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师是如何把来访者逼成一个疯女人的—— 从李松蔚一篇文章聊聊其心理咨询操控术，以及其伦理违规嫌疑

最近，在和朋友聊到失败 的咨询经历时，她和我讲述了自己的困境：“我没有办法和我家人朋友们解释， 我自己究竟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经历了什么，是不是我自己有问题。 ”

这种想法一而再，再而三的在我们对话当中出现。” 我虽然没有全程见证整个咨访关系的失败，但是受害者不仅仅只有她一个人，他的手法也一定会在他公众领域的发言当中有所体现。 如果我能够通过他公众的发言，去展示出他在咨询室里是如何一步步引导来访者的，那么她就不用再无休止的自证清白，而能够让身边的人理解她现在所处的困境 —— 她如何被咨询师控制走到这一步。

因此在朋友的帮助下，我找到了这篇李松蔚：女性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能喊出「停下」？ ”我五年前我曾经看到这篇文章，没有察觉出异样。但是当我这一次阅读，却发现了文章背后所隐含操控技术，以及理解了这种技巧是如何把生活当中的女性逼成一个“疯女人”的。

正如十年前，我曾经支持李松蔚揭露人鱼池为写手，十年后我将之前文章的结尾，贴在这里：

“他是写手，写手就是，为了自己的目的，可以采取一定技巧，误导观众的人。而这种技巧可能降临给任何一个行业群体，所以我想站出来，反对他。”

一个奇怪的公众号名称

这个线索，是从这个文章首发的公众号名称找到的。 首发 文章账号的名称，叫做 Momself。 官网宣称我是妈妈，我是我自己。但是看下来我自己感受到的却是mom 名词做动词，即成为“自己的妈妈”

这里面似乎有一些逻辑漏洞，因为人是无法完成“Momself”的这个动作的，这是写在生物基因当中的。 幼年的创伤与照料缺失，是无法通过成年的自我照料而修复的。

“这种表观遗传变化就像是大自然的沟通捷径。当鼠妈妈不舔幼崽时，相当于告诉它们，环境中有一些需要警惕的东西，它们应该处于高度警觉的状态。与等待基因的漫长调适相比，通过表观遗传标记将环境信息传递给幼崽，显然更迅速便捷。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这个过程，米尼的研究团队从一部电影中得到启发，在鼠宝宝出生时就将其中一些相互调换。他们把“高舔舐”鼠妈的幼崽和“低舔舐”鼠妈放在一起，反之亦然。研究发现，鼠宝宝的DNA甲基化跟随的是寄养鼠妈的模式，而不是亲生鼠妈。从它们的行为来看也是如此——如果一只“高舔舐”鼠妈的宝宝被一只“低舔舐”鼠妈抚养，幼崽长大后会变成一只焦虑的成年鼠，应激激素水平很高。等它有了自己的宝宝时，也会是“低舔舐”者。“这一巨大的差异在幼崽出生后的前10天就开始出现了。

为了进一步研究，米尼和他的同事们还对鼠宝宝成年后是否有可能逆转DNA甲基化进行了测试。他们利用一种能够从DNA中提取甲基标记的溶液——曲古抑菌素A设计了一种化学方法来改变甲基化模式。当他们将溶液注射到“高舔舐”及“低舔舐”鼠妈已成年后代们的大脑中，它们应激反应的变化完全消失了。这表明，长期变化的机制不会是源自遗传。那些湾景区患者的不幸经历，不仅是影响其DNA的因素，还可能让表观遗传发生改变。”

“米尼的研究告诉我们，“低舔舐”鼠妈如何对幼崽们产生负面影响。同时也证明，如果重新给予这些幼崽“高舔舐”的照顾，那么负面影响就会显著降低。既然环境的影响是可以被改变的，那么对于“低舔舐”鼠妈的宝宝来说，如果能在它们很小的时候就给予安全、稳定和营养丰富的养育环境，就能使它们在成年后拥有健康的应激反应系统。”

“那对于已经长大的人呢？好消息是，在学习新技巧方面，青春期、孕期和生育期的激素变化会重新打开神经可塑性的窗口，而被认为是额外的敏感期。产生变化的激素主要是性激素和催产素。男性的睾酮、女性的雌激素和黄体酮是导致青春期出现痤疮、体毛、乳房发育、月经来潮等的性激素。催产素是一种强有力的结合激素，女性在分娩期间和产后，身体会高水平释放这种激素。而这些激素都会刺激神经突触可塑性，增强人们学习和适应环境的能力 。这些时期也就代表着治疗的特殊机会，也是在错过了童年期后，还能让大脑“重新连接”的理论基础。” 《深井效应—— 童年经历如何影响未来身体健康》

即使参考所谓“我是妈妈，我是我自己“ 这种官方品牌解释，女性在生产之后自动变成母亲的角色， 这是人类基因编码所决定的，对于女性自己来说可以抓住成为母亲的时期，成功处理自己的创伤，建立新的环境，在这个时候，作为妈妈和作为自己是最好的“统一”窗口。 而不是两者身份分开讨论。

而且从各国文化习俗上讲，做月子是一个非常非常传统的习俗。 对于刚刚生产女性的照料，以及交由女性照料儿童，这是人类历史上习俗所演变的共同实践：父亲/亲属照料伴侣，母亲照料孩子， 这是整个人类作为一个群居动物的整体本能，而现在也有产褥期这个概念。在这个阶段，女性都是家庭的重点呵护对象。

“据资料记载，19世纪前，欧洲人认为新鲜的空气会伤害产妇的身体，因此总是把产房的窗户牢牢关紧，密不透风。为了防止着凉，产妇还会用厚厚的被子把自己盖住，只露出鼻子，同时每天喝热粥来保持体温。

而且那时候的欧洲产妇，生完孩子之后还要卧床至少9天，不能随意乱动，也不能洗澡，直到两三个星期稍微恢复之后，才可以下床洗澡、换衣服。这听上去是不是跟我们的“坐月子”差不多？”

