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勒遗作《自动人的负人类熵学之原理》（Éléments pour une néguanthropologie de l’homme automatique）

译自法语手稿，其中有些错误和缺漏。原文以斜体表强调的，中译作加粗处理。

参考英译 Elements for a Neganthropology of Automatic Man，丹尼尔·罗斯（Daniel Ross）译，《今日哲学》（Philosophy Today）第 65 卷第 2 期（2021 年春），许煜主编。

注释可点击链接，或扫码参看中法英三语对照的版本：https://stiegler.notion.site/l-ments-pour-une-n-guanthropologie-de-l-homme-automatique-05a33aa07e154a6ab9147855599569c4?pvs=4

纪念鲁道夫·博姆（Rudolf Bœhm）

摘要

我们的时代是一般化的自动化（automation）的时代（age）。生产出了无产阶级的那家工厂（原文英语）如今延伸到了生物圈（biosphere）上；结果，我们就需要脱自动作用（disautomatization）了，而这就是自律的真正意义。自律和自动机制（automatism）必须被重新构思为一种共同构成（composition），而不是一种对立（opposition）。知识依赖短记忆式的自动机制，而这些自动机制则开启了苏格拉底所说的“自己思考”的可能性；因此，数码化需要一种新的认识论，而这又牵涉到政治经济与力比多（libidinal）经济的那些疑问。今天，自动作用所服务的更多的是技艺（technics）的自动作用，而不是心智的（noetic）自律，但若是重新构思了心智的自律，就必然涉及对欲望的意义与特性的重新考虑。格雷塔·通贝里（Greta Thunberg）对她之前那代人的不负责任所下的诊断，就暴露了这个事实：对抗当代技术发展的后果所需的知识被破坏了。唯一可能抵消这种不负责任的那个东西，就在于重构知识，而这就可以理解为人类与熵、人类熵（anthropy）斗争的手段。

关键词：脱自动作用（disautomatization）、自动作用（automatization）、过渡物/转导物（transitional object）、负人熵（neganthropy）、无产阶级化（proletarization）

我们所亲历着的是整合性的（法语 intégrale）泛自动作用的时代。种种的生物自动机制、生理自动机制、心理自动机制和社会自动机制，或者它们所留下的东西，既与那些科技自动机制一起得到了重新装配，也被后者所逐步而深刻地转形（trans-formed）了（特别是涉及到社会自动机制的时候，而且也是在涉及到心理自动机制的时候），然后又被后者脱形了（de-formed），最终则被它们取而代之了。

这样，我们就全都成为了这个大自动机的助理，也就是无产阶级，而这也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简称《大纲》）所关系到的东西。 但与此同时（1857 年以来），那家工厂却在总体上成为了生物圈，于是从此就必须把生物圈看成一个技术圈（technosphere）了。这个技术圈孕育了人类世时期（Anthropocene era），而杰森·摩尔（Jason Moore）则更偏好于称之为资本世（Capitalocene）。对这个时期的超越还有可能吗？这样一个超越又是由什么构成（consist）的呢？在这里，我所支持的就是：

• 只有在这一超越知道了如何让自动机制服务于一种负人类熵性的（neganthropic）脱自动作用这项条件下，超越才是可能的和容贯性的；
• 任何自律从来都是这样一种脱自动作用；
• 技术圈就是海德格尔所谓的集置（德语 Gestell），而脱自动作用也就是他所谓的本有事件（德语 Ereignis）。

要注意，“社会自动机制”既是由狭义的法则、政治和经济所构成的，也是由日常生活的行为构成的，而这些行为就构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原文英语），也就是以前所命名为的习俗、一种道德等等——这些东西形成了力比多经济，而且也是取决于柏格森所说的义务的。

还要注意的是，在这些（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社会上的，以及科技逻辑的）自动机制中，有些是位于生殖系（germen）里的，有些是位于躯体（soma）里，特别是大脑与神经系统里的，有些则是位于公共的与私人的社会空间里的，还有些是位于器具（instruments）、机器、数据中心（原文英语）和电脑的记忆中心里的。

要直面由整合性的泛自动作用所构成的新的事态，就需要重新思考自律与自动机制的联系，也就是自律与他律的联系。 换句话说，这内含的就是把哲学史从头到尾地重新思考并重新包扎式地思考为对于柏格森所说的“制造工具之理智”所作的超批判（hyper-critique）。

这关系到的是重新考虑自律有哪些他律性的条件，其中主要是科技逻辑上的条件，但也有生物逻辑、心理逻辑、生理逻辑、社会逻辑和生态逻辑的（bio-logical, psycho-logical, physio-logical, socio-logical and eco-logical）的条件，还有这些他律性的条件所强加的那些既是经济上的也是政治上的疑问（questions）。 而这一切，都要在泛自动作用显而易见地构成了一个他律之新时代的时候做到，而那个时代中就含有终结之可能性。

在一般情况下，必须把自律与他律的联系领会为一种共同构成，而不是一种对立：自律正是、而且总是被他律性的技艺事实性之内化所构成。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自由源于制造工具之理智，而我尝试和洛特卡（Lotka）一道把这个理智描述为有能力、也知道怎么进行外体化（power and knowledge to exosomatize），而这就意味着：有能力、也知道怎么与外体化（exosomatization）一起活下去，也就是与药（pharmakon）一起活下去。 自律，就是自由，但自由却源于外体化，而外体化则是......他律性的，也就是药理性的（pharmacological）。

所以，这样说完全不意味着当对于自律的极度威胁此刻此时就在发展时，要否认威胁，而是恰恰相反。这样说其实是为了明确：

• 为什么他律构成的这个威胁就其特定的意外代价来说是全新的，并且同时呈现为后真相之考验/磨难以及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的战略营销，而这个威胁确实是使得心智（noesis）有可能终结的东西：或许，任何去追问（questioning）之可能都会被永远扼杀。
• 为什么这里需要一种超人的（德语 übermenschlich）努力，而这份努力也是对于价值重估（transvaluation）的一种价值重估，目标就是一个负人类熵世（Neganthropocene）时期，因此，在这个时期就需要一种负人类熵学（neganthropology）。

先是呈现为他律、由此又呈现为自律之病变的这个东西，关于它的疑问早已被柏拉图和马克思分别作为有关药的疑问和有关无产阶级的疑问而提出了。 但现在，这个东西作为整合性的泛自动作用，在自身中就含有（任何集体性的前摄 [protentions] 与任何未来的）所有目的都告终结（the end of all ends）的可能性。

