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声喧哗的表象之美：为什么我们还在看安迪·沃霍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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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安迪·沃霍尔”展览现场，2021.7.3 – 2021.10.10，UCCA

1962年，沃霍尔在餐厅Serendipity 3门前，身后是演员Stephen Bruce

在刚刚过去的8月6日，纽约一家安迪·沃霍尔常去的餐厅Serendipity 3推出了特别菜单，以纪念艺术家的生日。你可以毫不费力地猜出沃霍尔爱吃的东西：热狗（加点泡菜），薯条，冰冻热巧——如果活着，沃霍尔是93岁的爱吃甜食而又身型良好的老爷爷了。

很难想到，沃霍尔能够在去世近四十年后依旧被如此追捧，如同凡高一样被众人化身为艺术偶像，只是从两种完全相反的角度：前者有精神障碍，因为作品情感强烈和举止疯狂而难以被常人理解；后者则是因为太容易理解，不设任何知识和经验的门槛，一目即了然。但这两个艺术家也有一个共同点，即起初都不被传统精英艺术体系接纳。

被精英艺术排斥并不罕见，现代艺术史上的众多艺术运动，都以反艺术的形象出现。任何试图掀起浪潮的前卫艺术都被视为革命性的，围绕着更深层更极致的思想。但沃霍尔的作品与艺术的“本质”背道而驰，混合了太多商业、名利、媒体、传播的元素，以至于连反叛都说不上，更多的是对艺术领域的扩大。他另辟蹊径，以敏感的商业逻辑创作了大量适合流通的艺术品。

沃霍尔拿日常用品开辟的艺术帝国，直接得益于上世纪50年代美国的经济腾飞。在经历了20年代末的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后，美国在二战后几乎毫发未损，工业技术再次被革新，一跃成为世界经济中心，华尔街股市从1949年连续上涨了8年。一瓶瓶可乐被机械手臂整整齐齐地码进箱子送进商店，一辆辆漂亮的福特汽车被组装好，停在千家万户的院子里。物质丰富以如此可视化、可占有的形象出现，整个社会都在享受拥有的快乐。

资产阶级生活在年少的沃霍尔心里就萌了芽。那时他还叫安德鲁·沃霍拉（Andrew Warhola），是一个从捷克斯洛伐克移民到匹兹堡家庭的第三个儿子。沃霍尔寡言少语，过于安静，但从小就喜欢杂志，尤其对印满电影明星照片的杂志爱不释手。在母亲的支持下，他拥有了第一台相机，十七岁进入卡内基理工学院，主修绘图设计。正是这些关于艺术的基础学习培养了沃霍尔极大的自信，1949年毕业后他去了纽约，决意在那里实现自己的美国梦。

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以波洛克为首的抽象艺术堡垒已经开始受到威胁。1958年贾斯伯·琼斯(Jasper Johns)在纽约举办了第一个个展，作品几乎一夜之间全部卖光。第二年罗伯特·劳申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的个展也一举成名。这些艺术家画生活中的寻常之物：布片、报纸、街道指示牌、照片、广告、垃圾，居然如此就被大众轻易地接受了。此时的沃霍尔凭着聪明和勤奋，已经成为纽约最知名的商业设计师之一。但他依旧怀抱着雄心，想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

无论是幼年对明星和杂志的迷恋，还是在纽约积攒了十年的商业设计经验，沃霍尔敏锐地意识到了名人效应、商业推广和市场营销的影响力。作为广告大师，他深谙传播之妙：东西印刷得越多，复制得越多，看到的人就越多。这不仅可以作用于社会，同样可以作用于艺术。如果他能把这种的形式运用到绘画中，全美国的人都可以观看和拥有他的作品。

而想要被更多人接受，艺术就不需要设立什么门槛。沃霍尔想到了他吃了20年的食物：三明治，番茄味的金宝汤，以及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东西，比如钱或者可乐，“最富有和最贫穷的消费者购买基本相同的东西”，这些东西几乎让人忘了阶级的存在：试想此刻的你正和美国总统一起喝下手中的一罐可乐，那真是一种隔空的举杯，一种让人亢奋的共振。