《外国人不坐月子，为何身体照样很好？》

所谓的“全世界都关心她怎么养孩子，而我们更关心她“，我觉得结论显得过于轻率。

预设的价值观以及被刻意忽略咨询共识与常识

也许这个公众号名称背后，隐藏着一些潜意识， 这让我开始从头到尾又看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讲李松蔚在一场模拟演示的当中，如何成功的让女性说“不”的。但是他似乎这个操作有些违反伦理的嫌疑：

1.5 心理师须尊重寻求专业服务者的文化多元性。心理师应充分觉察自己的价值观, 及其对寻求专业服务者的可能影响, 并尊重寻求专业服务者的价值观, 避免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寻求专业服务者或替其做重要决定。

文章开场，就把咨询师价值观放出来了：

“不容反抗的善意，或许跟恶意并没有太大分别。 这是我最近在思考的问题。

而正是这一个咨询师近期的价值判断，而不是来访者的客观实际情况，或者双方达成的一致，事实上推动了整个咨询的走向。

让我来看看这个问题的题面——来访者的情况：

“ 咨询师与来访者约好，本次咨询对性创伤经历进行工作。”

在那份材料中显示，她一直接受别人安排的生活。十几年前，性侵她的对象是家庭老师，她作为学生无力反抗。十几年后，她被家人安排了一场婚姻，作为女儿她也无力反抗。但她无法跟丈夫有身体的接触，所有人都相信这源于十几年前的阴影，要通过咨询帮她走出阴影，跟丈夫圆房，享受婚姻和身体的乐趣。“

“她在羞辱，忽视，指责和操控中长大。工作和婚姻由家人一手安排。她无法名正言顺地反抗，能做的就是一面答应，一面用身体不配合。”

李松蔚解读这份材料，代入了自己所思所想的问题和自己的价值观，正如自己对于材料的解读：“在那份材料中显示，她一直接受别人安排的生活。”而这个解读是错的。因为这个题面其实有另外一个部分，被李松蔚刻意忽视了。

咨询师与来访者“约好”，“约好”这个词这是一个来访者和咨询师共同推进的结果，两个人已经显然形成了咨访关系，并且有了一定阶段的进展，才能够到如此关键的位置。 以及最重要的一个观念。 “但她无法跟丈夫有身体的接触，所有人都相信这源于十几年前的阴影，要通过咨询帮她走出阴影，跟丈夫圆房，享受婚姻和身体的乐趣。”这证明，丈夫已经知晓了性侵历史的存在，并且尊重了这种存在。去在自己的性需求/孩子的需求上妥协。并且获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咨询师与来访者约好，本次咨询对性创伤经历进行工作。”

咨询进行到这里，其实已经算是非常成功了，因为显然，这是咨询室与来访者一对一达成的同盟。 至少这个丈夫很称职，没有在咨询期间购买性服务，或者出轨，维持着婚姻的形式，而在婚姻当中存在问题的部分 —— 两性关系，他和对方父母的家人以及当事人，形成了联盟面对问题，并且让咨询师和来访者有足够的空间形成咨访关系的联盟。 而且显然这个丈夫，比起之前性侵的那个“家庭教师”，也比起自己的父母，给出了更多的空间。

当然，有的人可能会说，万一这个女性是被家人迫使才进入到咨访关系的呢？那么请看行业的标准操作：

在最初期的几次咨询当中，咨询师就应该已经筛查过了丈夫和家人的。虽然这个女性在“羞辱，忽视，指责和操控倾向长大。”，但是并不代表丈夫必然如此。 如果丈夫面对这种无性婚姻采取的是羞辱，忽视，指责和操控，那么“性创伤”就不应该是咨访关系的目标，而是丈夫是否有暴力倾向。哪怕自己的进入到咨询是“被安排的”，但是咨询的筛查过程，也应该能够筛查出来其伴侣可能有的暴力倾向，并且应该让来访者逐渐恢复自主性，甚至和丈夫合作， 让丈夫阅读懂妻子特殊的表达方式和特殊经历，塑造一个安全的环境，再进入到“性创伤”的处理过程当中。 正如《创伤与复原》这本书所言

复原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创伤患者的安全，这是最优先的任务，在达到合理程度的安全前，任何治疗工作都不应轻易尝试。

复原的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首要任务分别如下：第一个阶段是安全的建立；第二个阶段是回顾与哀悼；第三个阶段是重建与正常生活的联系。

事实上这个女性，在这个家庭当中，并没有“一直接受别人安排的生活”，她把自己的创伤：性创伤，加上表达上的障碍。安全的带到了自己的婚姻里面，并且给自己赢得了战略空间，去解决这个问题。 虽然她“可能”没有表达出对于家人治疗的拒绝，但是他成功的表达出了自己对于两性生活的恐惧。这种两性生活的恐惧，被家人看见，承认，并且给予自己空间，和咨询师一同工作与处理。

咨询目标的单方面废弃与更换

在价值和材料解读，都已经严重偏失的情况，李松蔚对于“安排”这两个字，已经带入了深深的个人理解，哪怕来访者试图点醒他，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观念是如此顽固，顽固到足以让李松蔚忽略已有设置，打破伦理规则：

李松蔚是这样描述这个咨询的发生的事情的：

“后来，在整场扮演结束之后，这个演员找到我，向我解释，她不是故意难为我，她也是有点慌了，因为我问她的问题，她不知道该怎么反应。

「跟事先安排好的不一样。」她说。

我当然知道跟安排好的不一样。在每个人都能看出她明显不情愿的前提下，我仍然要她去接受那些被安排好的事，那我们是在做什么呢？”