然而，任何去追问之可能性都会被永远扼杀这样一种可能性，只有结合了至少一种其他的可能性，才会是一种可能性，否则应该就不再是一种可能性，而是任何可能性的那已经完成了的终结，同时也是对一种决定论的具体化——除了这种可能性之自我完成，就没有其他的可能性了，而那样一来，这种可能性应该就是已经发生了的。这就是在万一失去勇气的时候，人们会跟自己说的话。

然而，还有一种其他的可能性——勇气会告诉我们，只要它还忠于职守，而那就是泛自动作用的时代构成了一个自律之新时代这一可能性，并且自律本身就是通过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自律进行包扎式的思考那样的（法语 pansante）重新定义，而被构想为一份与他律的联系，并且这份联系是在一个治疗性模态（mode）上结合了他律的，会比在一个有毒的模态上结合得更多更快（因为毒物总是会回来的）。

如果我们要和西蒙东（Simondon）一样，把自律理解为强化那些个体化（individuation）的可能性之能力，而且如果要与西蒙东拉开距离，就像我长期以来所支持的那样，认为心理式个体化只有在它同时参与了集体式个体化与技术式个体化这项条件下才有可能，那么，个体化着的自律就不是技术性他律的对立面，完全相反，而是对技术性他律的发展的参与（正是这一点构成了一种贡献经济 [economy of contribution] 的可能性），并且是对李约塔（Lyotard）有时候称之为的“发展”的重新发明——他尝试从“抵抗”来思考发展，可这关系到的却是在发明中包扎式地思考发展。

与海德格尔似乎最为经常地说到的东西——使这个疑问得以可能的东西（此外，有关这个东西的疑问总是关于可能的东西，关于这个东西的那些可能性之条件与那些“不可能性之条件”——正如德里达喜欢说的那样）相反，正是通过表明“人”恰恰不是疑问、技术才是疑问，使疑问得以可能的才是那质问了人本身的东西。

海德格尔似乎最为经常地说到的东西，特别是在《存在与时间》中，就是技术阻碍了追问。但他的话自从他对阿那克西曼德的残篇的阐释（1935 年）起就向另一种思想进化了，然后是与《技术的追问》（1947 年）一起进化着，接着则是在《转折》（The Turning）和更晚的那些文本中（1950~1964 年）。一直到追问最终成了“控制论”。但条件是这关系到的还是一个追问。 如果遵从鲁道夫·博姆的看法，那么海德格尔实际上应该总会把技艺（古希腊语 tekhnè）设定为他的出发点，以及正义（希腊语 dikè）之追问。我将在《什么被唤作包扎式地思考？卷三：解构和破坏》（Qu'appelle-t-on panser? 3. Déconstruction et destruction）中回到这一点。

本文关系到的不单单是对“技术的追问”，而这是因为技术首先不是由去追问的存在者提出的一个追问，而是质问这个存在者的东西：这种质问是任何追问的条件，在这方面，我不相信海德格尔本人真正在这种“有追问之态的”彻底性上领会了“技术的”追问，即使他所命名为的“无蔽”（Unconcealment）只在这项条件下成立，即使作为“现代技术”的集置正是这种“质问”，而他领会的方式却使得这种“质问”解除了此在（德语 Dasein）之形象。

本文关系到的是技术，因为技术不是呈现为一种（质）问，而是一个问题（problem），并且是自动呈现的，也就是说：从技术本身而来的，好像技术凭借自身就会运动。 但本文也关系到技术，因为通过质问“人”、把“人”作为这个问题——技术正是通过这个问题而“自动”（也就是通过隐藏、隐瞒自身）呈现了出来，技术也就是使得其自动性（automaticity）所构成的这一问题的那种脱自动作用有了可能的东西，而又是由此，技术才成为了一个追问，或者不如说，作为追问而突然来到了。

海德格尔没有做到去思考这个，因为他回避了关于我所命名为的第三滞留（tertiary retention）的追问，以便重新构想他自己所谓的“世界的历史性”（德语 Weltgeschichtlichkeit）。 在这里，我要回顾一下我在《技术与时间・卷一：厄庇墨透斯的错失》（La faute d’Epiméthée）的结尾讨论的那些追问：我现在就想从它们所构成的基底，来查考我们的时代，将这个时代当作质问着我们的那项自动的条件，但冒的风险就是任何去追问之可能性都会中断，而同时也是将我们的时代当作这个风险本身了。

技术（technics）正是由此成为了我们更为确切地称之为的科技（technology），而它如今所质问我们——也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就是通过无产阶级化这一整合性的、大规模的一般性事实对于我们的心智性那原初的（primordial）质问，例如在我们今天，无产阶级化绝对地触动了一切被网架化的东西（法语 tous les réticulés）——而我们所有人多少都被网架化了。 在这个阶段，无产阶级化既触动了科学家、医生和法官，也触动了银行家，其中就包括美国联邦储备局的前局长。

要面对这种事态，前提首先就是如其所是地承认关于一种原初的无产阶级化的疑问，也就是关于药的疑问，其形式各式各样，而这个疑问是由柏拉图作为有关短记忆的疑问而首次表述出来的——短记忆这味药作为以字母进行的书写，其实践就形成了公民全体，而这也是任何自治（autonomy）的构成条件，就像公民全体会要求自治那样；而且，短记忆也可以作为“自己思考”这一理想。 但柏拉图不承认这一点：这就是《柏拉图的药房》（La pharmacie de Platon）所表明的东西。但我料想苏格拉底可能认识到了这一点，而由此就仍然是一个悲剧性的人（法语 un tragique），也就是一个前苏格拉底式的人。

在《斐德若》中，短记忆质问了“我们所有人都是的那种存在者”，因为我们在质问：短记忆是总会来中断灵魂回忆（anamnesis）的那个东西，而这就是苏格拉底给海德格尔所命名为的“追问”起的名称。但我所支持的则是，这种中断是一种科技逻辑上的悬置（epokhē），而且还涉及一般的外体式进化，其程度比起单单的短记忆要一般得多。

这一悬置总包含着两个时间：质问之时间，以及这个追问的形成（古希腊语 paideia、德语 Bildung）之时间——作为一个跨个体化（transindividuation）回路的构成和传递，而借此，“此在对其存在的理解”就安住了下来。 这一悬置在最一般性的方式上，就是任何被积极地（positively）构成的知识那总被遗忘的条件。这就是我所谓的双重的悬置/划时代的更新（doubly epokhal redoubling）。

