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辛拿到了“同花顺”

曾园

拿到了“同花顺”

　　英国高龄女作家多丽丝·莱辛获得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是30年来屡获提名的大热人选　　 that epicist of the female experience　，who with scepticism　，fire and visionary power has subjected a divided civilisation to scrutiny. (多丽丝·莱辛)以史诗诗人般的女性视角、饱满的激情、丰富的想像力以及深刻的怀疑精神剖析了一种分裂的文明。

　　11天后将满88岁的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星期四出门，回家时发现自己的房屋前挤满了人和摄像机，她起初以为这是在拍电视剧(她的眼睛从很早的时候就不大好)。当得知记者到来的真正原因后，她抱着一束鲜花坐在自家的台阶前，泰然自若地在人海中心讲那些记者喜欢听的话：“我获得过欧洲所有的奖项，我很高兴赢得了它们。拿到诺贝尔奖，全部奖项对我来说就是一手‘同花顺’……” 　　虽然媒体表面行动得像往年一样快，其实并没有准备好。许多媒体在前一天仍然在关注那家赌博公司拿出来的可疑名单。所以在诺贝尔奖网站公布后的一个多小时里，并没有像样的新闻出现。四处可以看到的都只是美联社的一篇文章和法新社一条逐渐变长的短消息。如果做个比较，我们会记得去年大热门——土耳其作家帕慕克获奖时，媒体的反应要快得多。这也证明了尽管莱辛曾经是个很优秀的作家，但今天的记者要回忆起她来，仍然要花一些时间。

　　没价值的科幻小说？

　　能让媒体自豪的一点是，美联社记者第一时间采访到了哈罗德·布鲁姆，耶鲁大学的重量级文学批评家。和哈佛的著名批评家海伦·文德勒不一样，布鲁姆一般不干预欧洲的文学事务，也不去欧洲的媒体上挑起争论。他像一个王者一样固守着自己的“文学领土”，气定神闲地对美联社的记者说，瑞典文学院把文学奖授予莱辛，这纯粹是出于“政治正确”的考虑。他说：“尽管莱辛女士在她写作生涯的早期具备了少量的令人钦佩的品质，但我发现她过去15年的作品都没滋没味……尽是些没价值的科幻小说。”回顾一下赌博公司的名单，里面就有布鲁姆比较偏爱的作家唐·德里罗。唐·德里罗的落选也许让老专家对瑞典文学院的举动颇有些失望。这个名单里面的美国文豪菲利普·罗斯在大奖即将宣布前的一天感觉不对，当着彭博社(Bloomberg)记者的面，数落起这么多年来一直冷落他的瑞典人，记者当然也更起劲地煽风点火：“如果是完全按照作家的天才来颁奖的话，您早就得了。去年就该得……明摆着这几年得奖的都是些政治作家……”只差说咱们的普利策奖虽说钱少点但要公正得多了。 　　莱辛的心里其实也没底。她曾经说过：“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敢打赌他们(诺贝尔奖委员会)不喜欢我，否则我早就能拿到了。” 　　多丽丝·莱辛1919年10月22日出生于波斯，本名多丽丝·梅伊·泰勒。双亲都是英国人。1925年，莱辛家人希望靠种地致富，举家迁往当时英国殖民地南罗德西亚。莱辛15岁时退学，此后主要靠饕餮般的阅读来完成自我教育。1937年莱辛搬往萨利斯堡，曾在这里短暂从事接线生工作，后从事其他职业。结过两次婚，第二任丈夫是德国犹太人葛提弗列德·莱辛，后离婚。但一直用“莱辛”这个姓，和写《汉堡剧评》的德国巨匠莱辛的名字是一样的拼法：Lessing。 　　欧洲媒体一般对莱辛的获奖表示欢迎。德国《明镜周刊》记者对莱辛持肯定态度，认为这是对莱辛“一生的写作”致敬。“她那些写种族、爱、性、分歧丛生的非洲的著名小说”的确是用“史诗诗人般的女性视角、饱满的激情、丰富的想象力以及深刻的怀疑精神剖析了一种分裂的文明”。 　　《纽约时报》的说法相当客观：“尽管莱辛女士对政治和社会问题充满了热情，但她的获奖不会像前面两个获奖者帕幕克和品特那样引发争议……他们的获奖让人疑心瑞典文学院选择获奖者部分是因为非文学的理由。”

