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塔

【乌克兰】卡特琳娜·芭布吉娜（Kateryna Babkina）著

钱佳楠 译

本文原发《湖南文学》2018年3月，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事情是这样的，我童年时的衣服全是爷爷帮我做的。战争爆发前，他就喜欢用车床割东西，割出来的都是特别精致的玩意儿——他有一双无比灵巧的手。可惜他在战场上弄瞎了双眼。对，是看不见了，而不是断胳膊断腿。看到他回来，奶奶特别高兴。虽然他们之前不过是舞伴，并没有这么亲，但战争结束后，我的爷爷，有体温，活生生，四肢健全（虽然瞎掉了）的爷爷，已经被看作是极其幸运的人了。

爷爷不仅舞跳得好，脑子也特别活络，所以他总能够找到活儿，通常是退伍老兵协会让他到技校里做讲座，讲讲马列主义之类无关紧要的东西。他甚至还在讲座之余上了夜校，拿到个历史学的学位。无论走到哪里，他都拄着他那根细长，咔嗒作响的拐杖，戴着他那副花里胡哨的眼镜。人人都愿意帮他。

爷爷想死了他以前的车床。奶奶的波多利斯克牌缝纫机总让他想起那些工厂岁月——尺寸和高度刚刚好，手感舒服，响着金属的刮擦声，上过油的零部件闪闪发光。奶奶用这台机器把旧被套翻成了床单，又把旧床单翻成枕套，再把磨破了的枕头套翻成麻布袋。她从没做出过比装荞麦的棉布袋更高级的东西，她也不想试。说到底，她还在军人服务社里当会计呢，这意味着她不差钱也不差关系，她能找到任何人给她做衣服，做随便什么衣服。

爷爷深爱这台缝纫机，没事就要摸摸它，拍拍它。他慢慢转动手轮，听机针走着；他也会在台板上摆张纸，然后触摸机针留下的小孔。他学着怎么穿线，学着怎么用耳朵和双手感知针线的长短和机针的快慢。他花了大把的时间在研究这机器怎么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做这么多事，他反复转着手轮，试着不同花样的缝法。其实，我根本不清楚这些，我是瞎编的，因为我出生的时候，我的盲爷爷已经是摆弄缝纫机的好手了。

我不知道其他人是怎么过来的，但苏联解体时我爷爷的手艺对我们家至关重要——那时我们啥都没有，吃也吃不饱，爷爷和奶奶都已经退休，我妈在学校做老师，教的是毫无希望的俄国文学，这是个甚至都没人愿意花钱请家教的学科。所以，我家没有额外的收入。学生们很爱我妈妈。逢年过节他们都会送鲜花来，即便在他们毕业很多年之后，可花又不能当饭吃。

以前，爷爷做缝纫纯粹是出于好玩，这是属于他一个人的世界。他会给我做衬衫，绿色或黑色的，针脚细密，尺寸总是正正好，纽扣孔挑不出任何毛病。有时候他也会给我做布偶——就是那种你可以把手指套进去，然后自导自演，假装你是棕熊或大象的那种。它们的眼睛和嘴巴总是用一种坚韧无比的绣线缝合的，这些线永远是深棕色的。

就在那时我决定把爷爷的手艺变成一项活计，我们私下订了协议，这协议同样是坚韧无比的，它把我俩拉得很近，也因为它，我们都不至于发疯——那年我快满九岁了，而我的爷爷，差不多七十了。

“奶奶把那些零头布放在哪里？”有一天我问爷爷。

我知道自从奶奶到军人服务社上班起，我们家就有了很多“零头布”，一些上等布料的卷边。爷爷对奶奶的散布从来都没有兴趣，他喜欢那些普通的，来路正当的料子，多数是厚棉。不过他当然知道这些零散布藏在哪里；假如你有什么东西找不到，你只需要问问爷爷就对——他对家中的一切比谁都清楚，他会立马告诉你上哪儿找，而且几乎从不出错。

我选了一块栗色的丝绒，或者按他们的叫法，是长毛绒。这东西豪华极了，像时尚杂志里印的——我妈妈总会想办法托人从外国搞来几本时新的杂志，在家里放上一两天，只为过过眼瘾。不过那个时候奶奶已经顾不上这些零布料了，她开始到集市上卖糖和谷物，把它们装在她以前做的布袋里，所以我们还算不上完全在喝西北风。我妈妈从学校下班回来后还要学英语。她觉得只要她能通过硕士文凭的考试，然后换个专业，所有的问题都能解决。那时候所有人都想学英语，她花了好些时间终于把“衣橱”、“废弃”和“教育”这些单词记熟了，甚至考试也考过了，但她从没真正掌握这门语言。