被积极地构成的一种知识是灵魂回忆式的，也就是自律的，而这总意味着在这一知识中找到其特有的法则，并将其作为“自己思考”在起初的（inaugural）可能性，也就是说，为了我们，（在人类熵之中）分叉（bifurcating）在起初的可能性：这种灵魂回忆式、自律性的知识如果是从对于一种短记忆的他律性的中断那里，或者是更一般地从质问了这种知识的一种外体式的技艺事实性那里突然来到的，那么它就在自身把一个脱个体化（disindividuation）的时刻（中断、质问、质疑 [法语 de mise en question, de mise en cause] 的时刻）变成一个对于个体化的承诺（一个新的前摄）、变成“个体化所作的（一次）量子跃迁”的的那项能力（ability）中找到了自身的力能（法语 puissance），而这又是通过接纳了科技逻辑上的悬置性力能，以及把它转形（ trans-formation）为心理兼社会上和社会兼技术上的悬置性力能来做到的。

我们被技术质问了，而技术本身就是一个外体式的个体化过程，既支持又威胁着心理式个体化与集体式个体化，并且被技术所威胁的东西所支持着：技术式个体化需要其自身所威胁着的那些心理式和社会式的个体。就是这个构成了一个在原初就是药理性的情况。

西蒙东教导我们，心理式个体只有参与一种集体式个体化，才能个体化其自身。 但是，从心理的东西（the psychic）到集体性的东西（the collective）的通道，也就是孕育了跨个体的那条通道，只有在这个短记忆式的中域（法语 milieu）的支持下才有可能，而这个中域则是与心理式和社会式的个体缔和在一起的技术性中域（technical milieu associated）所构成的，并且是通过这些个体而个体化着自身的。

这个缔和中域是由人工器官构成的，而有一个三重的过程就要从一种一般器官组织学（general organology）出发而得到设想——这个三重的过程构成了药理性的存在所组成的那一成为，其中这些存在就是我们通过成为我们所是的东西（通过个体化着我们）而尝试去存在的，而且在一般器官组织学中，个体化，也就是技术式生命，它的 3 股线（总是在同时装配着心理式、集体式和技术式个体化这 3 个过程）就是器官组织的 3 种模态：心身式的（psychosomatic）器官、人工器官和社会组织。

当技术式个体化所构成的技艺事实性的圆域（sphere）趋向于作为总体自动作用的过程来实施时，会发生什么？ 总体自动作用的阶段是一种文码化过程的终级阶段，而文码化过程就是对于人的各股流（human fluxes）的离散化和技术式再生产，从中，那些最古老的短记忆式的形式就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涌现了出来——书写（柏拉图的药）就是文码化过程的一个阶段。

自动化了的工具机是文码化的另一阶段，我称之为机械式文码化，而那就是基于沃康松的自动机的，并且数码的东西就是把这个阶段延伸到了实存（法语 l’existence）的所有圆域，延伸到了我们今天还继续存在着（法语 subsistent ）的所有人类社会，可那个疑问则是要知道，在这些社会构成了那些集体式个体化过程这一意义上，社会是否能幸存于这样一个自动作用的过程。

因为数码化是机械式文码化的一个延伸，所以它也是机械论的。但这就是个悖论，对此，维纳早在 1948 年就预告过我们，即使那时他不知道怎么自己去梳理其中的利害关系，而他也不知道或者不理解洛特卡关于外体化的论点。

由此，我们就要制定关于数码式文码化的一种新的认识论，而且是作为心智（法语 noèse）的外体器官式发生（exorganogenesis）那最先进的阶段，就像法语再版的《技术与时间》的后记所概述的这个阶段的那些理由那样。这也是许煜尝试去做的。 然而，这个认识论上的疑问也是、而且原本就是一个经济问题：它既是政治经济的问题，也是力比多经济的问题。

在人类世时期，那个疑问就是关于政治经济和力比多经济方面、也就是教育方面的那些选择的，而且它又是自动人、也就是生活在自动管理的社会中的人的那个时代，在任何心智活动（它们实施着怀特海德 [Whitehead] 所说的“理性之功能”）的利害关系都在于与人类世时期所构建的熵的无节制增加作斗争的时候所开启的，而在人类世时期的终极阶段——所谓的创新式断裂（disruption）的时候就更是如此了。

在创新式断裂中，人类世时期首先就呈现为一个熵世（Entropocene）的时期，并且结合了热力熵、生物熵和信息熵，又破坏了任何的力比多经济，而这就导致了纯内驱力式的（法语 pulsionnel）资本主义，因为那纯粹是运算性的（computational）。 重建一种政治经济和力比多经济，就是重新制定一种认识型（epistēmē）与一种认识论，来构成关于自动人的一种负人类熵学。

这样一个疑问，必须以对于政治经济的一种新批判为前提，而且要更深刻地在事先就重审有关生命与所有维度上、特别是在所谓的人类的场域上的自动机制之间的联系的疑问，因为人类的场域结合了科技、社会、心理、生理和生物上的自动机制，然而在动物的场域，自动机制却是自发地呈现为本能的。

自动机制会重复。如果技术式生命真的不再受本能、而是受内驱力的驾驭，那么自动的重复就要从弗洛伊德在 1920 年的发现出发来思考，而这一发现经由吉尔凯高尔（Kierkegaard）与尼采，构成了德勒兹对差异与重复的联系所作的沉思之基底，其中，重复中的自动机制（或者说重复作为任何自动机制的可能性条件）在本质上呈现为一个药理性的疑问（但这首先是呈现为德勒兹早先应该会称为的一个问题），因为： “如果遭到重复带来的戕害，那么还会是重复来拯救和治愈，而且首先就会治愈前一种重复。所以，在重复中同时存在着失落与拯救的整个神秘的游戏（jeu），存在着死与生的整个戏剧性的表演（jeu）、 疾病与健康的整个实定性的游戏。”