依据沃霍尔的看法：“我们的世界不是为了服务于什么目的，只是单纯、最低限的原质，吃就是吃，睡就是睡……”艺术也可以这样。于是1962年的春天，他先尝试了用丝网印刷的方式复制了“一美元”，随后7月在好莱坞费若斯画廊(FerusGallery)展出了做了关于32个罐头的个展，效果看起来尚可：即便饱受讥讽，罐头还是卖出了1000美元。

1964年沃霍尔在纽约一家超市里买Campbells速食汤罐头。“最富有和最贫穷的消费者购买基本相同的东西。”

很快的，一件改变沃霍尔创作命运的事情发生了：罐头展的一个月后，也就是1962年8月，玛丽莲·梦露突然死亡。嗅觉敏锐的沃霍尔第一时间买了一张梦露的肖像照，用手工绘制和丝网印刷的方法，把这个全美国人最爱的女人的面孔复制了1000张，从彩色到黑白，每一张面孔都相似，但又若有似无地显露着不同神情的脆弱，让看到的美国人一次又一次地心碎。紧接着1963年肯尼迪遇刺，遗孀杰奎琳的脸庞以同样多义的形式，再一次被沃霍尔投放到大众面前。

自此沃霍尔一发不可收拾，开始了自己的视觉实验。他逐渐抛弃了手绘的成分，机器印刷所形成的巨大、偶然、冲击的效果已经足够了。从伊丽莎白·泰勒到犯罪分子，从车祸现场到电影胶片，这些美丽、充满欲望、被废弃的形象上，表情、特征、错笔、矛盾的细微之处都被放大，它们既是被观瞻的物化的客体，又带着某种不确定和象征性，充满了情感的哀伤。

“我觉得对我而言，告别绘画的方式应该去创作一幅能够飘浮的画。”1965年沃霍尔宣布放弃绘画，在工厂屋顶将超过7米长的像阴茎状的氦气球放入天空。

“绘画很过时，我想用新的媒介‘画画’” ，在当时有这个想法的人不止沃霍尔一个，但只有他对电影和胶片媒介的运用，把自己的视觉实验又往前推进了一步。在这次UCCA的展厅高处，就展出了实时拍摄又几乎未剪辑的《沉睡》（1964，6小时）和《帝国大厦》（1965，8小时），以及由每秒24帧减少至16帧的缓慢的“试镜”系列。沃霍尔的影像和他的平面作品风格一脉相承：简洁直接，几乎不添加任何的剪辑和叙事，所见即所感。于是就有了《睡》《吃》《口交》等。这种几乎强迫占有观众极长的生理和心理时间，挑战耐心和自信心的影像，竟然能让人产生一种凝视的深流体验：当你抬头，看到一个男人在昏暗中沉睡中的臀部，或者一个巨大的面孔注视着你缓慢无声地哭泣，确实会感觉到一种奇异的美感。

电影《雀西女郎》（1966），海报上印制着：沃霍尔的超级电影（super-movie）。《雀西女郎》拍摄了4个月，由12部30分钟的短片组成。镜头长久地注视着切尔西旅馆房间内的生活，场景两两并置播放，将人们的喜悦、悲伤、迷茫、冷漠拼接在一起。

沃霍尔的流行文化王国在20世纪60年代达到顶峰，伴随着外面社会的大变革、反战示威、黑人抗暴的沸腾，沃霍尔的银色工厂成为纽约时尚文化的乌托邦，每天都围绕着成批的明星、望士、艺术家、嬉皮士，以及永不停歇的派对、迪斯科、性、药物。上流阶层的人喜欢沃霍尔一反传统的趣味性，而底层人又越发相信这个人无所不能。几乎全纽约特立独行、富有才华而又穷困潦倒的人都聚集在沃霍尔身边，形成一个地下电影王国。1963年至1972年间，沃霍尔制作了600多部电影，包括多部记录他银色工厂访客的黑白“试镜”短片。这里面有鲍勃·迪伦、由他承当经纪人并安排巡回演出的“地下丝绒”乐队、被他捧红的女星伊迪·塞奇威克（Edie Sedgwick），以及被沃霍尔弄丢剧本后朝他开枪的瓦莱丽·索拉纳斯（Valerie Solanas）。

