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念、宏大叙事、生活

读到缅怀晓宏｜陈朗：请君重作醉歌行，突然久违地想写点什么。

相比于那些借悼念之名疯狂输出自己私货的”朋友”，牺牲掉自己学术事业来操劳家庭琐事的伴侣写的这篇文章更让人五味杂陈。很多时候呀，人不能有太重的执念，无论是对顶刊的执念还是生命的执念。只是想让人读到的话，paper发哪里都是发，人要死了也不需要临时抱上帝脚受洗。在99.999999%的情况下，自己以为重要和崇高的事情，只是小圈子里通过自娱自乐而营造出来的东西。

陈朗的文章其实包含了很多抱怨（比如对临终受洗的不屑），甚至通篇都是反讽的语气（比如对那些所谓知己好友的不屑）。作为伴侣，她自然有资格抱怨，而且也因为有些这些或明或暗的抱怨，文章本身才更加真实。这种抱怨和其它缅怀文章一对比，又反映出生活细节叙事和宏大力论叙事的角逐。

很多国人在写文章批评美国整个社会学或年轻一辈的学术趣味：不关注那些高深的宏大理论。学术圈当然有很多问题，但宏大理论叙事一定高于生活细节叙事或是对社会不平等本身的关注吗？其实一个更关键的问题在于，为什么人们会关注理论？

对一些人来说，理论仅仅是一种工具。他么（或者说我们）先看到的是生活当中的细节，比如那些风里来学里去的外卖员，比如陈朗本身的生活，而理论只是感受、解释、归纳生活细节或是社会不平等的工具。如果一个人关注的就是不平等或者生活本身，那么除了在叙事时需要理论来做总结性的概述，理论本身的意义是什么呢？理论本身就没有意义，所以宏大不宏大也没了意义。相反，太过宏大的东西反而会抹掉真实的历史和生活。就像陈朗在那些逝者所谓知己好友的眼中就是个透明人，毕竟陈朗口中那些生活的琐碎也因为无法凸显出逝者宏大的理想。

而对另一些人来说，理论更像是一种证明/凸显“智识"优越性的东西，越是宏大的理论越是优越。换句话说，在这种智识游戏中，“智识”被崇高化且认可才是意义。也因为如此，被（顶刊、主流、圈子）接受变得如此重要。

很多时候痴迷于宏大叙事，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是一堆大老爷们在饭桌上谈论国家大事世界形势。大到现代性也好，小到女性主义也罢，无论在纸面上如何挥斥方遒，自己既看不开那套学术评价体系，也逃不掉对于自己另一半的隐形压迫和贬低。最后的受洗，都是宏大叙事的一环。因为，向上帝忏悔guilt这种行为本身，就是通过抽象概念和形而上的活动来逃避的困境 -- 通过愧疚来心安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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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几句吧，情感丰富或理想主义往往不是坏事，但这种情感或是理想应该是建立在对他人感知的基础上的。人真的不能太追求自我感动。有些人拿逝者生病了也要自己开车也从来不让妻子陪着去医院来证明逝者对妻子的体贴，但这种做法更像是某种自我感动。在日常生活中少些时间在网上发表看法而多些分担带娃责任和家务是体贴，在面临事业抉择时主动考虑妻子事业和发展是体贴，但在重病时，明明知道妻子会担心和关心的情况下非要独来独往并不是真正的体贴，这么做只能体现出自己完全没有站在妻子的角度去思考过。

自我折磨和前面提到的忏悔其实是一脉相承的，都是让自己心安理得的手段。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中谈过bad conscience，自我惩罚和忏悔之间的关系：bad conscience意味着人们通过忏悔guilt以及自我惩罚的疼痛中来构建自身的存在感和道德感。这种行为最终目的当然是取悦自己，或者说能让自己心安理得地生存。无比巧合的是，尼采这本书的着眼点之一就是批判宗教，而逝者在最终也受洗了，并在临终前一直谈论guilt。而独自忍受病痛而不让妻子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比如接机这种小事情），又像极了尼采口中的自我折磨。

这种通过愧疚和自我折磨来心安理得的行为从某种程度上也剥夺了妻子心安理得的权利，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内部的还是外部的。就如有些评论就在试图通过逝者生着病忍受着疼痛都不让妻子接机来证明他很疼惜妻子。

但这些并不意味着逝者没有努力去成为一个好人或者好伴侣。他想，有时候也能意识到问题，自我折磨本身也是某种弥补行为，即便往往适得其反。Bad conscience仍然是conscience。但或许是证明自己是好理论学者、女性主义好丈夫的执念太深，逝者反而在学术上深深陷入到自己所唾弃的异化当中（比如只追求被顶刊认可），而在生活上陷入到不自觉的父权结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