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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瑾怒斥鲁迅问题初探——以《竞雄女侠传》为中心

养鸡场客卿 2023-05-23 13:12:46 已编辑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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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秋瑾与鲁迅的关系，向来是中国现代文学界乃至于史学界的重点问题。而日本传记作家永田圭介所撰《竞雄女侠传》中记载秋瑾曾在陈天华追悼会上拔刀怒斥鲁迅，此书翻译成中文之后，沿袭转抄，遂成一段学林公案。本文首先爬梳《竞雄女侠传》的写作体例，再以比较文学的眼光审视永田氏此书的材料源流，最后引入排满革命的文化视域，以期对“秋瑾怒斥鲁迅”一事达到相对完整的认识。

【关键词】秋瑾鲁迅《竞雄女侠传》

秋瑾与鲁迅同为近代史上的文化英雄，亦是绍兴同乡，在私人交集之外，更有文学创作留为印证（如鲁迅著作《药》）。两者的关系富有思想史意义，却又纷繁复杂不易处理，因此向来是中国现代文学界乃至于史学界的重点问题。[1]从90年代至00年代，虽然多位学者对秋瑾与鲁迅之间交游的具体细节多有争议[2]，但仍然对秋瑾和鲁迅的救国救世思想持有基本共识。但在2007年，日本传记作家永田圭介的著作《竞雄女侠传》被翻译成中文，其中记载秋瑾曾在陈天华追悼会上拔刀怒斥鲁迅，这部分描写之后又被时任中国政法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的郭世佑教授发掘出来[3]，从而激起中国学界的讨论，秋瑾与鲁迅此事的原委遂成一段学林公案。

秋瑾究竟有没有怒斥鲁迅？考虑到陈天华蹈海正是因为排满革命的爱国拳拳之心[4]，那么这一问题的答案则直接关涉到秋瑾与鲁迅的思想核心，不容轻忽，因此需要严密审慎的考证。但由于秋瑾怒斥鲁迅桥段具备猎奇效果，许多国内媒体遂大肆炒作，生产出一大批文章，恐有积非成是之虞。观诸大陆目前已有的研究，对此公案用力探求的并不多[5]，故本文试图从永田圭介《竞雄女侠传》的书写模式出发，再以比较文学的眼光介入，最后在排满革命的文化视域下探讨秋瑾与鲁迅的关系，以期从文学文本出发，达到文与史之间的良性互动。

一、《竞雄女侠传》的基本性质

既然讨论秋瑾怒斥鲁迅一事，最常用的文本就是永田氏的《竞雄女侠传》，那么就不得不对此书展开研究。永田圭介此书原版由株式会社编集工房ノア刊行于2004年，完整标题为『競雄女侠伝―中国女性革命詩人秋瑾の生涯』，全书共473页，书后附有参考文献，具有一定学术性。

根据永田氏在后记中的记述，他竭力避免小说式的心理描写，试图根据史料来接近秋瑾的真实生活[6]。观诸全书，永田氏的自我评价还是基本符合事实的。在永田氏的叙事之中，《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引起的抗议风波是关键的环节，而这一风波恰恰是秋瑾怒斥鲁迅事件的直接导火索。笔者购得永田圭介的书信一份，其中永田氏明确提到《取缔规则》的抗议风波是全书的转折点，是秋瑾走向武力革命的起点（参见附录中书信第六段），因此永田氏对此大力着墨加以渲染（称之为“超人的な活動”），实际上也是行文章法的必然要求。

多次被征引的秋瑾怒斥鲁迅一段，出自此书第五章第十一节“一齐归国”。日文原文如下：

翌日の十二月九日、留学生たちは留学生会館が会議場としている錦輝館で陳天華の追悼式を行い、執行世話人に推挙された秋瑾は、全員帰国に反対する周樹人(魯迅) や許壽裳らに『死刑』を宣告、携えてきた日本刀(脇差)を抜き放ち、

