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奶奶

Former Premier Li has dead。那天早上我把这个消息和我九十多岁的奶奶讲，奶奶说，人气性不能太大，气性太大活不大。在我的记忆里，我奶奶确实是没发过脾气的。

在我的记忆里，奶奶平时闲着没事就想种个地，但自从五六年前她因为弯腰而骨裂之后，她的一众子女们就绝不再允许她做任何体力劳动。于是每天睡醒之后我奶奶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看电视。但我奶奶又耳聋，她基本上听不清电视的声音，所以只能看画面。记得有一次她看中央七台在播一个文艺演出（大概是某年春节或是新年的演出），舞台上一队穿军装的演员在唱一些歌曲。我奶奶忽然开口评论：“这怎么又搞Great Leap Forward了”。

我爸妈经常说我没有经历过社会，太幼稚。这个时候我总是把我奶奶的故事搬出来，“和俺奶相比，恁俩也是没有经历过社会的。”奶奶是杞县的一个地主家庭的长女，据我爸吹嘘可能是杞县最大的地主。毕竟我奶奶刚出生没多久，这个富裕的地主家庭就在河南杞县的农村里架起了天线听收音机。这根收音机的天线也成功吸引来了日本人——想想看，在广袤的豫东平原农村里，有户人家里竖着根天线，这不是共产党的电报，那一定就是国民党的电报。不过虽然日本人把我奶奶家里围得水泄不通，但在我奶奶一家子的解释之下，也并没有为难他们。现在我奶奶对日本人印象最深的事情是，有个日本兵拿着一块香皂，示意让我舅爷吃。我舅爷拿到香皂之后先闻了闻，闻起来很香，于是他就一口咬了下去，结果满嘴苦味赶紧吐了出来。一旁看热闹的日本兵们哈哈大笑。我奶奶这个时候就会下结论，这些日本人太坏了，欺负恁舅爷。

其实我怀疑，我奶奶到底有没有真的见过日本人。毕竟虽然日本人把她家围住大概率是真的，但她一个小脚女人应该是不会出门见他们的。所以我奶奶关于日本人的这些回忆，可能都是我舅爷他们的讲述。于是她自己的故事总是不重要的，最后她嘴里讲述的都是家里男人的故事。接下来我的舅爷会成为我奶奶回忆里的主角。

舅爷是家里唯一的男丁。我奶奶的父亲三十多岁就因为吸鸦片死了，好在家里还有点田，勉强够他们几个生活，但绝对称不上富裕。舅爷十几岁的时候，看到我党在村里的民兵每天吃白面馍夹肉，那些民兵告诉他，加入民兵组织不用上前线打仗，只要在村里巡逻就可以，还能每天和他们一样吃肉。浑浑噩噩的舅爷就这样也参加了解放军。老奶奶当然是不愿意的，这个要强的女人肯定不愿意让自己唯一的儿子去送死。但木已成舟，这时再离开军队就是逃兵，要拿军法处置了。

48年开封解放前的一个月，杞县民兵队准备组织一次攻坚战，要提前拿下杞县县城为大部队解放开封城献礼。舅爷跟着那群民兵一起准备强攻，大家拿着长长的云梯，誓要夺下杞县城。长官让这些民兵按个头排队，个头高的先冲锋，个子最低（当然也可能是年龄最小）的舅爷排在最后。舅爷他听到城墙上的国民党好像在用什么东西敲击地面，嘴里还在叫嚣：“小兔崽子来吧，看是恁的肉快还是俺咧枪快”。此时他脑子一片空白，只看到先冲上去的那批人一个个的都被机枪打死，连城墙的砖都摸不到。终于前面的高个子全都死了，马上要轮到他冲锋。这时前面一个伤员从战场里滚了回来。长官命令舅爷和另一个人一起把这个伤员抬走。舅爷如释重负，连忙将这个伤员抬起送到了后面村子里。做完这些之后，舅爷是无论如何不愿意回战场了。他劝另一个和他一起抬伤员的人不要回去，但那个人不愿意当逃兵，所以最后我舅爷就自己跑回了家里。