　　　从女权主义到反女权主义

　　所有的媒体都提到了1962年出版的《金色笔记》，这本书被看做是女权主义的经典。莱辛通过此书树立了自己的女权主义者形象，这本书也被全世界数百万人当成“女性独立的教科书”。瑞典文学院的评价称：“萌芽时期的女权主义者将此书视为先锋之作，它也是少数几本表现20世纪两性关系观点的作品。”她讲了一个反向的《玩偶之家》的故事。鲁迅曾清醒地提出过“娜拉走后怎样”的命题，他自己的《伤逝》就是对这个问题的一个解答，而《金色笔记》则是另一种解答。两个离婚的女人带着孩子住到了一起。她们自命为新时代的“自由女性”，并且经常对怎样才算是真正的自由女性反复争辩。但一个20岁的男性观察者却说“我多年来一直在旁听你和朋友们谈论，你们所有的人似乎都是乱糟糟的”。他用“失败”这个词来评价安娜和莫莉所选择的独身道路。她们后来也发现自己原来生活在想象中，用梦想代替了真实，结果使自己成了实现梦想的工具。而那些梦想也不真实。最后，和故事的开始正相反，“两个女人相互吻别”，重新回到了与社会相融合的道路。她的确提到了“出走”，但她的观点实际上非常复杂，这为她晚年转而猛烈批评女权主义的流弊埋下了伏笔。 　　莱辛用吸引人的悠长笔调和生动细节去写困境中的生活，令人信服地告诉读者：人生并没有所谓固定的“模式”。她多元化的生活经历和视角使她对于人生苦难有着一般作家不具备的感受，她尊重每一种苦难，她展示苦难的来龙去脉。读者随着她优美的文笔去想象，并对处于苦难之中的勇敢人性产生敬意。比如像这样的描写，就非常不同于一般的女性作家： “瞧吧，我一怒之下会把心滚出去，跳起，像个手球，撞到墙壁，脸孔，路轨，雨伞，鸽子的背上……不行，这样做没有用，陡然使事情恶化。我该做的是做点什么出我自己的意料之外的事，就像那女人、鸽子、尖锐的鞋跟声和丝白的翅膀，出我意料之外。” 　　她的女性式的挑衅与伍尔夫是有渊源的： “自从我听到了一个加拿大女人兴致勃勃地，像是终于找到了标签，把一稀有品种钉上了标记似的，心满意足地说，‘她啊，当然了，就是你们英国典型的老处女嘛’之后，我就不再邀茱蒂丝出来认识朋友了。” 　　这种浅显明快、内敛而充满讥讽的曲折口吻正是她区别于其他女作家的地方。 　　诗人艾略特说过，一个新的诗人往往会改变以往的诗歌“格局”。诺贝尔文学奖也是这样，它不仅在颁发奖金，将某个人名纳入到它的幸运者和不朽者名单之中，而且，它每次颁奖也都在重塑自身的历史。莱辛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获奖和在今天得到这“迟到”的荣誉是不一样的。她的《金色笔记》在今天看来具有的“后现代风格”并不明显，它的“碎片”也并不够“碎”，它对两性的看法也不够“酷儿”。但她的笔触是新鲜的，她的思考涉及到了每个痛苦细节的真实痛处。的确，她每次抗争前我们都知道她要抗争了，但每一次她都能给我们带来不同新意。就像任意一次，某一天她写道： “我们向他们建议，基于他们该市所将发生的，他们——年轻人——或许该设法说服其他同年龄的人一起离开，另找个地方居住，要是另建新城资源不够，不妨搭篷而住，找个欢迎难民、愿意照顾难民的地方。” 　　在她的小说里，没有廉价的胜利，却有更多关于痛苦的诗意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