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穷人在台北：那些睡在艋胛公园的人

“成为无家者，似乎进入一个单向的门，你走进去就没法循着原路回去。“

“多多益善”提供 / 摄影者：何宇轩

台湾小说家王桢和，常会描写一种1970年代的普遍贫困，不只是工人、小贩，连公务员、银行职员也会面对这样的景况：臭气熏天的宿舍楼公共厕所，买不起的香蕉。因女儿患有精神疾病，借高利贷付台北医院药费，最终父亲放弃退休金只为了拿买遣散费，后因摔断腿又一次陷入困境..........

今天的台湾，贫穷问题并不明显。最新的法定最低月薪，来到了26400元新台币。高效的医疗保险覆盖了每一个人。从人均购买力来看，台湾突破了六万美元，看起来是一个均富的社会。

但来到台北的艋胛公园，又是另外一种风景，观光客涌入龙山寺参拜，不远处有数百名无家者露宿在街头、公园。整个台北约有数千名无家者，近几年疫情的冲击，很多失业的年轻人，也一度掉入无家可归的境地。在朱刚勇看来，贫穷问题不明显的背后，代表着贫穷问题更容易被隐藏，底层人更容易被忽略，被污名化。

2014年，朱刚勇和朋友们在台北成立了“人生百味”。他们都不是台北人，没有社会学、社会工作背景，来自各行各业，有设计设计、企业管理、网络IT。他们搭建了网站agoama.tw，把回收拿给阿公阿嬷。通过地图的方式，帮助公众找到身边的拾荒者，并把家中废品、塑料水瓶分享给他们

这几年，人生百味一边在做贫穷议题的研究，整理街头无家者的生命故事。除此外，专注街友的服务，开设有提供街友们洗衣、洗澡的友善空间。这一年来，他们建立了暂住的收容点，免费为一些街友提供半年的住宿。希望他们能过一段稳定的生活，完成没有实现的计划，例如找到一根工作，重新和家人建立联系。这之后，他们有能力自己租房子，回到稳定的生活。

“他们其实只差临门一脚，我们用半年时间陪他一起存钱，一起把身体养好，状态变好后，就能脱离流浪了。其实在街上，大多数人都有顾虑，不愿意脱离流浪生活，不太想要离开街头。”

如果从贫穷者视角来看台北，它又是什么样的面貌呢？ 以下是朱刚勇的口述：

我第一次去台北时，看到车站外面睡了一排人，有点被吓到。当时很惊讶的是，为什么台北有这么多高楼大厦，可还是有这么多人睡在外头？我是高雄人，以前很少看到睡在路边的人，所以，我最先对街友非常陌生，只是蛮长听到人说，一个人好吃懒做不工作，所以才变成街友。

当时觉得惊异，就会上网去查：他们是谁，发生了什么事？但网络的资料非常少，只是新闻里面会说，他们很可怜，底下就有人留言：那是他们自找的，怎么不去找工作，很不自爱。总之，这样在网络上找不到答案的话，总总迷雾之下，我想去亲自去问问看、行动起来。

有一个蛮有趣的冲击感，当我决定要做这件事的时候，家人、朋友都会劝我，不要接近街友，会很危险，觉得这是治安的隐忧。但当我们接近街友时，街友们却很紧张，比我们看到他们更紧张。他们会觉得我们很危险，会想着———平常没事，这些年轻人为什么要靠近我？要么是想传教，要么是想诈骗。

我们一开始还算顺利，我们用大家最熟悉的方式，送便当。很多善心人士也会这么做，街友们很容易接受。送了半年后，我们循序渐进，就会问他：我有两个餐盒，一个给你，还有一个，可不可以坐在你旁边一起吃，因为我也找不到地方坐。这样，我们就在旁边吃，一起聊天，因此才发现，街上的生存很不一样，东西很容易被偷，也有诈骗集团想把他们身份证骗子，用来做人头。

那两年，很常遇到大哥大姐，跟我们讲说：他们的生活很苦，他们也想翻身，可是没有办法，找不到机会。但我并不能具体地理解：他过的生活是什么样？没有机会指的什么？在台北市，有七成的无家者，是有在工作的。对我来讲，也很难想象：睡在街上，确实很不舒服，可是你不用付房租，每天能挣几百块钱，有时候善心团体会来发便当。但你为什么存不下钱？