「満人に投降し、栄達のために信義を売り、漢民族を抑圧する者は、わが一刀を受けよ」

と呼んだ。死刑とは建前だけで、帰国反対派は反感と軽蔑の交じり合わったような目つきで、秋瑾にアジられる、帰国推進派の派手な動きを、黙って覗っているだけである。[7]

现有的中文译文如下：

翌日（12月9日），留学生们公推秋瑾为召集人，在留学生会馆中的锦辉馆召开陈天华追悼会，会上，她宣布判处反对集体回国的周树人（鲁迅）和许寿裳等人“死刑”，还拔出随身携带的日本刀大声喝道：

“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者），吃我一刀。”

当然，“死刑”只是一种姿态。反对回国的人用反感和轻蔑交织在一起的眼光冷冷地看着秋瑾和主张集体回国一派的人们。[8]

简言之，永田氏此处并没有严格按照自己的承诺（避免心理描写）行文，所谓「帰国反対派は反感と軽蔑の交じり合わったような目つきで、秋瑾にアジられる、帰国推進派の派手な動きを、黙って覗っているだけである」（“反对回国的人用反感和轻蔑交织在一起的眼光冷冷地看着秋瑾和主张集体回国一派的人们”）显然比永田氏所承诺的更接近小说家言。但更紧要的是，永田圭介此处的叙述究竟依据了什么材料。

二、秋瑾怒斥鲁迅一事的材料源流

根据昆士兰大学的鲁迅专家张钊贻（Cheung Chiu-yee）考证，永田氏所叙述的秋瑾怒斥鲁迅一事的材料，有两种来源可能[9]。一者可能来自永田圭介所引用的中文回忆录与传记，二者可能来自日本当时的报纸（《大阪朝日新闻》与《万朝报》）。如果是前者，那么永田氏的叙述之中就不存在新材料，只有误读中文材料的可能；如果是后者，就必须讨论日文文献之中是否存在大陆学者未见的新材料。张钊贻仔细爬梳了《朝日新闻》和《万朝报》的数据库，并且表明，“经长堀祐造教授替笔者检索《朝日新闻》的数据库，输入‘秋瑾’‘锦秀’( 秋瑾在日本用过的名字)，均无结果，后输入‘支那留学生’‘支那学生’‘清国留学生’等词，虽搜出一堆材料，但没直接提及秋瑾的文章。”[10]

张氏的考证用功甚多，但是依靠数据库搜索，仍然有挂一漏万的可能；反复更换关键词，本身也说明了依靠检索穷举方法的局限性。永田圭介《竞雄女侠传》究竟有没有使用新的日文材料，仍然是一桩悬案。

但是仔细阅读永田圭介的文本，则可以发现新的线索。在参考文献页，永田氏明确列出了所引用的报刊信息，如下：

『大阪朝日新聞』縮刷版（明治二十七年～三十八年七～十一月）（大阪府立中之島図書館蔵）

『萬朝報』縮刷版（明治三十八年七～十一月）（茨木市立中央図書館蔵）[11]

永田氏所引报刊，虽然时间范围大，但是最后都截止到明治三十八年十一月。而根据《民报》1906年第二期中陈天华的讣告[12]，陈天华蹈海时间为乙巳年十二月十二日。明治三十八年，即西元1905年；而陈天华蹈海的乙巳年亦为西元1905年。永田氏所引日文报刊截止到十一月，已不可能报道十二月的陈天华蹈海之事；而秋瑾怒斥鲁迅一事，则发生在陈天华追悼会上，必在陈天华蹈海之后。因此，永田圭介所叙述的秋瑾鲁迅事件，其材料来源不可能出自于日文文献。换言之，永田氏的文学创造，其原材料仍然来自中国。因此，为了剖析清楚《竞雄女侠传》的书写，就必然需要比较文学方法的介入。

秋瑾怒斥鲁迅这样的表达，并不见于一手文献。最早的文献来自徐双韵的《记秋瑾》和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