但是其实这个演员说“跟事先安排好的不一样”这句话，应该指的不是 这种“安排的心理”，而是李松蔚一句非常无厘头的话

「你说随便的意思是什么？」我问，「把你介绍过来的咨询师，他的想法是要治疗你的创伤。但我更想知道，你自己的想法是怎么样的？」

这句话是李松蔚完全在咨询室利用自己的权威地位，脱离材料，也脱离行业现实的一句话，谁都无法接住。来访者必然懵掉，并且受到他的影响：

1.我个人经历过非常成功的创伤咨询，这种创伤处理非常类似于类似于手术。 咨询通常都是需要很长时间来访者和咨询室建立信任关系（门诊和各种检查），并且固定各种动力（麻醉），最终让来访者有完整的准备（各种体征稳定，并且禁食物和饮水），并且有主动的意愿去处理咨询创伤（签署知情同意书），才能够进入到创伤处理阶段。

所以根本不应该说出这句，“我更想知道，你自己的想法是怎么样的”，这就相当于上了手术台， 麻醉已经做好了， 然后医生问，你自己这个手术想要怎么做？是不是别人安排你进来做手术的？

因为知情同意已经规定了，咨询的目的就是处理“性创伤”。

2.这里面出现了一个非常神奇的角色，叫做”把你介绍过来的咨询师“，并且很神奇的篡改了题面“他的想法是要治疗你的创伤” 而不是题面当中的“咨询师与来访者约好，本次咨询对性创伤经历进行工作。” 换句话说，他凭空塑造了一个新的靶子，并且把自己认为可能产生的工作失误（本应优先处理表达方式而非性创伤），推到了上一个咨询师当中。

3.更加不可忍受的是，他这个凭空捏造的靶子，反而显示了他自己的对于“伦理和设置的漠视”

“1.15 心理师与心理健康服务领域同行(包括精神科医师/护士、社会工作者等)的交流和合作会影响对寻求专业服务者的服务质量。心理师应与相关同行建立积极的工作关系和沟通渠道, 以保障寻求专业服务者的福祉。”

「把你介绍过来的咨询师，他的想法是要治疗你的创伤。但我更想知道，你自己的想法是怎么样的？」

这个更字，彻底忽视了自己的专业伦理责任。即使真的涉及两个咨询师的合作，这个更字，也把自己和过去的那个咨询师放到了一个对立的面上，而不是一个合作的面上。 哪怕你认为上个咨询师没有处理好来访者的一些议题，现在不是做创伤治疗的时候，也应该告知来访者，自己与上个环节的咨询师需要确认情况。

来访者因此自然产生了情绪反应：

她有点不耐烦：「我的想法就是随便。」

问题在第一分钟就暴露出来，我越发警惕了：「随便的意思是，你想谈那件事？还是你其实不想谈，只是因为我们要你谈，你才不得不谈？」

在这里，他已经成功的快要把这个来访者“逼疯了”，大家可能对心理咨询不熟悉，我换一个生理上的疾病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你父母小时候照顾不好，放任保姆天天大鱼大肉，没有蔬菜，结果从小胆结石。 你长期有胆囊炎，丈夫一直给你做清淡的食物。没有强迫你吃大鱼大肉。但是你的胆囊总是生病，丈夫总是要照顾，也影响自己的心情和动力，丈夫在某一次终于受不了，并且和你商量要切除这个胆囊。 在家属和医生的合作下， 你总算经过一系列流程，完成各种手术准备，躺到了手术室里面。然后医生发现，似乎你现在不适合摘除胆囊，因为胆囊上的肿瘤似乎已经扩散了。

你躺在手术床上，原来所有达成的一致被推翻，肯定有情绪反应，演示者的不耐烦都是轻的。

更可怕的是，李松蔚把这个不耐烦情绪反应当成对方的”问题的暴露“，而没有反思到可能是自己处理的不当。我把李松蔚那句话改写成胆囊摘除手术的现场，你可以感受一下。

你从演示手术下来， 肯定要问大夫为什么和之前“安排”的不一样。因为今天的安排很清楚，做“性创伤治疗”，而为什么李松蔚会把这个做“性创伤治疗”这个共同目标。在一分钟内，就变成了李松蔚自己脑袋当中臆想的“「真的吗？她自己真的有这个意愿？」”，并且甚至没有和来访者有基本的确认：这里面李松蔚提出来的：“不容反抗的善意，或许跟恶意并没有太大分别。” 这个价值观和思考，是不是已经悄然的代入到了整个咨询关系过程当中，并且替换掉了原始的咨询设置，和目标了呢？

注册系统伦理条款明确规定：

2.2 心理师应知晓, 寻求专业服务者有权了解下列相关事项：(1)心理师的资质、所获认证、工作经验以及专业工作理论取向; (2)专业服务的作用; (3)专业服务的目标; (4)专业服务所采用的理论和技术; (5)专业服务的过程和局限; (6)专业服务可能带来的好处和风险; (7)心理测量与评估的意义, 以及测验和结果报告的用途。

如果咨询的目标是治疗性创伤。 并且下一次的咨询约定的是处理性创伤。那么咨询师就应该老老实实的治疗性创伤。或者诚实的，重新回到知情同意，然后讨论咨询目标。就像哪怕刀开了，发现癌症已经扩散，原计划摘除胆囊的目标对于来访者有害，也应该保守治疗，确认情况，让患者恢复体力，做更多的检查后一同做决定。说不定，来访者可能在这个阶段，并不想要处理自己性格上的表达缺陷。

咨询师，不能随意因为自己的价值观代入到咨询当中，而不遵守咨询目标。 更不能并且在一分钟之内，更换掉咨询目标，并且忽略来访者的情绪反应，继续将咨询继续下去。

李松蔚自我宣传与实践的矛盾

事实上，这种演示与李松蔚甚至与自己所宣传的理念所不符，

李松蔚出过一本书，叫做5%的改变， 他是这样说的：你只想要100%的改变，所以你才被困住了；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先试试把5%做好。用一个极其微小而不同寻常的行动，去打破惯性和困局。”