为此，我决定体验一下他们的流浪生活。想知道一天中，会发生哪些事情，让他的未来是很难翻转的。

1.流浪在台北的一天

虽然，七成的无家者都有工作，但大多数从事的是拿日薪的点工，有举房地产的牌子，或是工地的粗工。他们要聚集在公园，等着有人开台车过来说，今天需要十位，就从里面挑十个人。但这样的工作机会，很难预先知道，要早上四、五点就去排队。

我特别想要争取这份工作，就三点多去排队。但工头们看我是个很年轻的女性，觉得整天举牌子、去工地，肯定撑不过去，他们看到了我，就跳过了，直接点下一个人。原来我在这个公园里，没有人认识我的话，看我比较瘦弱，就很容易被这些工作淘汰掉，年纪大的街友也一样。

但我不想放弃，还动用了私人关系，在附近认识的人，借了手推车。我想着就去捡回收，用双手赚的，捡多少就能赚多少。我和另一个组员，就沿着商业街，一些电器行蛮愿意给我们很大的纸箱。我原本想象，收获会不错，但花了一整个白天，只赚了59元新台币。

虽然会有善心人士在公园发便当，但那些便当都很奇怪，例如说，下午两三点，有人会去对面的龙山寺拜拜，拜完后要还愿，会发善心。可是那个时间，很多街友都去工作了，也不是吃饭的时间。我睡在公园的那个晚上，夜里十二点，附近好像有个类似研讨会，还是音乐季的活动，他们还有剩余的便当，就拿到公园来发。可是，那个饭盒已经冷掉了，饭也都硬掉了。

你会觉得，虽然生活不至于饿死，但也没外界所想象的，当街友能爽爽地过。

我们第一个晚上，最后睡在了公园。带我们的导师，以前就流浪过，他觉得艋胛公园会有200多位街友生活，担心女生夜宿会不会安全。他带着我们去了社区的骑楼，但在半夜，被巡守队员驱赶了，他们都是社区的叔叔、阿姨志愿组成。他们一直说，睡到这边会给他们造成困扰。我们导师就说，睡在公园很危险，所才来到这个地方。那个人说，你们要体验当街友，就也要体验她们的危险啊。反正就是赶我们就对了。

这之后，我们和芒草心合办过几次流浪体验营。三天二夜，中间没有人逃掉，他们应该有了心理准备。很意外地发现，想要来体验的人，很多人的生命经验里，都很紧密地接触过街友。比如，有人是家人失联了，过了好久才知道家人变成了街友。

有些是工作中会遇到街友的人，但他不知道该怎么样，和他们相处。有一个收容所社工，他告诉我们，自己不知道住在那边的街友，白天都在干什么。只是每次都说去工作，但工作回来后也没有拿多少钱。他就想知道这一路发生了什么，才知道了雇主在东扣西扣后，日薪赚来的钱就没有多少了。

我印象蛮深的是一位医生，她在医院里，常会给病人一些建议，让他三餐正常，早点睡。有一个阿伯常去看病，但却从没有遵从她的建议，每次状况都不稳定。后来，她才发现老先生是街友。那时候惊觉，告诉他三餐要正常，要早点睡，其实都没有用。所以，她就想要体验老先生的生活是什么样，然后再给出更贴合这个人状态的建议。

这样观察下来，我们出过一本书《街头生存指南》，访谈了街上的大哥大姐。问他们，平常的衣食住行怎么解决，请了插画师画出他们生活的样子。例如，晚上睡觉的纸箱要怎么折，能比较避风，也能遮蔽强光，让自己睡的好一点。冬季低温的时候，气温在五度、十度是，台北车站，还有一些其他地方，会开放街友们在室内过夜。

他们习惯了台风天，有自己躲避的方法，有些在雨衣、雨伞的搭配下，让自己不至于感冒。每个人选择住的地方，也会不太一样，很多人喜欢住在车站、公园，这里人流比较聚集，资源比较多，善心人士会首选到这里发变动。

