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矜而勿喜：戴隐形眼镜的张爱玲

【爱美的代价：隐形眼镜与眼睛流血】
    夏志清是张爱玲最有力和真诚的鼓吹者，也是晚年张爱玲有限交游圈中的朋友，他对所谓“张爱玲生命中的三个男人”——父亲张廷重、胡兰成和赖雅都不满。前两者我们都可以理解，《小团圆》、《雷峰塔》、《易经》的出版更给了我们充足的理由。对赖雅不满，夏的理由是他不仅剥夺了张爱玲做母亲的权利，还成了张爱玲的经济负担，拖垮了她。夏志清特别提到1962年张爱玲去香港写剧本，都是为了养家糊口，写作磨损了她的健康，以至于眼睛流血，医生要连打十二次针。念及此处，夏深恨她没有同一个“身体健康而有固定收入的人”结婚。抛开张爱玲与赖雅的感情不谈——其实夏也承认两者的感情是“真实的”，抛开张爱玲为了几百块稿费滞留香港不谈，单说令夏志清耿耿于怀的“眼睛流血”事件，倒不全是工作辛苦的缘故。细看张爱玲与赖雅的通信，以及他们以往的日常生活，这眼睛流血，也就是眼睛溃疡，其实和张爱玲之爱美有很大关系。
    在1962年1月5日给赖雅的信中，张爱玲说到自己能够“随传随出门”，因为眼睛出毛病，不能戴隐形眼镜，不能化妆，所以简省了一系列出门程序。这是很有张氏风格的自嘲，幽默中透露出一丝诉苦之意。到1月18日给赖雅的信中，她的语气就变了些，诉苦的意味更浓，说是长时间的工作使得眼睛再次出血。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她是戴隐形眼镜的。而我们知道，长期戴隐形眼镜会导致眼睛发生种种问题——即使工作时候换上框架眼睛也不能抵消。况且，张爱玲的眼病早在美国就已经出现了。1959年时候，她就因为原有的一副隐形眼镜不合用，新的一副也老是刺眼，经常感到不适，怀疑眼睛溃疡，去看了许多次医生。这可能就是香港时期眼睛流血的最早起因。
【拍照】
    为了美观，一定要戴隐形眼睛，以致眼睛出问题，可见她对自己的外观着实在意。这种爱美之心一直延续，戴隐形眼睛的习惯保持到了七十多岁。的确，我们看张爱玲留下的照片，深度近视的她很少戴框架眼睛，比较典型的一张戴眼镜照是她在港大的登记照，确乎显得比较书生气，有些“呆”，也就是木讷。张爱玲是喜欢照相的，尤其喜欢那种摆拍的艺术照。《对照记》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就是到了美国，和赖雅一起过着窘迫的日子，他们不多的开销中也包括了买二手相机。《对照记》中有一张室内照，张爱玲站在屋子一角，头顶是一个肥嘟嘟面庞的能剧面具（？），下面是她低头微笑的脸，或许是赖雅拍的？
    从大陆去香港之后，说是为了照登记照，张爱玲顺便也拍了不少艺术照，那时正盛年，照片拍得都很美，读者似乎也最熟悉，因为后来总是被印来印去的。到美国，她也拍艺术照。住亨廷顿•哈特福基金会时，通过宋淇夫妇从香港买来衣料，做几件衣服，搭上她母亲留给她的美丽的长围巾，她会到基金会女摄影家那里去拍艺术照。当她接到入籍通知书，立刻想到的也是去拍证件照，找的是一个出色的英国女摄影师。赖雅对这次拍的照片也很赞赏。
【盛装的尴尬：珠翠和绿彩】
    《对照记》中更多的是在上海和炎樱一起拍的。那些也是艺术照，特别摆出各种造型的。张爱玲似乎不喜欢生活照，接近生活照的其实也是各种摆拍。她特别指出，照片中的纱巾和项链都是炎樱的，自己向来没有首饰。不过，据和她熟识的潘柳黛说，当年和苏青一起去拜访张，结果看到盛装待客的张爱玲，两个访客还以为张要出门。这也是读者们熟悉的段子。潘柳黛说，张“穿着一件柠檬色坦胸露臂的晚礼服，浑身香气袭人，手镯项链，满头珠翠”。潘语气刻薄，写这些文字的时候两人已经交恶——因为之前潘撰文讽刺胡兰成对张爱玲的鼓吹，讽刺张的“贵族血统”。张爱玲不会说谎，也没必要说谎，她说没有首饰，而潘却说他“满头珠翠”，两相矛盾，显然是潘的心理作用。潘写此文已到了1975年，记忆模糊，只记得张的“盛装”，于是延伸出了“手镯项链，满头珠翠”吧。
    盛装以待，总是重视对方吧，结果却落不得好，张爱玲偏生老遇到这种尴尬。1950年代在香港，
她为美国驻港总领事馆新闻处做翻译，翻海明威、爱默生等。海明威还好，其他作者显然张爱玲是硬着头皮在翻，她不喜欢。于是也搞创作，有了毁誉参半的《秧歌》、《赤地之恋》。新闻处处长理查德•麦卡锡很欣赏张爱玲。不过，这个麦卡锡的姓本身容易让人联想起另一个臭名昭著的人物，再加上此时张爱玲两部长篇的内容，说小说是政治任务或者奉命之作自然顺理成章。麦卡锡不承认，说创作是张主动提出的，翻译才是派给的活儿。但是张爱玲在晚年和水晶的谈话中承认《赤地之恋》是给定的题材大纲。
    《赤地之恋》确实毛病太多，《秧歌》却不一样，也获得较多认可。《秧歌》稿子交上来，麦卡锡自己不懂文学，就交给刚刚获得普利策奖的马宽德审阅。马宽德正是志得意满，来港访问时间也拍得满满，并不把在他看来寂寂无名的中国女作家放在眼里，只说怕没功夫看小说。结果却是，当晚下大雨，他不能出去应酬，于是连夜读完，报告给麦卡锡，“我肯定这是一流作品”。
    但就是这个马宽德，之前麦卡锡邀他与张爱玲共进午餐时还让张颇为尴尬。张爱玲得知要见客，又是盛装出席，还涂了绿色的脚趾甲油。没想到，这样前卫时髦的装饰引来的是马宽德的困惑，他悄声询问麦卡锡，张女士为何脚上涂着绿彩。麦卡锡原话转给张爱玲，张一时窘住了，打个哈哈说脚上是外用药膏。
    对张爱玲的盛装待客，潘柳黛是刻薄，马宽德则是无感了，两下都令女作家尴尬，真是可惜了她一片心思。说起来，马宽德和张爱玲的写作也颇有渊源。《十八春》的故事就脱胎于前者的小说《普汉先生》。张爱玲一向喜欢改写、重写，而且喜欢读不入流的小报和通俗作品，喜欢其中的“人生味”。她改写《普汉先生》，也是取其题材。我想，马宽德恐怕不持类似文学观，因此会对张爱玲有些偏见吧，见面时问出“绿彩”问题来，若不是他天真质朴的话，那就应该是对这位年轻女作家不以为然。可是，他看过《秧歌》之后显然印象改观。
【化妆、烫发及其他】
    
