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楼梦》的主题，明末清初著名文人董说与《红楼梦》作者联系的一点分析与思考

张习如

《红楼梦》自面世以来，关于其作者的讨论便络绎不绝。实际上，明清著名小说中作者无可考证，或者学界就作者真实身份尚未达成一致意见的例子，实在太多。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作小说在古代学者中往往不被看作是一件崇高的事业，所以著者宁愿书以笔名或者伪托他人；二是写小说难免涉及时事，或者譬否他人，抒发不满，在文字狱较盛的时代，小说极易给它的作者以及作者全家师友带来祸患。因此，古代的小说起始往往以地下小说的形式在文人之中以互相传抄的办法小范围流传，到引起公众注意并印刷成书之时，原作者的真实身份早已无迹可寻。而《红楼梦》的流传过程也不例外。

在这种背景下，要寻找《红楼梦》的真实作者身份，也许应该先思考这两个问题：为什么要确定《红楼梦》作者的真实背景？《红楼梦》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这两个问题当然是相互联系的。几百年来许多人孜孜以求作者真实身份，很大程度上和《红楼梦》开头的作者自云里的几句暗示，如“我亲见亲闻的几个女子”，或者“当年上违天恩，下背祖德”等等，让人认为，《红楼梦》实际上是对作者生活经历的自传性描述。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那么，如果能找到作者的真实身份，当然就能从他的家庭情况和人生经历找到《红楼梦》人物情节的原型了。这个考证方向固然可以理解，然而我们不能不再思索下，红楼梦作为一部古代中国人写的长篇小说，作者投入许多心血，却不能指望有经济上或者是名誉上的收获，反而还得隐姓埋名，那作此书究竟为何？红楼梦作者通古博今，中国古代的哲学宗教、戏曲哲学他无不了然于心，而要完成红楼梦这本巨著，按照古人的书写速度也需要多年光阴，在短暂的生命中也是一项重大投入。而这样一个或多个熟悉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的文人才子，他或他们也自然深知著书立说的深远意义，无论是司马迁在受到宫刑以后依然孜孜不倦以残躯所剩余之心血完成第一部纪传体史书，为秦汉时期的风流人物们留下一个个鲜活的记录；还是施耐庵为了一浇心头块垒而作水浒传，以宋朝之名号为元末明初的反元义士们做群像，中国古代文人作者之创作或许不为名利，然而无不有着欲令作品传之后世、影响万古的深刻情怀。《红楼梦》作者也不例外，从《红楼梦》开头对世俗追求的鄙视，到一把辛酸泪的沉郁悲凉，再到芙蓉女儿诔中列举的文人忠贞事迹里暗含的慷慨激昂，沉郁于中之雄浑家国感情，还有太虚幻境中对联上的古今之情，都处处暗藏着在中国古典文献中不绝如缕、忧国忧民、心怀古今天下的家国之情。

所以又回到了《红楼梦》究竟写得是什么这个本质问题上：实际上，在前几十年的研究中，已经基本达成了一个一致意见，就是《红楼梦》展现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衰败过程。也就是说虽然在表面上《红楼梦》是一本世情小说写一家之事但实际上却反应了中国乃至整个古代中国文明的兴衰成败。既然这个创作目的已经初步明晰，那么进一步问题就是《红楼梦》是如何从小处下功夫，以小见大的；当然在文本中，作者也多次说，就是应当以小见大，从生活琐事中看到学问。那么要做到这一点，就自然带出一个问题，《红楼梦》能不能是一部彻底的现实主义作品，作者能不能是据实在写自己的家事，只是正好和中国封建社会的规律暗合呢？其实只要注意到作者在这方面的所有暗示，就不难理解他的创作手法和主旨了：首先《红楼梦》作者在开头就提到，经历梦幻后才有此书，梦幻才是本书的主旨，宝玉梦中所遇仙姑亦名警幻，也是提醒读者必须理解此书本质为梦幻之意，当然此书的名字也印证了全书乃一梦境的暗示；在《红楼梦》中，又有以太虚幻境，一僧一道，警幻仙姑等为代表的贯穿书中现实与梦境的一众人物，使得书中的梦境往往有比书中现实更为本质深邃的一面；无论是宝玉的太虚幻境之梦，还是可卿去世前的托梦，或者是秦钟临终梦见判官小鬼，宝玉梦到甄宝玉，以及尤三姐托梦尤二姐，也都暗藏了深刻的寓意，这也就体现了作者对梦的观念：梦境是对现实的抽象和升华，是对现实本质的揭示。那么《红楼梦》的真事隐和假语存，到这里也就昭然若揭了：《红楼梦》本身就是对华夏知识分子面对的最大的事实，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升华与抽象，《红楼梦》是中国历史文化之梦。