我奶奶说，舅爷后来一直说这个事情，其实那个时候他回去一点事都没有。因为民兵队损失惨重，所以他们就撤退了，那个不愿意当逃兵的，正好遇到了撤退的队伍，也没有再上战场。最后只有舅爷做了逃兵，这个行为非常严重。第二天夜里就有两个人翻墙进了家里，把舅爷五花大绑抬走要军法处置。老奶奶用了好多金银首饰，才把舅爷的命保住，算是从军队“退伍”回到了家。

与此同时，在某个不清楚的时刻，我的奶奶不清楚怎么回事就和一个山西的金姓银匠结了婚，还生了个女儿。这个银匠给我奶奶留下了好几枚西班牙银币，我小时候还看过，不过银匠很快就因病去世了，留下了孤儿寡母生活。但这段故事对我奶奶也不是很重要了，因为我的舅爷马上又要加入我党了。只不过这次不是当兵，而是要去城里工作。

全国解放之初，由于国民党撤离时带走了大量的人才，城市急缺有文化知识的青年进行建设。我舅爷因为小时候家境还不错，也是认识几个字的，因此就有人找他去开封城里做事。做什么随便他挑，银行邮政都可以。舅爷想，银行钱多这活不错，于是就答应了去银行做工。我的老奶奶自然是千万个不答应。上一次当兵差点送命，这一次不知道还有什么劫难。但架不住舅爷苦劝，这次不是去打仗，全国已经解放，战争结束了。最终舅爷去了开封城。本来舅爷是要把一家子人都拉到城里去的，毕竟多年家道中落，家里已经没有几亩田了。但老奶奶始终坚持，这次和上次民兵队一样也是个骗局，所以舅爷只好一个人去了开封，守寡的奶奶带着女儿留在了农村。

也正是这样的原因，我的舅爷成了城市户口，而奶奶成了农村户口。不得不说我舅爷是很廉洁的，趁着revolution的东风，舅爷也成了银行里造反派头头，但却从来没有想过把在家里的老母亲和姐姐接到城里享福。彼时农村的生活艰难，一个人拉扯姑姑的奶奶实在是过不下去，就有一个姓王的老太太替她说媒，要给她另找一户人家。这户人家姓孙，是个工人，人也在开封上班，条件可以说是相当不错了。两个人很快结婚，但奶奶却不愿意搬到城里去住。因为我姑姑毕竟是个拖油瓶，按照当时的规定，我姑姑是不能入城市户籍的。不能入籍，就意味着不能工作，不能工作，就意味着不能生活。于是我奶奶就这样和我姑姑在人民公社赚工分。这段历史对我而言又是不清不楚的。只有一件事，我奶奶和我说过：

大约是70年代末或是80年代初，奶奶村里在搞什么忆苦思甜大会。当时村里人不知道要说什么，领导就鼓励大家畅所欲言。结果一个人上去开始，一张口就哭，合大伙那个时候实在是太苦了啊…村里领导脸色骤变，连忙喊“下来！”前段时间看到一篇悼念高医生的文章，里面作者也提到他在豫东地区农村组织过一场忆苦思甜会，和我奶奶的回忆分毫不差，说不定真的是同一件事情。

总之是在一段我不清楚的故事之后，我奶奶还是决定搬去城里和这个姓孙的住。一个可能的理由是我姑姑已经长大了。来到城里之后，我奶奶又生了两个姓孙的男孩，其中一个就是我爸。这段时间的回忆我爸就相对比较清楚。由于我奶奶是没有城市户口的，因此她不能买商品粮。对于这种情况，当时的普遍解决方案是，可以在工厂里帮工来挣钱。我奶奶就带着两个孩子日夜纺麻。说实话，我不知道纺麻是个什么工作，我怀疑我爸可能也说不太清楚。但是有件事他记得，那就是他在大人们纺麻的时候，被一个铁棒扎进了头顶，我奶奶背着他赶往医院，血留了一路。