这个观念其实是对的， 也是符合脑神经系统的生理结构的

〇佩里医生:嗯，我们可以再谈谈神经可塑性——神经可塑性指 的是大脑结构的可改变性。它的一个关键原则就是应激激活模式会对 神经网络的改变有很大影响。

比如说，以适度的、可预见的、可控制的模式激活我们的应激反 应系统，可以产生更为灵活、强大的应激反应能力(见第二章，图 三)，让一个人在面对更加极端的压力源时也能表现出复原力。对我 们的应激反应系统来说，这有一点像是举重，我们通过练习，让这个 系统变得更加强壮。越是多面对适度的挑战，并赢得胜利，我们就越 有能力面对更大的挑战。体育、表演艺术、临床实践、消防、教学 ——几乎人类所有需要努力才能完成的事情都会让我们看到，多练习 可以提升技能。所以压力并不是需要害怕或躲避的东西。但压力的可 控性、模式和强度有可能会导致一些问题。

不幸的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应激激活的模式是不可预见的、不可控的、长期持续的，或者过于极端。 《你经历了什么》 布鲁斯佩里，奥普拉温弗蕾

实际上，他在这次演示咨询当中恰恰没有遵循来访者及其家庭和咨询师的已经走过95%的路：讲述自己被性侵的历史——建立新的家庭关系——家庭达成一致面对性侵历史—— 进入咨访关系—— 咨访关系聚焦—— 创伤治疗准备。 但是李松蔚似乎并没有将这个5%的理论，按照自己所说的应用于这次咨询当中，基于过往的共识，作出一点点微小但是不同寻常的改变。整个咨询目标在一开始完成了一次将近100%的大掉头，并且向着一个极其诡异的方向奔了过去。

李松蔚的情感操控术

正如李松蔚所言，“我最终没有进入创伤治疗。” 他抛弃了和来访者之前达成的一致。

“但我认为心理咨询的目标，不是狭义的「疗愈」，不由分说的治好你。而是对方重新获得为自己做主的自由。”

他并没有和来访者提出任何关于目标调整的讨论，只是让自己在脑海当中，把目标转了个弯。 然后用自己的理解的这个目标，裹挟着自己的专业威严与自信，重重的砸向了来访者，来访者在这句话之后，已经变成了咨询师的提线木偶：

1.这个问题对于来访者是一个巨大的刺激。 首先，咨询师单方面放弃了处理“性创伤”治疗的目标，并没有和来访者确认，是否本次咨询要更换目标。来访者其实在这一刻已经和咨询师处在了一个不平等的位置上。 咨询师是权威，能够读懂来访者肢体语言背后的东西，而无需就更换目标和来访者达成哪怕口头上的一致。而来访者是被默认没有能力表达自己，他只能接受咨询师阅读出来的结果。 这种单方面的解读，而非知情同意原则下所达成的信任与合作， 是整个咨询失败的根源。

2.其次， 来访者在没有经过“性创伤处理”之前。未必知道什么叫做“创伤治好了”，“你现在是健康的”，这本身就是引导在想要一种100%的改变，来访者困住自己几乎是必然的。 这种困境实际上是被咨询师“操控”着去想象他并没有能力的东西 —— 她再怎么想象， 她对于异性身体接触的唯一印象也只能是被性侵的那个应激反应：她分不清楚她拒绝的是他的丈夫这个人，还是这种性关系。

这一点上没有专业知识的人，可能比较难以理解。 但是我不妨拿一个案例让大家理解这种性侵犯幸存者最严重的情况，请容许我用长一点的篇幅让大家了解一下，性侵的幸存者精神状态究竟是什么。

“蒂娜是我的第一个儿童病人。我见到她时，她只有七岁。她坐在芝加哥大学儿童精神诊所的候诊室里，瘦小而脆弱，和妈妈还有弟妹们挤在一起，不知道新来的医生是什么样的人。当我把她领进诊疗室关上门时，真是很难说清楚我们俩谁更紧张：是这个只有三英尺高，梳着特别整洁的小辫子的非裔美国小女孩，还是我这个六英尺高，留着满头长卷发的白人男子。蒂娜坐在我的沙发上，用了好一会儿时间上上下下地打量我。然后，她穿过房间，爬上我的膝头，依偎在我怀里。

我被深深地触动了，天哪，这是件多美好的事情，多可爱的孩子。接着，她微微地挪动了一下身子，把手伸到我的两腿间，想要拉开我的拉链。我不再感到焦虑了，现在，我只觉得难过。我抓住她的手，从我两腿间拿开，小心地把她抱下来。

那天早晨，在与蒂娜会面之前，我读过她的“记录”——就是一小张纸，上面记录着我们的接待员通过电话所获知的很少的信息。蒂娜和妈妈萨拉以及两个年纪更小的弟妹生活在一起。妈妈萨拉打电话到儿童精神诊所是因为女儿的学校坚持要求她将女儿带来做评估。蒂娜对班上的同学“挑衅而且行为不端”。她裸露自己，袭击其他孩子，使用性语言，想让其他孩子和她玩性游戏，上课不专心，时常拒绝听从指令。”

“这份记录中最有关联的信息就是蒂娜曾经受到过长达两年的性虐待，从4岁开始，到6岁结束。犯罪者是一名16岁的男孩，保姆的儿子。当蒂娜的母亲出门工作时，他骚扰过蒂娜和蒂娜的弟弟迈克尔。蒂娜的妈妈是单身，很穷，但却没有得到公共资助，当时她在一家便利店里工作，用非常微薄的薪水来开支家用。她只能请得起邻居临时安排照顾孩子。不幸的是，这个邻居又常常忙着自己的事情，将孩子留给自己的儿子看管。而她的儿子却是个变态。他将孩子们绑起来，强奸了他们，并且用异物鸡奸他们，还威胁说如果被告发的话就要杀了他们。最后，被他的妈妈发现，这样的虐待才停止”