直到1987年去世，沃霍尔一直都是成功的商人和偶像。他有着稳定获利的运营模式（名人肖像印制-杂志-电视节目-电影），其中包括1970至80年代制作的两档电视节目《安迪·沃霍尔电视秀》和《安迪·沃霍尔的十五分钟》。“挣钱是艺术，工作是艺术，好的事业也是艺术”，沃霍尔如此坦诚，以至于很难出现创作者常有的过于狭隘的自负和自我欺骗。沃霍尔的神话不仅依靠于当时社会文化潮流的转变，也基于他对媒介天才般的了解和运用。从绘画到印刷，从名人头像到电视电影制作，他的思路始终都是一致的：最大限度的利用大众传媒的内容和传播效果。

1978年，沃霍尔工作室星光熠熠的除夕夜：Halston亲吻 Diana Ross， Jack Haley Jr和他的妻子 Liza Minnelli，Bianca Jagger

在艺术发展的历史上，“复制”从来都没有意义，直到“复制”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让这一行为本身成为意义。对于沃霍尔来说，事物存在本身就是艺术，复制事物就是展现美本身，至于神韵和灵光，则通过观众自己的眼睛去解读。用丝网印刷创作纯粹的艺术品——这个看上去轻而易举的点子，在他之前无人使用——使得沃霍尔身后留下了超过一万件的艺术作品，成为全球产量最大的艺术家。

沃霍尔的创作曾经被誉为是具有普世意义的，平民价值消解了主流话语权。他往“艺术是什么”这个口袋里面填充了又一个糖果，就好似当代互联网商户培养出了新的用户习惯。早在Facebook和Instagram时代之前，沃霍尔就痴迷地记录他的活动和社交圈，这都反映在了他的“试镜”系列的镜头中。如果沃霍尔生活在当代，无疑他也会天才地利用互联网，Emoji，会先人一步制作NFT艺术品，并把自己作品送上太空。

沃霍尔去世后还在做广告。2019年，汉堡王将沃霍尔1982 年吃汉堡的片段制作成广告，广告语为“#像安迪一样吃汉堡（Eat Like Andy）”

人们已经不是第一次去怀疑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了，但自然生活与机械艺术之间的分裂，当代互联网技术传播的扁平化和同质化，让人工与机器（AI）之间的张力进一步扩大。追求智性进步的社会再一次出现了裂痕，无数的虚拟空间像海绵一样，被算法指引的内容充满，人面临着自身被工具化的境地。

曾几何时，互联网也被认为是全球民主进步的技术堡垒，是最大的传播媒介。但伴随着算法的精准，人们越来越被同质化的内容所包围，陷入在独身定制的碎片化信息的领地里。再也没有比在社交软件的评论区里发生的语言对抗更激烈、更频繁的战争了，也再也没有比这更“普世”的战争了。互联网战争的成本如此之低，无需深思熟虑，只要能连通网络就能实现；而它的成本又如此之高，每个人都深陷手执武器和审判权的亢奋里，在日趋固执和狭隘的危险中无知无觉。

所以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即便波普艺术现在是出现在美术馆还是路边摊都不会让我们感到惊讶，沃霍尔还是我们的镜子。千万人开始通过直播平台观看网红吃饭、喝水、睡觉，社交软件也在让“每人成名5分钟”成为现实。网红大IP自身不仅是媒介，也已经成为商品。我们对无处不在的爆红和自我物化如此习以为常，以至于“人人都可以”再次成为了一种均质的贫瘠。人们正用越来越高清的前置摄像头和美颜效果，试图照亮自己的美，但这一众声喧哗之上的表象之美，正面临再一次被消解和重组的命运。

手执镜子的沃霍尔