长话短说，没有人有这个空来留意我跟爷爷。他耐着性子，专注地听我描述我理想中的裙子的式样：当然穿起来要笔挺，不过可以收一点儿腰（就一点儿），前面打些褶儿（“娜塔沙，这是为什么呀？”爷爷会笑着问我），要有垫肩（我们是从奶奶的夹克衫里拆出来的），三颗纽扣（这个我可以自己钉），要圆领，中袖，然后裙摆要收到膝盖上面，但也不能太短。

爷爷用手指细心地量出我的尺寸，摸出我肩宽，臀围，臂长和锁骨的间距。如果家里没人，我们就把地毯卷起来，他把栗色的长毛绒铺在地板上，人趴在布上，用一把专用的双刃刀裁出只有他知道怎么裁的布条子——裁刀也是很久以前他自己做的。裁刀的印子剜进了实木地板，随着年月累积越来越多的疤痕留下了，被地毯掩在下面。爷爷做衣服很慢，但等待永远是值得的。

我穿去参加第一次校园舞会的裙子是最好的。那时候，过膝的长筒袜正流行。我剪掉几双旧的厚黑袜子，爷爷把它们做成拷边。这些袜子老是往下滑，不过当你穿着这么漂亮的裙子，没人会注意袜子这么细小的事儿。

爷爷从没问过我穿那条裙子的感觉怎么样？他等不及想知道我要的下一条裙子是什么样的。

之后的三年，我们就是这样过的：我把妈妈偷带回家的时尚杂志翻了个遍儿，解释给爷爷听我看到的所有衣服——料子，纹理，款式，褶皱，领子，大小，长短。我们一起用手感受着奶奶的零布料，慎重地做出选择。然后我们就等到其他人都出门之后，卷起地毯，铺开绒布，爷爷靠着触觉裁剪着，那些特殊的疮疤刻在地板上。直到今天我还没给地板重新上过蜡，地毯是早就不见了，而那些做衣服的印记，随着岁月被家人的脚步抹平，但仍能看到。爷爷是我最好的朋友，他知道我的所有想法，所有秘密，甚至在得知我把他做的一条裙子卖给班里的同学玛丽安娜之后，也能原谅我。我对这笔最初的买卖很是得意，但爷爷不喜欢。他苏联时期的老观念让他没法接受任何地下交易。在那之后我还在倒卖衣服，当然，我没再告诉爷爷，他也从没问过这条或那条裙子放哪儿了，或者我到底有没有在穿。我把赚来的钱——小额的纸币——塞进妈妈的皮夹，弄得像它们本来就在那儿的样子。如被问起，我就说我是从街上捡到的，也有一些钱被我浪费在小甜点，可乐，唇彩或海报上。

慢慢地，我需要的裙子越来越少，我有了喇叭裤，更多时候穿的是衬衫，T恤和汗衫。我和爷爷待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他不喜欢听我那台信号微弱的收音机上播放的音乐。而且，我也不敢像过去那样什么都跟他讲了，他所有的故事我都已经听厌。奶奶老了，走不动了，没法再去集市。她时常坐在爷爷身边，他拨动缝纫机的手轮，她深情地望着他，就好像她后悔以前没有好好看过他，而今她要加倍补偿。

爷爷还在给我做裙子，只是越来越慢。他做的所有衣服，就算到最后一件——我穿它去参加音乐学院的独奏会——都漂亮至极。他走得很安详，趴在他的缝纫机上。他那时一定寂寞极了，而我们是很久以后才得知的——他寂寞到会在旧书页和旧照片上刺图案。

那些留在我这里的裙子我一条也没扔，它们满溢着无私的爱和无法赎回的记忆。如果可以，我甚至想买回那些我只穿了一两次就卖掉的裙子。

大概过了二十年之后，科斯塔，一个在斯卡斯提亚战役中双目失明的人，机缘巧合来到了我家，只是整个会面过程尴尬极了。

我是在一个星期五的下午五点去接他的。他还要到医院定期复诊，虽然他已开始学盲文，也开始找事做，甚至已经在做一些志愿者工作。我们的计划非常简单：到河边散个步，闻闻树上嫩芽和鲜花的香气，听听鸟叫和孩子的笑声。我也可以带他去商店买几件衣服——几件百搭的外套之类。但我很快发现自己根本说不动他。到头来，我只好送他去河右岸他父母的家，科斯塔打算在那儿过周末。

我付了科斯塔的医药费，虽然掏的是自己的腰包，但这是我能为这些从战场归来的军人做的最简单的事情——这场可怕的战争发生在我们的国家内部。有位志愿者对我说，科斯塔想见我，可我想既然我们中有一个是看不见的，我们怎么可能“见到”彼此呢？