这个判断是有许多支持的，如开篇便有女娲炼石，补天不成之事。而补天在中国封建社会后半期的文人诗词系统中往往用来比喻他们试图修复已然开始衰退崩解的封建社会秩序的愿景和理想。《红楼梦》中贾宝玉携带的通灵宝玉或者是贾宝玉本人，其前世原型是一块修炼通灵然而没有被用来补天，所以日夜哀叹的顽石，而补天不成之石在中国诗词的比喻系统中，通常被用来指代学习经典又见到国家破碎之状态以后，产生强烈报国之心却又报国无门的古代文人。所以补天不成的顽石经历一番《红楼梦》世界的跌宕起伏，如梦若幻之后，方有了《红楼梦》最早的文本。也就是改造社会、振兴国家无门而日夜哀叹的中国文人，在古代历史文化文献中经历了一番梦幻后，方有了这高度象征和抽象化的《红楼梦》故事。

以梦境为创作主题的笔记或者小说，自唐代以降并不少见。如《长须国》里书生在梦中来到了虾之国，还娶了公主为妻。梦境主题的文艺创作在中国历史上，首先是庄子作品中大量用梦境进行比喻讨论想象世界、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以及生命之间本质的同一性。二是与梦境相关的戏剧在元朝开始有了一个大爆发，最终在明朝汤显祖创作的《临川四梦》中达到最高潮。思想上，元杂剧从汉唐小戏对惊险剧情浮华色彩的追求，升华到了对精神世界的演绎。为了更好地表达精神世界，剧作家的创作逐渐脱离了陈腐的日常生活，而常常会以梦境为工具，虚构一个理想的世界。所以有“情之至，使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因情成梦，因梦成戏”之说。在李渔等剧作理论家看来，古典戏剧自然是一种虚构的艺术。所谓“世间极认真事曰做官，极虚幻事曰做戏”；“人皆知剧场非真境也”；“(傀儡戏、影戏)大抵多虚少实，真假相半。……传奇皆是寓言，未有无所为者，正不必求其人与事以实之也；“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味之笔。”“戏与梦同：离合悲欢，非真情也；富贵贫贱，非真境也”。

《红楼梦》里大量提到当时流行的种种剧目，作为提点人物设定和剧情发展的关键点，可见作者对戏剧了解之深，创作手法自然也会大受戏剧理论影响。就像《红楼梦》以梦和幻为全书之本质和关键处，整本书大旨谈情，以情为贯穿全书之本质，而全书又是一个梦境，正所谓因情成梦。而真事隐假语存的设定，也暗合戏剧里真假虚实相伴的特征。所以中国古代戏剧的理论，实际上和《红楼梦》的创作思路也完全契合。

另外，戏剧虽然没有一处完全是现实本身，却又和现实人生之间处处存在着内在的对应关系。可以说戏剧创作本身的宗旨，也就是把“真事”进行再加工，隐去，而以有笑有泪的虚假故事代之，然而故事中也不乏与真实的对应和作者的真心真情。所以戏剧可以说是现实的抽象映射，更是人心人情的发扬与升华。