然而，德勒兹构想的那个有能力同时产生一种差异（也就是一种个体化 [individuation]）和一种低下（baseness）（一种无差异，而在其中人们就脱个体化了）的重复，这种重复，是必须以技术式外体化为前提的，由此，文码化则作为一种重复之可能性而涌现了，而且这种重复不是生物学或心理上的，而是凭借重复之短记忆式和药理性的支持来给出一个差异，也就是一次个体化（和一次延异 [法语 différance]），同时也会给出一种低下，也就是一种无差异与一种脱个体化（这是在西蒙东、德勒兹所描述的一种个体间性 [interindividuality] 之中的，其中跨个体的东西 [the transindividual] 失去了其意义，不再是对于个体化的一股先于个体的潜能 [preindividual potential]，而是一种形式上的意指 [signification]，在其中，团体 [the group] 就退行了，并沉沦于低下之中）。

在 19 世纪，文码化就是一股股离散化的（由此也是文码化的）心理（mental）和行为上的流所作的重复之技术史，它基于的是技术式再生产的力量，从而导致了自动化，就像马克思在他的《大纲》中描述的那样，而这就构成了在重复之历史上的一个转折——如果在工业资本主义中，经济发展在此后真的只有在这一条件下才会发生——实施了“坏的重复”，也就是只会“在各层人口中”产生低下和无差异的那一重复......

在我们的时代（epoch），这种外化就导致了那被证明是一个脱整合性的内化之过程，后者经由激发和永久收集那些网架化了的数码第三滞留，通过对心理的第一和第二滞留的控制，无论这关系到的是“点赞”、“发推特”、照片还是形式最为多样的信息。于是应该就有根据来支持这个说法：我们在这里直面的是有关一个转折、有关轨迹的一个彻底改变的疑问的，而这一改变所在的过程应该会在 300 万年的尺度上构建出“技术式生命”的——即通往生命的一个新时代的那一转折。

生命的时代是有许多个的：细菌的、古细菌的、原生生物的和其他单细胞真核生物的时代，直到我们自己所是的那些细胞和器官的集合体——我们自己，也就是这些多细胞有机体，是不能没有非生命的器官、人造物、代具（prostheses）的，而最终在我们今天，则是不能没有自动机的。我们把自动机用来比如说经由谷歌、维基百科去搜索什么是古细菌，就像我在准备这份分析报告时这么做的那样，通过我们（一些有生命的技术员）在大约 300 万年以来生产的（并以那些知识的形式而组织起来的）成堆的第三滞留，而这是比查询我的藏书更快的。

维基百科是一个协作性的网站，其运作取决于所谓的“机器人程序”（bots）（或者说代理 [agents]）——“robots”（机器人）的常用的缩写，而机器人则是由逻辑式和算法式的自动机所构成的，它 “主要被用于运行重复性任务，而正是自动作用才使得它们得以快速运行”。

从单细胞生物的单性生殖，到高等脊椎动物，比如我们，都配备了一副内骨骼和一副外骨骼，并被外有机体（exo-organisms）以及复合的外体组织、也就是人类社会所围绕着，而在社会中，就在我们的人工器官的基础上发生了一种集体式个体化，期间还经过了在没有神经系统的多细胞生物——比如植物——中的性别化，以及被外骨骼保护着的无脊椎动物，比如蜗牛、螃蟹、昆虫等等，于是，在我们今天，生命体的分化，就在第一个技术式器官出现很久之后，导致了非生命体的自动分化。

在对器官和组织的这一机器式的自动生产中，例如有了那些“社交”（social）网络以后，有机的东西和无机的东西之差异就模糊不清了，同时也成为了工业上的差异，而其代价就是——既是作为生物多样性、也是作为“文化多样性”的生命的（也就是生命的衰败的）一种无分化——从而就筹备着对人的生物科技式和神经科技式的人工式内化。

在负熵与熵斗争的历史的每一步中，当负熵成为技术性的时候，就会挑起熵——而可能恰恰就是这一点，定义了“药理学式”的东西，即像雅努斯一样，有着负熵性的一面和熵性的另一面——而在心智式生命的每个时代中，自动重复的那些新条件得到了实施，其中产生的差异，一般可以被我们联系到一些自律之形式上，从亚里士多德以 3 个形式来定义、并被定义为自我运动的那一灵魂（希腊语 psukhē），到施行之理论（theory of enaction）中的自创生（autopoiesis） ，其间还经过了柏拉图所说的思想作为与自己的对话，以及在康德的意义上的成熟（德语 Mündigke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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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是的东西，以及我们在至少 300 万年以来所走着的那条路，要想正确地思考这一点，就要用矿物的、生命的和社会心理的（psychosocial）个体化这些概念来构想之。

社会心理的个体化是作为在其生物和生理形式之上的那些新自动机制的出现而开启的。没有矿物式的自动机制，这就是为什么乔尔治·康吉莱姆（Georges Canguilhem）会提醒我们注意到不存在矿物式的怪物：生殖着的（法语 se reproduisant）生命在自动重复着生命，但这一生殖会经历所谓怪物般的偏差（法语 écarts），因为它们并不准确重复着那个再生产着自身的（法语 se reproduit）有机形式的图式（法语 schème），即使它们是自动生殖着的，同时，那些“复制中的错误”则挑起了那些本身就会引起分叉的偏差——而这是不会发生在晶体上的事。

至于社会心理的个体化，由于它只会与外体式器官的一种技术式个体化一起得到运行，它应该就会导致基于自动化的一种泛工业化的自动作用，而自动化则始于 19 世纪，那时的工厂被安德鲁·尤尔（Andrew Ure）描述为一架“大自动机”。 从此，自动化首先是作为对那些运算性的自动机制的普遍化而继续着的，其中，算法在戴维 · 贝瑞（David Berry）所定性为基础体外的（infrasomatic）层面上，从数据中提取着平均数，以至于那些反馈回路通过立即将平均数返回给这些数据的生产者，就系统地、不可避免地解除了生产者之间的偏差，也就是生产者的那些分叉能力，因而也是通过产生那些新的知识形式来包扎式地思考这一递归性的那些能力。

这样，就涌现了心理式和集体式的个体化的一个新时代，而这也许会使我们开始把外化逆转为工业的、人工的内化，以至于由所谓的“密集型”运算所实时地控制和操作的这种技术式内化似乎诱发了一种心理上的脱内化。

没有内化，显然就绝不会有外化。但在无产阶级化之情况中，无产阶级化所当作的目标恰恰是使被无产阶级化的人服从于一种对他的知识的外化，而不需要把它作为知识，也就是作为经验，来重新内化，因而也不需要把它重新个体化——这种内化是科技自动机制本身的内化，以至于这些自动机制短路了心理式个体化，从而把它变成了仅仅是技术式个体化的一个附属品，如同马克思在他对《制造之哲学》（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的阅读中已经看到的那样。