快到河岸的时候，来了一场骤雨，稀里哗啦的。我尽最大可能保持心情开朗，嘴角边一直挂着微笑，弄得好像科斯塔能看见一样——我笑得像个傻子。我不太知道如何应对这种场合，只好一个人絮絮叨叨地找话题。科斯塔看起来自信沉稳，反应很冷淡，他大概不太喜欢我。

下雨之后，我感到我俩谁都不想再散步了。我们把车开去大桥，开去科斯塔家的方向。可我猜这座城所有的人也都打算过河，所以我们遭遇了可怕的拥堵，看情况要堵到明天早上。我必须想点法子让我俩不至于无聊，让看不见的科斯塔，不太喜欢我的科斯塔，不至于太闷。

“想不想看电影？”我问他。话说出口后我才意识到自己错得有多离谱。

很长时间我们都沉默着。科斯塔的年纪比我小很多，我估计大概要小十岁的样子，可能更小，接着他突然大笑起来。是那种发自内心的爽朗的笑。我也跟着笑了。忽然，我觉得他没有不喜欢我。

“电影就不看了。”科斯塔说，“你有没有想去的地方？”

“啊？”

“嗯……你有没有想去的地方？”科斯塔重复道。

我们在等红灯，磅礴的大雨敲打着挡风玻璃，雨刷被调到最高档，呼哧呼哧地来回摆动。

“我想回家。”我坦白说，“今天好累，我做了很多事情，肚子也饿扁了，我现在只想回家，真的。”

我通常不带男人回家，但科斯塔对我来说不像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男人。他坐在餐桌边，身上有种单纯却高贵的气质。我往煎锅里扔了两块牛排，打开抽油烟机。他扶墙起身，摸到陈列架，开始逐层感受架子上的东西：烛台，我的笔记本，轿车的备用钥匙，来自世界各地的小摆设，没有加框的照片——妈妈，奶奶，刚打仗回来还穿着军装的爷爷，还有一些我的朋友的相片。抽油烟机隆隆作响，牛排在锅里煎着。我打开窗，点上一支烟，雨还在哗哗地下。我们会一起吃饭，然后我会开车送他回去。所幸我们之间没有生出任何敌意，我刚还在担心他会赌气说要挣钱把医药费还给我之类。还好这些都没发生，我们反倒轻松自在了很多。

刚开始我完全没有意识到科斯塔是在对我说话。

“什么？”我问，抖了抖吸了一半的烟，把烟灰撒到楼下，然后把头从窗外的雨里缩回来。

“娜塔沙，我爱你。”他重复道。“我的双手仍然记着你，直到现在也一样。”

听到这些，我简直火冒三丈，我准备叫辆出租带他走：“你滚！失明了不起啊？你以为你是谁？你说这些是什么意思？”但很快我意识到对我说话的人不是他，是另一个人。是有人以前就说过那些，而他不过是在把原话再说一遍给我听。

科斯塔手里拿的是一张我爷爷的照片，上面刺着几个小孔——我过去以为这不过是一个可悲的老头儿在脑经不太清楚的时候会做的事情。

科斯塔的手指抚摸着照片上的针孔，又说了一遍，这次说得很慢：“娜塔沙，我爱你。”

他在多少书上留下了他的笔记和箴言？等着我去摸？他用他的方式保留了多少没能跟我分享的情感？又在多少照片上留了话，或严肃或只是逗我开心的话？

“我的双手仍然记着你。”

那些我不认识的人寄来的旧明信片，他戳了洞想告诉我他们对他的意义，或也是他们对我的意义。有多少他留给我的爱我要到时隔多年以后才能发现？隔了这么久，这么久的时间？我甚至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他留了这些无价之宝给我，我可能永远都读不懂这些文字，但是他相信总有一天我会看见，也会明白。

科斯塔说：“直到现在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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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琳娜·芭布吉娜（Kateryna Babkina, 1985-）是目前乌克兰全境最炙手可热的青年作家、记者、剧作家。她著有四部诗集，一部长篇小说，两部短篇小说集。她还专门为儿童写了两本书，在乌克兰掀起了阅读的狂潮。她的小说以明快的节奏，简洁的语言以及对人类温情的敏锐捕捉为人瞩目，她的作品现实性很强，关注当代生活，同时也融入她个人和集体的回忆，然而却永远能提供看待日常情景的全新视角。她的作品已被译作英语、瑞典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等超过十种语言，目前尚无中译。《科斯塔》选自其出版于二○一六年的最新短篇集《光着的人最开心》，由本文译者从安娜·莱丽芙（Hanna Leliv）的英译本转译，在重要的细节，语体选择等方面都得到莱丽芙的讲解和协助。莱丽芙是海明威、石黑一雄等著名作家的乌语译者。这则短篇的翻译已获得原作者的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