实际上，《红楼梦》的开篇第一回叙事，就应该是作者对自己创作思路的诗化和拟人化叙述：开局的两位主人公，一位名叫甄士隐，本是个过着诗酒放诞神仙一般生活的老隐士。

这阊门外有个十里街，街内有个仁清巷，巷内有个古庙，因地方狭窄，人皆呼作“葫芦庙”。庙旁住著一家乡宦，姓甄，名费，字士隐，嫡妻封氏。性情贤淑，深明礼义。家中虽不甚富贵，然本地也推他为望族了。因这甄士隐禀性恬淡，不以功名为念，每日只以观花种竹、酌酒吟诗为乐，倒是神仙一流人物。

他的象征意义即为“真事隐”也就是《红楼梦》如梦境一般的表面故事下，隐藏着的“真事”和真情。甄士隐的旧文人风骨，善良与爱才之心都代表了《红楼梦》背后隐藏着的华夏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而甄士隐的岳父名“封肃”也就是风俗，甄家又住在“十里”街“仁清”巷；也就是说，《红楼梦》背后的真相是不离事理人情之外的实实在在的符合常理的真实故事。“甄士隐”是《红楼梦》在人间层面第一个出现的故事人物，也就是说，《红楼梦》的创作是以“真事”为背景原型的。然而“真事”终究是被“隐去”了，只留下了假语作为敷衍故事串联情节的工具。于是“甄士隐”很快就遇上了“贾雨村”，也就是“假语存”。

这士隐正在痴想，忽见隔壁葫芦庙内寄居的一个穷儒－－姓贾名化，表字时飞，别号雨村的－－走来。这贾雨村原系湖州人氏，也是诗书仕宦之族。因他生于末世，父母祖宗根基已尽，人口衰丧，只剩得他一身一口，在家乡无益，因进京求取功名，再整基业。自前岁来此，又淹蹇住了，暂寄庙中安身，每日卖文作字为生，故士隐常与他交接。

贾雨村也就是假语存，所以姓贾名化，也就是假话，可见他的象征意义是《红楼梦》表面文本的假语。所以不同于甄士隐住在仁清巷里，处于风俗人情之中，贾雨村是住在葫芦庙里面，这葫芦庙让人想起了，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机关这样的俗语，也就是说在《红楼梦》里由荒唐言、假语组成的表面之下，存在着掩藏了真相的一个个葫芦机关。

而贾雨村生于末世，父母祖宗已尽，只剩得他一身一口，也就是说，不同于《红楼梦》中指代的真事尚且受到世道风俗的实际限制，这假语村言只有他自己一人，毫无根基牵挂，也就是说可以无所顾忌，天马行空了；于是宁府才可以有九道门，贾元春作为妃嫔竟然可以省亲，更不要说半夜省亲。而贾雨村也是诗书仕宦之族，每日卖文作字为生，这个是自然的，不然《红楼梦》中这许多假语从何而来？更妙的还在最后一句，这甄士隐常与贾雨村交接：这又不禁让人想起了”假作真时真亦假“《红楼梦》文本中真实历史文化意象与为了圆满剧情敷衍故事的假语村言的交织，作者的真心真情与迎合世俗的假意之交错，构成了《红楼梦》让人感到既神秘又困惑，既明白又糊涂，似悟而非悟，让人顿生探究之欲的神秘魅力。