《登天之梯：一个儿童心理咨询师的诊疗笔记》

而面对涉及到性的情况时，当事人可能直接应激障碍，作出的反应异于常人，这是由于他们的大脑对于虐待经历的反应造成的

“我翻看了蒂娜的记录，发现在她第一次到诊所来时，心率达到了每分钟112次。在她那个年纪的女孩子，正常心率应当在100以下。心率加快意味着持续地压力反应过度，这也进一步支撑了我的观点，她的问题正是大脑对虐待所作出反应的直接结果。如果现在一定要我给蒂娜贴上标签的话，我认为她并不是什么注意力缺失症（ADD），而是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登天之梯：一个儿童心理咨询师的诊疗笔记》

3. 由于咨询室并没有坦诚的和来访者沟通关于咨询目标的更换。来访者仍然以为围绕着性创伤工作。 “想象一下，如果创伤治好了，你现在是健康的”。给了来访者一个错觉，就是咨询师有能力让来访者“恢复正常“。

然而事实是哪怕经过美国最顶尖精神科经过三年的治疗，当事人也未必能够完全摆脱性侵的阴影，

“在和蒂娜共同努力的三年中，我很欣喜地看到她所取得的明显进步。学校里不再报告说她有“不恰当”的行为了。她会完成家庭作业，去上课，不再和别的同学打架。语言能力也得到了改善，因为过去她的主要问题是讲话声音太低，老师甚至是妈妈都经常听不清她在讲什么，更别说纠正她的发音了。当她学会大声讲话和常与人交流后，就能够及时地得到自己所需的反馈，自然就取得了进步。

“然而，不幸的是，在我准备离开诊所开始一份新工作前的两个星期，已经是10岁的蒂娜却被发现在学校里给一个年纪更大的男孩子口交。看起来我所教给她的一切，并没有改变她的行为，而是更好地帮她隐藏了在成年人面前表现出自己的性行为和其他的一些问题，更好地控制住了自己的冲动，以避免自己陷入麻烦。在表面上，她让其他人认为自己的行为举止得当，但内心里却没有克服自己的创伤。” 《登天之梯：一个儿童心理咨询师的诊疗笔记》

后面这位精神科医生更是否认了每周一小时的专业服务，能够让来访者“创伤治好了”，“现在是健康的”。而是谦卑的说：

不幸的是，仅仅依靠每星期一小时的治疗，几乎不可能消解这样的联想模式。我会向她展现成年男性不同的行为模式，也会向她说明在有些场合是不宜进行性行为的，帮助她学习抗拒自己的冲动，但我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以内，将她在小时候就深深留下烙印的行为模式替换掉，这样的行为模式已经通过不断重复的早期经历，在她幼小的大脑组织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因此，我需要整合更多关于人脑的运作，以及人脑如何改变的信息，并将这一系统与我的治疗结合起来，更好地为像蒂娜那样的病人服务，这些病人的生活和记忆都由于其早期的创伤而受到了多方面的损害。” 《登天之梯：一个儿童心理咨询师的诊疗笔记》

这种描述，成功的把自己放到了来访者“权威”的位置上，但是这个权威只会许下空头的诺言，但是不会告诉当事人，自己早已放弃了双方当初达成性创伤处理目标。

4，最重要的，在这个咨询当中，本应该成为在咨询室外一周167小时能够陪伴来访者，最能够，也最应该在当下环境给当事人支持的丈夫。 在咨询师的引导下，悄然的被塑造成了性侵者与加害者的一员。

「想象一下，如果创伤治好了，你现在是健康的，但你不一定非得要跟丈夫发生关系。你会怎么选择？是接受你丈夫呢，还是继续拒绝他？」

她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

我不再说话，等她表达更明确的态度。

过了很久，她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假如她的创伤好了，她更愿意养一头宠物独自生活。那是她想要的。她不愿意跟现在的丈夫生活在一起。

李松蔚是这样解读的

“让她们顺从，让她们闭嘴，融入主流。她们怀疑自己的声音，是因为说出来也很少真正被听见。在漫长的成长过程中，她们习惯了随时随地听任别人的安排，无论是被侵犯，被羞辱，或是跟并不相爱的人结婚，被迫接受主流价值观的疗愈，忘记伤痛。”

但是事实上，性创伤受害者创伤激活时，说话声音小并不罕见：

“在和蒂娜共同努力的三年中，我很欣喜地看到她所取得的明显进步。学校里不再报告说她有“不恰当”的行为了。她会完成家庭作业，去上课，不再和别的同学打架。语言能力也得到了改善，因为过去她的主要问题是讲话声音太低，老师甚至是妈妈都经常听不清她在讲什么，更别说纠正她的发音了。当她学会大声讲话和常与人交流后，就能够及时地得到自己所需的反馈，自然就取得了进步。”

《登天之梯：一个儿童心理咨询师的诊疗笔记》

甚至李松蔚还要继续刺激当事人，诱导她验证自己的想法：

“我试图告诉她，她刚才做了一件很不一样的事，她保护了自己，那真的很不容易。但她哭得如此厉害，已经听不进去了。”

“她的表现完全超越了扮演，仿佛回到了灾难发生的当时，在那里真的看到一个不知所措的女孩，面对那个强壮的，道貌岸然的，看似慈爱却对她步步紧逼的男性，她张开嘴，却发不出一点声音，她怀疑自己做错了什么才导致这一切发生……她只能默默忍受着，直到很多年以后，她才大声哭着喊出来：「停下！」”

我问她：「现在你想做什么？」

实际上，性侵受害者在被刺激的情况下，产生严重的情绪波动，对于身边的人产生抗拒，也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这并不代表着他们对于亲密关系本身的否定和不渴望。而咨询师的目的，就是在确保当事人安全的情况下，去让来访者摆脱这种“性创伤”所带来的后遗症。这是《登天之梯》里面的另外一个案例：