今天，神经科学为我们提供了有关这些疑问的新原理。 看到了这些原理在神经经济学中的“应用”，就会更好地理解所谓的整合性的自动作用的利害关系意味着什么，而整合性的自动作用，就是通过使生物、心理、社会上的自动机制服从于科技自动机制，来整合前三者；泛自动作用，指的就是触动了 19 世纪的无产者，20 世纪那些行为被市场营销所规定的消费者，然而在 21 世纪，则是“自由职业”和各门科学一样被“智能化了”，从此就被一个个黑盒子（原文英语）剥夺了所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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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自动作用就是导致了一种机器人技术的工业化发展的东西，但这种技术不单单是通过“环境运算”而构建了一个机器人化的居住空间的那种技术，并且在这个空间中，渐渐地，我就不再有任何事要做（我不再需要开门，订购食品供应等等），并逐渐失去了我所有关于如何做事和生活的知识。 这也是机器人程序的机器人化，而这就使得比如在维基百科上，当贡献者——比如你们和我——不满足于只阅读这个百科全书的那些概述的时候，我们有时会改正、甚至创建它们的时候，这些机器人程序就会使我们的工作符合规范。 在这里，个体性和集体性的一种新自律就通过科技性的、自动的他律而变得有可能了。

维基百科是由逻辑和语言学上的自动机协助的一个跨个体化之空间，它表明了自动化了的跨个体化如何能够服务于一种自律化了的跨个体化，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自律化了的跨个体化指称的就是曾被称为主权的东西。 然而，机器人程序必须以一套设备为前提，后者是服务于可追踪性与生产元数据的那个过程的，而元数据也是通过无线射频识别（RFID）系统和高度药理性的泛自动作用的一种基础体外式的结构，而这些目前还很少从这个双面的视角得到研究。

这可能就预示着那些新的知识形式，那些应该来到数码研究（原文英语）的核心的形式，而数码研究就是在数码第三滞留的时代对人的知识和思想所作的器官组织学的研究。 在这里，一个替代方案的条款就被勾勒了出来，而替代方案的背景就是多巴胺能（dopaminergic）的背景，即多巴胺能系统被当作心理自动机制的神经化学上的基础而得到了系统性的调动和利用：这就是杰拉德·摩尔（Gerald Moore）的工作所表明的东西，也是在对于“神经经济学”（neuro-economics）那战略性的制定中达到顶点的东西。

在被称为贡献式学习领域（Contributory Learning Territory）的社会实验的程序中，自动作用作为社会和学术项目以及工业项目，应该导向对工作之疑问在总体上的重新商谈，而这应该就关系到将构建了“薪资工作”（法语 emplois，英语 jobs）的那些任务委派给自动机，来重新思考这一疑问。由机器人所具体化的那些自动机制，使得有可能去委派一些功能，而在此之前，它们都是被委托给那些完全被无产阶级化了的人类的。

这样一来，重新商谈关于工作的疑问，只在社会项目完全得到重新考虑时才有可能，而且在这时，获得并形成知识、（在阿玛蒂亚·森的意义上的）能力的新形式，就成为了财富的主要来源，因而也就成为了不再只是薪资工作的一种工作的贡献性“报酬”（作为贡献性收入和贡献性的临时薪资工作）的主要来源。 说到这里，就应该回到安德黑·高尔兹（André Gorz）和奥斯卡·尼格特（Oskar Negt）的建议，而这些建议也在《自动社会·卷一：工作的未来》（Automatic Society, Volume 1: The Future of Work）中得到了概述。

存在着外化之（科技性的）自动机制和内化之（心理的）自动机制。学习读写，或者学习演奏乐器，以及学习在一片规定了规则的场上踢球，例如足球或橄榄球，都是通过内化规则来获得自动机制，而规则的对象（字母、小提琴、球）就是一种支持。 从这样的自动机制的内化中孕育出了一些外化，因此也孕育出了一些高度脱自动化的外化（包括就像踢球的一脚那样），因为外化导致了个体化，也就是对一种知识（例如像这样运球或射门）的获得、转形和传递。

在沃康森意义上的自动机的自动机制，作为配备了一种相对自律的（指在说到比如电脑的电池所给予的续航时间/自律 [autonomy] 的时间方面时的意义）运动的一个技术物的自动机制，使得可以再生产出一个或多个操作序列，也就是能够取代一个人类运动的时间序列的一个或多个运动。 这类自动机制可以短路工人的心理式个体化，而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不再是在工作了，而只是雇员（employees），并且式作为一个非常自律的技术自动机制的助理和附属品。

除了此刻侵入了世界所有维度的这种科技逻辑上的自动机制，还有内驱力的自动机制，它是与多巴胺衔接在一起的，而多巴胺得到利用，其目的就是对消费者的无产阶级化。 在这里，自动机制首先就呈现为症状性的自动行为，而且较之远为一般性地呈现为了一些心身现象。

我被感动了，然后我就脸红了，或者脸色苍白：这些都是我的身体的自动机制；或者又如，焦虑在我身上挑起了强迫式的自动行为（这些行为在本我中就形成了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妥协——本我是来自意识和无意识的一些自动机制所组成的一个空间）。 我的强迫式行为，正是由此才是自动的，而这些行为在每个人——除了我自己——的眼里都表明了有东西是行不通的：这些行为允许我对自己隐藏行不通的东西，压抑它，阻止它得到表达，但还是不管一切地作为自动机制，也就是缺省地（by default），在我没看到它时，就“无意识地”（经由弗洛伊德式错误、行动的失误 [法语 actes manqué] 等）让它表达了出来。

无意识和本我的这些自动机制，不是内驱力的自动机制，而是针对那些内驱力式自动机制的防御机制，是病理性的（pathological），意思就是它们产生了一种帕索斯（pathos）、一种情感，以及压抑着一种创伤类型并孕育了一些非常具体的刻板类型的一种变更。 要阐述这一点，就要经过《档案热》，其中德里达说到了一股档案之内驱力，也就是外化之内驱力：产生出我所命名为第三滞留的一股短记忆式内驱力。 然而，德里达对内驱力和档案的联系的这一论说的根据并不扎实，但其利害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这些联系构成了那些既是科技性又是心理上的自动机制所结成的纽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这上面停留一下。