而接下来又发生了一段妙事，就是贾雨村看到了甄家的一个丫鬟，这个丫鬟生得仪容不俗，眉目清秀，虽无十分姿色，却也有动人之处，注意这个丫鬟叫娇杏，她又代表什么呢？

要回答理解清楚这个问题是十分关键的，因为《红楼梦》一书让人云遮雾罩的很大一个原因，就是有不少人物的指代意义并未明晰。导致读者想理解其隐喻意义，常常需要像胡适先生所说的那样“猜笨谜”，比如娇杏的含义就有人猜“侥幸”暗合她后来因为这一回头，机缘巧合下幸运地飞黄腾达，成为了贾雨村夫人这桩奇事；也有人认为杏即是指“日边红杏依云栽”的杏花，暗合娇杏成为了人上人攀了高枝的幸运。这些解释咋看起来都很有道理，可究竟其中哪一个才是作者的真意，那就往往各执其词，谁也无法服众了。那如何才能找到作者真意呢？一个可行的起点是我们必须相信这样一本复杂精妙前后呼应的书是有统一而且明确的主题的。“真事隐”“贾雨村”这两个隐喻意义明确，性格和彼此互动又符合各自寓意人物在开篇出现，也就给全书的创作手法定了基调：不仅其中大多数人物都有一个抽象意义，更进一步的是，这个人物的外貌特征乃至和其它人物的互动特点，也可以在这个抽象意义的层面上得到合理而且发人深省的解释。也就是说《红楼梦》的神妙之处在于不仅表面上是一部完整的世情小说，它更有一个逻辑完善，有作者真意存焉的隐喻层。作者对“真事隐”“贾雨村”的创作思路，可以自然而然地套到“娇杏”身上。如前面所说，娇杏是这《红楼梦》里的假语，在作者想隐瞒的真事家里偶然发现并从此魂牵梦绕，为她吟诗作词的一位女子。所以《红楼梦》这长篇大论，真真假假，又是为了什么呢？套用《红楼梦》里一句话，不就是为了作者的心么？

所以，这娇杏其实就是交心，即作者将自己最真诚淳朴的情感思想，和真挚的心灵交给了读者。

何处不相思，相逢还有时。交心如到老，会面未为迟。 ——唐•李频《关东逢薛能》

而到明代，随着皇权的巩固，理学被进一步极端化用来维护皇家权威，成为虚假伪善杀人不见血的工具。 在这种窒息压迫环境下，王阳明一反天理压抑人性的传统观念，提出心外无物，人有恻隐之心就可以致良知 ，不需外求 。王阳明还认为虽愚夫愚妇，也和圣人一样有良知。因此所有是非，应以自己没有遮蔽的心为标准，不能以什么圣人之言为准则。所以心学可以说彻底推翻了理学的传统教条。李贽也提出要以童心，即最初一念之本心为真实，而六经则是假道学。他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可以说是存人欲而灭天理了。在王阳明心学和李贽童心说影响下， 汤显祖形成了至情说，并以此为宗旨创作了《临川四梦》。《临川四梦》伴随着市民阶层的壮大，和文学创作的自由风气，成为晚明文坛反叛精神和浪漫主义下的一朵仙葩。

汤显祖所提倡的情，非一般常人俗世之情，而是纯真强烈，无所顾忌，超乎生死，让人惊叹乍舌的至情。汤显祖浪漫主义的精髓是，以绮丽恍惚之梦境来实现现实世界难以存在的至情故事。正如《牡丹亭记》中写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 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所以虽然作者描绘的是死者可复生的奇幻梦境，然而梦中有贯穿历史社会的真情流淌。

《临川四梦》将感情上升到了精神世界的范畴以升华拔高。为此作家可以超越日常生活，描绘一个想象中的如梦的至情世界，所谓：“因情成梦 ，因梦成戏”； “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 ，方为游戏三味之笔”；“戏与梦同：离合悲欢 ，非真情也；富贵贫贱，非真境也”。然而戏剧又绝非全然的虚构，戏剧的想象可以奇诡、笔法可以荒诞，但因为要表达的是作者在真实人生或者历史下的真情 ，创作和现实之间也存在一种彼此契合的对应关系。而历史和人生本来也如戏如梦：“无日不在戏中，富贵、贫贱、夭寿、穷通，攘攘百年，电光火石，离合悲欢，转眼而毕，此亦如戏之顷刻而散场也”。