“他们都讨厌我。”安柏会这么说。她总是会发现别人表现出来的子虚乌有的轻视和怠慢，这使得她和别人的关系非常紧张，而且也阻碍了与其他人开始新的交往。结果，我们要花上大量的时间才能让她看清楚这些交往也是她生活中的一部分。我们的这部分工作在本质上是一种认知治疗，是治疗抑郁症的最有效方法之一。安柏受到的虐待已经导致她产生出了一些抑郁症症状，其中之一就是自我憎恨。通常情况下，像安柏这样的人会认为，其他人“感觉到”他们是无用的，“糟糕的”，就该受到伤害和抛弃。他们于是把这种自我憎恨又投射到这个世界，对任何拒绝的信号都变得敏感——事实上是过分敏感。”

“那么，康复的关键就是要让病人明白，她的感觉不一定就是事实，这个世界也许并不像看上去的那么黑暗。从安柏的情况来看，这是个进展缓慢的工作。我想要帮助她明白，不是所有的人都想要伤害她。还是会有些人——老师们、同伴们、邻居们——是友善的、能帮助她的、积极的。但是她却经常因为杜南过去带给她的痛苦和恐惧而封闭自己。”

5. 真正能够验证李松蔚的心态的，是整个咨询的结束阶段。 我做了十年咨询，通常来说，咨询结束的最后五到十分钟，就像广播体操一样，是“整理运动”，双方会总结要点，并且展望下一次的咨询目标。即使有罕见的我个人不平静离开咨询室的状况，咨询室也会简单的做嘱咐：不要在情绪下做决定。

而李松蔚显然在咨询的最后阶段，没有打算控制整个咨询当中的张力，甚至没有去确认这个“停下”指的是她的丈夫，还是自己这个咨询师。他已经失去了咨询师的最基本原则：

我们可以在他的文字当中感到整个咨询达到了一个情感上的最高潮：

我停下了。整个会场的人停下了。心理咨询师们面面相觑。

这场咨询失败了，我不无欣慰地想。

她止住哭声，抬起头：「我想离开。」

我站起身，拉开会场大门，强烈的阳光照进来。我告诉她：门打开了

而在这种强烈的男性权威荷尔蒙下，李松蔚这个起身——拉门—— 告知的三连，正是剥削，操控来访者的集中体现。

这一连串动作并不是针对来访者和咨询师关系的——因为如果李松蔚意识到了来访者对于咨询师可能有一丝厌恶，并且工作目标已经从失败的“性创伤”变成了“她在羞辱，忽视，指责和操控中长大。”那么李松蔚不应该站起来开门和告诉来访者，门已经打开了。 而应该稳稳地坐在自己的咨询的位置上，“你随时有权利选择离开”。这种起身，开门，并且告知受害者门打开的行动，恰好是“操控”其离开，“忽视”其自身决策能力的手法。来访者不过是将自己的创伤再现了一遍而已。 上一个创伤还没有达成目标，另外一个创伤就重现。对于咨访关系的信任本身就有损害。甚至可能造成咨访关系的脱落。

而如果这个“想要离开”，指的是当事人自己想要离开家庭的愿望，那么我们就要细致的把这五点串起来，然后看看咨询室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一场最初目标的以“性创伤”为目标的一小时咨询，汇聚成了浓烈的想要“离开家庭”的愿望而夺门而出的：

• 咨询师在没有告知来访者的情况下，单方面更换了本次咨询原定达成的目标。 从治疗性创伤变成处理 “羞辱，忽视，指责和操控”
• 用一个来访者，没有能力达到的“健康”概念，让来访者产生对于身体接触画面上的应激反应
• 并且通过“创伤治好”，“你现在是健康的”成功的塑造了自己权威形象，而没有来访者讨论实际的难度和风险
• 利用了当事人在应激状态下情绪波动，带入自己的暗示，把矛头指向自身支持系统 ——没有刻意“羞辱，忽视，指责和操控”她的丈夫
• 咨询在最后时，达到咨询师和来访者情感呼应的最高潮：来访者喊出“我想离开”，咨询师让阳光洒在了来访者的身上。

实际上最后的这一声“我想离开”，远远不能构成来访者的 “自我决定”(self determination)，因为来访者这一声决定，其实是在咨询师专业影响下(undue influence)做的。而这种专业影响包含着咨询师自身的判断和价值，而这些判断和价值并没有得到来访者的知情同意。

咨询并不是孤立的，来访者不可能一年365天24小时，活在咨询室当中。 将咨询室里面发生的东西结合咨询室之外的来访者现实生活分析时。我们就能看出李松蔚是如何把一个来访者逼成一个社会意义上的“疯女人”的。

娜拉被咨询师拐走之后会怎样？

虽然我经历的咨询体验相对比较稳定。 但是我和很多来访者聊过，他们在出咨询室之后， 就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情绪，并且将这种情绪，倾泻在自己的最亲爱的人身上。 通常我都会耐心的和他们分析，而往往最终的导向结果都是咨询设置的不稳定。 实际上这种结果很不公平，来访者付款解决自己的问题，但是却由于服务质量的原因， 让家人承受情绪的波动。而当我们把这个“演示案例”拉到家人的层面，也能发现类似同样的问题。

整个咨询设置当中，实际上已经早已过了评估阶段，来访者和咨询师已经建立了关系。 来访者持续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咨询，与咨询师建立了独立的关系，并且已经感觉到安全。家人，来访者和咨询师也达成了一致—— 专注的处理性创伤。 今天本来是处理性创伤的日子。 可能因为家人都知道这件事情有多重要， 因此甚至会相互之间嘱咐，尽可能的不要施加压力，并且盼望着一个好的结果 —— 也许他们会觉得一起坐下来吃一顿饭，一同抽一根烟，回顾一下过去的创伤经历，能够谈论并且倾听那种痛苦，并且去反思自己如何更好的保护家人，承认自己的错误。