在这个孙姓的家庭里，我奶奶是不受欢迎的。奶奶因为姑姑的关系，错过了转移户口的窗口机会，等到姑姑已经独立可以工作的时候，户口已经成了比血统还难以更改的东西。而城市户口不仅意味着工作，还意味着低价的商品粮。当时奶奶的婆婆，也就是我爷爷的妈，他们母子两个是城市户口，可以买低价商品粮，但这个婆婆却从来不把自己的粮食分给奶奶和她的子女们吃。一次我伯伯馋的不行，偷偷拿了一个自己奶奶的白面馍，被她发现臭骂了一顿。我奶奶生气护着孩子，就和她理论，你自己好面粮吃不完，分给自己孙子点怎么了？随后还教育我伯伯，今年好好纺麻，明年我们也吃好面馍。这话反而刺激了我的这个老奶奶，她大声叱骂奶奶，说我伯伯再干活也吃不上好面，并且还指着我奶奶发了毒誓：“你这辈子要是吃上好面馍，我把眼珠子磕出来给你。”这段经历的可信度是最高的，因为这是我奶奶多年来唯一会主动讲起的回忆。她时不时就会在餐桌上看着白馒头和我感慨，当年你老老娘就跟我说，要是你这辈子吃上好面馍，我就把眼珠磕给你。我爸这时就接腔，现在谁都能吃到了，奶奶就咯咯的笑。

我奶奶送走了自己的恶婆婆，不过没几年也送走了自己的第二任老公，终于熬到了自己所有的孩子都长大。因为我姑姑是女人，嫁出去就是泼出去的水了，而我大伯始终留恋在不同的女人之间，始终无法维持婚姻稳定，于是我奶奶总是和我们一起生活。我爸和我大伯一起做生意，我妈和我伯伯的姘头却闹翻了脸，两个人最后分家。那段时间，我爸一有空就对我奶奶说我大伯和他那个姘头的坏话，其实他倒也不希望我奶奶来主持公道，只是希望能在我奶奶这里凭借某种道德优势获得心理慰藉——毕竟我伯伯的那个姘头明确表示不会养我奶奶。我奶奶当然也没有什么好办法解决两兄弟的争端，我妈就更直接，说我奶奶偏心了。其实我觉得这种看法对我大伯，对我奶奶都是不公平的。我从不觉得我大伯是我爸妈口中的情种（虽然他好像确实差点酿成情杀的惨剧，不过那是另一个故事了），只是觉得这个世上的所有矛盾似乎总会变成女人为难女人。

现在，三个子女终于开始轮流照顾奶奶了。我爸妈看起来很高兴，至少不用每天回家给我奶奶做饭了。我爸妈又开始比较谁对我奶奶最好，一会说我姑姑只想掏生活费不想接我奶奶去她们家，一会说我伯伯不会做饭，家里也没有暖气（我伯伯和他姘头的新房里是有的，但是我奶奶不能住进去）。照理说，这时候应该下总结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但我还是想换个方式做结。这个我所不了解的耄耋老人，这个与我血脉相连的女性，她的名字到底叫什么？很久以来我都不知道。我时常感觉恐惧，因为要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很简单，我可以问那个亲密又疏远的姑姑，我可以问那被视作风流情种的大伯，我还可以问我那嘴上不靠谱的老爸，甚至我也可以问她本人。但我恐惧，因为一旦这个问题问出口，我就成了罪人，一个连自己奶奶名字都记不住的罪人。虽然我也记不住我爷爷的名字，但好在我爷爷早就死了，死人只有在祭奠的时候才需要名字，而牌位上的名字总是很清晰。而我的奶奶她还活着，她还能在看电视的时候偶尔锐评一下国家政治，她还能看着白面馒头回忆起她这辈子受过最恶毒的诅咒，她还能教育我做人气性不能太大否则不能长寿。这样的一个活人在我面前，我到底怎样问的出口？

我想起无数个平淡的日子里，我奶奶把我的手掌抓在手里，然后说“看俺孙的手多光，我的手老了都是苦楚皮。”我可以问的，我可以开口问她的名字到底是什么，我可以问她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可以问她更多的事情，只要耐心的和她反复的讲，耳聋的她还是能听清楚的。好在我并不是没有机会，只要我们承认自己的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