《红楼梦》作者更是以“梦”为题目，并且在开篇就提点读者，写梦幻之处，均是事关本书主旨之处，可见《红楼梦》与《临川四梦》一样，有着强烈的写梦色彩。而情亦是《红楼梦》全书的宗旨，黛玉和香菱作为两个大文人的灵魂，在书中作者的想象下，在大观园这个虚拟的文人理想世界中，收获了前世未能实现的灵魂交流和精神升华，同样是在悲剧之中的圆梦。《红楼梦》里也是处处流露出千载同一梦，古今均是同梦人的思想，与《临川四梦》中官场、人生皆如梦一场的思想一致，甄士隐的《好了歌》便是对世事无非虚幻的精当感悟，而开篇两位主人公，甄士隐与贾雨村，又对应着书中的真事和假语，这也恰合元以后走向成熟的中华戏剧真假参半，若幻似真的叙事手段。红楼梦》中也处处在平实叙述下掩藏流淌着作者强烈浓厚的家国情感，虽然表面上描绘的是一场荒唐梦境，然而却又处处与中国历史文化中的诸侧面对应。可见《临川四梦》也是《红楼梦》作者重要的创作思路和手法来源。

随着文艺作品的逐步积累和戏剧理论的发展，戏剧的表达对象也逐渐扩大、抽象，而古代文人对历史与世界的理解也越来越收到戏剧的影响，“剧者何?戏也。古今一戏场也。开辟以来，其为戏也，多矣。……夫人生，无日不在戏中，富贵、贫贱、夭寿、穷通，攘攘百年，电光火石，离合悲欢，转眼而毕，此亦如戏之顷刻而散场也。” 如果说《红楼梦》是中国文化的家国之梦，那么这种将整个历史文化从情感角度嵌入一场大梦的手法，自然是受到了明清戏剧发展高峰的影响。而明清时期中国戏剧文化发展的高度成就，其源流亦广，影响也自然不会仅仅限于《红楼梦》一本小说。

到了明代，特别是晚明时期，文人群体中对梦的热情达到前所未有的 高度，对梦之记载出现于学术著作、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绘画等各 个领域。

《西游记》也是一部受到心学思想启迪而创作的神魔幻想小说。明、清两代《西游记》研究者对于《西游记》主旨的认识基本一致：《西游记》是一部阐述心学的“寓言”，寓言也就是隐喻式小说。托名李贽的《西游记》评点者在《批点西游记序》和第十三回总批中都云：“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而此评点本所署幔亭过客袁于令之《西游记题词》亦云：“言真不如言幻，言佛不如言魔。魔非他，即我也。我化为佛，未佛皆魔。……摧挫之极，心性不惊。此《西游》之所以作也。”这些评点人都认为《西游记》旨在讨论修心之道，战胜心魔之理。

徐朔方先生曾指出：“阐明《西游记》的宗旨，即从心——人的内心与外界的交感，来探讨人生处世，并结合社会现实，寻求解脱。”也就是说，西天取经团的各色人等，分别代表了心的不同侧面，孙悟空是心猿，代表了勇往直前，拼搏进取之心，而猪八戒则代表了食欲、性欲，懒惰等种种肉体欲望，唐僧则代表了心的良知，所以孙悟空修炼于斜月三星洞，灵台方寸山，一旦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就会被唐僧念紧箍咒，感受到了良心的疼痛。而妖魔鬼怪中既有来自外部世界的外魔，也有来自内部心灵世界的内鬼。

而师徒一行人，就是一颗完整的心。他们在《西游记》中取经，一路经历各种妖魔鬼怪，最终修得正果的历程，也就是人的精神在现实与心理世界中横冲直撞，战斗不息，向外奋斗，对内整合，最终达到理想境界的旅程。在《西游记》这个世界中，我们固然可以从天庭的等级森严和观音佛祖的关系户之多中一窥作者对封建社会官僚体制的态度，然而也有各种如树精花仙一般，在中国人的幻想世界中耳熟能详的仙怪妖精们，以及羊力鹿力这样以宗教为幌子的骗子国师们，可见这个世界是蕴含了中国社会结构，信仰体系，文化幻想等各个层面的真正大千世界。《西游记》的故事是中国人的心灵在历史、文化、外交、政治，神话、和内在斗争与成长等各个层面战斗挣扎的一部心灵史。这部历史有趣有益，生动好看，而且鼓舞人心，没有陷入迷信的泥潭里，而是按照心学的理解，把各种鬼神传说和现实投影都看做是心魔的一部分，个人的奋斗史也就本质上成为了心灵的探索和成长史。

