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阿Q的六个瞬间或，鲁迅：迷信的辩证法

汪晖的这次讲座，可以用两句话概括：
革命，必然爆发于灵魂深处。
灵魂的问题，要出身体境况来考察。
说到阿Q，国人自然会想到精神胜利法，这是中国人的国民性。所谓国民性，就是中国人所特有的，但果真如此吗？
所谓精神胜利法，就是当有人打我，而我想要反击但又无力还手时，只能说一句，儿子打老子，然后让自己接受现实（自己是弱者）并取得安慰的方式。但我们很可以说，庄子的哲学也是一种精神胜利法——阿Q精神可以说就是庄子学说的时代反映（鲁迅总说，真要理解中国文化，关键是去认识道家文化，而不是我们一般所谓的儒家文化）。于是我们可以说，精神胜利法不过是庄子“犬儒理性”的一种表征罢了。这种犬儒理性在面对国家强权的时候，是一种政治冷漠，其实韦伯就认识到，在诸如中国这样的家产制国家中，国民必然是apolitical，这必然导致哲人（如庄子）的政治冷漠，用无待的精神自由去取代政治自由；而在社会层面，当弱者无法面对他人强力的时候，他们只能通过话语叙事的方式去构造让自己得到安慰的等级秩序（我是老子，你是儿子）——既然自己惹不起，也躲不了他人强力的干涉。
这种胜利法与巫术有着同质的逻辑。当某一主体无法通过正大光明的强力手段去施加自己的权力或强力时，他们会借助于巫术这一中介，通过咒语等手段，对他人造成预期的影响。如果巫术成功的话，这是比精神胜利法更为积极的方式，但因为巫术主要通过对鬼神等精神性存在的召唤，这也可以视为是精神胜利法——毕竟施动主体没有直接对受动者施加自己的强力。
但不管是巫术还是话语叙事，归根结底，这都是一种受动行为（reactive action），因为行为主体没有行动直接性，需要某种中介，更为重要的是，这主要是基于报复或复仇心理——这是尼采说的resentment.
再来看看基督教。
基督教是爱的宗教。但是，爱只是对同志——上帝的皈依者——的爱，而对于上帝的敌人（如敌基督者），虽然基督徒不予置评（do not judge, or you will be judged），但等到末日审判那一天，基督徒说，你们都下地狱，受地狱之火的永久煎熬吧！其言下之意就是，虽然你是坏人，甚至你还打过我，虽然我很讨厌你，可是既然我是基督徒，我就能忍则忍，因为总有一天，上帝会让你好看的。于是，上帝也成了一种巫术的工具，只不过其效果并不立竿见影，还要等到世界末日——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的“好的”基督徒是欲求世界末日的。基督教理论也是一种精神胜利法：虽然我没有你强壮，虽然我没有你富裕，虽然我没有你美丽，但总有一天你们这些最先的会变成最末的。。。。想想登山宝训吧。
如此看来，精神胜利法并非中国国民性的专利。毋宁说，精神胜利法是弱者在话语层面对强者的反抗，不然弱者就只能像猪一样在泥水中打滚了。同样，巫术等迷信手法也是弱者在精神层面操控自然，对抗强权的体现，这是超越精神的体现，是异化了的超越精神，就像上帝是异化的人性一样。这是汪晖此讲的吃紧处——我们要辩证的看待精神胜利法。路德的宗教改革所强调的不可见的教会可以说是革命团体的精神性存在，在这种教会中，每个人因为分享了上帝的灵而团结一致，没有天主教教阶等级的差别，有的只是对彼此灵性的关怀。而革命团体就是割断了上帝脐带的不可见教会。用布洛赫的话说，这是transcendence without the transcendental（没有超绝性的超越性），而汪晖称之为向下的超越性。当精神胜利法不再管用，当阿Q受到小D和王胡的欺辱而无法从精神胜利法中找到安慰的时候（他感到了彻底的失败），行动的可能走向前台。
我们或许有行动取代话语的可能，用革命行动取代话语叙事。这不是新儒家所说的什么内在超越性，因为这种超越性还可能因为其超绝存在而变成压抑性的力量（以理杀人），而在没有超绝性的超越性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为整个团体从而为每个人提供了意义与价值，行动的意义基于存在的内在性，而不需要外在的赋予。这种内在性就可能在某个汪晖所谓的“瞬间”彰显出来，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
他在路上走着要“求食”，看见熟识的酒店，看见熟识的馒头，但他都走过了，不但没有暂停，而且并不想要。他所求的不是这类东西了；他求的是什么东西，他自己不知道。
不是酒肉，也非馒头，虽然他饥饿难忍，那到底是什么？这必然是某种超越性欲求。于是这与他最后的革命行动不无关联？这种革命的意志不正是从自己的生命处境出发，意图改变自身的生活境况从而颠倒原有等级秩序的朴素但又伟大的诉求吗？阿Q距革命并不遥远。这是出于被压抑的本能，但这种本能只会在某个瞬间爆发出来，成为颠覆性的力量——这个瞬间就是巴丢所谓的起点singularity，不可言传而又无法复制的蕴藏无限可能性的一个场所。
但也有假洋鬼子这样的革命者——任何革命都不可避免。于是鲁迅说：伪士当去，迷信可存。基督教，中国的鬼神，这些都可能成为超越性的可能武库，维度像假洋鬼子这样的伪士，打着革命，自由民主的旗帜，在形式上大做文章，实质上则窃取了革命果实，让革命成了一种循环。
于是鲁迅就提出了自己的迷信（启蒙）辩证法：迷信，只要它反映了弱者（往往是占多数的所谓大众）的真实诉求，就可能成为一种解放性的力量；而所谓的启蒙（革命，自由，民主，人权），当它们依然停留在口号层面，停留在最广泛的真实大众的生存经验之外，就只能是一种迷信——甚至比其所要反对的旧秩序更加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