《档案热》在许多方面都非同寻常，并从头重新开启了以 1962 年的《几何学的起源》来提出，并以 1966 年的《弗洛伊德和书写的场景》、1967 年的《声音与现象》和 1968 年的《论文字学》来继续讨论的疑问。 《档案热》重新开启了关于短记忆的整个疑问，而这个疑问直到 1972 年在《柏拉图的药房》中才如其所是地、以这个名称，而且是被作为关于药的疑问而得到了表述。 由此，《档案热》就是《论文字学》在 1968 年承诺的这个增补的历史上的首个真正的德里达式的产物。

这部著作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一部真正的增补的历史的那篇精神分析式和弗洛伊德式的绪论，其中，德里达就在一篇长长的序言里自问，弗洛伊德在邮件以光速而流通的时代或许会成为什么样的，而到那时，精神分析又应该是什么。 在这里，这个疑问就是要知道什么（刻板类型式的）新的自动机制和什么（创伤类型式的）脱自动作用过程或许会从这一辈数码化的档案从涌现，而德里达直到此前不久才对这种档案有所经验（该书所源自的会议是在万维网 [原文英语] 出现一年后举行的，而德里达的数码经验主要是对于文字处理的，而李约塔应该在“非物质”[法语 Les Immatériaux] 期间组织的“书写的校样”（法语 les Épreuves d'écritures）中就预见了文字处理会成为网架式的）。

这样来查考，德里达就给了第三滞留（即给了档案）一个巨大的分量，而后者则引导他说出了这一点：心理装置被它（档案）转形了。 说到这个，他比我们早了将近 20 年，并且超常清晰地查考了工业化的数码第三滞留的后果。他从很远就看到了那个元素，而正是后者质问着我们，使我们直面了以这一质问为前提的那个追问——通过对科技的追问——的药理学与此相关，他尝试通过短记忆式的东西来产生这种质问（putting into question）的一种灵魂回忆式的回归（一种脱自动化，对那些反应之症状性的自动机制的一种超越）：这种“通过短记忆的质问”应该是以 1962 年的《几何学的起源》开始，在 1972 年被如其所是地表述出来，并由此在 1995 年构成了他自己那变得公共的经历的某种短记忆——那也是德勒兹自杀的年份。

生命，无论其形式是什么，都是由其生殖能力所定义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自我存档的（这也是《生死》[La vie la mort] 的视野），其压力要么来自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要么来自档案的那些科技逻辑上的形式的一种进化，而档案本身就是被外化、存放或沉淀的，于是就形成了一种技术性中域——这一中域正是心智生命的条件，并构成了在《什么被唤作包扎式地思考？卷二：来自通贝里的教训》（Qu'appelle-t-on panser? 2. La leçon de Greta Thunberg）中所谓的“心智式的死物质”，后者就是由一种外体式腐殖质（humus）构成的。

把技术式生命的这份存档之联系思考为对于生命的技术化之基本效果，即心智式灵魂，就是把欲望的诞生思考为灵魂的投射与外化、向外表现与向内表现（ex-pression and im-pression）的能力，其中灵魂就是作为对那些自动机制和自律的装配，而欲望则是转形了内驱力式自动机制的东西——内驱力式自动机制本身就是从本能到内驱力的转形，其中凭借的就是生命的技术性外化，而这一外化式式基于这些可拆换的器官的，也就是为这个生命而存档着、而且是构成了弗洛伊德所把握为物神的那项条件的技术物。这种投射能力就属于做梦的官能。

死的本能被德里达对立于快乐原则，尽管弗洛伊德恰恰说过，强迫式重复将有关力比多的疑问移位到了快乐（即释放）以外的别处：内驱力是无本原的（anarchic），而且由此也是无档案学的（an-archivistic），而关于力比多的疑问就是关于从内驱力到欲望的自律的那一转形的，因为内驱力是自动的，而欲望的自律则是基于死的本能与内驱力式的反趋势一起的共同构成——这股反趋势同样是自动的，它就是生的本能，并且是作为生命再生产之内驱力。这样一来，欲望就是把技术式再生产、生命再生产给装配为了两种自动机制的那个东西，而这些自动机制的共同构成则是自律性的。

生命体，特别是配备了一个神经系统和一个新皮质的有性生命体——这就是与蜗牛、蛞蝓的差异所在——这一自动过程，通过这些自动机制的一种转形而导致了对自律的夺取（conquest），也就是跃升到了西蒙东所谓的心理和集体式的个体化。 然而，在我尝试重新思考有关自律之疑问所在的语境，也就是当代社会所典型具有的自动作用的语境中，自动的超我，也就是法则（作为本身就是一个自动的基础）（一种必然适用而且是对于所有人的法则，即使那是由一个法官，或者由民众和公民的一个陪审团所阐释的，都不断地通过法理学来回避疑问并反过来将其自动性进行转形）的脱内化（dis-interiorization），其超毒性的（hypertoxic）现实占了支配地位。

今天，自动作用达到了那些不可度量的层次，其中神经元的自动机制，即内驱力在生物上的根据，是与那些工业自动机制一起得到了装配的，而工业自动机制则来自文码化过程、可再生产性、形式化、数码化处理，其中这一处理就是由此构成的：通过短路掉经由教化（paideia）所获得的、位于新皮质的那些灵魂回忆的回路，系统地激发“爬虫脑”的那些古老的神经元自动机制而存档为光-时间。

这样，为技术的自律化服务的一种自动化之威胁就安定地存在下来了——正如弗里德里希·基特勒应该总会预见到的那样，而不是为心智式的自律服务，使走向脱心智化的（denoetization）灵魂服从于一个短路了接纳（adoption）过程的适应（adaptive）过程，而接纳过程就是由对于超我的内化所构成的。 这就是马尔库兹（Marcuse）在 1953 年看到的作为对超我的自动化而到来的东西的当代现实。

在《超越快乐原则》中，弗洛伊德从 1920 年开始尝试思考内驱力的那一自动的位置，因为那些内驱力在相互阻碍，同时也在思考这种矛盾以什么方式通过在欲望和力比多的一个对话中得以构成而被提升和综合的，而这一方式就使得从内驱力的无档案的东西转到了力比多的档案，同时它不单单用内驱力来撑住自身，并且是用构成了心理机器的这根拐杖，即作为第三滞留的档案，来撑住自身的，而正是第三滞留使得可以将内驱力式的东西（法语 du pulsionnel）转化为向着对象的投注。