明亡后，清初文坛兴起了“梦忆体”，《谈往》、《遗事琐谈》、《闲思往 事》、《忆记》与《陶庵梦忆》等都是这一时期出现的作品，内容大多以回 忆过往的美好为主。这其中有一位重要的文人，即董说。董说（1620～1686），明末清初小说家。字若雨，号西庵，又号鹧鸪生、漏霜。明亡后，隐居丰草庵，改姓林，名蹇，字远游，号南村，又名林胡子，并自称槁木林，时已有六子。中年出家苏州灵岩寺为僧，法名南潜，字月涵，一作月岩。乌程（今浙江吴兴）人。董说一生著作都和梦有很大关系。翻阅其《 丰草庵诗集》 ，出现频率极高的字 眼之一是“ 梦”。 董说小说和诗歌的这些特点 ，显然 与其梦癖有关。 董说可以说是我国文学史上最大最 奇异的梦癖者 ，他 自称梦道人 、梦乡太史 ，几乎天天 都在有意识地做梦 、记梦。 他还号召成立梦社 ，向社 友广泛征集 幽遐之梦。 他不仅有实录或虚构 的梦 诗 、梦文、梦书、梦小说 ，还有许多论梦之文。 梦是人 在睡眠中的一种精神心理活动。 董说之嗜梦既有家 族 、个性的因素，更是明末黑暗现实与政权交替下逃避浊世的必然选择。自在而逍遥的梦因此成 了董说躲避明 末黑暗现实及鼎革之际血雨腥风 的最好去处。 其 《 梦乡志》日：“ 自中国愁苦 ，达士皆归梦乡”；在《 征 梦篇》中，他又愤愤地说 ：“ 福禄无缘 ，悟得衣冠 皆狱 吏；文章多厄 ，不贪乡国大羁囚。 归去来 ，人间不可 以久居”，因而焚掉“ 却梦之符”，挂起“ 睡魔之印”。 甲申后 ，他更是庆幸“ 幸有梦乡堪避世”(《 即事复用 前韵》)

董说还把自己的梦境分为几大类别：一日玄怪乡,鸟冠兽带,草飞树走,人长角而鱼身;二日山水乡,中有崇山大川;三日冥乡,岱游之魂皆在;四曰识乡,其中有情城思郭,凝想所造；五 日如意乡，高台美人，诗书希玩 ，人 人各如其意；六日藏往乡，旧事皆属；七日未来乡。可 以知来。

董说非常在意梦之雅俗 ，所撰 《 复严既方书》 日： “ 病 中嗜梦益甚 ，得一佳梦，或游 寄山水，或见古人，或诵世外书 ，辄喜 ，病亦小损；偶 获一人间俗梦 ，辄作数 日恶，至呕不能食。” 卷董 说 自己提及最多，也 自认为最幽绝的一梦是：梦登一 石楼 ，见“ 七十二峰生晓寒”。 为 了制造这种清雅不 俗之梦 ，他在《 梦乡志》 中提倡采用八种辅助工具 ：一 日药炉 ，二日茶鼎，三日楼居， 四日道书，五日石枕，六 日香篆 ，七 日幽花 ，八 日寒雨 。”独居高楼 ，枕 着石枕 ，翻阅道书 ，在茶烟香气雨雾缭绕之中悠然人 梦，其梦焉能人俗 !而《红楼梦》中也提到“药气比一切的花香还香呢。神仙采药烧药，再者，高人逸士，采药治药，最妙的一件东西！这屋里我正想各色都齐了，就只少药香，如今恰全了。”董说又多处提到他对火烧的厌恶而喜欢用水蒸出来的香，而《红楼梦》里也同样是宝玉把小厮的名字茗烟改成了培茗。