这并不是我随便编造的，而是我自己处理过的案子。我实际上处理过几次包括豫章书院在内的，戒网瘾学校有性侵背景的受害者，帮助他们和家长进行沟通。并且我也成功的让几个来访者去在家属的陪同下，见了精神科医生，处理自己的被性侵遗留下来的创伤，甚至帮助他们向警方报案。

性创伤的处理，本来应该是家庭创伤哀悼与和解的最好机会。他们可以借由性创伤的处理，去反思自己的问题。甚至如果他们有足够的资源的话，他们会发现更加父母隐秘的创伤—— 性侵所带来的社会压力 包括指责，羞耻，以及司法上的困难，让他们不得不一直的以“羞辱，忽视，指责和操控” 来欺瞒自己，同时也让自己不得不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

实际上，性侵是整个家庭的创伤，而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创伤。

是的，这种事情我也经历过。 我曾经帮助一个儿童去坚持报警并且鼓励男孩子拒绝和当事人和解，因为猥亵男童是刑事罪名。 他的父亲曾经辱骂过我和记者，说我们居心不良，是诈骗分子。虽然检察院立案的时候， 这个家长对我和那位记者千恩万谢，但是当涉及到聘请记者时，我们又被这个家长骂了一顿。

而她的姐姐虽然在本地，但是也不太愿意持续介入这个案子，因为她说，他父亲不可能让自己来管，自己虽然更明白，自己介入能够更好的帮助弟弟从性侵当中康复出来，但是她心里无法承受来自于父亲的攻击。后来我了解到，父亲初中毕业就外地打工，三个孩子都是留守儿童。我在和这些孩子/成人们沟通时，只是劝他们“独立”。但是我从来没有劝过，这些孩子们“早点离开家庭”，无论他们的家庭有多么大的问题，家庭都是他们的港湾，也许爱的方式有错误。 但是没有人是完美的。

但是李松蔚显然和我的处理方法不同。 他将来访者的情绪用技术引向了高潮，来访者喊出了“想要离开”。可是出门之后，来访者除了离开了咨询室，还能离开什么呢？

• “离开”自己的原生家庭，彻底和父母断绝关系？“加入父母皆祸害”小组？
• 还是离开现在自己新组合的家庭？ 给没有侵犯过自己的丈夫一张离婚申请？

来访者实际上什么都离不开，因为来访者根本没有准备在咨询室里讨论这个议题，也就更不可能冷静的去在咨询室外去执行一套“离开”计划。 来访者所有的，只是咨询室里面的还没有处理的情绪。 而这种情绪，带到家庭里面，就是十足的困惑与无措：为什么她会突然认为我们一直在逼迫他？ 为什么她现在突然想要领养一只宠物？为什么她聊完性侵之后就如此的暴躁？ 而在来访者眼中，家庭不再是一个可以给他带来温暖的地方， 而是充斥着“羞辱，忽视，指责和操控”的地方。一切的交流和关心，不过是一种变相的操控。一切失望的表达，都是一种对自己的责备。 家人无法满足自己，就是对于自己的忽视。而自己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了这个样子，充满了羞耻感。

而这一切，都是源于心理咨询师的那个起心动念。 “不容反抗的善意，或许跟恶意并没有太大分别。 这是我最近在思考的问题。”

但是这个前提真的对么？

那个“不容反抗”的来源，真的来源于父母么？父母难道没有自己的难处么？那些留守儿童， 那些社会观念，上一代的家庭创伤，特定的时代遭遇，这些窘迫所带来的“不容反抗”的善意，真的就是“恶意”么？

娜拉发现自己是一个在一个玩偶之家当中，郑重的宣称：在郑重的宣称“我是一个人，和你一样的人，至少我要学着做一个人”之后，毅然决然的走出家门。鲁迅在自己的《娜拉走后怎样？》把娜拉出走之后的答案列了出来：

但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鲁迅自己提出了从1879年一代代女性传承下来的方法，

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

这种深沉的，韧性的战斗，让女性拿到了选票权，拿到了同工同酬，拿到了半边天的社会地位。而不是什么女性主义标签，更不是李松蔚这种男性所给予女性多一点的理解：“正是在那样巨大的压力下，我好像能多理解一点女性遭受的侮辱和压迫了。”

虽然李松蔚在嘴上不断的在谈论女性所遭受的不幸。 但是在咨询室里李松蔚对于女性所表达的痛苦，全文中没有一丝一毫的同情表述，反而把痛苦像是一个诱饵一样，不断的刺激着来访者，驱使她重现自己已经设定好的终点。

甚至在这个女性者对着麦克风喊停下之后仍然没有停下来，“我邀请了几位女性参会者，讨论咨询方向的不同可能性”

当他让女性经历了一个失败的咨询时，甚至，他没有感觉到任何痛苦，和失望和反思，而是欣慰，似乎他正在期待着高潮的来临。

当这个女性终于被这个咨询师的刺激与胁迫下，验证了自己一直以来的那个困惑是正确时。

咨询室从座椅上站了起来，像是神一样，拉开了门，给了这个女性以出口。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可是女性的光芒，是这样的咨询师能够赐予给女性的么？对于女性权益的保护，要靠这样的咨询师理解么？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神”作为咨询师群体的代言和名人， 来指导一代女性如何经营关系，婚姻和家庭么？

咨询师的责任，应该是让家人坚定的站在一起，用科学的方法，和职业的伦理，协助家人一同面对这个创伤，哪怕最后大家好聚好散， 总是战斗了一场，有缘无份而已。 还是趁着这个机会塑造自己同情女性的光辉形象，诱导来访者在不了解什么是性侵创伤的情况下， 亲手自己掐断自己的支持系统，并且以此验证自己的起心动念，打造自己女性友善的身份？

