，被深深地打动，并将艾吕雅的一组诗译成汉语。 我很想了解加拿大文人对排华历史的看法，带着这样的疑问我读了他的诗。虽然并不直接与中国有关，但有一首诗《最后一枚道钉》却道出了他对加拿大1923年通过的排华法案《中国移民法案》［9］的厌恶和对华人命运的同情。他借着同代的加拿大著名诗人奈德•普拉特（"Ned" E. J. Pratt, 1882-1964）于1952年出版的诗集《走向最后一枚道钉》(Towards the Last Spike)追问，那些苦力今在何处？普拉特在诗中对中国苦力在建设加拿大铁路时的贡献、艰辛与伤痛未予应有的承认，而读司各特的诗，让我在追思往日时，感受到了一个富有同情心的政治人物的人性关怀。 ［FRS-1］ 最后一枚道钉 F．R．司各特 奈德，你诗中的那些苦力今在何处？ 那千万个从中国来冒着零下40度的严寒 徒手挥舞着铁锨的人们今在何处？ 在他们打进的第一根与第一百万根 道钉之间，在唐纳•史密斯的 化妆戏里，谁咏唱过他们的故事？ 在这个他们曾帮着连为一体的国家，他们受到了 何种待遇？两千五百万公顷的 太平洋铁路分地，他们可曾拥有一亩？ 加拿大对他们要说的全部，难道就是《中国 移民法案》里的那些话语？ 后记 如果要全部列举加拿大本土诗人与中国文化的邂逅，恐怕这个名单会很长。写过有关中国主题的单篇作品的加拿大诗人还有很多，比如此前读到的曾任著名文学杂志《马拉哈特季刊》（The Malahat Review）主编的诗人约翰•巴尔顿（John Barton, 1957- ）写的《那一年》和《对明朝的看法》。 事实上，即便在冷战时期，加拿大诗人华莱士（Joe S. Wallace, 1890-1975）也曾于1957年访问中国，和上海诗人兼翻译家沙金（1912-1988）结下友谊，并有诗歌收入1958年出版的《歌颂新中国》［10］。有着四分之一中国血统的萨斯卡川省市人弗莱德•华（Fred Wah, 1939- ）曾以诗集《等待萨斯卡川》（Waiting for Saskatchewan）获1985年度总督奖。他曾于1996年访问北京。女作家李莎•卡尔杜齐（Lisa Carducci, 1943- ）1991年起曾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担任法语和意大利语外教，还为中央电视台和《北京周报》等知名媒体担任语言编辑工作。维多利亚大学执教的诗人蒂姆•利尔本（Tim Lilburn）曾访问中国，与西川（1963- ）、唐晓渡（1954- ）等中国诗人建立友谊。 昨日在格兰维尔岛上读一本旧的加拿大诗人同仁刊物《诗与识》（Poetry and Knowing），也是蒂姆所编。书中另一位诗人兼印刷商罗伯特•布林赫斯特（Robert Bringhurst, 1946- ）在用英语对本土诗人介绍《书经》“诗言志”的意义和僧肇（384-414）的诗学理论。他写的几个汉字看上去很给力，尤其是对“詩”这个字右边的寺字上部是“土”还是“士”作了有趣的揣测。 华语诗人作家在加拿大的足迹也许更深，单单是在大温哥华地区就有很多华语诗人定居，包括著名诗人洛夫（1928- ）、痖弦（1932- ）等人。但这不是本文讨论的主题。 这个世界上，最远的距离莫过于人心的阻隔。要使两个民族相互理解，继而共存共荣，唯一的办法就是了解并尊重彼此的历史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布林赫斯特对“诗”字的研究虽然略显笨拙，却可爱又令人尊敬。当《红河谷》纯朴动人的旋律在两个辽远的国家引起共鸣，当秦俑和铜钟在异域诗人的内心引起震撼，当我在求学时亲身感受加拿大导师们对我的关爱和期待，我感谢人类心有灵犀的美好，并在悲观中看到了一丝亮光。要跨越中加两国之间的种族、文化和心理天堑，需要我们每个人以最私人的方式作出自己的努力。 阿九 2012年10月，烈治文 注释 ［1］ 这一句不是陆游的诗句，而是译者对珀迪诗句的译文。 ［2］ 张谦原文作Chang Ch'ian。因为才疏学浅，不知所指，但我想他不是出使西域的张骞。从出现两次的江西这个地名，我推测他应该是江西的一个古代诗人，或者一个陶瓷窑的学徒工。 ［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6页。 ［4］ Celestial body明指天体，暗喻女人美若天仙的裸体。 ［5］ 1978年在曼尼托巴大学任驻校诗人时，帕特里克遇见了洛尔娜。 ［6］ 比如英语lunatic这个词来自拉丁语lūnāticus，的意思就是受月亮影响而精神波动失常、疯狂的。 ［7］ 李白诗《听蜀僧浚弹琴》中有“不觉碧山暮”的诗句，此书标题或源于此。 ［8］ 我第一次听说“中拿大”这个词，是2008年在温哥华格兰维尔大街和64街交叉口的星巴克咖啡馆。遇到有个西班牙裔的油漆工，会说汉语，自称“中拿大的雷锋”，以此招揽华裔的生意。读到加里•盖德斯的书名后，才知道这个词30年前已经存在。 ［9］ 《中国移民法案》1923年在议会通过，禁止除外交官、商人和学生之外的中国人进入加拿大。 ［10］ 作家出版社，1958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