董说是小说《西游补》的作者，他还好记梦，曾成立梦社，并作《梦社约》，还有专写梦的《昭阳梦史》、《梦乡志》等书，董说多次做过这个登天不成又堕云上，又从云上落到水畔，最终大叫醒来的梦：“梦而登天，未至，下视白云如地，因坠云上，驰走数十里，误踏破云，堕水畔。”董说的这个梦境跟《红楼梦》中甄士隐、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后醒来前的状态非常类似：甄士隐也是经历了一声巨响并忍不住大叫“意欲也跟了过去，方举步时，忽听一声霹雳，有若山崩地陷。士隐大叫一声，定睛一看，只见烈日炎炎，芭蕉冉冉，梦中之事便忘了对半。”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后则是被夜叉海鬼拖下了水面，“话尤未了，只听迷津内水响如雷，竟有许多夜叉海鬼将宝玉拖将下去。吓得宝玉汗下如雨，一面失声喊叫：‘可卿救我！可卿救我！’慌得袭人等众丫鬟忙上来搂住叫：‘宝玉别怕，我们在这里！’”

可见《红楼梦》也是晚明至清初这一文人写梦传统之延续，是作者作为“甄士隐”经历末世补天不成后进入华夏历史文化中做一大梦的产物。不仅《红楼梦》和董说创作的意识流小说《西游补》同为梦小说，而且宝玉的怡红院的碧绿地砖和里面的大镜子与孙悟空闯入的 “青青世界” 的翠绿外表和里面的各种镜子的如出一辙，都是中国历史典籍的象征。可见《红楼梦》直接参考了《西游补》的意象比喻系统。同样《西游记》开篇即提到孙悟空来自一块仙石“其石有三丈六尺五寸高，有二丈四尺围圆。三丈六尺五寸高，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二丈四尺围圆，按政历二十四气。”而《红楼梦》中贾宝玉的来历是“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十二丈、见方二十四丈大的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那娲皇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单单剩下一块未用，弃在青埂峰下。”可见就如孙悟空是在自然造化下形成的至灵之物人心的象征，贾宝玉的本质也是“心”，或者说思想精神的人格化。而《红楼梦》的思考深度又进一步参考了《西游记》及心学，把历史中的无数小镜子集合成一面大镜子，也把无数个体的精神聚合成了一个集体精神贾宝玉；再用种种神仙妖怪代表这集体精神的不同组成部分，也就是不同的文化思潮；再把贾宝玉的探索历程写成中华精神从古到今随着时间延续而发育的过程，并将历史上各个时代的代表性文人也一同加入进来成长和互动。而红楼梦的故事情节也不仅仅是作者发个人之私意，而是力图从人性，从情感的角度对中国的文化历史进行大观，用闺阁世情小说的外表，用梦境的抽象表现方式，展现中国历史上从一个大时代到另一个大时代的主流精神趋势和历史走向，这种创作手法在今天看，也可以说是神妙之至了。所以红楼梦远不仅仅是作者之梦，更是中国文明之梦，而红楼梦中的各个女儿们，要么是中国文化中重要的神魔形象，代表了中国文化精神的重要方面，要么是饱读诗书，著作等身，也就是受了这绝对精神浇灌后，又用血泪之笔写下了传世巨作的大家文豪或者文艺名手们，和这些女儿们共度一场华夏春秋大梦，这是一个古代中华知识分子在中国数千年人文结晶下所能想象到的最宏大深刻，又如泣如诉的梦境了。它从上古天真烂漫之美梦开始，穿越历史的跌宕起伏，和种种波折险景，其中或许有噩梦有悲剧，然而在种种挫折磨砺下，中华绝对精神克服重重险阻，升华至超越之理性精神中的世界，而又没有放弃情感而臻至情之境的至凄美至魄丽之故事，可以说是一部历史纵向的西游记，而且它关系的远不止是个人的挣扎和奋斗，更是这个民族的集体精神记忆和共同的潜意识，回味这场大梦，可以让我们就像希腊戏台前的公民那样，梳理宣泄出心中蕴含的或积极或消极的种种情感，在共情中合一。这真是至奇之梦，至大之梦，至美之梦！是中国古典精神文明的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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