刚成为街友的人，很不愿意被别人知道，或者特别不喜欢被骚扰的人，会选择睡在河堤。在河堤，很难遇到人，中间被河堤公园隔着，城市又在另外一边。有人会去教会，以工代赈，晚上能睡在室内的长椅上。蛮多人又工作，晚睡想睡在软一点的材质上，他们会去网咖，便宜的话包夜只要120元，里面有沙发、冷气，或者是很大的电竞椅子，能睡的好一点，花费又比旅馆便宜很多。在疫情之前，也会有人睡在麦当劳。

我们也很关心，当街上的资源比较少的时候，包括街友、街卖者、外送员，要如何让生活维系、满足自己的需求。实际上，越底层的人，越需要公共空间，有钱人住在自己的花园就好。但社会对于公共空间，有着既定的想象，只能做某一类事，排除了一些人。公园里的长椅，中间会设有扶手，它只想让人坐着，不需要你躺下来。

饮水机也是，在小学、中学，放学后都会提供市民去运动。有一些有公共饮水机，他们也可以去接水，有些长辈会专门过去装水。可是，我们认识的街友，也知道那有饮水机，但他们说宁可喝公共厕所的自来水，也不敢进去用饮水机。因为，他们通常进去时，都会被警卫拦下来，其实他只是想去装点水。

这些事情都反映了，我们的社会是如何区别看待人的。

2.是什么风把你吹来？

我们有一次，遇到了一个文史老师。他说，台湾过去有很多的移民。某个时期，人们要坐着帆船，渡海来台湾这座岛上。在当时，你必须要很幸运，碰到很顺的风，船才能开到这个地方。所以，什么风把你吹来的，有一个层面是在说：我们都是幸运的。

2017年，我们第一次做“贫穷人的台北”，那次主题叫做：“是什么风把你吹来？”

顺着这个主题，我们试图找出，不同时代来到台北的人。像是1980年代，台北刚好是处在所谓的要现代化、全球化的阶段。那时，非常多的建筑物、商业区在兴起，出现了很多的工作机会。当时，很多来自中南部的人、东部部落原乡的族人，会觉得来台北，可以试试看，抓住这个机会，过得好一点。

那个年代，很多人也都白手起家，翻转了生活。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那么幸运，在过程里面是很颠簸的，有些人掉了下来。可以向上爬升，有些人

我们遇到的很多街友，就是那个时候来台北的。以前有次展览，是在松烟文创园区办的。有个大哥很兴奋和我们讲，他平时很少来这边，因为我们都住在台北西区，松烟在东区。但他刚来台北的时候，就是在这家烟厂开卡车的。他们就是后来失败了，在异乡打拼的中途，来到了街上。

除此外，也有从家里逃出来的，很多是女性。在那个很传统的家庭观念里，无论是生活，还是自我价值，女性都是被非常贬低的，甚至受到很多的家庭暴力。人们会认为这个是对老婆的管教，很正常。她们终于承受不住家庭的暴力，才逃出来，逃出来之后，一开始找亲戚、朋友。一开始找亲戚、朋友。但这些所谓的社会资本用完后，没办法一辈子呆着。有些人就会选择来台北碰运气，找工作的机会。

只有台北，才有这么多灵工的机会，大部分街友都在万华一带。万华位于台北西区，是一个比较早被开放，相对繁荣、热闹的地方。今年，我们的展览也举办在万华南机场。更早来，就有很多贫穷者住在这边，找工作的机会。人们在南机场一地啊，在河堤的区域，自己搭建棚子、小屋。他们很多从事往事运输、小贩的行当。国民党来台后，这里聚集了很多人，会担心有火灾之类的公共危险。

此后，这里有了新的都市规划，南机场盖了三期住宅，是当时台湾最先进的公寓区。当时是非常fancy的地方，第一个有冲水马桶的公寓。里面住进来的人，有部分是河堤去的中低层居民，也有国民党的军眷。但之后，随着都市开始发展，台北中心移到了西边的信义区。这个地方，慢慢变成了相对比较老的社区，公寓的屋龄也很高，所以市价在整个台北市区内都稍低，但交通又很方便。这让底层的人们，来到台北工作时，会先在这里聚集。