第三滞留作为从内驱力到向对象的投注的转形可能性，“总是已经”是这种档案了，然而在弗洛伊德的笔下，这种档案早在他这样思考内驱力之前就得到了呈现：最早是在 1895 年，然后是在他的性态（sexuality）理论中，也就是当他对恋物癖感兴趣的时候。 关于恋物癖的疑问就是关于第三滞留的疑问。

通过这种恋物癖，关于后来所谓的过渡对象的一种原思想（proto-thought）就得到了制定，而由此，这关系到的就是内驱力的外化，也就是构成了这种内驱力的东西。 至于连接起两个内驱力式存在物本身的那个过渡对象，则使两个存在物的内驱力的外化得以共享，而这一共享，也是对这些内驱力的目标的偏离——而这一偏离（这一延异）则构成了这个对象的共享者们的欲望，而这个对象就不再是物神，也不是内驱力式的对象，而恰恰是一个过渡对象。

相对于内驱力而言的自律并不在于摆脱内驱力，而在于将其转形为一股能量——这股能量服从于一个主人（原注为英语：master），而这个主人也是一把公尺，一个音步，一个量器（法语 mesure）（储存、蓄留 [法语 retenue]、滞留），后者也就是欲望。 欲望的主体并不掌控其欲望：这一限度（法语 mesure）是一种过度（法语 démesure）。 它是作为度量的过度。正是在这里，一份“疯狂的爱”（《会饮》的意义上的一种妄想 [délire]）的形象成为了社会性的，而且通过一股存档之内驱力和死的本能（法语 une pulsion d'archivage et de mort），而驯化了这份爱的那些冲力，把它们驯服到了这个地步：一种心理自动机制在那里升华了自身，也就是通过将自身投注入一种短记忆的和技术性的、甚至是科技性的自动机制，例如以科学的形式，来让自己脱自动化。

以存档而进行的这一钳合（liaison）过程就产生了一个有依赖的、他律性的自律，作为对于一个独异的（singular）对象的投注，而从这个对象开始并围绕着它，就产生了一个心理式和集体式的个体化过程——意思就是情爱的核产生了共同个体化（co-individuation），而这又将成为跨个体化。

通过弗洛伊德（中间经过德里达）的这一长长的迂回，就把我们引向了关于自动作用的一种政治的那个疑问，而这或许会把后者变成一个自律之新时代。 这只有在重审关于求知欲（拉丁语 libido sciendi）的疑问这一条件下才有可能，而求知欲就构成了这个东西的根据：它不仅是一股单纯的档案之内驱力，而且是对这股内驱力的一种照管，以及对这些东西的维护——这股内驱力和在这股这样被存档并成为知识的内驱力中，通过把内驱力脱自动化并包含着它，而超过了内驱力的东西。

数码短记忆，是被自动机铭写着和可以被自动机“读取”的书写，也就是以 2/3 的光速被扫描的书写：这是一种本质上是自动的书写（和一种阅读），而对此，就应该自问，如果布何东（Breton）的灵魂（他的心理装置）被一个“数码大脑”（一个数码化的大脑器官）所支持着，那么不单单是对于精神分析，而且是对于超现实主义，会发生什么。

心智式的大脑，作为在心身化着的（psychosomatizing）心智式的身体的中心器官，本质上是有能力获得自动机制（阅读、写作、计数、踢足球、拉小提琴，或者像狄德罗的演员那样表演）的器官，并因而夺取作为一种自律（做一个“伟大演员”的可能性）的某个东西，而这个东西就是每次都会从总是先于我的任何知识——就像此在之过去总是已经先于此在——这一原始的缺失（the originary default）重新出发，来脱自动化的那股灵魂回忆式的力量。

于是在今天，在人类世时期，关于自动化和脱自动化的大疑问就呈现出两个迥异却分不开的方面。

• 服务于脱自动作用的自动作用，其前提必须是雇员（还有管理人员、工程师、自由职业者、银行家、科学家）的脱无产阶级化，以及他们对那些有能力把持着科技自动机制的知识的逐步的重新夺取，使这些自动机制服务于心智上的脱自动作用。
• 第 2 个疑问则是关于消费主义行为的脱自动化和对于负人类熵式的、也就是照管式的行为的那一新自动作用的。

最近，由于一种要求构建一种崩溃学（collapsological）知识的话语的出现，在法国开启了一场广泛的辩论。对这一话语的部分反应就在于指控它通过使作为消费者的我们这些个体感到有罪责，来掩盖气候和环境方面灾难性的东西的真正责任人。

对崩溃学话语的这种质疑没有看到的，是市场只有通过这只武器起来的世俗的手臂，也就是营销，才能成为总体化着的和霸权主义的，因为营销破坏了日常生活的知识的所有形式，其中知识就是照管，也就是对于比如水、电、注意力、时间的节约行为；营销也破坏了儿童教育的知识的所有形式，可儿童总是越来越糟地被留给“他们自己”去照顾自己，实际上也就是被留给了界面，这些界面把持着他们多巴胺能的动态，而且是名副其实地把他们从亲代的注意力中拽离了出来。

在这里，利害关系就在于代际教育，因为，自人类的起源以来，在婴儿生命的早年，它通过初级的认同和自动行为那不可磨灭的方式，就配置了——例如要注意不要浪费水（也就是节约 [economizing] 水，在“economizing”一词的第一个意义上）。我自己不是在沙漠中或者要去井中或源头取水的时代长大的，我在刮胡子、刷牙时，老实说是在所有事中，还会不断地突然发现自己在浪费水。

小时候，我总让洗手池的水流着，而为了我的舒适，也是由于运气好，引水网络接入了洗手池。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自以为身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大工业国家的人，在其他成千上百个场域里也是如此：食物、暖气、交通、衣服、通讯等等，这一切都是以不节约（uneconomical）的方式被实行的。 然而，这种不节约正是“增长”的原则本身，而因为这个理由，我们就与工业式技艺协会（Ars Industrialis）一道称之为“误增长”（misgrowth）。

行为知识（behavioural knowledge）是为了与科技发展的后果进行战斗而获得的，而这些知识要么一点点地被破坏和忘却，要么简单地说就从没有被制定出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