    女士化妆，本来无可厚非。张爱玲之爱美也是人之常情。她的香港翻译之行也去过台湾，还曾由当时初露头角的王祯和陪着去了他的家乡花莲。后来张爱玲在《重返边城》记了当时的游踪。为了纪念这次行程，王祯和与母亲还邀请张爱玲一起去照相馆拍照。张爱玲为此足足化妆一个小时。联想到她给赖雅写信说眼疾省去化妆时间，信然。
    她对衣服的要求也不高，但是在窘迫的状况下得到漂亮合适的外衣，还是会让她十分高兴。她和赖雅刚建立新家时，跑到二手市场买东西，用很便宜价格买下四件美丽的绒衫，她会兴奋地奔回家一一试穿。晚年她声名再起，版税使她不再为生计犯愁，但她似乎也没有更多要求，只是买了不少假发。
    她喜欢烫发。除了年少时候的照片，影像中的张爱玲都是烫发的。即使晚年因健康缘故开始戴假发，也是烫发的假发。为了烫发，也曾发生小小事故。和赖雅一起生活期间，正是他们经济最窘迫的时候，烫发价格高昂，于是自己动手。有一次，张爱玲自己烫好头发，让赖雅洒两杯水在头上。赖雅显然当时还未精通此道，结果化学药品的刺激害得张爱玲一夜未睡。
    从香港给赖雅的信中，张爱玲一再重申，要节制“持久性用品”的花费，不要买大件家具什么的，尤其不要为自己买，但是——“不要省于日常消耗品”。这像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态度，或许“活在当下”差可当之？不过终究是不得已吧。
    
    有些八卦文字，说她1993年还准备做整容手术，引用她去世后一些现场报道，说是她用雅顿的眼部防皱胶囊，用露得清护肤。这些也难以全信，当年上海小报也是谣言满天飞，真话掺着假话，一时分不清。不过，这些耳熟能详的化妆品牌子把她一下子从1940年代的孤岛拉到了现下，有些亲切感。她是爱美的。
    1950年代她在香港重印短篇小说，写了个短序，对少作评价不算高，只说写那些不彻底的人物，写得有些残忍吧，但是明白了他们是怎么回事，只会同情他们，所谓“如得其情，哀矜而勿喜”。这时她的想法显见得和初写《第一炉香》、《第二炉香》那种不无炫技的心态很不一样，是她转向晚期写作风格的一个开始。她生活中这些碎屑小事，这些爱美的碎片，说起来简直有些好笑，然而联系她的一生，也只能让人“哀矜而勿喜”。用她的话来说，正是这些片段，填充着她的“可爱又可哀的年月”。
2011-7-2
张爱玲的物件（照片出自《沉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