如果从数据来看，万华区是全台湾社会福利人口最多、最密集的地方。乍听之下，它是全台湾最穷的地方。但另外一面，这里也是社会救助、NGO很多的场域，形成了一个很特别的风景。仅有万华，就有两三个联盟，社区之间的联盟、NGO之间的联盟、贫穷议题的联盟。它们只是关注范围不同，但彼此之间，常会相互帮忙和分享资源。例如说，有附近的家乐福、饭店释出工作机会，大家丢在群组里，看看有没有的个案会需要。

街友们从事的举牌的日薪工作，都是一口价，五百、八百元。这样的收入，远低于法定的最低时薪，但因为属于非正式经济，很难管。除此外，他们的公司不愿意保劳保，觉得就是今天缺人而已，帮你保就很不划算，就无法得到工伤、失业等保障。在健康保险商，稍微不用担心，哪怕他们有一段时间没交费，社工还是能帮忙申请到医疗的资源。这算是在台湾蛮感动的事，当然，我们的健保债务也很高。

现在的年轻人，也像是1980年代，要来台北的年轻人一样，是想找一个更自由、更有机会的地方。我自己也不是台北人，到现在生活了第十年。可是，在这样试图独立的过程，我们并不想欧美人那样，这么原子画、个人主义，但也不像过往那样，你会和原生地绑地那么紧。

1990年代的台北。电影：《青少年哪吒》

以往，你会和家乡、家族关系很紧密，几乎不可能会流浪，不吭人没有饭吃。但你来到新的都市打拼，人生地不熟，需要学习和新的群体打交道。这样的中间地带，都还在尝试，但在这个过渡的过程中，本身是不稳固的，有些人很可能会掉落下来。

从社会福利来讲，台湾还有一些停留在家族制、户籍的捆绑中。一个低收入户，必须在原先的户籍地，才能申请到补助。除此外，很多补助会连同你的家人一起算进去。我和我的父母可能二、三十年没有联络了，但想要申请补助的时候，法律会告诉你：你的爸妈有地有房，你不能申请。

但我很可能是，被爸妈打出来，才逃出这个家的。这在目前，还是一个难解的问题。

3.流浪生活：一条单向度的路

这两年，我们遇到了很多年轻人，因为疫情失业，没有存款，就成为街友。这也有房东的原因，他可能这个月交不出房租，就被踢出去了。一直以来，青年在贫穷问题上，看起来并不严重。从最低起薪来看，他们是可以打平城市生活的成本。

但疫情的关系，八大行业、娱乐行业要暂停，尤其是台北是一个充满服务业的地方。这几年，收到了很大的波动，中间忽然掉了下很多人。他们的外表看起来很普通，但过去的生活支持网络是很脆弱的，只有工作才能勉强养活自己。但没有工作后，就直接往下掉。

这些人有的背景是，家庭经济状况是贫困的，遇到这样的状况，不像造成家人的困扰，也不敢回去求救。更糟糕的是，有人就是从一个高张力，或有暴力的家庭逃出来的。一些人被辞退后，会选择当外送员。

以前，很多年轻人为了要争取多一点时间，认为更自由，进入零工经济。听起来，零工是帮助我们，脱离社畜的生活。可以，更有弹性、更自由的结案。这几年，进入零工经验的年轻人，和疫情蛮有关系的。世界很多经验、各种案例，早就告诉我们，零工经济是另外一种奴隶制度。这些年轻人，就遭遇到了同样的状况。

今年初，我们才认识了两个外送员。每天晚上，他们都住在五百块一晚的旅馆，几乎是无家者。也许，你算一算，一万五也能租个房子。但他没有办法一口气累积到这么多钱，只能每天、每天地付房费。

对于街友们来说，冲击最大的是公共区域的饮水机关闭，他们没有水可以喝。除此外，类似网咖、麦当劳的内用区也关了——原本睡在里面的人，只能到街头，但发现没有地方洗澡、洗手，没有地方可以喝水。他们有一些人要用手机联系社工、老板，但也没有办法充电。

我想，贫穷可能和身心障碍、性别、性取向不太一样的是，它更容易被隐藏起来。我们做了几年的贫穷人的台北，除了友友的议题，也包含了贫困家庭、都市原住民、街卖者、精神疾病等议题。在外界看来，比如年轻人和老年人、生病的人、健康的人…..他们都面临着不同的贫穷处境和风险，机会也不太远。但总体来看，贫穷更多体现在社会排除上。