• 一方面，科技发展在 20 世纪下半叶加速了，在 21 世纪的前 20 年更是达到了一个不可度量的点上，以至于代际之间不再有对于任何与带着药来做事的方式相关的行为知识的制定或传递。
• 由此，在另一方面，代际关系已经名副其实地坍塌了（在这个层面，坍塌已经大量地开始了），长辈们，从教师开始，就非常频繁地由于在作为创新式断裂而到来的东西上结构性的落后而失去信誉，而这种东西正是由此才是创新式断裂性的。
• 因此，在面对营销的攻击性，面对总是越来越吸引人和成瘾性的改良（innovation）的时候，更年轻的世代有大得多的可塑性和脆弱性，于是儿童就成为给他们父母开处方的人。
• 最终，后果就是父母“不再知道（与他们的孩子）要怎么做”，而这导致他们自己的为人像孩子一样——此外，营销也在系统地使他们婴儿化，也就是剥夺他们的自律。

这样一来，格雷塔·通贝里所谴责的普遍化了的不负责任就变得不可避免了。这样一个事态是命定的吗？回答是否定的。 这就是在儿童精神病学家玛丽-克洛德·博希埃尔（Marie-Claude Bossière）的倡议下，在塞纳-圣德尼省（Seine Saint Denis）的贡献学习领域设立的东西的利害之所在，而与她一起，我们就在皮埃尔·塞马尔母亲和儿童保护中心（centre de Protection Maternelle et Infantile Pierre Sémard）设立了一个贡献式诊所，目的是治疗那些被智能手机所无产阶级化的儿童和父母，并构建与智能手机同在的生活知识——在为数众多的家庭里，智能手机成为了对年幼儿童极其有毒的一味药，可以挑起一些近乎自闭症的情况。

面对智能手机，所有人都“迷失了”，也就是不知道要做什么：父母、医生、一般的护理人员（carers），而且还有“决策者”、电信运营商等等，然而，儿童却把持着智能手机，智能手机也把持着儿童。 要怎么做呢？如何摆脱数以百万计的父母一旦向想要在两手之间拥有他父母的智能手机的小小儿童让步，而产生的依赖、成瘾和非常糟糕的棘手处境？

这家诊所经过唐纳德·温尼考特（Donald Winnicott）及其成瘾治疗，弗杭斯瓦·托斯盖勒（François Tosquelles）及其机构性的心理治疗实践，以及格雷戈里·贝特森及其被用于酒精解毒的自我的控制论式理论，致力于发明基于有关依赖性的自律的那些知识的一些行为模式（models），而这一自律总是生物、心理、社会和科技性的自动机制的脱自动作用，并且通过这些自动机制，就构建出了新知。 而且，诊所希望吸引那些似乎开始操心这一切所构成的巨大问题的工业家的兴趣。

与人类世时期作斗争，只会在重构这样的日常知识，并把这些知识与一种与熵作斗争的经济衔接起来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这种经济本身就是基于来源各式各样的有形式的和无形式的知识，是它们构成了那些新的实践场域和我们所谓的负熵。

这种经济必须以重新取得对科技的一种集体理解为前提，而那一理解才是有能力与操虑着世界、他们的客户、从而也是自己的未来的那些大企业提出合作建议的。 但为此，就要建立一种理性的科技逻辑的那些新的形式上的模式，而这完全是一种系统性地成为人类熵性的（也就是非理性的）科技的反面。

我们尝试以这样回应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和格雷塔·通贝里一致提出的疑问：关于自动机制和脱自动化的一种政治是可能的，但这种政治必须是一种新的政治经济，来系统地对知识进行重新估值，而这些知识就是有关夺取自律的各式各样的场域，其基础就是服务于那些脱自动作用之能力的那些心智上的装配。

自动机制（如生物自动机制）是以维持一个秩序——与无序（熵）作斗争为目标的。但它们在关系到的自动机制不是生物的而是社会技术上的自动机制的时候，完全可以导致相反的结果。 从旧石器时代到我们今天，双重的悬置/划时代的更新就是按照科技的、也就是外体式的撞击，由对于各条心智的轨迹的持续改正所构成的，而这些撞击就是心智（法语 noèse）本身的结果（作为“心智式梦想的实现”）。

这两者之间有种脱相关（decorrelation）（即“脱调整”[disadjustment]，用贝尔特杭·吉勒 [Bertrand Gille] 的那些术语来说）：一方面是一个新技术系统，作为外体化之最后的阶段，另一方面则是一些跨个体化回路，它们形成了一个认识型的那些知识，而这个认识型本身就构建了由之前的一个双重的悬置/划时代的更新（由之前的一个技术系统）孕育出的历史阶段所特有的那个时代；在这时，曾是负人类熵性的东西就成为人类熵性的东西了，因为外体化以有毒的方式发展了起来，于是心智性的圆域会“抵抗”、而且是“自动”抵抗这种发展，却不能产生出有能力把“毒药”变“解药”的新图式。 人们以前会说这样的抵抗行为是反动的。

新图式只有通过反人类熵性的行为才会出现，因此这些行为就会攻击那本身已成为人类熵性的一个负人类熵性的系统（而且这个系统反过来会被“抵抗者”们攻击）：说到反人类熵时，我在挪用弗朗西斯·巴伊（Francis Bailly）、朱塞佩·隆果（Giuseppe Longo）和马艾勒·蒙特维勒（Maël Montévil）关于反熵（anti-entropy）的研究时重新组织了语句，而这些研究就使人们可以理解一个既有秩序如何和为什么只能通过它对内部的“无序”的容忍来维持，这一无序被他们称为是反熵性的，而且在现实中构建了这个秩序的一种历-时化的（法语 dia-chronisé）未来，就像正是相对于一个习语（idiom）的同步性的规范的那些历时性的偏差才容许了习语的进化。

然而，其前提却是要爱惜那些集体式个体化的习语式的（idiomatic）独异性局部地得到构建的可能性，在这些独异性中，就形成了共同个体化过程，然后是跨个体化过程。 不过，由于当前的自动作用是专门基于可计算性的，它从其运行中消除了这种偏差的可能性，最终使动态系统变得贫瘠，并把它们引向人类世时期的那些人类熵性的极限（extreme limits），而这些系统正是所有开放系统，无论生物系统还是社会系统，所构建的。 这就是自动作用的当前阶段在自身中含有的所有目的（也就是任何心智 [法语 noèse]）都告终结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