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的双螺旋结构

　　西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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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维特根斯坦去疗养院看望他的老朋友。老友正患扁桃炎，觉得浑身不舒服，于是向来访的哲学家抱怨道：“我觉得自己像一只被汽车碾过的狗。”听到这话，维特根斯坦大为光火。他回答道：“你根本不知道一条被车碾过的狗是怎么感觉的。”
　　显然，让哲学家不满的是，老朋友使用语言太不严谨，太漫不经心了。按照他的看法，现实就是语言，语言就是现实。脱离了语言，现实没办法独立存在；离开了现实，语言就彻底成了扯淡。所以语言的清晰和准确，是维特根斯坦最关心的。
　　卡尔•曼海姆也有类似的观点。不过，他更关注语言与社会现实的关系。他说，除了语言，我们在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看不到如此明显可察的相互依存，以及对变化的敏锐反应。语言既可以用来消除人们在交流过程中的差异，也可以用来强调个体的差异与独特。它可以探测到人类经验中固有的成分，也能发现过去不曾觉察的意义。
　　我们曾经说过，通过观念的频繁变动，可以判断一个社会的风险所在。观念未必能真实地反映风险——它们往往互为倒置的镜像，甚而相互掩饰，这已经成了常识。但它们之间的关系恰恰是考察风险的绝佳点。假如我们把观念与它相对应的风险比作DNA的双螺旋结构，那么，我们通过研究语言的变化，将能更加准确地找到它。因为，语言是构成观念的基本元素，它充当着这个双螺旋中的“碱基对”。它们的互补、替换、转化和取代，总之，它们的变动对于判断风险几乎是标志性的。
　　在回应人们对“风险社会”这个概念的批评时，乌尔里希•贝克曾经感慨，现在的困境是，我们找不到贴切描述各种风险的词汇。不仅找不到与自然灾难相适应的词汇，更找不到和人造风险相匹配的语言。结果就是，当我们感到危险和威胁越来越近，却难以通过科学的、法律的和政治的手段来找出证据、分析原因和进行补救。这话出自认真看待风险的学者之口，当然值得严肃对待。但更明显的事实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不是找不到准确的语言，而是因为别的原因，故意回避它们，或者试图取代它们。于是我们看到，失业成了“下岗”，兼并叫做“优化组合”，国有变私产名为“产权改革”，操纵股市称为“资本运作”。随着此类技艺的日渐纯熟，接下来，诸如“异常状况”、“极端天气”、“群体事件”等等更加空泛的词汇生产出来，与我们的经验语言争夺意义的空间。在剧烈的争夺中，语言像一件捉襟见肘的衣服几近解体。而它所对应的现实，同样面临崩溃的危险。典型的例子就是“和谐”这个词，围绕着它进行的意义争夺，使它的固有含义丧失殆尽，它所指示的事实丑陋不堪。
　　说起来很矛盾，语言的变动恰恰是因为人们对于“不变”的渴望，它包含着把握现实风险的心理预期。余英时先生曾经借用杜牧“丸之走盘”的比喻来形容传统的中国社会。他将“盘”看作社会框架，“丸”则象征社会中的各种变化。无论“丸”怎么运动，横斜圆直，似乎“不可尽知”，但有一点很确定，那就是“丸不能出盘也。”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比喻来看待风险与语言之间的关系。风险是丸，话语体系是盘。要想风险可控，语言构成的话语体系就得是一只盛得下各种“圆丸”的没有漏洞、较少缺口的“盘子”。
　　遗憾的是，与过去相比，如今的话语体系与其说是“盘子”，不如勉强称之为“筛子”。通常来讲，话语体系是这样一种能够培养人们信念的意识形态：相信现实是合理的，相信这个社会终会不负众望，相信政治制度能够实现它的允诺。所以在特定的语境下，哪怕是“领袖就是太阳”之类的话语仍可得到尊奉。然而回顾过去的三十年，奥威尔设想的那种新话（Newspeak）体系非但没有建立，连原有的粗劣框架也崩溃了。之后，在这个废墟上曾经有过重建信念的尝试，但是几经挫败，到如今话语体系基本上不再承担培育信念的功能，仅仅满足于敷衍千疮百孔的现实。
　　所谓敷衍，无非是一种将风险无限期推迟的企图。它赋予了语言以及它所承载的思想得过且过、玩世不恭的特征，造成的现实危险更是多重的。一方面，累积的风险总会结出恶果；另一方面，随着恶果的一一呈现，人们会产生从整体上彻底消除风险的冲动。而这种冲动本身就包含着巨大的社会风险，甚至无法排除重返极权抑或发动革命的可能。
　　怎么办？毫无疑问，首先要恢复对语言的敏感。我们要清楚，在官样文章中“国情不同”的意思是反对西方民主，“欠发达”指的是贫困，“第三世界”说的是穷国，也要明白，在流行话语里“原生态”无异于摩登秀，“有色人种”不包括白色，“外科手术式的打击”也是杀人，“激情燃烧的岁月”更可能是一场兄弟相残的内战。
　　生活在风险重重的社会中，不对语言保持高度的敏感，又怎能理解言论自由的深刻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