社会排除有几个面向，空间上的、经济上的、社会关系、社会参与上的，还有象征性被排除————就是一种刻板印象。比如，社会会认为街友很脏，酒店公关很堕落，街卖者是骗同情心的人。这个观点被建立了起来，他们都来不及向别人说：我是谁，我想做什么。

总之，这些印象会先扣在他身上，把他想说的话都锁住。从空间上，有议员就说要对公园泼水，或把街友们集中送往阳明山。实际上，街卖者、捡回收的人也一直被驱赶。我们想找房子做街友收容单位，就会产生邻避。他们不愿意让这些人在这里，周围的人是排斥他们的。

台湾人很爱选举，政治人物也很看重选票，但他们不会重视贫穷者的选票。他们大多生活在异乡，因为户籍的问题，只能在家乡投票。但几百块的车票，对他们却是很高的负担。

在台湾，台湾大学是人们的第一志愿，它有另一个戏称，就叫做大安区社区大学。因为，学校就在大安区，能够念这所大学的人，很多从小就在附近长大，这一片地价很高。住户都是中高阶层，或是公务人员的小孩，才更有机会考到台大。他们念了这所大学后，能接触到更多的朋友，未来得到更多的机会。但对于底层人来说，这样的机会很少，社会关系也是慢慢断裂的。当你有了贫穷者标签的时候，社会是害怕你的，不愿意跟你亲近。

我们常听人说，贫穷的人是好吃懒做，不工作才变成这个样子。事实上，很多经济活动、职场，是把贫穷者排除在外的。我用街卖者来做例子，他们是作者轮椅，在街头卖口香糖、玉兰花的人。但有些人，对一直做这样的工作感到不舒服，想要转行，想要能够做餐车。但这需要考证、上课程，但他们发现考证的地方，无论是炉火的高度，还是洗手台，根本不符合身障者的使用。所以，他就算想要不做那个别人看不起的街卖工作，也无法成为专职厨师。因为，这道门就没有为他而开，能够选择的工作也非常少。

我们会帮认识的无家者找工作，但总有雇主会说：我没有歧视啊，但你们没办法写居住地址，对我来说不太稳定，很难雇佣他。那时候我们说好，会想帮忙，帮他找住的地方，会垫付一下房族，等他有了收入再给我们就好了，先撑过去。但找房子时，放低看到他是街友，就说我不敢租房子给他，很危险。

安全的住所，对于想脱离流浪生活的人，很重要。有些人是有动力存钱，好不容易存了一笔钱，可能某个晚上遇到扒手，这个钱就不见了。或者他原本有个不错的工作，可是周围的人，晚上起了争执，起了很大的声响，当天没有睡好，隔天早上上班迟到了，主管也是个有情绪化的人，就说你不要再来了，直接辞掉了他。

你就会发现说，成为无家者，这是一个很单向的门，你一路走出去，没办法寻着原路回去。

4.呆在家里被打，不然出来变街友。只有这两种选择吗？

我一直都觉得，我们和街友是互相看照的，在台湾的社工，讲他陪伴的个案的时候，他不会是说哪个是我帮助的街友，他会说是和我一起工作的街友。在语境上，很大凸显出了，人是要一起走的。

我们成立“向贫穷者学习联盟”，举办“贫穷人的台北”展览，也是受原住民学者孙大川的影响。他在法国留学期间，在巴黎接触了“第四世界运动”，是一个关注和陪伴底层者的计划，让他很感动。

他找到了我们，问有没有兴趣做一个类似的计划。这个计划的重点，并不是帮助贫穷者，而是“和贫穷者一起”，倾听他们的生命经验。在过往，历史都在讲执政者、掌权者的帝王史，但没有权力的人，构建了这个城市的大部分地景，这个城市的基础。但他们没有被看见。

于是，我们开始记录和聆听这些生命，想要把历史还给贫穷的人。当我们用这种方式看待，整个视野会开阔起来：他不只是在路上睡觉的老先生，以前也有家庭，在生命遭遇了一种职业、一种社会环境下，才来到了这个地方。我们发现，这里面不只是贫穷的议题，和家庭、社区、疾病、劳动议题都有关系。所以，我们就把一个个不同团队串联起来。