长期扭曲咨访关系所产生的祥林嫂

如果这样的咨询不仅仅是一次演示，而是持续了四年呢？来访者能够在这种精神痛苦当中“正常”多久？

• 当来访者所有的社会关系都被咨询师诱导一点点折断的时候，以至于只有认为咨询师才能把门打开，把光洒在自己身上的时候
• 当每一次咨询，来访者都鼓起自己的勇气建立目标和道路，但是被咨询师悄然的用自己观察到的问题替换的时候
• 当来访者的情感寄托都被操控每周固定的一个小时，但是却不断的苦恼于自己无法和周围人建立亲密关系时
• 当咨询师暗示来访者，“不管你是否预约，你是安全的”时
• 当咨询师每次的临时起意和价值观思考，都必须以来访者用行动亲自证明，才能满足咨询师时
• 当来访者提出自己的想法，咨询师不予正面回复，但是不断用自己的价值来操控来访者时
• 当咨询师不断的用自己的职业生涯为筹码，恳求对方手下留情时

当任何一个人经历了这样“专业”的四年心理咨询师服务之后

• 她眼中看到的“爱”会是什么？
• 她眼中的“关系”时什么样子？
• 她眼中的“职业伦理”是什么？
• 她眼中的“专业责任”是什么？

她除了絮絮叨叨的叙述自己和这个咨询师所谓的“感情经历”所带来的伤害，还能会做别的什么事情么？

这一段时间，我仿佛好像生活在鲁迅《幸福》笔下的鲁镇当中，这位来访者的形象，正在和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愈发的重合

当她想要询问，伦理是否真的能够给自己公平正义时：

“这正好。你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我正要问你一件事——”她那没有精采的眼睛忽然发光了。 我万料不到她却说出这样的话来，诧异的站着。 “就是——”她走近两步，放低了声音，极秘密似的切切的说，“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而她在豆瓣上的自我暴露就像是祥林嫂对于村里人的喃喃自语

我真傻，真的，”她说，“我单知道雪天是野兽在深山里没有食吃，会到村里来；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我一大早起来就开了门，拿小篮盛了一篮豆，叫我们的阿毛坐在门槛上剥豆去。他是很听话的孩子，我的话句句听；他就出去了。我就在屋后劈柴，淘米，米下了锅，打算蒸豆。我叫，‘阿毛！’没有应。出去一看，只见豆撒得满地，没有我们的阿毛了。各处去一向，都没有。我急了，央人去寻去。直到下半天，几个人寻到山坳里，看见刺柴上挂着一只他的小鞋。大家都说，完了，怕是遭了狼了；再进去；果然，他躺在草窠里，肚里的五脏已经都给吃空了，可怜他手里还紧紧的捏着那只小篮呢。……”她于是淌下眼泪来，声音也呜咽了

而围观群众在这样议论我的朋友

“唉唉，我真傻，”祥林嫂看了天空，叹息着，独语似的说。 “祥林嫂，你又来了。”柳妈不耐烦的看着她的脸，说。“我问你：你额角上的伤痕，不就是那时撞坏的么？” “晤晤。”她含胡的回答。 “我问你：你那时怎么后来竟依了呢？” “我么？……”， “你呀。我想：这总是你自己愿意了，不然……。” “阿阿，你不知道他力气多么大呀。” “我不信。我不信你这么大的力气，真会拗他不过。你后来一定是自己肯了，倒推说他力气大。” “阿阿，你……你倒自己试试着。”她笑了。 柳妈的打皱的脸也笑起来，使她蹙缩得像一个核桃，干枯的小眼睛一看祥林嫂的额角，又钉住她的眼。祥林嫂似很局促了，立刻敛了笑容，旋转眼光，自去看雪花。

一场本应推动来访者保护，厘清来访者和咨询师关系，以推动行业进步的公共事件，变成了一场大型的窥私和狂欢，然后一地鸡毛。

我给那些因为在近旁而极响的爆竹声惊醒，看见豆一般大的黄色的灯火光，接着又听得毕毕剥剥的鞭炮，是四叔家正在“祝福”了；知道已是五更将近时候。我在蒙胧中，又隐约听到远处的爆竹声联绵不断，似乎合成一天音响的浓云，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拥抱了全市镇。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豫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

如果我们不像鲁迅说的一样“深沉的韧性的战斗”，放任这种人在聚光灯下，在品牌广告中，在每个人的朋友圈里，在各种书籍带货中，谁能保证行业不会继续批量制造的祥林嫂？

什么是专业人士的责任？

心理咨询，乃是助人行业。过于以自我为中心，最后会导致职业生涯的自我毁灭。在文章的最后我想要放上《白色巨塔》一段台词，这段台词是里见修二在佐佐木庸平二审的时候，为患者家属作证而进行的发言。

财前五郎在教授争夺战结束后，他想要在东教授退休那一天进行手术以避免送行。 因此他在佐佐木庸平CT上仍然有阴影的情况下，没有进一步的检查，也没有和当事人以及家属有效沟通。 恐吓家属签下了手术知情同意书。后来，佐佐木庸平因为没有发现肿瘤扩散而死亡。 家属第一次控告诊疗失误。法院判决财前胜诉，胜诉原因是财前在技术上难以称之为失误，而死因淋巴管炎只有在解剖当中发现，不能够以死因而倒推医生有错，否则会造成医疗萎缩，威胁国民健康。 而上诉时家属修改了控告内容，控告医生侵犯了患者的知情同意权。 法院裁定二审财前败诉。

声明：本文对于所撰写的所有内容承担法律责任，并且积极应诉，欢迎当事人联络本人，本人会积极提供个人信息以便于对簿公堂。 我期待着一切信息放到公共空间当中检验。 另外因为这不是咨询室里面发生的事情，李松蔚也不必按照伦理守则保持所谓的“沉默”。我期待着您的回应。

本人放弃本文一切权利，欢迎各位转发，以让讨论重新回到真正具有公共价值的议题上来，而不是让我们沉醉于鲁镇无限的幸福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