全体留日同学，十分愤慨，在浙江同乡会聚会。这时，同学们有两种不同意见，一部分主张忍辱力学，一部分主张回国实行革命。秋瑾发言，力主回国，词意激昂，随手从靴筒取出倭刀，插在讲台上说：“如有人回到祖国，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13]

日本政府发表取缔规则，这里当然也有中国公使馆的阴谋在内，留学生大起反对，主张全体归国，这个运动是由秋瑾为首主持的。但老学生多不赞成，以为“管束”的意思虽不很好，但并不限定只用于流氓私娼等，从这文字上去反对是不成的，也别无全体归国之必要，这些人里边有鲁迅和许寿裳诸人在内，结果被大会认为反动，给判处死刑。大会主席就是秋女士，据鲁迅说她还将一把小刀抛在桌上，以示威吓。当时还有章行严等人是中间派，主张调停其间，但是没有效，秋瑾的一派便独自回来了。[14]

徐双韵与周作人当时都不在日本，两者回忆录中所记载的只能是后来听说的传闻，如周作人文中提到“据鲁迅说”。根据徐双韵的版本，秋瑾说了“投降满虏”等十六个字，但是却没有明确指向具体的人；根据周作人的版本，秋瑾怒斥的对象是“老学生”，包括鲁迅和许寿裳，但是却没有记载秋瑾具体说了什么。因此，秋瑾怒斥鲁迅这种说法，只有将两个文献加以叠加、糅合之后才能够提出。另外，在徐双韵的版本中，秋瑾怒斥的对象是“回到祖国”之人，而非留守日本的鲁迅等人。也就是说，徐和周两个版本之中，秋瑾怒斥的对象有可能根本不是同一个。举出永田氏的《竞雄女侠传》，徐双韵的《记秋瑾》和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三者之间相互对比，可以得出下表：

由此可见，永田氏创作《竞雄女侠传》的时候，杂糅了《记秋瑾》与《知堂回想录》两个材料源头，从而模糊了秋瑾具体批判的对象，并且没有顾及《记秋瑾》中秋瑾怒斥的对象是“回到祖国”之人。至于永田圭介所蹈袭的中文文献内部的传抄关系，张钊贻已有详细考证[15]，此处不赘。

三、作为公约数的排满革命思想

在文献考辨之外，秋瑾怒斥鲁迅一事在义理上亦有蹊跷之处。若按照永田氏的叙述，秋瑾怒斥鲁迅“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则说明秋瑾认为鲁迅“投降满虏”“欺压汉人”，而这一判词显然与鲁迅的一贯思想相抵牾。

秋瑾自然信奉排满革命的道理，无须争辩；而鲁迅实际上亦持有一定的排满情结，以下试举出几例：

1. 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16]

2. 我对于自然美，自恨并无敏感，所以即使恭逢良辰美景，也不甚感动。但好几天，却忘不掉郑成功的遗迹。离我的住所不远就有一道城墙，据说便是他筑的。一想到除了台湾，这厦门乃是满人入关以后我们中国的最后亡的地方，委实觉得可悲可喜。[17]

3. 辫发胡服之虏，旃裘引弓之民，翔步于无余之旧疆者盖二百余年矣。已而思士笃生，上通帝旨，转轮之说，弥沦大区，国士桓桓，则首举义旗于鄂。诸出响应，涛起风从，华夏故物，光复太半，东南大府，亦赫然归其主人。[18]

略观这三段文字，便知鲁迅反复提及“我们中国”与“满人”的对立。在1912年的《越铎》发刊词中，鲁迅更是明确点出满人乃“胡服之虏”，排满与革命在彼时的鲁迅心目中实在难以分别。在文学文本的字句之间，尚可发现鲁迅排满革命的思想痕迹，更不要说鲁迅参与光复会的史实了。若云鲁迅“投降满虏”“欺压汉人”，已属无稽之谈；由秋瑾之口说出，愈加难以置信。排满革命是秋瑾和鲁迅的思想公约数，永田氏构造的秋瑾怒斥鲁迅一事，在此处尤为可疑。

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