举办展览的初衷，是因为乍看起来，台湾没有很大的贫富差距、赤贫的问题，贫穷相对隐蔽。这让贫穷的人不被不重视，很多人就卡在不上不下，有工作不至于饿死的困境中，卡着卡着，才会发生一些极端的事件和悲剧。

我们向带着社会大众看见贫穷，知道它确实存在。如果它不严重，我们就有办法一起看到，一起解决。如果我们看到它比想象中严重，那正是我们该正视它的时候。这几年的展览，除了社会工作者外，也串联了老师、里长、政治人物、警察、医护。他们的工作中，都会遇到贫穷者，老师会在学校面对不同的家庭，警察在执法的时候，会遇到不同的人。如果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他的生活里面，在高抬贵手一点，或更包容一点，就不会有这么多社会排除的现象。

今年，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不只是大众认识贫穷经验，贫穷者们，也能同理其他的贫穷经验者。一直以来，是说会有一种鄙视链的存在吗？他们会认为，街友是最辛苦的，有家能够住会好一些。比起老年人，年轻人更好一些，找到工作就有更多可能。但这几年，贫穷经验者之间，互相听了彼此故事，感受到了彼此的共通点，大家生活都不容易。

例如，有一个新移民妈妈说了自己的故事，收到了一封高关怀少女（指身体及心理上面临困难、危机的未成年）的信。女孩说，自己还没有变成现在这样之前，她是从家里里面逃出来的孩子。在家里只有她的奶奶爱她、照顾她。她的奶奶就是越南人，是她唯一的支柱。当她奶奶过世后，她决定，一定要逃家。所以她听到新移民的妈妈，有越南的口音，讲她住在越南的故事的时候，就很触动。那一天，她们相互拥抱，留下彼此通信。那个新移民妈妈也邀请女孩，要是有空，来她家里吃饭，那边有很多姐妹。

那是一个说故事的夜晚，每个人都能上台拿麦克风讲自己家的故事。有一个社工，讲了自己家里发生了什么样的冲突。那也许是第一次，无家者们听到自己的社工，去讲自己的家庭细节。那个时候，台上的人已经不是社工，而是在家里有伤痕的人。有人意识到，没有家不是一件羞耻的事，因为很多人的家也是破碎的，不一定只有快乐。

这几年，我一直在做无家者的陪伴与田野。她们在过往受到了家庭里面不好对待，暴力，逃了出来。但没有遇到好的际遇，变成了无家者。有很多人会指教这件事，结论会说，你看女人果然不应该离开家，还是要安分守己一点，你看变街友了吧。

我碰到过，一个五六十岁的大姐。她当过很久的家庭主妇，受不来丈夫家暴，逃出来了。她的家庭很传统，认为嫁出去的女儿是泼出去的水。没办法回到原生家庭里面。在婚前，她很早就出来工作了，但收入全部被父亲拿走。当她到了台北车站开始流浪之后，发现台北有很多过去很向往、但又得不到的东西。

例如说，学习的机会。父母就说女孩子不需要学习、工作，你只要以后嫁了老公就好。所以，小学没有念完，就被送去农地、工厂上班。在台北流浪，反而有机会到教会去学免费的英语班，外头的野台还总有歌仔戏演出。她以前很喜欢歌仔戏，但因为要工作很长时间，所以看不到野台戏。过去，她一直想要看电影，但身上没要。但在台北，她发现有图书馆这样的好地方，每个月都会免费播放好看的电影，台北也有很多免费影展。我也常爱跑影展，总和这个大姐不期而遇。

社会看待她们很落魄，但她们来讲，石中玉逃出来了。对我来说，这些女性告诉我的是：你看我这个样子，好像很可怜，可是这已经是我人生最轻松的时候了。有人找到了她的兴趣，学英文、看电影。有些人过去被锁在了家里，只能看着老公、看着小孩，没有其他朋友的存在。但她在街上找到了自己的朋友。

这些女性告诉我的是：她们不后悔离开家庭，她们想要找到更多生活的出路，只是现在生活的选项不提供给她们。对我来说，身为女性的我，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呆在家里被打，不然出来变街友。难道我们只有两种选择吗？

只有这样的可能性吗？这让我会更有动力，去闯开这样的社会束缚。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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